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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地理空间的多中心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研究了伦敦、东京、洛杉矶等国际化大都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经验，力图为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多中心；国际大都市；经验
一、大城市发展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型的背景
多中心城市结构是在城市内部或城市化区域中，原有中心以外地区还建设有若干次级中心，各中心之间通过高效的交通系统相连接，从而形成的分散分布又相对集聚的网络空间结构。次中心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能量，集聚一定量的经济活动，承担某种或几种突出的城市功能，与主中心既优势互补又相互竞争。多中心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西欧、北美和日本，经济地理空间的多中心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不同的空间形态、联系方式和行政特征，可以将这种多中心经济地理空间分为两种形式：一为城市内部(intraurban)的多中心化，像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等城市，称之为Polycentricity；另一种为城市之间(interurban)的多中心化，像荷兰的Randstad、北意大利的Padua－Treviso－Venice地区等，称之为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Urban Region,简称PUR)。
近三十年世界各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表明多中心城市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内生的进程，符合城市自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集聚经济原理的单中心城市曾是主要的城市形态。对大城市而言，该中心所具有的强大的设施条件和服务条件具有相当的集聚效应，大量的人口、工商业、服务业不断向这一中心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周围的农业和绿化用地被大量侵占。城市进入“摊大饼”的无序蔓延阶段，城市用地的整体扩展，造成了通勤长距离化，由此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社会成本的提高，如城市交通堵塞、地价上升、住房紧张、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产生集聚不经济。“单中心”集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传统的外延型空间拓展模式带来诸多问题，需要实现“分散基础上的有机集中”，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组合。“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由此应运而生。它最初是在大都市区周围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后来发展为建设新城新区，从而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最终形成具有与中心区优势互补和相互竞争的郊区次中心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网络结构模式。
市场机制可促使多中心城市内生形成，并使土地等自然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不同产业得以合理布局，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往往需要较长时期。政府政策对城市的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对郊区的倾斜性投资政策有助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解决和应对“大城市病”等城市问题。
二、国际大都市多中心发展的经验
(一)伦敦
伦敦的现代新城建设开始于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1944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阿伯克隆比提出在1939年的城市边界上建设一条8公里宽的环绕绿带，以阻止伦敦的进一步蔓延。阿伯克隆比主张在绿化带以外的地区建设8个每个规模在5万人的新城镇用以容纳40万人口，这些新城与伦敦城市中心区的距离大约在30－60公里。从1946年到1950年，英国总共开始建设了14座新城，其中8座是在伦敦周围。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中的8座新城有7座在这一时期获准建设。第一、二代卫星城均因为功能过于单一(单一的卧城或工业卫星城)而宣告失败。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第三代卫星城选择在大城市远郊或两个大城市之间建设相对独立的中等城市。这些卫星城镇有其合适的功能定位，并与原中心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此外卫星城镇社区的居住地靠近就业场所，很多设施都可以自给自足，交通的可达性也很好，不会因为功能过于单一而过分依赖老城。卫星城的建设适应了英国城市发展的需要，既加快了城市周围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其经济水平的提高，又改善了市、郊区地域结构，并在人口、就业等方面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按照彼得·霍尔的说法，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90年，英国所建成的新城拥有大约70万套住宅和大约200万人口，其中相当部分在伦敦周围。
(二)洛杉矶
单核模式一直是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主导模式，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新现象，大都市区内的人口从城市向郊区大规模迁移，即郊区城市化，并且使大都市区由单核式向多核式结构转变。二战后，随着郊区内上层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郊区化，使郊区有能力为自己的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设施，更有效地管理着自己的政府，而中心城市由于聚集了少数民族和穷人，汇聚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郊区对中心城市的兼并活动越来越抵制。郊区居民选择建立自治城市来保证郊区社区的同质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郊区的自我完善必将引发城市功能部分地向郊区转移，次中心城市由此产生，次中心城市与大都市区内原有的中心城市一起形成了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
洛杉矶于1954年出台了著名的莱克伍德计划。位于长滩北部的莱克伍德，曾经是地区造船业的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却面临着被长滩兼并的威胁。该地区反对任何形式的与大都市区合并，为了避免因自治而导致的财政和劳动力的缩减。该地区提出以契约的形式与洛杉矶县进行合作。把其重要的防火、警察、图书馆等公共服务交给县政府，只需支付相应报酬。该地区的市政服务的费用则由洛杉矶县内的纳税人共同分担。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批准了该计划，意味着该地区取得了的自治权，由此，创造了第一个分离的城市。此后，1956年通过的布拉德利一伯恩斯法案(Bradley-Bums Act)，允许加州内所有的地方政府拥有消费税的1％，归其自行支配。这就意味着郊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业、商业供养当地政府的开支而无需增收财产税，换句话说，该法案以减少原有主要城市的税收，资助了新兴郊区的地方政府。据研究表明,1954至1960年在洛杉矶县内莱克伍德附近形成26个新的小型城市。此外，随着汽车、高速公路和网络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的逐渐深入，郊区内的一些自治城市在经济上独立性增强，这些自治城市的规模不断发展，在原有的大都市区内，形成了数量不等的次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还无法超越原有的中心城市，但是，这些城市自身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经济功能，不再是以往完全依赖中心城市的郊区。
(三)巴黎
为巴黎新城建设奠定基础的是1965年的巴黎大区规划。它明确提出在巴黎外围设立城市副中心，以平衡城市布局，分散居住人口规划设计巴黎外围的8座新城沿着塞纳河两岸的轴线展开，塞纳河以南轴线从Melun到Mantes,长88公里，塞纳河以北轴线从Meaux到Pontoise,长72公里。该规划用860公里的高速公路、250公里的区域高速铁路来支撑这一规划构想。从新城建设的实际来看，巴黎周围的快 速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基本按照1965年的规划建设。1965年规划中的8座新城最后形成了5座，主要原因是巴黎实际的人口不是1965年预测的1400 75,而是1100万。
(四)东京
为解决东京CBD地区功能过分集中而造成的许多大城市问题，如交通、住宅和环境等问题，规划者们从197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多极城市结构”的概念。在1970年代的初期，首先有人提出一个“两极都市”的规划，即在原都心的西部远郊，主要是八王子(Hachioji)市、立川(Tachikawa)市和多摩(Tama)新城，建设一个新的中心业务区域。这个提议随后在1980年的《我们的东京城规划》和1991年的《第三次东京长期规划》中演变为“多极都市”的概念。在《东京1992规划》中提出了“多中心城市”的框架，其基本观点就是东京周围除了多摩地区的业务核城市之外，还要环绕三大新的“业务核城市”，即：埼玉县的浦和(Urawa)市／大宫(Omiya)市，千叶县的幕张(Makuhari)市／千叶(chiba)市，神奈川县的川崎(KawasaKi)市／横滨(Yokohama)市，再加上茨城县南部的筑波(Tsukuba)新城作为一个高科技研究中心。这些核城市将发展成为主要的就业和服务副中心以缓解东京都心的发展压力，并构建出一个多核的都市结构。在1990年代原来东京山手线沿线的副中心，如新宿、涉谷、池袋等，已成为东京都心的一部分，失去了缓解中心城区拥挤问题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在东京圈的郊区发展更多的副中心城市，从而将以前形成的东京都心地区的一级依存型结构改为多核多圈域型的地域结构。
(五)汉城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通病，汉城在新一轮规划中破了汉城老城区单中心发展格局，规划以新区和场为两大增长极培育新中心。新区(现政府驻)、原汉城中心、新国际机场将通过高速交通系统汉城旧城区至机场52公里的路程仅需40分钟即到达)联为一体，形成带状走廊式城市发展模式，而实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推进。规划还按照区一体化原则，要求把区域内的各城市作为一个整来建设，不囿于地方利益，将汉城建设成为世界级都市区。
三、结论
包括新城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巨型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不论是市场主导、政府弱干预的伦敦洛杉矶。还是市场主导、政府强干预的东京巴黎，都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大发展时代，城乡结构发生重组，全球化的力量使大城市的重组更加引人注目。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I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空间重组也将成为国内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_中国的空间重组除了源于“单中心”带来的过度集聚以及郊区化带来的城市蔓延等压力外，更多是在体制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为城市地区的增长带来的空间扩张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城市在进行“多中心”的空间重组时，将面临转型期带来的远比西方城市复杂的问题。
因此，现阶段如何借鉴国外城市发展的道路，抓住城市重构的有利时机，采取科学合理的发展方案，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城市向多中心方向发展，这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城市的大发展给城市的重构带来了契机，我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具备了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条件。当然建设多中心城市时，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模式。此外，在积极培育多中心城市的同时，大城市要加强次中心的配套建设，增强其吸引力，并慎重处理内城的更新与改造，注重历史地段的保护，最终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和良性的城乡空间结构。
关键词 多中心；国际大都市；经验
一、大城市发展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型的背景
多中心城市结构是在城市内部或城市化区域中，原有中心以外地区还建设有若干次级中心，各中心之间通过高效的交通系统相连接，从而形成的分散分布又相对集聚的网络空间结构。次中心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能量，集聚一定量的经济活动，承担某种或几种突出的城市功能，与主中心既优势互补又相互竞争。多中心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西欧、北美和日本，经济地理空间的多中心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不同的空间形态、联系方式和行政特征，可以将这种多中心经济地理空间分为两种形式：一为城市内部(intraurban)的多中心化，像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等城市，称之为Polycentricity；另一种为城市之间(interurban)的多中心化，像荷兰的Randstad、北意大利的Padua－Treviso－Venice地区等，称之为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Urban Region,简称PUR)。
近三十年世界各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表明多中心城市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内生的进程，符合城市自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集聚经济原理的单中心城市曾是主要的城市形态。对大城市而言，该中心所具有的强大的设施条件和服务条件具有相当的集聚效应，大量的人口、工商业、服务业不断向这一中心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周围的农业和绿化用地被大量侵占。城市进入“摊大饼”的无序蔓延阶段，城市用地的整体扩展，造成了通勤长距离化，由此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社会成本的提高，如城市交通堵塞、地价上升、住房紧张、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和环境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产生集聚不经济。“单中心”集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传统的外延型空间拓展模式带来诸多问题，需要实现“分散基础上的有机集中”，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组合。“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由此应运而生。它最初是在大都市区周围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后来发展为建设新城新区，从而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最终形成具有与中心区优势互补和相互竞争的郊区次中心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网络结构模式。
市场机制可促使多中心城市内生形成，并使土地等自然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不同产业得以合理布局，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往往需要较长时期。政府政策对城市的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对郊区的倾斜性投资政策有助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解决和应对“大城市病”等城市问题。
二、国际大都市多中心发展的经验
(一)伦敦
伦敦的现代新城建设开始于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1944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阿伯克隆比提出在1939年的城市边界上建设一条8公里宽的环绕绿带，以阻止伦敦的进一步蔓延。阿伯克隆比主张在绿化带以外的地区建设8个每个规模在5万人的新城镇用以容纳40万人口，这些新城与伦敦城市中心区的距离大约在30－60公里。从1946年到1950年，英国总共开始建设了14座新城，其中8座是在伦敦周围。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中的8座新城有7座在这一时期获准建设。第一、二代卫星城均因为功能过于单一(单一的卧城或工业卫星城)而宣告失败。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第三代卫星城选择在大城市远郊或两个大城市之间建设相对独立的中等城市。这些卫星城镇有其合适的功能定位，并与原中心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此外卫星城镇社区的居住地靠近就业场所，很多设施都可以自给自足，交通的可达性也很好，不会因为功能过于单一而过分依赖老城。卫星城的建设适应了英国城市发展的需要，既加快了城市周围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其经济水平的提高，又改善了市、郊区地域结构，并在人口、就业等方面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按照彼得·霍尔的说法，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90年，英国所建成的新城拥有大约70万套住宅和大约200万人口，其中相当部分在伦敦周围。
(二)洛杉矶
单核模式一直是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主导模式，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新现象，大都市区内的人口从城市向郊区大规模迁移，即郊区城市化，并且使大都市区由单核式向多核式结构转变。二战后，随着郊区内上层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郊区化，使郊区有能力为自己的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设施，更有效地管理着自己的政府，而中心城市由于聚集了少数民族和穷人，汇聚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郊区对中心城市的兼并活动越来越抵制。郊区居民选择建立自治城市来保证郊区社区的同质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郊区的自我完善必将引发城市功能部分地向郊区转移，次中心城市由此产生，次中心城市与大都市区内原有的中心城市一起形成了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
洛杉矶于1954年出台了著名的莱克伍德计划。位于长滩北部的莱克伍德，曾经是地区造船业的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却面临着被长滩兼并的威胁。该地区反对任何形式的与大都市区合并，为了避免因自治而导致的财政和劳动力的缩减。该地区提出以契约的形式与洛杉矶县进行合作。把其重要的防火、警察、图书馆等公共服务交给县政府，只需支付相应报酬。该地区的市政服务的费用则由洛杉矶县内的纳税人共同分担。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批准了该计划，意味着该地区取得了的自治权，由此，创造了第一个分离的城市。此后，1956年通过的布拉德利一伯恩斯法案(Bradley-Bums Act)，允许加州内所有的地方政府拥有消费税的1％，归其自行支配。这就意味着郊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业、商业供养当地政府的开支而无需增收财产税，换句话说，该法案以减少原有主要城市的税收，资助了新兴郊区的地方政府。据研究表明,1954至1960年在洛杉矶县内莱克伍德附近形成26个新的小型城市。此外，随着汽车、高速公路和网络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的逐渐深入，郊区内的一些自治城市在经济上独立性增强，这些自治城市的规模不断发展，在原有的大都市区内，形成了数量不等的次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还无法超越原有的中心城市，但是，这些城市自身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经济功能，不再是以往完全依赖中心城市的郊区。
(三)巴黎
为巴黎新城建设奠定基础的是1965年的巴黎大区规划。它明确提出在巴黎外围设立城市副中心，以平衡城市布局，分散居住人口规划设计巴黎外围的8座新城沿着塞纳河两岸的轴线展开，塞纳河以南轴线从Melun到Mantes,长88公里，塞纳河以北轴线从Meaux到Pontoise,长72公里。该规划用860公里的高速公路、250公里的区域高速铁路来支撑这一规划构想。从新城建设的实际来看，巴黎周围的快 速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基本按照1965年的规划建设。1965年规划中的8座新城最后形成了5座，主要原因是巴黎实际的人口不是1965年预测的1400 75,而是1100万。
(四)东京
为解决东京CBD地区功能过分集中而造成的许多大城市问题，如交通、住宅和环境等问题，规划者们从197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多极城市结构”的概念。在1970年代的初期，首先有人提出一个“两极都市”的规划，即在原都心的西部远郊，主要是八王子(Hachioji)市、立川(Tachikawa)市和多摩(Tama)新城，建设一个新的中心业务区域。这个提议随后在1980年的《我们的东京城规划》和1991年的《第三次东京长期规划》中演变为“多极都市”的概念。在《东京1992规划》中提出了“多中心城市”的框架，其基本观点就是东京周围除了多摩地区的业务核城市之外，还要环绕三大新的“业务核城市”，即：埼玉县的浦和(Urawa)市／大宫(Omiya)市，千叶县的幕张(Makuhari)市／千叶(chiba)市，神奈川县的川崎(KawasaKi)市／横滨(Yokohama)市，再加上茨城县南部的筑波(Tsukuba)新城作为一个高科技研究中心。这些核城市将发展成为主要的就业和服务副中心以缓解东京都心的发展压力，并构建出一个多核的都市结构。在1990年代原来东京山手线沿线的副中心，如新宿、涉谷、池袋等，已成为东京都心的一部分，失去了缓解中心城区拥挤问题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在东京圈的郊区发展更多的副中心城市，从而将以前形成的东京都心地区的一级依存型结构改为多核多圈域型的地域结构。
(五)汉城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通病，汉城在新一轮规划中破了汉城老城区单中心发展格局，规划以新区和场为两大增长极培育新中心。新区(现政府驻)、原汉城中心、新国际机场将通过高速交通系统汉城旧城区至机场52公里的路程仅需40分钟即到达)联为一体，形成带状走廊式城市发展模式，而实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推进。规划还按照区一体化原则，要求把区域内的各城市作为一个整来建设，不囿于地方利益，将汉城建设成为世界级都市区。
三、结论
包括新城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巨型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不论是市场主导、政府弱干预的伦敦洛杉矶。还是市场主导、政府强干预的东京巴黎，都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大发展时代，城乡结构发生重组，全球化的力量使大城市的重组更加引人注目。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I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空间重组也将成为国内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_中国的空间重组除了源于“单中心”带来的过度集聚以及郊区化带来的城市蔓延等压力外，更多是在体制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为城市地区的增长带来的空间扩张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城市在进行“多中心”的空间重组时，将面临转型期带来的远比西方城市复杂的问题。
因此，现阶段如何借鉴国外城市发展的道路，抓住城市重构的有利时机，采取科学合理的发展方案，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城市向多中心方向发展，这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城市的大发展给城市的重构带来了契机，我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具备了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条件。当然建设多中心城市时，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模式。此外，在积极培育多中心城市的同时，大城市要加强次中心的配套建设，增强其吸引力，并慎重处理内城的更新与改造，注重历史地段的保护，最终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和良性的城乡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