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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海拔二千三百多米的洱源罗坪山半山腰,一条若有若无,隐没在山路、荆棘、沟箐和田园之中的古老的石板路上,一男一女的年轻农人,一前一后地吆着一匹彪实的黑马,从我身边很轻快地超了过去,渐渐成了几点黑影,接着很快就消失在了云雾缭绕的山色之中……
靠到路边给马让路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那匹马———大理马!
二
大理马又稱“滇马”,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古老马种,原泛指古南诏、大理一带的马种,主要指大理州范围内的地方马种,以温驯和忍耐闻名。千百年来,它总以前赴后继的姿势,在云岭千山默默奔走行进,走沟过涧、翻山越岭,用古老的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以及大大小小的不知名的道路,贯通了成都平原、西藏雪域、东南亚诸国和印度白衣之邦,成为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的使者。可以说,云南高原就是一部被大理马踏出的文明史。
大理马自古高贵。早在盛唐、两宋和元代,大理马就是南诏、大理王朝或是云南行省进贡朝廷的贡品。尤其备受宋人称道。据传其中不乏有日行四百里的良骏。特别是在南宋,金兵大举进犯,朝廷迫需战马,除自养之外,大理马几乎就成大宋军马唯一的补充渠道。于是,在宋与大理分庭而治的边境贸易中,每年都有数千匹大理马被交易,有时甚至一次就达上千匹之多。史书中“牛羊遍点苍”的记述,就可想见当时的盛况。而作为抗击金兵入侵的“岳家军”,三军将士胯下之骑大多是大理马。在大金铁骑的践踏下,身骨文弱但毅志刚强的大理马在交锋中丝毫不落下风,冲锋陷阵,攻营拔寨。于是,金营的帅前帐下,所向披靡、傲视北方的强虏不得不低下头,留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抗战时期,中原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主战场,作为大后方的云岭高原,在日寇的肆虐下依旧不得安宁。保山、昆明等后方城市,常常遭受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龙陵、腾冲等滇西沃壤甚至一度沦陷。但是后来,我不止在一本史籍上读到了大理马穿行于气候和环境极其恶劣的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这条国际救亡大通道,以及滇川命脉西祥公路建筑工地的描述。而茶马古道上风餐露宿、艰辛度日的马帮商人,则把一笔笔用辛勤汗水赚取的银元,捐赠到抗日救国的账户上,成为中华民族齐心聚力射向侵略者的子弹。
三
大理,是让大理马驮出的一座古都。
坐落在罗坪山脚下的古镇凤羽,是个有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的镇子。在古老的白族民居群里穿行,我曾对一块民居照壁上题写的四个大字充满感叹:“田荆绚彩”。作为马帮商人的女儿,至今已七十多岁的杨老大妈清楚地告诉我:“荆,借指赶马的荆条,田,则是田庄。这个院落,已是当年父辈留下的第五个院落!”守着祖房度过一生,整整七十多年前的旧事,至今让杨老大妈一张沧桑的脸上写满了自信,那是一种让文化和富足涵养的自信!不难想象,一个家庭,拥有几十亩或是上百亩的庄田、上百匹牲口,在大理、丽江、昆明、腾冲甚至成都都有商号,在当时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繁盛气象?我想象当时,大妈的父亲,一个富甲一方的马帮商人,是如何底气十足地把那四个大字书写到那座大型照壁之上!
诸如凤羽的一个个小镇或是村落:沙溪、诺邓、喜洲、和顺、东莲花村、云南驿、密祉、曲硐、鹤庆、虎街,甚至是更大一些的城市:大理、下关、丽江、中旬、腾冲、建水、思茅、临沧、普洱、凤庆、永昌(保山)、昆明,大大小小,零零散散,总让人无不感叹,就似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古代云南高原最殷实富足、最文明开化的地方。但是,这一切的所在,完完全全,就因为一种灵性动物的存在:大理马。
是的,大理马,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用不知疲倦和永不退缩的踏爪,连接云岭千山,连接天府之国成都,连接雪域圣城拉萨,连接东南亚诸国、印度和红海沿岸的波斯,甚至是长安(西安)、东京(开封)、临安(杭州)、大都(北京)等等遥远的中原都城。它们用瘦弱的身骨,驮出云南的茶叶、玉石和铜矿,驮回藏地的皮袱、汉地的丝绸、印度的奢侈品和白花花的银子,驮出进京赶考的云南才子,驮回沉甸甸的中原文化典籍,开化蛮邦,生发文明。
因为大理马,也让历史留下了“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沙溪寺登街,至今徜徉于这条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濒危建筑遗产”的古集市,在古戏台、古树、古寨墙和古民居中流连行走,一直走到玉津桥,莫不让人充满了怀想和感激。依然还是大理马,让无量山中的虎街有了远古的茶庄;让大山之中的密祉唱出了闻名世界的《小河淌水》;让回民聚居的东莲花村留下了盛极一时的马帮文化;让博南古道上的曲硐留下了“黄焖鸡”、“赶马鸡”的美味;让遥远的诺邓留下了声名远扬的井盐与火腿;让大理古城留下了一街千年的“三月街”,并让云南高原许多人口较多的坝区集镇,赶起了热闹非凡的“骡马大会”;让下关诞生了大量的堆店和酒肆,并迅速成为清、民时期全西南最大的茶市,终而有了远销海内的“下关沱茶”;让喜洲留下了极具研究价值的白族民居建筑群……
四
小时候,我家就曾养过一匹大理马,个头不高,性情温驯。
父亲和村里的赶马人一样,上山做些砍柴伐竹、削猪食糟、砍锄头棒子之类的苦活,赶马到山里驮些洋芋和栗炭进城售卖,一天一个来回。父亲的马驮得最多的是木料,利最高,却也最为辛苦,因为他得翻过整整一座罗坪山,一个海拔三千多米的垭口处,常常都是狂风带雨的天象,有时大雾一上,暴雨即来,气温骤降,村里真就有人和马再没能回来了。当年,父亲就常常一身单衣翻山过涧,但他更为关切的却是自己的马儿。直到多年之后,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起,那天来不及换马掌(马蹄铁),罗坪山心,那段渗水湿滑的上坡路,五月依然冰结,透过鞋底袭来的寒痛,直刺心骨,马儿驮上沉沉的驮子,就似赤着脚一般……
父亲常常一脸的沉重与悔恨。是的,赶马之人最爱马,因为一匹大理马,就是整整一家人的生计与指望。旧时的马帮,常常自己舍不得吃穿,但半夜了就得投店,因为他得让自己的宝贝马儿舒舒坦坦地吃上些草料、在温暖干燥的马厩眠上一会儿眼,明天方有劲儿继续赶路。但他自己,能将就就将就,靠到店边屋檐,囫囫囵囵也就是一夜。十余年间,那匹大理马和他亲同兄弟,一起砍柴驮料、上山下田、收割庄稼、起房盖屋,为我们姐弟驮来了新衣和学费,驮回了一座新房子。
但是,这匹居功至伟的好马,在暮年之时,却被迫于生计的父亲卖了。
五
或许只有赶马人的孩子才知道,一匹大理马,就是一种暖暖的乡愁。
黄昏,劲风如刀,百鸟归巢。在洱海之源罗坪山愈近村口的山坡上,成队归来的大理马,驮上沉沉的驮子,在山间扬起了山势起伏般的尘灰,似大军行进。此时,几个山头外张望的小孩,会被那副气势恢宏的场景扰得心旌迷乱、异想联翩,一齐快活地喊道:“爸爸!爸爸……”
其中一个小孩,就是我。
在海拔二千三百多米的洱源罗坪山半山腰,一条若有若无,隐没在山路、荆棘、沟箐和田园之中的古老的石板路上,一男一女的年轻农人,一前一后地吆着一匹彪实的黑马,从我身边很轻快地超了过去,渐渐成了几点黑影,接着很快就消失在了云雾缭绕的山色之中……
靠到路边给马让路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那匹马———大理马!
二
大理马又稱“滇马”,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古老马种,原泛指古南诏、大理一带的马种,主要指大理州范围内的地方马种,以温驯和忍耐闻名。千百年来,它总以前赴后继的姿势,在云岭千山默默奔走行进,走沟过涧、翻山越岭,用古老的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以及大大小小的不知名的道路,贯通了成都平原、西藏雪域、东南亚诸国和印度白衣之邦,成为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的使者。可以说,云南高原就是一部被大理马踏出的文明史。
大理马自古高贵。早在盛唐、两宋和元代,大理马就是南诏、大理王朝或是云南行省进贡朝廷的贡品。尤其备受宋人称道。据传其中不乏有日行四百里的良骏。特别是在南宋,金兵大举进犯,朝廷迫需战马,除自养之外,大理马几乎就成大宋军马唯一的补充渠道。于是,在宋与大理分庭而治的边境贸易中,每年都有数千匹大理马被交易,有时甚至一次就达上千匹之多。史书中“牛羊遍点苍”的记述,就可想见当时的盛况。而作为抗击金兵入侵的“岳家军”,三军将士胯下之骑大多是大理马。在大金铁骑的践踏下,身骨文弱但毅志刚强的大理马在交锋中丝毫不落下风,冲锋陷阵,攻营拔寨。于是,金营的帅前帐下,所向披靡、傲视北方的强虏不得不低下头,留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抗战时期,中原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主战场,作为大后方的云岭高原,在日寇的肆虐下依旧不得安宁。保山、昆明等后方城市,常常遭受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龙陵、腾冲等滇西沃壤甚至一度沦陷。但是后来,我不止在一本史籍上读到了大理马穿行于气候和环境极其恶劣的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这条国际救亡大通道,以及滇川命脉西祥公路建筑工地的描述。而茶马古道上风餐露宿、艰辛度日的马帮商人,则把一笔笔用辛勤汗水赚取的银元,捐赠到抗日救国的账户上,成为中华民族齐心聚力射向侵略者的子弹。
三
大理,是让大理马驮出的一座古都。
坐落在罗坪山脚下的古镇凤羽,是个有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的镇子。在古老的白族民居群里穿行,我曾对一块民居照壁上题写的四个大字充满感叹:“田荆绚彩”。作为马帮商人的女儿,至今已七十多岁的杨老大妈清楚地告诉我:“荆,借指赶马的荆条,田,则是田庄。这个院落,已是当年父辈留下的第五个院落!”守着祖房度过一生,整整七十多年前的旧事,至今让杨老大妈一张沧桑的脸上写满了自信,那是一种让文化和富足涵养的自信!不难想象,一个家庭,拥有几十亩或是上百亩的庄田、上百匹牲口,在大理、丽江、昆明、腾冲甚至成都都有商号,在当时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繁盛气象?我想象当时,大妈的父亲,一个富甲一方的马帮商人,是如何底气十足地把那四个大字书写到那座大型照壁之上!
诸如凤羽的一个个小镇或是村落:沙溪、诺邓、喜洲、和顺、东莲花村、云南驿、密祉、曲硐、鹤庆、虎街,甚至是更大一些的城市:大理、下关、丽江、中旬、腾冲、建水、思茅、临沧、普洱、凤庆、永昌(保山)、昆明,大大小小,零零散散,总让人无不感叹,就似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古代云南高原最殷实富足、最文明开化的地方。但是,这一切的所在,完完全全,就因为一种灵性动物的存在:大理马。
是的,大理马,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用不知疲倦和永不退缩的踏爪,连接云岭千山,连接天府之国成都,连接雪域圣城拉萨,连接东南亚诸国、印度和红海沿岸的波斯,甚至是长安(西安)、东京(开封)、临安(杭州)、大都(北京)等等遥远的中原都城。它们用瘦弱的身骨,驮出云南的茶叶、玉石和铜矿,驮回藏地的皮袱、汉地的丝绸、印度的奢侈品和白花花的银子,驮出进京赶考的云南才子,驮回沉甸甸的中原文化典籍,开化蛮邦,生发文明。
因为大理马,也让历史留下了“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沙溪寺登街,至今徜徉于这条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濒危建筑遗产”的古集市,在古戏台、古树、古寨墙和古民居中流连行走,一直走到玉津桥,莫不让人充满了怀想和感激。依然还是大理马,让无量山中的虎街有了远古的茶庄;让大山之中的密祉唱出了闻名世界的《小河淌水》;让回民聚居的东莲花村留下了盛极一时的马帮文化;让博南古道上的曲硐留下了“黄焖鸡”、“赶马鸡”的美味;让遥远的诺邓留下了声名远扬的井盐与火腿;让大理古城留下了一街千年的“三月街”,并让云南高原许多人口较多的坝区集镇,赶起了热闹非凡的“骡马大会”;让下关诞生了大量的堆店和酒肆,并迅速成为清、民时期全西南最大的茶市,终而有了远销海内的“下关沱茶”;让喜洲留下了极具研究价值的白族民居建筑群……
四
小时候,我家就曾养过一匹大理马,个头不高,性情温驯。
父亲和村里的赶马人一样,上山做些砍柴伐竹、削猪食糟、砍锄头棒子之类的苦活,赶马到山里驮些洋芋和栗炭进城售卖,一天一个来回。父亲的马驮得最多的是木料,利最高,却也最为辛苦,因为他得翻过整整一座罗坪山,一个海拔三千多米的垭口处,常常都是狂风带雨的天象,有时大雾一上,暴雨即来,气温骤降,村里真就有人和马再没能回来了。当年,父亲就常常一身单衣翻山过涧,但他更为关切的却是自己的马儿。直到多年之后,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起,那天来不及换马掌(马蹄铁),罗坪山心,那段渗水湿滑的上坡路,五月依然冰结,透过鞋底袭来的寒痛,直刺心骨,马儿驮上沉沉的驮子,就似赤着脚一般……
父亲常常一脸的沉重与悔恨。是的,赶马之人最爱马,因为一匹大理马,就是整整一家人的生计与指望。旧时的马帮,常常自己舍不得吃穿,但半夜了就得投店,因为他得让自己的宝贝马儿舒舒坦坦地吃上些草料、在温暖干燥的马厩眠上一会儿眼,明天方有劲儿继续赶路。但他自己,能将就就将就,靠到店边屋檐,囫囫囵囵也就是一夜。十余年间,那匹大理马和他亲同兄弟,一起砍柴驮料、上山下田、收割庄稼、起房盖屋,为我们姐弟驮来了新衣和学费,驮回了一座新房子。
但是,这匹居功至伟的好马,在暮年之时,却被迫于生计的父亲卖了。
五
或许只有赶马人的孩子才知道,一匹大理马,就是一种暖暖的乡愁。
黄昏,劲风如刀,百鸟归巢。在洱海之源罗坪山愈近村口的山坡上,成队归来的大理马,驮上沉沉的驮子,在山间扬起了山势起伏般的尘灰,似大军行进。此时,几个山头外张望的小孩,会被那副气势恢宏的场景扰得心旌迷乱、异想联翩,一齐快活地喊道:“爸爸!爸爸……”
其中一个小孩,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