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剧作之所以闻名于世，经久不衰，与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特的现代性息息相关，使之具有了持久的艺术魅力与文学内涵。本文试图从曹禺早期作品“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曹禺剧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学原则及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关注、对人性深彻的洞察等问题进行总体的关照与省察，来阐发曹禺作品对当今社会的意义，揭示其何以经久不衰的奥秘。
　　【关键词】曹禺；早期戏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29-1.5
　　
　　 一、关于曹禺作品中现代性的理解
　　曹禺的话剧因其深邃的内涵、圆熟的技巧，成为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他的作品有着与传统戏曲截然不同的艺术张力与震撼力，其中表现出的现代性问题，对当今社会仍具有不朽的价值与意义。这里谈到的现代性是指文化角度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涉到人对自身的身体、欲望、心灵、精神及生存困境反思的“审美现代性”，并不是社会角度上的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在中国启蒙现代性往往比审美现代性受到更多的关照与重视，这是中国现代性起源偏重于拯危救亡的特性所决定的，许多作家、评论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振兴，而忽略了文学作品中对“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与研究。而本文正是从“审美现代性”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曹禺的作品。
　　二、曹禺作品中所反映的现代性问题
　　（一）《雷雨》——孤独、自我分裂的艰难处境
　　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理解和与其他人沟通，但是又注定了要在孤独中生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可是最终却不得不忍受分裂自我的折磨，发现自己失去了温暖人性的真正自我，取而代之的是符合社会标准的一个异化的自我。《雷雨》中周朴园便是如此，他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表面上威风凛凛，使人言听计从，实际上却始终遭受着孤独和自我分裂的折磨。
　　《雷雨》中，周朴园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之一，他赢得了社会承认的权力地位，而这一切的获得却是他把自然人性的自我改造成一个合乎社会标准的“自我”的异化过程。年轻时的他有爱有恨，有快乐有痛苦，是本我的自然流露。他爱上了朴素大方的侍萍，就当时情形说，确是真诚的爱情。但当他日渐成长之后，作为男性社会的一员，他必须承担男性社会的各种重任，必须根据环境条件的要求调整自己的好恶取向，维护社会的既有秩序。于是，自然的我开始转变，向社会的我投降，为了自己的将来，他全然抛开真诚的爱情，逼着刚生下孩子的侍萍冒雪出走。但当他获得了社会认同后，他并不快乐，他以各种方式怀念侍萍，祭奠着他最初的爱情。尤其在他信奉着儒家思想把父权发挥到极致时，他的儿子们畏惧他，他的妻子蘩漪也恨他并最终背叛了他。他的自我已经分裂，他将永远地生活在孤独之中。在第四幕开始时，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感受到无边的寂寞与空洞。“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二）《日出》——对金钱的追逐与琐碎生活无聊的不可面对
　　随着时代的发展，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为了求得生存与物质的富足，开始了对金钱与享乐生活的追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却丧失了人的美好本性，《日出》中的陈白露便是如此。曾经的她是那样的纯真、自然、美好。她看霜花时表现出孩童般的稚气、天真；她救出“小东西”时的满心喜悦、手舞足蹈，从中我们看到了陈白露生命的活力。然而，这个幻影很快被现实击碎，之后的她为求享乐、追逐金钱将曾经的天真、美好深深埋葬，这其中透着无奈的悲凉与孤独。怀揣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她只身闯入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很快被淹没在“大旅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失去了自己。为了生存，她终于套上了金钱的枷锁，成为大旅馆里公众的玩物，更彻底地（从肉体到灵魂）出卖了自己。但当她因尊严与骄傲“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时，她又走不出她金丝雀的生活，又回到自己丑恶的生活圈子里。陈白露为什么再也飞不回去？因她对自我现存生命形态有着极为清醒的体验与审视。她深知“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而更可怕的不是平庸本身，而是对这种平庸的习惯，以及随之产生的倦怠与平静，即生命的停滞，这正是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对人的精神的最大损害。同样的主题在鲁迅的作品《伤逝》中也有所体现。于是曹禺在最后毫不犹豫地埋葬了陈白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做出这样的判断，自然含有几分沉痛，但更是一种清醒！
　　（三）《原野》——目的和结果的背离、自我分裂的痛苦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快速的生活节奏，培养了人们极强的占有欲与急功近利之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望抑或只是为了生存。但在目的与结果的引领下，却是过程的痛苦与背离，甚至于体会不到过程。所求结果越近，离原初的目的就越远。
　　《原野》中的仇虎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复仇，这是他生活的全部动力与意义。焦阎王害得他家破人亡，他自己也被打成残疾，但他坚强耻辱地活下来，只为有一天与焦阎王拼个你死我活。戏剧一开始，作者不作任何铺垫，就把复仇推到读者与观众面前：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仇虎眼里烧着仇恨的火，“闪出凶狠的、狡恶、机诈与嫉恨”，激昂地对天高呼：“阎王，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阎王！杀了我们，你们就得偿命！伤了我们，我们一定还手……”可见其仇恨之深，目的之强。但接下来，白傻子毫不在意的一句话，将局势扭转过来“阎王早进~~棺材了”——这不禁使仇虎“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复仇没有了对象，目的变为了虚空。这时戏剧的重心开始转移：由外部的复仇行为转向由复仇引发的内心矛盾。在“复仇还是放弃复仇？向谁复仇？怎样复仇”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仇虎的灵魂在挣扎，内心被撕裂。最终，按照“父债子还”的传统，仇虎杀死了软弱、善良的焦大星，借焦母之手害死了无辜的小黑子，实现了他所谓的复仇。可结果实现之后，他时刻忍受着良心的谴责，始终摆脱不掉小黑子死尸的沉重。他内心的挣扎与撕裂以及灵魂的恐惧，使得他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目的实现了，可他失去了更多，这并非是他的初衷！
　　（四）《北京人》——心灵的陌生与阻隔
　　曹禺在《北京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隔膜的不可交流。这在剧中人物及他们相互关系中得以充分体现。思懿与文清之间，瑞贞与曾霆之间，而最为深刻的是在曾文清与愫芳的相互关系中，一个是婚后与妻子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爱情，咀嚼着寂寞：一个是寄人篱下，感受着没有家的伶仃孤独。他们曾经视对方为知己，彼此是“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静默中相通”在“相对无言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但事实上俩个人却不是真正的心灵相通，文清终究还是不能懂她的，她也“误读”了文清。虽然都“寂寞”，但却有本质不同。曾文清寂寞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虚空，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爱情也仅仅是借以苟延残喘的小小救命稻草，也许他连这颗稻草也不是真的在意。对他来说，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空洞、乏味。但愫芳不是，她的孤独源自于对知己的渴望，在她“异常的缄默”的背后，有着深沉执着的爱，有博大的精神世界，“她哀怜文清甚于哀怜自己”，不仅为他做了本该由他自己去做的事，替他承受了本该由他自己承受的感情的折磨，而且爱屋及乌，当他离开以后，连他的宠物鸽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对自己刻薄、仇恨的思懿也一并照顾起来，她坦然、欣喜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但文清终究不是她另外一个“自己”，不能按照她对自己的要求来完善人格，所以懦弱、懒惰的他又回到了曾家这所“鸽笼”。这次他们虽近在咫尺，但心灵的阻隔却将两个人遥遥分开。
　　三、结语
　　曹禺的贡献无疑是伟大的，他在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改造，一种对“人”生存状况的深刻洞察。作家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感受力体察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关心着人类的内在生命。其剧作中所展现的正是现代人灵魂深处的这种不安与挣扎，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同时，这一特质也决定了曹禺剧作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曹禺．杂感，曹禺全集［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6）．
　　［2］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朱栋霖．心灵的诗学——朱栋霖戏剧论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孙雁北（1984- ）：女，黑龙江明水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