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香港金融界从业人员，我的典型一天这样度过：关注恒生指数总体走势；分析经过港交所自动对盘及成交系统处理的个股行情；因为香港实行港币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还需要密切留意美国经济和美股动态。
　　这些工作在金融从业者看来平淡无奇，背后却蕴含一位资深银行家的贡献。他就是香港金融实业家利国伟。可以说，他的人生折射着香港数十年政治、经济与金融之风云变幻。
　　8月10日，利国伟先生因病逝世，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金融管理局、港交所，以及各大银行纷纷表示哀悼。与此同时，他倾注半生心血的恒生银行，也郑重宣布下半旗三天。
　　利国伟，1918年8月出生在澳门。他家境贫寒，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后进入圣若瑟书院读书四年，因日本出兵占据香港而无奈辍学。因身在金融业发达的香港，多有接触相关人士，便产生兴趣，于19岁那年投身金融业打拼。
　　1946年，利国伟的人生翻开崭新一页，加入恒生银行前身“恒生银号”。这家机构在香港金融史上占据着独特地位——是早年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对香港银行业及华资企业产生过深远影响；与当时自设高门槛、只看重为英国人和华人富商服务的英资银行相比，恒生以其亲民态度将银行业务引入了寻常华人家庭；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香港工业飞速发展，恒生银行给予本土中小企业大量资金支持。
　　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利国伟找到充分认同，工作也极卖力。又因深厚的基层经验积累而养成的敏锐商业触觉，且性格沉稳、淳厚，视诚信如生命，从而获得何善衡、林炳炎等恒生负责人赏识。短短13年后，他便出任恒生董事，1983年出任恒生银行执行董事长。
　　作为金融界高管，利国伟的领导力与决断力在恒生历史上困难时期得到充分彰显。1965年，香港华资银行遭遇挤兑，恒生在十天内被挤提2亿港元，几近破产。幸有港英政府安排汇丰银行无限量出资支持，才使挤兑渐渐平息。而当时正是通晓英语的利国伟，代表恒生与汇丰在一天内谈成协议。恒生将51%股权出售予汇丰，但仍保留了相当自主权，利国伟对此大有功劳。
　　类似的临危受命和力挽狂澜，在利国伟一生中并不鲜见。他于1983年协助港英政府财政司彭励治，制定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联系汇率政策；在1987年股灾后不久，又被委任为港交所前身，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切实贯彻以戴维森为首之证券业检讨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奠定今日香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成熟框架与区内领先地位。
　　即使自己为恒生立下汗马功劳，利国伟仍不忘何善衡、林炳炎诸先生提携之恩，尤其对自己的伯乐何善衡充满敬意，视其为楷模，且一生以何氏“话到口中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的名句自律。而他自己的知人善用，在业界亦多有美谈。在恒生总经理任上时，利国伟与何善衡注意到香港人热衷于炒股，便想创制“香港的道琼斯平均指数”。他们亲自选定当时恒生银行经济研究部的负责人关士光主持此事，并于1969年11月24日成功发布恒生指数。
　　利国伟在香港金融界备受崇敬，除去他的人格魅力与远见卓识，还在于他爱恒生、爱香港，更爱祖国。
　　上世纪80年代初，港人对“回归”普遍忧虑，为香港前途以及化解各方焦虑，利国伟当仁不让，于1984年以行政局、立法局“双料议员”身份，和另两位两局议员邓莲如、钟士元，联袂北上拜会邓小平，代表港人向北京直陈对回归前后的若干忧虑。此举被中方某高层人士痛斥为“孤臣孽子”，却也在客观上促成中方在中英谈判和处理香港回归事宜时，对港人意见的重视。因此，利国伟虽然先后获英国颁发帝国官佐勋章、司令勋章等勋衔并封爵，却也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第一批获颁特区政府授勋及嘉奖制度下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利国伟自谦“读书不多”，却一直热心于服务香港及内地的教育、公共服务与社会公益事务。1993年6月，他在北京拜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表达捐款创立基金支持国家科学事业、奖励优秀科技人员的心愿，得到朱基赞赏。1994年，利国伟与何添、梁琚、何善衡等人顺利捐资4亿港元创办著名的“何梁何利基金”，积极促进内地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
　　利国伟生逢其时，在大时代的潮头，亲眼见证了华资银行、华资证券经纪与华资企业崛起，并为此贡献出自己一生心血。
　　若说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其辞世或许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有足够的能量为政府排难解忧，有足够的坚守为香港社会真心服务，又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与威望去兼容并包各方意见，且能获得社会各界包括不同政见者一致赞许与尊崇的老一辈人物，在如今的香港社会已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