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年是经济史上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曾作为多数经济思想和决策基础的美国模式不仅已失去吸引力，而且是不正确的——不论是在它对人类动机的认识方面，还是对扎根于社会的市场如何实际运行方面的认识，均是如此。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一年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伴随着这些政府的人事更迭，一股与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开支（这是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特点，而且二战后这种趋势仍在继续）相反的潮流开始涌动。
　　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帝国的衰落使这种转变更加明显。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西方取得冷战的胜利。世界经济史上最异乎寻常的一幕上演了。
　　这是美国的10年。柏林墙倒塌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福山以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篇文章为基础，撰写了一本同名畅销书。东欧政权的垮台成为经济社会与政治组织向同一模式趋同的前奏。这种模式以自由民主及略受调控的资本主义为基础。当然，这一模式与20世纪末期的美国密切相关。
　　福山这篇措词谨慎的文章透露的必胜信念，被商业人士和大众评论员更为武断的阐述所压倒。前花旗公司CEO李世同（Walter Wriston）撰写了《主权的黄昏》。他主张，市场应当并将削弱政府的传统职能。这个10年末，持反对观点的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等人及持赞同观点的李世同等人均就政府对市场的附属问题进行了剖析。
　　对里根和撒切尔来说，淡化政府经济职能需要做出深思熟虑的政治抉择。而在10年后李世同所描绘的世界里，已无需做任何抉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使得中央政府地位的下降成为必然。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取代“私有化”，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标识。
　　李世同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观点：利己主义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金融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器；政府的经济职能应限定在保护财产权与履行合同之内。我将其称之为“美国商业模式”（ABM）。
　　对“美国商业模式”最为推崇的莫过于美国商业界。收入分配中的随心所欲与悬殊有了合理性——甚至在道义上也合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市场的产物。对于经理人和成功企业家来说，还有什么比他们发现其巨额财富不仅对他们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福祉都至关重要更让他们感到惬意呢？这进一步促使他们大肆敛聚财富。20世纪90年代过后，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利润流进了高级经理人的腰包。
　　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根据他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专栏文章为基础，1999年出版了《凌志车与橄榄树》，他在书中宣称：“世界10岁了。”
　　尽管弗里德曼的主题是全球化，但对于这个新世界的中心位于何处，他却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如果100年前你碰到一位富有远见的地理建筑师，并告诉他，2000年整个世界会变成所谓的‘全球化’系统，他会设计出什么样的国家，让它在世界上竞争并胜出？答案是，他会设计出与美国惊人相似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良好。《商业周刊》称，“新经济”，即技术，改变了美国的长期发展潜力。强劲的经济增长转化为股市的极度繁荣。199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对“非理性繁荣”发出警告。他指出，股价已经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超过1929年的记录。但即将发生的还远不止这些。对于互联网魔术般的商业特点的笃信掩盖了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投机泡沫。纳指翻了一番，接着又翻了一番。
　　对于美国商业模式的普遍性，欧洲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1997年，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在丹佛举行七国集团会议。这是一次被《金融时报》称为“克林顿自吹自擂”的会议。该报援引一名欧洲官员的话说，“他们不断向我们吹嘘他们的制度如何的成功，却接着又提醒我们晚上外出时不要离宾馆太远。”
　　但美国商业模式势不可挡的崛起还是动摇了欧洲的自信。在英国和德国，技术股市场的投机行为与华尔街的泡沫不相上下。2000年2月，欧洲领导人在里斯本签署了“新经济”备忘录，指出全球化和新技术需要实行市场自由化。
　　然而，事情到此为止了。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会议，抗议示威的人群挤满了大街，大会不得不草草收场。在后来举行的国际性经济会议中，类似的抗议活动也时有发生。2000年3月，股市泡沫破灭。3年后，世界股市市值平均缩水一半，而偶像般的纳指更是缩水了3/4。20世纪90年代大繁荣时期备受尊崇的产物——安然和世通，因涉嫌欺诈和财务造假而破产。公司高管的贪婪暴露无遗。很快，负责该公司审计的安达信公司也土崩瓦解。投资银行不得不承认，他们早就知道，他们不遗余力推荐的股票中有很多是垃圾股。
　　欧洲的欺诈行为没有那么露骨。尽管经理人（特别是英国）的报酬也在涨，但他们并不像美国那样，高级经理人员将所在公司很大比例的利润和资产据为己有。但在柏林墙倒塌时英国最大的两家工业公司——ICI和GEC——却因考虑不周的重组和举债进行标价过高的收购而大不如昔。让·马里耶·梅西耶则利用他在法国威旺迪水务公司的职位，摇身变成在曼哈顿拥有豪华公寓的媒体大亨。
　　
　　在2000年初的泡沫巅峰，英国政府通过发放3G运营牌照获得235亿英镑，德国政府获得的资金更多。然而这些执照可能分文不值，一位德国“成功”的中标商已退回了牌照。英、法、德三国已有的固话运营商因牌照费用、出价过高的并购以及建设了几十年都不需要（如果不是根本不需要的话）的容量而濒于破产。
　　尽管发生了如此众多的耻辱惨败，已遭到创伤和打击的美国商业模式依然继续扮演着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所有政治立场，即便是对立的，都根据其与美国商业模式的关系进行界定。全球化和私有化已取代资本和阶级，成为热门话题。整个20世纪，政治词语由左派决定，但到了20世纪末，右派词语却在政治论战中占了上风。
　　对于其追随者来说，美国商业模式满足了他们对简洁而具普遍性的阐释的需要，正如马克思主义为其信奉者提供的那样。其支持者把所有问题归于政府，一如社会主义者把全部问题归结为阶级利益那样简洁。相反，奇怪的是，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这样曾被视为政治左派特征的主张，现在却出自政治右派。
　　约翰·威廉森创造了“华盛顿共识”一词。10年之后，他写道，“这一原本用于描述专家治国论政策议程的词汇，却被用于描述最极端形式的里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89年受到质疑的做法，比当时被认为可取的做法更接近中央集权论。需要自由化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职能最小化这另一个极端，只不过这种极端的可能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意识形态论战中被压制住了。”
　　对穷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华盛顿共识的代言人。当然，IMF在20世纪90年代奉行的政策是一贯的——私有化、开放金融市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而在国际机构的规范用语中，“结构改革”指的是向美国商业模式原则迈进。“9·11”后，乔治·布什甚至把欧洲的“结构改革”视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所在。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美国商业模式的根本原则是由政府扮演仲裁人的角色。“把一般惯例和法律框架，与发生在其中的人们的日常活动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犹如人们在游戏中的行为，框架则好比游戏规则……那么，下面就是自由社会中政府的基本职能：为我们提供修改规则的途径、根据规则的内容来调解我们之间的分歧、根据规则对少数不参加游戏的人采取强制行动。”
　　美国商业模式有四种主张：
　　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支持美国商业模式的人认为，经济问题中的政府行为是对自由的侵犯，是对国家强制力的滥用。订约自由要求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行为，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低税收是其必然结果。
　　一些美国的新保守派则走得更极端。他们认为谴责功利主义以及将自私自利视为罪恶都是错误的，贪婪是有益的，好人最终都会完蛋。曾任阿兰·格林斯潘导师的艾·兰德以“客观主义”为题，宣扬自私自利的种种优点。替别人着想其实只是我们本能自发的一种感觉，自利才是惟一合理的再分配机制，而社会所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要求，都会侵犯我们的自主权。
　　
　　对于温和派的人士而言，利己主义的合理性与其说是道义的需要，不如说是生活严酷一面的真实写照，他们承认这一论题涉及到公共关系的问题。叶尔金和斯坦尼斯瓦夫这两位杰出的世界私有化编年史学家也遗憾地承认：“尽管人们成天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但真正愿意为之赴死的人却寥寥无几。为什么人们能成天念叨着斯大林、‘嗨，希特勒’或者圣战，并为之献身，却不能为自由市场做出同样的牺牲？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并不难。斯大林、希特勒和本·拉登通过妖魔化他人来纠集追随者。而美国商业模式妖魔化的却是自身。”
　　他们写道：“我们不喜欢它（美国商业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对我们行为所做的描述是令人讨厌的。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某些人类行为品质应当受到蔑视，而美国商业模式却要我们为之喝彩。”
　　一些对自由市场观念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有所顾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争议。对其中一些人来说，那些曾经困扰过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最伟大思想家的伦理问题已经在混乱和善意的迷雾中消失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和善意的商人声称，如果能对私利做出全面而充分的解释，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正如前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所宣称的：“我常常认为，对我们国家有益的必然也会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历史认为，他的话是“邪恶的”，但事实上只是有些幼稚罢了。
　　更为似是而非的观点是，经济生活与公共道德是割裂的。适合商业的价值观念与适合我们私人生活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歌德在工业革命之初说道：“对于商业来说是正当的任何事物，我们都必须小心谨慎地把它和我们的生活区别开来。”歌德的观点在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也得到了反应：“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许多商界人士之所以能接受这个观点，是因为它没有对他们的行为施加什么限制。其必然结果是知识界对商业及商人的普遍轻视。著有《正义诸领域》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哲学家将经济价值观与普通价值观的割裂精辟地表述为：用以区分市场准确边界的标准。
　　但人们反对美国商业模式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主要不是因为其价值观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事实上它们并不是经济生活的普遍价值观。贪婪是一种人性，但对多数人而言，它并非主要品质。
　　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纯粹机械化生产线式的生产系统最终是要失败的。汽车制造商放弃了计件工资制，因为它破坏了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引发了无休止的谈判和对峙，并产生了无人关心产品质量的工作氛围。我们开始学会把虚伪的“祝您愉快”和对顾客真诚服务的承诺区别开来。
　　对于老板和工人来说，这都是同样正确的。比尔·盖茨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如果你读他的书（我并不是推荐你读），毫无疑问你会认为他最大的爱好是信息技术，而不是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仍坚持在雷德伍德的办公室上班，而没有在海滩游玩。创业需要天才和勤奋，这对那些真正贪婪的人是不具有吸引力的。即便在金融业也一样。美国地产大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自传开篇写道：“我干这行不是为了钱。我已挣到足够的、大大超出我所需的钱。我为工作而工作。交易就是我的艺术形式。”而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则表示，“并不是因为我需要钱，而是因为挣钱并看着它增长的过程充满乐趣。”
　　有些人痴迷于经济回报。政治是他们的天然归宿，因为凭权势而非努力或才干就能获得回报。在许多贫困国家，政府的腐败和贪婪依然很盛行。很多时候，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能有效杜绝这些人。但在认为贪欲可以接受甚至值得钦佩的价值观的驱使下，这类人钻进了金融服务业和公司高层。在每个经济过剩的时代，贪婪的金融家们总会从天真而守法的商人及容易上当受骗的投资者身上攫取财富。现在所不同的是，领薪的大公司经理们有机会将公司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到他们自己的户头上。
　　
　　对于地位的关注——这往往是一种很强的经济动机——转变为对于金钱的关注，因为与以前不同的是，金钱成为衡量地位的工具。在迈克尔·刘易斯笔下，所罗门兄弟公司那些讨厌的人物被同行们视为一帮贪婪成性的家伙：“真正刺痛交易员的并非他们的薪水绝对水平，而是与其他证券交易员薪酬的相对水平。”
　　对于贪婪的逢迎只会吸引贪婪者，因为环境能吸引那些符合其所倡导的行为模式的人，并促使那些天性不同的人去适应环境。因此，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结局也就是投机泡沫过度膨胀，以及公司欺诈和虚报的爆发。过分简单地看待美国商业模式的动机不但会削弱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而且还会破坏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
　　这并不是要否认利己的物质主义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必须确认的一点是，呼吁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的经济体制最终是要失败的。但利己主义也必须通过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制度——正式的规章和含蓄的惯例，声誉与协调机制，公司内在的运作方式与制度，团结一致的情感等等来加以制约。对于那些抱着抑制现代企业精神等不正当目的的利己主义，现代社会还缺乏完善的伦理规范对其加以约束。
　　经济动机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而且并不总是一贯的。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应该是一门经验性的学问，仅仅依靠内省和先验的假设是不行的。最好的出发点是，认为人们会按照他们所处的环境对他们的预期来采取行动。这种预期有时也会发生错误。而这种偶然的预期错误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
　　对美国商业模式核心的道德价值观的担心，与人们怀疑由此导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是否合理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收入和财富的差异是由于天赋、后天努力或生产力等差异性造成的，那么对此类分配进行干预，可能意味着在经济效益方面要付出更高代价。所以，美国商业模式形成了第四个基本要素：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不能超出适度安全网的规定。
　　但是，世界经济收入与财富的不均并不能完全用——甚至主要用努力、天赋和技能之间的差别来加以解释。贫穷国家有很多有才干而且努力工作的人，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缺点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制度体系的缺陷造成的。天赋与后天的努力，只能部分解释富裕国家的收入分配。盖茨的努力、天赋和技能真的就那么不凡？盖茨的报酬是不是就应比阿兰·图灵这样的人高出数千倍呢？图灵是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者，但得到的不过是他那份学术工资。
　　而那些自命为世界的主宰的人又如何呢？对于他们的雇主而言，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们得到数百万美元奖金的原因。但其行为的社会价值，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公司经理人员之所以能领取高薪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生产率——这是无法衡量的——而是因为他们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从其经手的经济收益中取走了一部分。
　　市场回报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有关此类报酬是否一定公平或有效的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处心积虑的保守派们并没有这么说：他们声称，对分配过程进行干预是不公正的，因为那有非法的政府强制力成分。
　　有人可能会同意这个观点，但多数却不敢苟同。这种分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得不到普遍认同，那么分配的争议将极大，且代价高昂，诉讼费用与犯罪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拉美国家和现代俄罗斯，有关财产权性质、来源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与阻碍经济有效发展的腐败和相互对抗的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
　　美国商业模式强调把财产的核心重要性制度化：它是如此重要，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它。这是以财产权性质很明显的假设为前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财产权是社会性的产物：它们的定义形式多样，可以以多种方式在个人、家庭和公司当中进行分配，权贵资本主义和权力寻租的盛行表明，财产所有权是社会与政治行为的产物。
　　与许多经验不足的追随者不同的是，米尔顿· 弗里德曼知道：“财产所有权所赋予的权利是复杂的社会产物，而非不证自明的命题。”但是，他又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清晰并广为接受的财产权定义比如何定义要重要得多。”
　　
　　可是，弗里德曼却没有给这一猜想提供证据，而经济史和经济地理学的经验却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证明。农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这是现代经济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发展——象征着由一种产权形式向另一种产权形式的演化。阿根廷与澳大利亚迥然不同的经济史反映出了殖民地国家土地权决定方式的不同。我们仍在多元化社会的知识产权范围及媒体管制的性质问题上争论不休。
　　能说流利英语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纳托利·丘拜斯说：“他们偷走了一切，而且无法阻止他们。那就让他们去偷吧。他们将会变成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和正当管理人。”这位前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现在担任俄第一大天然气公司卡斯布罗姆公司的总裁。他的故事跟弗里德曼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市场经济的惟一要求就是建立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来说，共产党垮台后，俄罗斯经济的衰退是他们难以洗刷的耻辱。经济体制——仅仅用产权来形容未免太过简单——的性质不是穷国和富国最重大的差别所在。
　　美国商业模式假设，是用贪婪者的活动来阐释和描述市场经济，这些人拥有受到大力保护的财产权，而另一方面其行为却不受约束和控制。问题不仅仅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而是让全世界遵循这种模式的企图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包括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及其政治合理性。由于误解了美国冷战胜利的本质，美国商业模式的倡导者破坏了市场经济。
　　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美国商业模式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描述不是那么有道理的话，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如此成功呢？当然，答案是，美国商业模式所描述的并非美国经济。正如托克维尔150多年前所理解的那样，社团——用以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是美国社会与生俱来的特征。在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当今的人们充分完善了其追求共同目标的方式，并且将这种新技巧应用到了极致。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公司人——被公司吞没的美国人典型——曾是人们的笑柄。但这些人正是使美国经济生活富足的社会人。
　　所谓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深刻根源，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的极端复杂性，以及这些经济组织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入程度。这种深入延伸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信息必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当买卖双方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时，竞争市场就会失灵。交易通常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我们更喜欢同我们了解的人做交易，或者，我们依靠可信的供应商或值得信赖的品牌。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生就是为了应付这些信息差异。
　　尽管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繁盛的金融服务业，但市场化解风险的能力却很差。我们遇到的多数重大风险不是通过市场，而是依靠家庭、社会或者政府来解决。与其把证券市场看成将风险降到最低、并在不同行业中有效分配资本的机构，不如称之为高度发达的专业赌场。
　　多数的经济活动，无法也不会通过大量潜在买家与卖家在没有人情味的市场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的谈判进行。我们需要在组织和团队中工作，需要在小团体中展开合作。自私自利的人无法彼此合作，即便合作能实现其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文化、伦理价值以及工作和社会生活的相互渗透，使协作性的生产活动成为可能。
　　知识与信息是复杂的现代经济的重要产物。它们无法在每种商品都有众多买主和卖主的竞争市场中产生。非物质主义的动机——发现新事物的喜悦、从事慈善事业的快乐——比追逐利润更能促进改革创新。
　　经济学家们常常把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整、协作问题以及风险市场的不充分等问题视为典型的“市场失灵”。但这些词语并没有切中要点。事实上，只存在某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而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失败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力量多半来自于解决以下问题的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且仅因为它根植于社会关系中。现代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已经被对其运作方式的令人厌恶的不实描述所摧毁，这是近20年来一直延续着的理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