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枢由沪抵宁，葬于劳山之麓。毛泽东向陶行知敬献挽幛：“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今年适逢陶行知逝世7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伟大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融通，在于知与行的辩证。
　　行是知之始
　　陶行知穷其一生办教育，为中国教育探寻曙光。1916年，留美学子陶行知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他毅然决然回国实现其教育救国之梦，视乡村教育为“立国的根本”，扎根乡村，矢志“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从组建并领导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着手，陶行知进而把人民具体为农民。中国以农立国，8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然而，中国教育走错了路。“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玩。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伍的人民的文化。即使偶然顺着风势落它一阵，也是小雨，不能止渴。”他振臂高呼：“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
　　何以改造中国乡村教育？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此，陶行知把教师置于领导者地位。“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要发展乡村教育，就必须要有一批心甘情愿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教师。乡村学校不单纯是教育机构，更应该是改造乡村的力量；乡村教师也不应单纯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该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影响并推动乡村进步。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由此得以架构：培养乡村教师，建设乡村社会，改造乡村中国。
　　为实现乡村教育理想，陶行知把老山与山麓的小庄改名为劳山与晓庄，取“劳力而劳心”及“日出而作”之意。1927年1月，南京神策门外劳山之麓一僻壤现招生广告一则：初中、高中、大学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同时，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陶行知缔造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并于1927年3月15日开学（1928年8月更名为南京晓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便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晓庄学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作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承担改造乡村之重任。
　　由于师生积极参与爱国运动，1930年4月晓庄学校惨遭国民党当局查封，陶行知亦遭通缉。运行仅3年的晓庄学校就此终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白色恐怖，陶行知复校计划破灭，只能另辟蹊径。山海工学团于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孟家木桥诞生。“工是工作（Labour）、学是科学（Science）、团是团体（Union）。”这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的“自动工学团”。陶行知在宝山彻底颠覆师范教育理念，从孩童身上挖掘师资力量，推出独具一格的“小先生制”，奉行“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原则。10个月后，上海涌现1.8万名“小先生”，并遍及全国23个省份。只要每名“小先生”教会两人，则全国两年内便可完成扫盲。工学团传承晓庄学校理念，将生产、教育和生活相交相融。“小先生”，肩负推送教育的使命，哼唱着《小先生歌》，犹如“一根根活动的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犹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联接起来”。这是继晓庄学校之后，陶行知又一次将乡村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知是行之成
　　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陶行知师从杜威，曾坚信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改造中国社会。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然而，深入乡村后，陶行知发现，乡村教育问题不光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仅就教育问题来探讨教育问题，常会陷入思维泥沼，因无解而迷失。在教育、政治、经济三者之间探求内在联系，是陶行知探索社会改造的立足点。在实践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乡村教育只能依靠乡村生活来实现。就此，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的五大目标：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以园艺来培养农人的身手，以生物学来培养科学的头脑，以戏剧来培养艺术的兴趣，以团体自治来培养改造社会的精神。在晓庄学校，建校舍，做饭菜，养家畜，挑粪便，干农活。大礼堂为“犁宫”，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晓庄生活充溢着诗意。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赞誉晓庄模式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
　　社会即学校。创办山海工学团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随之一·二八淞沪抗战。教育救国又新增一项使命——抗日。全民抗战时期，国土即战场，战场即学校。陶行知向社会索取教育资源。“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瞭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这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富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国的意义”，最终“产生一个改造社会赋有生活力的新细胞”。工學团实施六大培养：普遍的体力培养、普遍的武力培养、普遍的智力培养、普遍的生产力培养、普遍的政治力培养、普遍的生育统制力培养。远在延安的徐特立视工学团为“整个乡村的范例”。
　　教学做合一。如果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作为教育理念，那么，“教学做合一”即为教育方法。只有通过“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才得以践行。在晓庄学校，“教学做合一”乃校训。在山海工学团，“教学做合一”乃办学原则，统领七项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相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一方面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另一方面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其核心乃“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探寻出路”。在晚年，陶行知将三大主张统整为生活教育学说，即“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并熔铸于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