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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普及图书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它架起了普通读者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桥梁，使传统经典变得易读易懂易传播。本文从古籍遴选、体例设计、编辑主观能动性和精品维护等方面探讨了经典普及图书精品的打造路径。
【关键词】经典普及图书 系统打造 精品维护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承和发展中華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对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提倡与推进，通过出版经典普及图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些出版社自觉承担的文化使命。中华书局近年来推出的“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等丛书，在业界和读者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笔者结合在中华书局从事经典普及图书的编辑实践，试就经典普及图书精品的打造路径谈一些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籍遴选，牢记“基本书”概念
通过阅读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素质，丰富和优化生活，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途径之一。经典普及图书要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通过对古籍的认真遴选，推出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选题，用现代的、符合时代精神的语言去阐释其思想和价值内涵，引领读者从这些图书中汲取力量，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从而达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目标，这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赋予出版人的崇高使命。
毋庸讳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难免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什么样的典籍才是最有价值的？哪些又是读者当下迫切需要，而且能常销不衰的？研究图书细分市场，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读者群的需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推出图书产品。通常，经典普及图书的读者有以下类型：为满足教学和学习需要，寻找辅助类读本的在校师生;通过了解养生、收藏、书法等某一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素养，提高生活品质者;通过阅读传统文化，纾解情绪，坚定信仰，慰藉心灵者;等等。与专业的研究者不同，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有阅读传统典籍的需要，但对之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且在阅读原典时有一定的困难。
经典普及图书常见的形式是“原文+注释+译文”，有些图书还会增加题解、点评等内容，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典籍原文是最根本的，题解、注释、译文和点评都是围绕着典籍原文展开的，它们是解读和阐释古籍原文的辅助性文字。无论编辑策划的主题是什么，在古籍的遴选上要牢记“基本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和扬弃。这里的“基本”是指该领域最有代表性、最适合普及、不得不读的权威文本。然而，即便是“四书五经”“十三经”“前四史”这些“绕不过的经典”，也还要根据读者的基本需求和篇幅有所选择，编辑只有对特定领域的“基本书”以及它们的内容了然于胸，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拓展和深挖，从而搭建起内容丰富、层次鲜明的图书产品群。
例如，北宋时期李洞撰写的《虎钤经》是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吸收了《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精华，比较通俗易懂。其前十卷主要探讨战争观、作战指导原则、治军选将思想、料敌之法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对丰富当代的作战理论具有借鉴意义;但后十卷主要是兵阴阳的内容，科学成分少、迷信成分多。在将这部典籍收入“中华兵学经典”时，我们从古籍原文的思想性和价值性出发，做了必要取舍，保留了前十卷的内容，而后十卷兵阴阳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就是反科学的，于是根据原文的内容做了甄别和舍弃。
根据策划主题进行古籍原典的灵活组合，则是文本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于是，在图书产品的形式上，我们陆续推出了需要系统阅读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便于上班族携带的口袋本“中华经典指掌文库”，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中华大字经典”，适合少儿阅读的“蒙学经典”，内容力图贴近现代生活的“中华生活经典”“中华养生经典”“怡情书吧”等，不同丛书相互补充、相互支撑，逐渐打造出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经典普及图书平台。例如，“中华生活经典”定位于展现古代文人的雅致生活。酝酿选题时，编辑部打算以“琴棋书画茶酒花”为主题推出第一辑。经过认真遴选，我们先选定了《琴史》《棋经十三篇》《书法雅言》《林泉高致》《茶经》《酒谱》《随园食单》七个品种，而在莳花艺草方面，一直未找到适合的品种。范成大的《梅谱》《菊谱》、王贵学的《王氏兰谱》和戴凯之的《竹谱》，分别是此类题材的上乘之作，惜篇幅太短，都无法单独成书。经斟酌，我们最终采用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概念，将这四篇作品精心编排在一起，定名为《梅兰竹菊谱》。在配图时，我们选择中国传世名画中以梅兰竹菊为主题的画作，通过图文有机结合，彰显古人在“四君子”身上所寄托的审美境界。此书出版后，市场反响很好，成为文本创新方面的一个成功尝试。
二、体例设计，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
经典普及图书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在图书内容的制作上必然要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读者对象的知识水平，在图书的体例设计上将学术性与普及性巧妙关联，除了在内容上保持其经典特色外，用体例设计的独具匠心赢得读者的认可，从而避免“炒冷饭”式的雷同，在同类书中以崭新面貌脱颖而出，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代表汉代训诂学最高成就的古籍。它按照偏旁部首进行编排，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考究字源，实用性强，但原书版本甚多，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要在内容、形式上有所突破，有一定难度。这部书稿收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后，编辑在体例的设计上做了许多尝试，最后确定整部书稿由字头、原文、注音、注释、译文、参证等部分组成，要求译注者在撰写时认真领会许慎的编写思路，准确训释原文所传达的意思，并全面吸收利用《说文》学及古文字学的其他研究成果加以参证，保证了图书的学术严谨性。为方便读者阅读，图书整体以简体字本呈现，但在分析字形、辨识声读时，视需要又适当保留其繁体字形，在书后索引中将某字的隶定字形、通行字形、简体字形统予收录，极大地方便了不同需求的读者进行检索。这就是一个学术的严谨性与普及性结合上颇具特色的成功案例。此版《说文解字》推出后，一年之内重印数次，发货量有两万多套，充分说明这种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创新方式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明代项穆撰写的《书法雅言》是一部书学理论著述，这部古籍被收入“中华生活经典”中。编辑认真细致地审读加工了书稿，为使读者对该书中所评骘的书家、作品有直观认识，经过与译注者深入沟通，决定按书法发展史选配一百余帧书法图片，基本覆盖了《书法雅言》原文提到的所有书家及其作品。每幅图片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对于书法研究者来说，这些插图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些图片使作者要阐述的观点变得形象直观，更有助于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本书的译注者还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点评中将书法的一些专業理论用通俗、风趣的语言陈述出来，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秉持“工匠之心”，打造精品内容
图书最终是以内容取胜的，优质的图书内容是打造图书品牌和延续图书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历史遗存的经典古籍是“固有的”客观存在，而编辑在打造经典普及图书精品时秉持“工匠之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则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主观能动性，体现为主导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系统打造意识。
（一）主导意识
从选题策划伊始，编辑就要有明确的主导意识，积极参与典籍的遴选、体例的制定和样稿的打磨等环节。根据选题策划意图设计体例，甄选合适作者，细致地同作者沟通，以帮助作者深入了解选题策划者的意图，并做好样稿的审读工作。
作者撰写样稿的过程，是对撰写体例的适应与消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是很正常的现象。编辑在审读样稿时，既要从大的方面考察作者的撰写是否符合总体要求，也须从小处着眼，看看使用的底本是否良善、原文是否经过核对和校勘、注释与译文是否准确、题解或点评是否到位并适合普及。编辑需要就审读样稿时发现的问题与作者进行认真、细致的沟通，以确定哪些属于作者对体例的理解偏差，哪些属于知识性错误，哪些则是不易被一般读者理解、消化的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写出翔实的审稿意见。
经典普及图书的注释和译文，要充分考虑读者的知识水平，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比如，帝王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方便读者对照;给疑难字注音;字词解释力求准确、浅显易懂;题解、点评，加入研究者平实的心得、体会，并与现实生活进行必要关联，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等等。而对原文中理解起来困难的内容，则须在题解或注释等处补充必要信息，以便于理解。经典普及图书一般要求译注者有较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能读懂原典，同时也要有历史、文学、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积累;对于相对专业的知识，更需要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做深入浅出的解释。下面是我们在编辑《博物志》一书时看到的一段原文：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艿燔林，扇赫百里。有人从石壁中出，随烟上下，若无所之经涉者。襄子以为物，徐察之，乃人也。问其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为火？”其人曰：“不知也。”
这段文字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考虑到《博物志》的文字来源于多种文献，在抄录过程中常有撰著者篡改、遗漏现象，我们建议译注者在整理此书时尽可能多地参阅其他文献，对部分难以卒读的原文在注释中进行必要的校勘和补充，以方便读者查找、比对和理解。对上引的那段文字，译注者在注释中引用了当代学者祝鸿杰的观点，有了这个注释，这段文字就变得易读易懂了：
祝鸿杰认为“奚物为火”以下几句脱文较多，当据《列子·黄帝》补足为：“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有时作者喜欢在注释中旁征博引，编辑在审读书稿时，除核查引文是否准确外，也要根据经典普及图书的特点，对引用文献做必要的取舍，要明确哪些是该注而未注，哪些是可以简注的，切忌将普及图书的注释做成一般古籍整理中的校勘记或文献汇编，这就背离了策划此类图书的初衷。
总之，编辑的主导意识要求编辑改变来稿加工的思路，通过样稿的审读，判断作者的知识水平和撰写态度。审读样稿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善于辨别“百度”派或隐形的“百度”派作者，或是故弄玄虚的“花架子”，发现问题尽早解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编辑后期加工中在统一体例等常见问题上的时间，而将精力放在对知识点的审读上。对于经过反复修改，书稿质量仍达不到要求的作者，要果断放弃。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和培养“潜力作者”，这将为以后选题的落实积累宝贵的作者资源。
（二）责任意识
经典普及图书因其面向普通读者大众，它的学术含量常被低估，从事此类图书的编辑经常会有挫败感。一方面，此类书稿尤其是专业性强的书稿，审读困难，核对原文、拼音、引文，打磨注释，审读译文，费时费力;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经典普及图书承担着为出版社赚取码洋的业绩指标压力，既要求书稿质量高，又强调出书速度要快。在此情况下，强调编辑的责任意识很有必要。
编辑的责任意识与编辑自身必须具备的职业“敏感度”（或称“敏感意识”）密切关联，即编辑要通过审读实践，逐渐培养起对书稿的政治导向、数字、用字、地域变迁、专业术语等的敏感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地消灭书稿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导致的错误。同时，也与编辑自身的知识积累、专业素养密切相关。我们不能要求编辑通晓、精通所做各种书的专业知识，成为“百事通”的专家;但应该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包括向作者、老编辑请教，学习掌握准确无误的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包括外语）、艺术、宗教文化等各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以及逻辑思辨能力。这种编辑审读加工中的敏感性，也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编辑实践逐渐培养起来的，不能企求一蹴而就。同时，“失败乃成功之母”，编辑也要定期归纳、总结书稿中出现的错误，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审稿中要重视此类问题。
编辑在处理琐碎的案头工作时，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耐得了寂寞、抗得住压力，以饱满的热情，秉持“工匠之心”去打磨书稿，力争多出好书、多出精品。
（三）规范意识 编辑的规范意识包括认真遵循图书审读加工时的各种规范和严格依照图书出版流程的各环节进行操作的意识。经典普及图书作为古籍整理的一种，须在图书内容的制作上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要考虑校勘是否准确、注释是否准确到位、译文是否文从字顺等。对于帝王年号与公元纪年的对应，一定要认真查核;查核一些已经规定禁止使用的名称是否还在使用;借助《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海》《辞源》等常用工具书，确保注音准确;对于底本“鱼鲁豕亥”形近造成的讹误，要有辨别能力;地名的变迁，要根据最新的行政区划核实;繁转简、异体字、标点符号、数字等的用法，要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流程的规范性是指在编辑实务中，要严格落实出版社图书出版物的规定，选题策划须经论证，从源头杜绝平庸选题的产生;切实遵行三审三校制度，不能因为赶进度而放松对书稿质量的要求。配合质检部门，严把图书出版质量关。当下对编辑加工的书稿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是各出版社都极为重视的环节。在这里有必要对与掌握质检标准关联最为紧密的“如何认识规范”谈点己见。
“规范”是“规”与“范”的合称名词，包含了“规矩”和“模范”两个方面。《礼记·玉藻》篇云：“周还中规，折还中矩。”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2页中。同书《深衣》篇引申为某种制度的标准：“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4页上。在日常行为中，实际上是指一种衡量的尺度。《礼记·礼运》又云：“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6页上。可见“范”原是铸造器物的模子，后引申为“模范”“样板”。这说明，规范是人为制定的用以约束和示范人的行为而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准则、法式、样本、章程等。
笔者以为，编辑出版方面的规范同样如此：既具有约束力，又具有示范性。一方面，这些规范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而人为制订的，当然会有其时限性和应用范围，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并非一成不变。如简化字、异体字的使用，就有过若干次变更;1996年开始实施作为国家标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明确“本标准不适用于文学书刊和重排古籍”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语文实用手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8页。;又如标点符号用法，从1951年公布第一个方案起，至今也已经多次更新1951年9月政务院批准颁布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新中国公布的第一个标点符号方案。从1987年初开始有关部门对1951年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修订，历时三年，制定了新的《标点符号用法》，1990年3月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将其认定为“国家标准”。自2005年起，又对1990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做了修订，于2011年12月30日发布了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从2012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另一方面，各类图书有不同的范本，而且随着出版物种类增加而不断发展、创新、繁荣，很难有“独树一帜”的标杆来“垂范”所有的图书。例如，前面提到的语言文字学、书法学、印章学方面的经典普及图书，尽管是简体字本，也需要适当地保留一些繁体字、异体字才能使原有的一些文化内涵不致消失，也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原典。此外，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经典作品，自有其历史风貌、风格特征，也无须今天的作者和编辑去替他们削改——不随意更改原作、引文，也应该成为编辑的共识。当然，有些问题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讲清楚，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系统打造意识
有了好的内容，还需在版式设计、开本、装帧等细节上下功夫。合适的字体、字号，疏朗有致的排版形式，会让图书有“眉清目秀”之感。做足细节，可以给图书加分和增色。另外，一些经典图书图片的配置，也是需要编辑与作者共同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在一些图文版的图书中，利用插图可以补充说明文本，同时也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和美化版面。当读者对书稿讲述的相关专业知识不太了解或知之甚少时，插图可以帮助读者领会作者试图要表达的内容。而一些涉及器物形制流变的图书，用插图既可以加强读者的直观印象，也能有效地拓展读者的知识面。如在“中华兵书经典”中，我们增加了兵器、战舰、阵法等图片，帮助读者对叙述的有关实物有相对清晰、形象的认识。类似的还有《印典》中大量的印纽、印章，《新纂香谱》中的香具，《茶经》中的茶具，可以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器物形制的发展、演变历史。
四、做好日常维护，确保图书生命力
我们打造经典普及图书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推出一批受更多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畅销书有两种：一是刚推出便风生水起，应时热销，但时效性强，过一阵子可能就“风平浪静、水波不兴”，较少有读者问津了;另一种推出时并无轰动效应，但能保持“风光依旧、清泉常流”，成为有品牌效应的“常销书”“长销书”。我们孜孜以求的当然是后者，故而日常的精心维护就格外重要。
一本书能否在市场上立住脚，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除了图书本身的质量外，也取决于图书的后期维护。精品图书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图书的日常维护，二是寻求合适的时机推出升级迭代产品。
“校书如扫落叶”，已经出版的图书在允许的差错率之内，发现少许错误在所难免。编辑要及时处理自查发现的问题和读者提出的意见，属于明显错误的，在重印时修订。对于因古籍底本不同造成的文字上的差异、古本小说中的疑难用字等都是读者常常反馈的，但不属于错误之处，要耐心地向读者解释。必要时，或由专人以统一口径答复。这样既节省了编辑的时间，也加强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增强读者对本版图书的“黏性”。
图书的日常维护还包括图书的宣传推广。可以积极利用互联网，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宣传，既要重视在出版社官网、微信公众号、新华书店等渠道进行宣传资料的及时推送，也要进行营销创新。如2018年9月，中华書局与京东图书联合举办“传统文化月”活动。该活动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图书分类，充分考虑9月的时令特征、重要节日与现代人读书喜好，设置“《论语》专题”“书画专题”“二十四史专题”“小学生推荐书目”等30个主题，按日呈现于京东PC端和手机端，帮助读者找到自己最希望了解的领域。这种精准投放与推送，使图书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给图书注入了新的活力。 產品的升级迭代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维护。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中华经典藏书”第一辑。这套丛书定位为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采用“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的形式，引领读者阅读古代文化经典。第一辑推出后，遵循从“基础”到“拓展”的延伸，到2010年推出了50种51册。此套丛书十年之中销售上千万册。2016年推出“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更换了部分原有品种，并在历次修订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读者集中反馈的问题，重新审读书稿，使图书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升级版的“中华经典藏书”既突出了对中小学生古诗词辅助阅读的功能，又增加了新的、适合家庭收藏的图书，使读者覆盖面更大。升级版替换了原有品种中内容较偏、销量一般的《曾子·子思子》《孔丛子》等，新增品种突出了经典的流传性，如《茶经·随园食单》，《茶经》是中国古代茶叶百科全书，《随园食单》是清代才子袁枚的美食清单，都是饮食文化的经典之作，二者搭配，篇幅也合适;《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被称为三大处世奇书;《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首次收录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考虑到这首诗被纳入了中学课本中。重新设计的版式调大了字号，内文排版更为疏朗，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总之，经典普及精品图书的打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编辑在图书的打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需要出版社制订和执行合理、健全的制度来保障。我们认为，文化传承的核心和关键是“人”，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书”。因此编辑（做书的人）和教师（教书的人）都是传承文化的重要人物。现在，跨进中华书局的正门，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的一段话在墙上烨烨生辉：“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只有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积极发挥出版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辅之以理性、健全、规范的制度引领，不但经典普及精品图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指日可期，而且整个出版业为国家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
〔作者张彩梅，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出版中心副编审〕
On the Offering of 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Zhang Caimei
Abstract：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can help to disseminate， carry on and promo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ffectively. They make classics easy to read， understand and spread， and provid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offer 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in terms of selection， style design，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editors and elaborate work maintenance.
Keywords：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systematic offering， elaborate work maintenance
【关键词】经典普及图书 系统打造 精品维护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承和发展中華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对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提倡与推进，通过出版经典普及图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些出版社自觉承担的文化使命。中华书局近年来推出的“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等丛书，在业界和读者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笔者结合在中华书局从事经典普及图书的编辑实践，试就经典普及图书精品的打造路径谈一些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籍遴选，牢记“基本书”概念
通过阅读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素质，丰富和优化生活，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途径之一。经典普及图书要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通过对古籍的认真遴选，推出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选题，用现代的、符合时代精神的语言去阐释其思想和价值内涵，引领读者从这些图书中汲取力量，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从而达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目标，这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赋予出版人的崇高使命。
毋庸讳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难免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什么样的典籍才是最有价值的？哪些又是读者当下迫切需要，而且能常销不衰的？研究图书细分市场，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读者群的需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推出图书产品。通常，经典普及图书的读者有以下类型：为满足教学和学习需要，寻找辅助类读本的在校师生;通过了解养生、收藏、书法等某一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素养，提高生活品质者;通过阅读传统文化，纾解情绪，坚定信仰，慰藉心灵者;等等。与专业的研究者不同，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有阅读传统典籍的需要，但对之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且在阅读原典时有一定的困难。
经典普及图书常见的形式是“原文+注释+译文”，有些图书还会增加题解、点评等内容，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典籍原文是最根本的，题解、注释、译文和点评都是围绕着典籍原文展开的，它们是解读和阐释古籍原文的辅助性文字。无论编辑策划的主题是什么，在古籍的遴选上要牢记“基本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和扬弃。这里的“基本”是指该领域最有代表性、最适合普及、不得不读的权威文本。然而，即便是“四书五经”“十三经”“前四史”这些“绕不过的经典”，也还要根据读者的基本需求和篇幅有所选择，编辑只有对特定领域的“基本书”以及它们的内容了然于胸，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拓展和深挖，从而搭建起内容丰富、层次鲜明的图书产品群。
例如，北宋时期李洞撰写的《虎钤经》是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吸收了《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精华，比较通俗易懂。其前十卷主要探讨战争观、作战指导原则、治军选将思想、料敌之法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对丰富当代的作战理论具有借鉴意义;但后十卷主要是兵阴阳的内容，科学成分少、迷信成分多。在将这部典籍收入“中华兵学经典”时，我们从古籍原文的思想性和价值性出发，做了必要取舍，保留了前十卷的内容，而后十卷兵阴阳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就是反科学的，于是根据原文的内容做了甄别和舍弃。
根据策划主题进行古籍原典的灵活组合，则是文本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于是，在图书产品的形式上，我们陆续推出了需要系统阅读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便于上班族携带的口袋本“中华经典指掌文库”，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中华大字经典”，适合少儿阅读的“蒙学经典”，内容力图贴近现代生活的“中华生活经典”“中华养生经典”“怡情书吧”等，不同丛书相互补充、相互支撑，逐渐打造出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经典普及图书平台。例如，“中华生活经典”定位于展现古代文人的雅致生活。酝酿选题时，编辑部打算以“琴棋书画茶酒花”为主题推出第一辑。经过认真遴选，我们先选定了《琴史》《棋经十三篇》《书法雅言》《林泉高致》《茶经》《酒谱》《随园食单》七个品种，而在莳花艺草方面，一直未找到适合的品种。范成大的《梅谱》《菊谱》、王贵学的《王氏兰谱》和戴凯之的《竹谱》，分别是此类题材的上乘之作，惜篇幅太短，都无法单独成书。经斟酌，我们最终采用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概念，将这四篇作品精心编排在一起，定名为《梅兰竹菊谱》。在配图时，我们选择中国传世名画中以梅兰竹菊为主题的画作，通过图文有机结合，彰显古人在“四君子”身上所寄托的审美境界。此书出版后，市场反响很好，成为文本创新方面的一个成功尝试。
二、体例设计，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
经典普及图书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在图书内容的制作上必然要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读者对象的知识水平，在图书的体例设计上将学术性与普及性巧妙关联，除了在内容上保持其经典特色外，用体例设计的独具匠心赢得读者的认可，从而避免“炒冷饭”式的雷同，在同类书中以崭新面貌脱颖而出，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代表汉代训诂学最高成就的古籍。它按照偏旁部首进行编排，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考究字源，实用性强，但原书版本甚多，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要在内容、形式上有所突破，有一定难度。这部书稿收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后，编辑在体例的设计上做了许多尝试，最后确定整部书稿由字头、原文、注音、注释、译文、参证等部分组成，要求译注者在撰写时认真领会许慎的编写思路，准确训释原文所传达的意思，并全面吸收利用《说文》学及古文字学的其他研究成果加以参证，保证了图书的学术严谨性。为方便读者阅读，图书整体以简体字本呈现，但在分析字形、辨识声读时，视需要又适当保留其繁体字形，在书后索引中将某字的隶定字形、通行字形、简体字形统予收录，极大地方便了不同需求的读者进行检索。这就是一个学术的严谨性与普及性结合上颇具特色的成功案例。此版《说文解字》推出后，一年之内重印数次，发货量有两万多套，充分说明这种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创新方式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明代项穆撰写的《书法雅言》是一部书学理论著述，这部古籍被收入“中华生活经典”中。编辑认真细致地审读加工了书稿，为使读者对该书中所评骘的书家、作品有直观认识，经过与译注者深入沟通，决定按书法发展史选配一百余帧书法图片，基本覆盖了《书法雅言》原文提到的所有书家及其作品。每幅图片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对于书法研究者来说，这些插图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些图片使作者要阐述的观点变得形象直观，更有助于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本书的译注者还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点评中将书法的一些专業理论用通俗、风趣的语言陈述出来，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秉持“工匠之心”，打造精品内容
图书最终是以内容取胜的，优质的图书内容是打造图书品牌和延续图书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历史遗存的经典古籍是“固有的”客观存在，而编辑在打造经典普及图书精品时秉持“工匠之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则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主观能动性，体现为主导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系统打造意识。
（一）主导意识
从选题策划伊始，编辑就要有明确的主导意识，积极参与典籍的遴选、体例的制定和样稿的打磨等环节。根据选题策划意图设计体例，甄选合适作者，细致地同作者沟通，以帮助作者深入了解选题策划者的意图，并做好样稿的审读工作。
作者撰写样稿的过程，是对撰写体例的适应与消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是很正常的现象。编辑在审读样稿时，既要从大的方面考察作者的撰写是否符合总体要求，也须从小处着眼，看看使用的底本是否良善、原文是否经过核对和校勘、注释与译文是否准确、题解或点评是否到位并适合普及。编辑需要就审读样稿时发现的问题与作者进行认真、细致的沟通，以确定哪些属于作者对体例的理解偏差，哪些属于知识性错误，哪些则是不易被一般读者理解、消化的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写出翔实的审稿意见。
经典普及图书的注释和译文，要充分考虑读者的知识水平，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比如，帝王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方便读者对照;给疑难字注音;字词解释力求准确、浅显易懂;题解、点评，加入研究者平实的心得、体会，并与现实生活进行必要关联，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等等。而对原文中理解起来困难的内容，则须在题解或注释等处补充必要信息，以便于理解。经典普及图书一般要求译注者有较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能读懂原典，同时也要有历史、文学、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积累;对于相对专业的知识，更需要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做深入浅出的解释。下面是我们在编辑《博物志》一书时看到的一段原文：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艿燔林，扇赫百里。有人从石壁中出，随烟上下，若无所之经涉者。襄子以为物，徐察之，乃人也。问其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为火？”其人曰：“不知也。”
这段文字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考虑到《博物志》的文字来源于多种文献，在抄录过程中常有撰著者篡改、遗漏现象，我们建议译注者在整理此书时尽可能多地参阅其他文献，对部分难以卒读的原文在注释中进行必要的校勘和补充，以方便读者查找、比对和理解。对上引的那段文字，译注者在注释中引用了当代学者祝鸿杰的观点，有了这个注释，这段文字就变得易读易懂了：
祝鸿杰认为“奚物为火”以下几句脱文较多，当据《列子·黄帝》补足为：“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有时作者喜欢在注释中旁征博引，编辑在审读书稿时，除核查引文是否准确外，也要根据经典普及图书的特点，对引用文献做必要的取舍，要明确哪些是该注而未注，哪些是可以简注的，切忌将普及图书的注释做成一般古籍整理中的校勘记或文献汇编，这就背离了策划此类图书的初衷。
总之，编辑的主导意识要求编辑改变来稿加工的思路，通过样稿的审读，判断作者的知识水平和撰写态度。审读样稿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善于辨别“百度”派或隐形的“百度”派作者，或是故弄玄虚的“花架子”，发现问题尽早解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编辑后期加工中在统一体例等常见问题上的时间，而将精力放在对知识点的审读上。对于经过反复修改，书稿质量仍达不到要求的作者，要果断放弃。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和培养“潜力作者”，这将为以后选题的落实积累宝贵的作者资源。
（二）责任意识
经典普及图书因其面向普通读者大众，它的学术含量常被低估，从事此类图书的编辑经常会有挫败感。一方面，此类书稿尤其是专业性强的书稿，审读困难，核对原文、拼音、引文，打磨注释，审读译文，费时费力;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经典普及图书承担着为出版社赚取码洋的业绩指标压力，既要求书稿质量高，又强调出书速度要快。在此情况下，强调编辑的责任意识很有必要。
编辑的责任意识与编辑自身必须具备的职业“敏感度”（或称“敏感意识”）密切关联，即编辑要通过审读实践，逐渐培养起对书稿的政治导向、数字、用字、地域变迁、专业术语等的敏感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地消灭书稿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导致的错误。同时，也与编辑自身的知识积累、专业素养密切相关。我们不能要求编辑通晓、精通所做各种书的专业知识，成为“百事通”的专家;但应该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包括向作者、老编辑请教，学习掌握准确无误的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包括外语）、艺术、宗教文化等各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以及逻辑思辨能力。这种编辑审读加工中的敏感性，也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编辑实践逐渐培养起来的，不能企求一蹴而就。同时，“失败乃成功之母”，编辑也要定期归纳、总结书稿中出现的错误，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审稿中要重视此类问题。
编辑在处理琐碎的案头工作时，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耐得了寂寞、抗得住压力，以饱满的热情，秉持“工匠之心”去打磨书稿，力争多出好书、多出精品。
（三）规范意识 编辑的规范意识包括认真遵循图书审读加工时的各种规范和严格依照图书出版流程的各环节进行操作的意识。经典普及图书作为古籍整理的一种，须在图书内容的制作上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要考虑校勘是否准确、注释是否准确到位、译文是否文从字顺等。对于帝王年号与公元纪年的对应，一定要认真查核;查核一些已经规定禁止使用的名称是否还在使用;借助《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海》《辞源》等常用工具书，确保注音准确;对于底本“鱼鲁豕亥”形近造成的讹误，要有辨别能力;地名的变迁，要根据最新的行政区划核实;繁转简、异体字、标点符号、数字等的用法，要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流程的规范性是指在编辑实务中，要严格落实出版社图书出版物的规定，选题策划须经论证，从源头杜绝平庸选题的产生;切实遵行三审三校制度，不能因为赶进度而放松对书稿质量的要求。配合质检部门，严把图书出版质量关。当下对编辑加工的书稿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是各出版社都极为重视的环节。在这里有必要对与掌握质检标准关联最为紧密的“如何认识规范”谈点己见。
“规范”是“规”与“范”的合称名词，包含了“规矩”和“模范”两个方面。《礼记·玉藻》篇云：“周还中规，折还中矩。”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2页中。同书《深衣》篇引申为某种制度的标准：“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4页上。在日常行为中，实际上是指一种衡量的尺度。《礼记·礼运》又云：“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6页上。可见“范”原是铸造器物的模子，后引申为“模范”“样板”。这说明，规范是人为制定的用以约束和示范人的行为而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准则、法式、样本、章程等。
笔者以为，编辑出版方面的规范同样如此：既具有约束力，又具有示范性。一方面，这些规范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而人为制订的，当然会有其时限性和应用范围，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并非一成不变。如简化字、异体字的使用，就有过若干次变更;1996年开始实施作为国家标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明确“本标准不适用于文学书刊和重排古籍”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语文实用手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8页。;又如标点符号用法，从1951年公布第一个方案起，至今也已经多次更新1951年9月政务院批准颁布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新中国公布的第一个标点符号方案。从1987年初开始有关部门对1951年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修订，历时三年，制定了新的《标点符号用法》，1990年3月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将其认定为“国家标准”。自2005年起，又对1990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做了修订，于2011年12月30日发布了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从2012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另一方面，各类图书有不同的范本，而且随着出版物种类增加而不断发展、创新、繁荣，很难有“独树一帜”的标杆来“垂范”所有的图书。例如，前面提到的语言文字学、书法学、印章学方面的经典普及图书，尽管是简体字本，也需要适当地保留一些繁体字、异体字才能使原有的一些文化内涵不致消失，也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原典。此外，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经典作品，自有其历史风貌、风格特征，也无须今天的作者和编辑去替他们削改——不随意更改原作、引文，也应该成为编辑的共识。当然，有些问题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讲清楚，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系统打造意识
有了好的内容，还需在版式设计、开本、装帧等细节上下功夫。合适的字体、字号，疏朗有致的排版形式，会让图书有“眉清目秀”之感。做足细节，可以给图书加分和增色。另外，一些经典图书图片的配置，也是需要编辑与作者共同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在一些图文版的图书中，利用插图可以补充说明文本，同时也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和美化版面。当读者对书稿讲述的相关专业知识不太了解或知之甚少时，插图可以帮助读者领会作者试图要表达的内容。而一些涉及器物形制流变的图书，用插图既可以加强读者的直观印象，也能有效地拓展读者的知识面。如在“中华兵书经典”中，我们增加了兵器、战舰、阵法等图片，帮助读者对叙述的有关实物有相对清晰、形象的认识。类似的还有《印典》中大量的印纽、印章，《新纂香谱》中的香具，《茶经》中的茶具，可以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器物形制的发展、演变历史。
四、做好日常维护，确保图书生命力
我们打造经典普及图书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推出一批受更多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畅销书有两种：一是刚推出便风生水起，应时热销，但时效性强，过一阵子可能就“风平浪静、水波不兴”，较少有读者问津了;另一种推出时并无轰动效应，但能保持“风光依旧、清泉常流”，成为有品牌效应的“常销书”“长销书”。我们孜孜以求的当然是后者，故而日常的精心维护就格外重要。
一本书能否在市场上立住脚，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除了图书本身的质量外，也取决于图书的后期维护。精品图书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图书的日常维护，二是寻求合适的时机推出升级迭代产品。
“校书如扫落叶”，已经出版的图书在允许的差错率之内，发现少许错误在所难免。编辑要及时处理自查发现的问题和读者提出的意见，属于明显错误的，在重印时修订。对于因古籍底本不同造成的文字上的差异、古本小说中的疑难用字等都是读者常常反馈的，但不属于错误之处，要耐心地向读者解释。必要时，或由专人以统一口径答复。这样既节省了编辑的时间，也加强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增强读者对本版图书的“黏性”。
图书的日常维护还包括图书的宣传推广。可以积极利用互联网，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宣传，既要重视在出版社官网、微信公众号、新华书店等渠道进行宣传资料的及时推送，也要进行营销创新。如2018年9月，中华書局与京东图书联合举办“传统文化月”活动。该活动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图书分类，充分考虑9月的时令特征、重要节日与现代人读书喜好，设置“《论语》专题”“书画专题”“二十四史专题”“小学生推荐书目”等30个主题，按日呈现于京东PC端和手机端，帮助读者找到自己最希望了解的领域。这种精准投放与推送，使图书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给图书注入了新的活力。 產品的升级迭代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维护。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中华经典藏书”第一辑。这套丛书定位为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采用“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的形式，引领读者阅读古代文化经典。第一辑推出后，遵循从“基础”到“拓展”的延伸，到2010年推出了50种51册。此套丛书十年之中销售上千万册。2016年推出“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更换了部分原有品种，并在历次修订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读者集中反馈的问题，重新审读书稿，使图书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升级版的“中华经典藏书”既突出了对中小学生古诗词辅助阅读的功能，又增加了新的、适合家庭收藏的图书，使读者覆盖面更大。升级版替换了原有品种中内容较偏、销量一般的《曾子·子思子》《孔丛子》等，新增品种突出了经典的流传性，如《茶经·随园食单》，《茶经》是中国古代茶叶百科全书，《随园食单》是清代才子袁枚的美食清单，都是饮食文化的经典之作，二者搭配，篇幅也合适;《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被称为三大处世奇书;《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首次收录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考虑到这首诗被纳入了中学课本中。重新设计的版式调大了字号，内文排版更为疏朗，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总之，经典普及精品图书的打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编辑在图书的打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也需要出版社制订和执行合理、健全的制度来保障。我们认为，文化传承的核心和关键是“人”，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书”。因此编辑（做书的人）和教师（教书的人）都是传承文化的重要人物。现在，跨进中华书局的正门，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的一段话在墙上烨烨生辉：“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只有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积极发挥出版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辅之以理性、健全、规范的制度引领，不但经典普及精品图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指日可期，而且整个出版业为国家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
〔作者张彩梅，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出版中心副编审〕
On the Offering of 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Zhang Caimei
Abstract：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can help to disseminate， carry on and promo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ffectively. They make classics easy to read， understand and spread， and provid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offer 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in terms of selection， style design，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editors and elaborate work maintenance.
Keywords：simplified classic books， systematic offering， elaborate work mainte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