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个老话题，然而中美两位学者就清代学术思想史进行的一次“讨论”却使这个旧题目平添了不少新意(见《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六期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一九九七年第二期艾尔曼《再说考据学》)。
　　讨论的缘起来自艾氏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应该说，西方学者擅长于用统计学方法和他们热衷的“模式”手段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尤其是对于“边缘状态”和现象层面因素的细致裒集与“集约化”系联，这一手功夫，令人羡煞。葛先生叹道：“鱼不再是死鱼，它游弋在水里。”但是，尽管对艾著的历史“修复”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葛先生对这一研究的前提所持的部分商榷态度也是明确的。他用层层划线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疑问或者说提出看法：江南学术共同体／中国传统思想、清代考据学／近代启蒙思潮、文人的社会话语／学术话语／私人话语、学术家的立场／思想家的立场。艾尔曼的答复是：回到考据学。他指出“过分强调把‘当前’作为衡量过去的尺度所隐含的反历史偏见”以及“学者们……巧妙地将……儒学遗产改造成为不符合其时代特征的‘弹药’”，说明他的工作是“同时呈现”晚清知识精英阶层生活时代的“大场景”和清儒朴学研究的“小世界”。简单地看，艾尔曼是从正面强调考据学是什么，而葛先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它不是或不全是什么。如果我们透过双方的共同话语——回到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话语隐含着的异趣：艾的回到事实与葛的回到真实。讨论的价值由此而生。
　　价值之一，是这一严肃的讨论演示了不同学术传统所表现出的不尽相同的历史研究价值取向。客观地说，对清代士林儒学(江南学术共同体)以及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艾著十数万言的孜孜考证和叙述，不及葛先生数千字的评析感觉上真切、传神。这就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事实的“信度”和真实的“深度”。艾尔曼的回到事实是借助“模式”研究的潜在思路以及“区域研究”的隐含逻辑；这一思路对材料的大规模汇集和深度挖掘十分有利，但是“模式”的先入，也易束缚或限制研究视野，使对材料的分析停滞在某一层面，形成研究结果的表面化倾向，比如艾氏将朴学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附(他在讨论中已经“检讨”了这一点)。我们还须注意，葛对真实性的要求主要是针对艾的“模式”，对艾著的材料及部分分析则是认同的；换句话说，回到真实当然也须经由材料的阶段。但是，真实性对材料的要求是在质而不在量，如果深问一句，又是什么决定了量与质的微妙关系、决定哪些材料体现了质呢？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国内的历史研究向来倚重理论，形成一种传统。理论研究重在规律探寻，自然要注意避开量的干扰；感觉被“理论的真实”引导着勾勒出一幅幅“质的画面”。“模式”依赖事实，理论侧重真实，两种研究思路的差异被异质文化和母体文化的不同处境放大了，所以才格外发人深思。
　　由这一点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差异并非全是文化上的。比如美国的“中国学”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就都曾存在过程度不同的深度和信度危机，根源也有相似之处。反思的结果，就有了他们的“中国中心观”和“规范认识危机”以及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的引进和研究，尤其在许多“同题”研究上，不同思路的相遇、竞争，对学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这是这一讨论的又一价值。回到葛兆光先生的“鱼”上，游弋在水里的鱼，可能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导致相异的观察结果：解剖学上的，生态学上的等等，无论如何，它还是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