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大家多少对张暄的小说创作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但是我想：对《独自看守》类的作品到底可否一路拔高？首先，我想从前几天的东欧之行谈起，深入奥斯维辛参观，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和斤斤计较的几个波兰人交往过后，就发现可以甩下包袱离开波兰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奥斯维辛，作为一个文学题材多重的源头。例如：《安妮日记》是一种表达方式，戴锦华曾经评价王安忆的作品是一册中国的《安妮日记》。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是另一种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而我的波兰之旅的经历更类似于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式的表达，阿伦特立足于人道主义而反思，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那么，《独自看守》中的古况是奥斯维辛中的安妮嘛？一个纯洁的新警察观察刑罚亦如安妮在幽闭中望向纳粹恶行。张暄的思路又是阿伦特式的嘛？阿伦特指出道德崩溃时代“恶”的平庸性，而正是庸众成为极权的起源。我们从福柯意义的“刑罚”的观念，或者从国民性批评的角度对其作品意义提出质疑或希望，是否过于着急了。因此我可能更为认同张暄对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脱下警服的警察和穿上警服的年轻人。
　　其实，对张暄的创作，我提三点不算拔高的意见。第一，张暄小说中世俗的展现。这种世俗不是平庸的世俗，是很“正常”的世俗，而这个正常的世俗不是安妮·弗兰泽更不是阿伦特的那种世俗，是“小恶小困”，没有苦大仇深。这种“小恶小困”可贵之处在于它有烟火气息，因为在大奸大恶之外，还有无法言明善恶的人性，在史诗性的书写和家国情怀之外，还有普通生活的日复一日。在《独自看守》中，看守犯人的神圣被描绘为了一件“麻烦事”。冯明辉因在审讯室跳楼骨折而不得不转移到医院，古况被稀里糊涂“推”上了押送车，为此而受到了孙山岗的嘲笑。这种“嘲笑”的意味包含在年轻警察面对额外工作时的无法推拒，轻松意味着个体生活与职业操守间艰难而复杂的对弈。早先发表在《山西文学》的中篇小说《中元流水》也是我比较看重的作品，通过知识分子“返乡”视角开启，却在拉家常中呈现了农村生活的日常伦理：“兄友弟不恭”、鸡零狗碎的小疙瘩。
　　第二，张暄的小说中没有作者的“凝神的观照”，所以也就沒有知识分子的抒情腔。张暄的小说有让世俗之“俗”直接呈现的力度。《不了了之》与《构陷》中的薛天，小气、平凡、市井，却是刑警大队的中队长，而后又升迁为派出所所长。在他抓住细节破案的同时，也是抠门与爱人闹别扭的世俗之人。这种呈现是将薛天作为一个生动的“人”而对待，神圣职业的背后更多的是警察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与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平衡。作者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蛛丝马迹：“愤懑，沮丧，还有那么一丝后悔。真他妈的不应该打刚才那个电话！”这是古况在拍结婚照而突然接到任务之后的真实反应。对人物神圣化赋意、对精神救赎主题的执着，乃至对历史岩层不断考掘，这反而是我们在目前中国小说中经常谈论到的话题，如此反观一部作品中是否有我们会心的日常对话，有城市生活所携带的当下质素？张暄的警察系列小说开启了我们讨论“落地还俗”的思考。
　　第三，张暄的叙事中采用“层层倒追”的视角，这使得小说的插叙显得比较多。多以回忆形式展开的插叙时常会打乱顺序进展，打破纯线性叙事的阅读快感。《独自看守》中这类例证并不难找：孙山岗打算擅离职守，为解释这一行为的合理性插入了一段孙山岗初进中队时值班的经历。”这天晚上“到”几年前，这寥寥数字在文本内部拉开一道时间的鸿沟，暂时打断了小说的顺序发展。更明显的一处在于对犯罪事件的交代。一般而言，先有案件发生再有侦查审讯，这是在顺序发展的惯性逻辑下做出的预设。《独自看守》在叙事上并未完全按照顺序推进，对于冯明辉涉嫌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件，在古况试图独自审讯时才首次提及，读者才第一次了解到冯明辉被逮捕的原因何在。这样的插叙是古况审讯思路的突破口，也是小说顺序发展的短暂性截断点。张暄的小说有些地方为了介绍那些读者不为熟知的内容，甚至采用了括号和说明式的语句：在《独自看守》的开篇，古况在看到孙山岗的工作包时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或解释用途或回忆事件，括号中补充说明式的语言加大了向读者传递的信息量，只是有时当小说语言想要交代得太多时，有可能会失掉那份“意犹未尽”的精准，反而成为了非小说语言。
　　张暄笔下的故事可读性非常强，细致的观察、 “层层倒追”的视角也更多的是在阐释世俗细节，或许与他多年从事警察这项职业不无关系。这种对于普通生活的细致展现是“世俗”中的烟火气息的直观呈现，更是脱下警服的警察与穿上警服的年轻人的作为俗世中人而存在的烟火气息。有时我也在思考，张暄为什么不调动自己幽默的方言书写来展现人性的“小恶小困”？这样也许会更好。
　　（作者：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