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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式微后，它的主要作者们，都换了别种笔墨以适时势，同时也求新的开拓。比如潘军，在到南方短暂地生活几年后重新操觚，就迷上了城市叙事，我在《城市像框》里提到过他。回想起来，那里面谈论的作家，几乎尽属“新生代”，以前先锋派身份介入城市叙事这么一个颇具时尚色彩领域的，似乎只有潘军。去年，终于见着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这并非偶然——他精神上有一种跟城市时代和城市文学一样的年轻的因素。
说城市文学有时尚色彩，其实是中国的特定情形。1994年后，这类写作在中国渐渐兴起以来，其间的弄潮者，差不多都是出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如今年龄在30岁上下的这一代人。我除了读作品，也跟他们中有些人有过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们跟这个新兴的城市时代，的确是水乳交融的。他们的社会经验，跟现时代亲密无间，他们就生活在后者当中。这一点，促使他们在体验城市生活时，不由自主或难以自察地采取着一种沉溺的姿态，从而使他们对城市的叙事天然地被赋予了时尚色彩，就像任何一个都市白领对于最新的服装款式拥有鉴赏力、常识和敏感一样，他们笔下的城市故事和人物，充满了类似的特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兴的城市文学的特殊性。反观19世纪欧美城市文学兴起时的情形，则可清楚地看到，那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与城市文明对立的情绪。而这情绪，来自于当时欧美城市化过程是伴随着大批农民加入城市流浪者行列的现象这一事实。
中国城市文学具有时尚色彩不是什么缺点，相反，是使它富于特色。但是，这样一种特色仍旧是利弊参半的。就其弊端而言，迄今为止，我所读过的这类作品，在对城市的表述上，彼此有着明显的雷同现象。人们很难找到的诸多作家的若干作品之间本身，往往也过于神似；多读之下，不免发生如下的困惑：读者的记忆相当模糊，常常把不同的故事和人物混淆起来。这就是年轻的中国城市文学作者们社会经验过于近似，而对城市文化的趣味又过于“流行化”所造成的后果。
尽管潘军精神中仍然有一种很年轻的力量（这是他得以把握城市叙事的前提），但如果说他跟“新生代”们之间有着某种“价值沟”，我以为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在先锋时代摸爬滚打出来的作家，与眼前这么一个十足市场化的时代之间，不可能水乳交融。他的“年轻”，使他能够应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挑战，而不至于在自我封闭中拒绝或躲避这些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顺从地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切价值观念，与之完全融为一体，特别是那些“时尚”性质的东西。这一点，我自认为看得很准。
因此，在目前既繁花似锦又颇令人感到风格单调的城市文学叙事中间，潘军的作品却显出了足够的个性。我不必担心，他笔下会出现那些CITYBOY、CITYGIRL们所热衷的场景、故事模式或人物表情。他不是借助于“时尚之眼”来打量城市的空间，他不需要这个，他有一双自己的眼睛，而且信赖它们。这次我读到的他总共八部中短篇，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在潘军的城市叙事里，人没有沦为种种“城市时尚”的代码。例如，在所谓欲望化叙事上，许多“新生代”作者对欲望与城市人的关系的理解，非常笼统和抽象，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欲望与个人特定的心灵的关系，只是欲望与“城市文明”这个词及其相关理念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欲望”乃城市文明的题中之义，是城市人性的天然特征，写城市、城市人，不欲望化便不“像”了。更通俗的说法或许是：“写城市，不写欲望写什么？”不知道对那些年轻的城市敘事者来说，我上面一番揣度是否会歪曲了他们？我想不会。他们在作品中以描写欲望的笔触，在做出这样的自我说明：那些男男女女的人物躁动着、不安着、宣泄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城市人”，仅仅因为他们必须“这样”生活。这当然也不能算错，毋宁说，从一般意义上，我也赞同欲望乃是“城市”骨子里的一个标记。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或者说更真实的是个体，即在欲望涌动的普遍性后面，我们应该看到欲望在个体内心之中的那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发生过程以及不同的作用。这却是潘军与CITYBOY、CITYGIRL们的不同之处了。他笔下的城市人，也为欲望所扰，然而却不“欲望化”；他们的欲望，来自他们自身的人性的希冀或疑惑，不是来自小说家想象中所认为的所谓城市人非如此不可的某种“习性”。说到这一点，我就不禁想起许多年轻的城市文学作者，在他们的作品里，总是起劲地让其人物出入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场所，大把地花钱或对大把花钱的人又羡又嫉……他们就这样完全活在城市的符号当中，以至于成为这些符号的符号。这种情形，对于幼稚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固然难免，可是，跟潘军的作品一比，却不能不显出外在与空洞来。
潘军笔下的城市人形形色色、面目各异，但作为艺术化的对象，他们仍然表现出了某种能够说明作者叙述倾向和深度一致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以为是，人物的存在，多被置于其各自的内心秘密中。作者透过对这类秘密的剥茧式描写，朝城市的诸种内在而暖昧的本质挺进。《和陌生人喝酒》里那位处长，由其属下一个年轻女孩引发似是而非的幻想，致其家庭解体，个中滋味可谓奥妙无穷。《寻找子谦先生》的所谓“寻找”，充满虚情假意，它让人看到，城市人是怎样在爱情和友情的幌子下，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对欲念的屈从。《抛弃》是一个由双重阴谋组成的故事，这双重阴谋发生在夫妇之间，他们厌倦共同的婚姻，却谁也不肯让对方知道自己心中的这种厌倦，而寄希望于以阴谋的方式结束婚姻……诸如此类的故事，都表达着作者对城市人的与其环境相称的特有心理的细腻而卓异的，堪称走到了其灵魂深处的辨别力。在我看来，这是目下许多城市文学作者缺乏的一种能力。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文学自90年代中期前后渐备气候以来，一般的作者们，要么像年轻的新生代那样，过多地为城市化的种种外部表征所迷惑而失察于人性，亦即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异性，要么像某些年龄稍长的作者那样徒以道德偏见视世，过多地纠缠于简单化的社会批判。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化在我们的经验和价值观方面都是一种十分陌生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如实地看待它，而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将它想象化和传奇化，把它描绘成一种令人惊异的富于夸张风格的东西。但是，潘军的城市叙事，却不多见地越出了这之外。
这自非偶然。其实，先锋派时的潘军，其笔触就特别具有一种城市意味（虽然未必是在写城市），这一点，与别的先锋作家（例如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不大相同；或者说，这是一位很适合去读解城市的小说家。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城市风格与显性的城市叙事合二而一的产物。我想，他之所以那么深地走进了城市人的内心，其实也首先是他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这样一种走进，辅之以他先锋派的语言余韵和视点，使潘军的城市小说在哲学、文化和感觉方式上迥异于所有同类创作。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的特殊性，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重复他，的确没有。
责任编辑 鹿 政
说城市文学有时尚色彩，其实是中国的特定情形。1994年后，这类写作在中国渐渐兴起以来，其间的弄潮者，差不多都是出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如今年龄在30岁上下的这一代人。我除了读作品，也跟他们中有些人有过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们跟这个新兴的城市时代，的确是水乳交融的。他们的社会经验，跟现时代亲密无间，他们就生活在后者当中。这一点，促使他们在体验城市生活时，不由自主或难以自察地采取着一种沉溺的姿态，从而使他们对城市的叙事天然地被赋予了时尚色彩，就像任何一个都市白领对于最新的服装款式拥有鉴赏力、常识和敏感一样，他们笔下的城市故事和人物，充满了类似的特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兴的城市文学的特殊性。反观19世纪欧美城市文学兴起时的情形，则可清楚地看到，那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与城市文明对立的情绪。而这情绪，来自于当时欧美城市化过程是伴随着大批农民加入城市流浪者行列的现象这一事实。
中国城市文学具有时尚色彩不是什么缺点，相反，是使它富于特色。但是，这样一种特色仍旧是利弊参半的。就其弊端而言，迄今为止，我所读过的这类作品，在对城市的表述上，彼此有着明显的雷同现象。人们很难找到的诸多作家的若干作品之间本身，往往也过于神似；多读之下，不免发生如下的困惑：读者的记忆相当模糊，常常把不同的故事和人物混淆起来。这就是年轻的中国城市文学作者们社会经验过于近似，而对城市文化的趣味又过于“流行化”所造成的后果。
尽管潘军精神中仍然有一种很年轻的力量（这是他得以把握城市叙事的前提），但如果说他跟“新生代”们之间有着某种“价值沟”，我以为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在先锋时代摸爬滚打出来的作家，与眼前这么一个十足市场化的时代之间，不可能水乳交融。他的“年轻”，使他能够应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挑战，而不至于在自我封闭中拒绝或躲避这些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顺从地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切价值观念，与之完全融为一体，特别是那些“时尚”性质的东西。这一点，我自认为看得很准。
因此，在目前既繁花似锦又颇令人感到风格单调的城市文学叙事中间，潘军的作品却显出了足够的个性。我不必担心，他笔下会出现那些CITYBOY、CITYGIRL们所热衷的场景、故事模式或人物表情。他不是借助于“时尚之眼”来打量城市的空间，他不需要这个，他有一双自己的眼睛，而且信赖它们。这次我读到的他总共八部中短篇，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在潘军的城市叙事里，人没有沦为种种“城市时尚”的代码。例如，在所谓欲望化叙事上，许多“新生代”作者对欲望与城市人的关系的理解，非常笼统和抽象，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欲望与个人特定的心灵的关系，只是欲望与“城市文明”这个词及其相关理念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欲望”乃城市文明的题中之义，是城市人性的天然特征，写城市、城市人，不欲望化便不“像”了。更通俗的说法或许是：“写城市，不写欲望写什么？”不知道对那些年轻的城市敘事者来说，我上面一番揣度是否会歪曲了他们？我想不会。他们在作品中以描写欲望的笔触，在做出这样的自我说明：那些男男女女的人物躁动着、不安着、宣泄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城市人”，仅仅因为他们必须“这样”生活。这当然也不能算错，毋宁说，从一般意义上，我也赞同欲望乃是“城市”骨子里的一个标记。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或者说更真实的是个体，即在欲望涌动的普遍性后面，我们应该看到欲望在个体内心之中的那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发生过程以及不同的作用。这却是潘军与CITYBOY、CITYGIRL们的不同之处了。他笔下的城市人，也为欲望所扰，然而却不“欲望化”；他们的欲望，来自他们自身的人性的希冀或疑惑，不是来自小说家想象中所认为的所谓城市人非如此不可的某种“习性”。说到这一点，我就不禁想起许多年轻的城市文学作者，在他们的作品里，总是起劲地让其人物出入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场所，大把地花钱或对大把花钱的人又羡又嫉……他们就这样完全活在城市的符号当中，以至于成为这些符号的符号。这种情形，对于幼稚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固然难免，可是，跟潘军的作品一比，却不能不显出外在与空洞来。
潘军笔下的城市人形形色色、面目各异，但作为艺术化的对象，他们仍然表现出了某种能够说明作者叙述倾向和深度一致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以为是，人物的存在，多被置于其各自的内心秘密中。作者透过对这类秘密的剥茧式描写，朝城市的诸种内在而暖昧的本质挺进。《和陌生人喝酒》里那位处长，由其属下一个年轻女孩引发似是而非的幻想，致其家庭解体，个中滋味可谓奥妙无穷。《寻找子谦先生》的所谓“寻找”，充满虚情假意，它让人看到，城市人是怎样在爱情和友情的幌子下，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对欲念的屈从。《抛弃》是一个由双重阴谋组成的故事，这双重阴谋发生在夫妇之间，他们厌倦共同的婚姻，却谁也不肯让对方知道自己心中的这种厌倦，而寄希望于以阴谋的方式结束婚姻……诸如此类的故事，都表达着作者对城市人的与其环境相称的特有心理的细腻而卓异的，堪称走到了其灵魂深处的辨别力。在我看来，这是目下许多城市文学作者缺乏的一种能力。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文学自90年代中期前后渐备气候以来，一般的作者们，要么像年轻的新生代那样，过多地为城市化的种种外部表征所迷惑而失察于人性，亦即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异性，要么像某些年龄稍长的作者那样徒以道德偏见视世，过多地纠缠于简单化的社会批判。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化在我们的经验和价值观方面都是一种十分陌生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如实地看待它，而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将它想象化和传奇化，把它描绘成一种令人惊异的富于夸张风格的东西。但是，潘军的城市叙事，却不多见地越出了这之外。
这自非偶然。其实，先锋派时的潘军，其笔触就特别具有一种城市意味（虽然未必是在写城市），这一点，与别的先锋作家（例如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不大相同；或者说，这是一位很适合去读解城市的小说家。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城市风格与显性的城市叙事合二而一的产物。我想，他之所以那么深地走进了城市人的内心，其实也首先是他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这样一种走进，辅之以他先锋派的语言余韵和视点，使潘军的城市小说在哲学、文化和感觉方式上迥异于所有同类创作。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的特殊性，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重复他，的确没有。
责任编辑 鹿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