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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已有一年光景。这一年，中国的文化创意界风生水起，多年来积蓄的力量开始沸腾。
10 月11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令多少毕生追寻中国本土创意之梦的人们欣慰不已。这个秋天，人们不再讨论超人蝙蝠侠或是哈利·波特，而纷纷抢购莫先生的几本旧书、追听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好声音”。
文化创意产业，是由英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提出并付诸实施发展。经过政府、民间和企业的精心培育，目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其主体是人而不是原材料或者机器，人的心智、技术、灵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资产；其行业的经济价值来自富于想象力的个人，如电影、音乐、设计、计算机软件、表演等。
本文试图从动漫行业入手，来勾勒一幅关于“中国创意”的筑梦之路，以及一批追梦人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化产品具有物质商品和精神产品的双重属性和价值，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改变文化产品生产的外部性，因而政府既需要鼓励开放包容的创作环境，也要对于创作成果给予鼓励和保护。
然而，对于每一个旨在铸就梦想的创意人来说，与其期望“顶层设计”，不如坚持“基层创造”，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各个层面推动改革的脚步。
“内容为王”
“你先不要想赚钱，而是要想如何激发团队的创造能力，先把好的作品做出来，用市场口碑来说话，自然就会赚到钱。”
“关总您好，我是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恭喜您，你们公司制作的《家有浆糊》获得了第26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动画片奖，9月初需要去长沙领奖，请准备一下吧。”一个闷热的夏日，关杭军突然接到了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电话。
关杭军，武汉银都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都）董事长。公司出品的《家有浆糊》，是湖北省在此届金鹰节上获得的唯一奖项。这一获奖单元中，其他参选制作团队包括央视动画、上影集团、深圳华强等，个个都来头不小。
去长沙那天，因为行程太累，主创团队的几个人就去逛了下书市，看看自己公司出品的《淘漫画》刊物的发行情况。返汉路上，该动画片总导演李文又兴奋起来，一直与团队成员滔滔不绝地讨论后期的衍生品制作思路。
“团队第一枪打得不错。”关杭军说，此次获奖在更多意义上是对公司坚持原创的一种肯定。银都的办公室墙上，“内容为王”四个字赫然在目。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一个基本理念和常识是：原创力乃企业生命之基。
“你先不要想赚钱，而是要想如何激发团队的创造能力，先把好的作品做出来，用市场口碑来说话，自然就会赚到钱。”关杭军说。
这位1987 年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曾参与创办当时赫赫有名的海南音像，并担任多张唱片的编辑、监制和发行人。早早经历第一波文化下海潮的他，对中国文化创意市场的真实境况了然于胸。
银都并不是一家“资历”很深的企业，但已经有了不少“故事”。2009 年，公司进入中国最具产业高成长企业100 强，2010年成为最具湖北成长力企业50 强；2012 年又入选国家文化部动漫企业认定，并受邀加入中国动画学会。
对于公司短时期的快速成长，关杭军很清醒。“湖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算排在第二方阵。”关杭军说，“你不能将自己局限在本地市场的水平上，而是要放在更高的层面去迎接挑战。”
事实上，文化创意产业并没有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隔。干这一行，从公司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产品策划的那一刻起，面对的就是一个竞争激烈而鱼龙混杂的全国市场。
对于市场上活跃的动漫企业来说，仅执着于产品的创作还是不够，文化创意产品重在“消费体验”，需要用适合的方式，通过适合的渠道，到达适合的目标人群。
“现在在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这才是企业基业长青之路。”关杭军说。
武汉市动漫行业协会会长张敏告诉记者，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不在于你有开发资金、人才、企业，而在于你有没有一套创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做这个行业是注定失败的，无论从行业还是企业层面来讲这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目前，银都采取团队创作和外签剧作两种模式，寻找要么是市场认可度高的剧本，要么是优秀的创作人员，以此来进行剧本商定。《家有浆糊》就在两种方式结合下产生。
通过集体读剧本，召集团队的所有成员来听，观察每个人对于作品的反应，如果作品有趣，就可以尝试先在公司旗下的《淘漫画》上刊出。
拥有自己的出版物是部分动漫公司的一种优势，由于动画片的制作成本较高，对大部分成长期的公司来讲，漫画发行即成为市场试水的平台。
这里有一个成功率规律：一般而言， 文字原创的作品只有10%-20% 适合做成漫画，漫画中只有10%-20% 适合做成单行本发行，单行本中又只有5%-10% 是能够做成动画的。
而即便这样，制作成了动画之后也并不意味着赚钱的机会已经到来，必须获得在主渠道播映的渠道，来获得盈利产品的推动。
对于关杭军们来说，这样一个成功率或者叫可行性是必须要掌握的，这也意味着干这一行的风险：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会成功。
这也是文化创意行业的产业链发展规律：做杂志、做发行、做文字版本、甚至做动画片本身是不怎么赚钱的，甚至很多情况下是不赚钱的，要赚钱必须要进入衍生产品的投资、开发、生产和销售。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策划，要有好的开发模式、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来保证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高的成功率。策划这个项目一定要从投资、制作、广告代理、衍生产品开发等方面来打造，而不是买几个机器雇几个人来做。”张敏说。
然而，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创意及商业人才来开拓。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创意企业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体制能否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 曾珍，武汉四明印象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四明印象）总经理。
与其他公司集群发展不同，四明印象坐落在环境清幽的校园里。国画出身的曾珍，将办公室打理得古色古香。“我老公说我很抠，办公室也是我一个人设计选材，但这都是成本。”曾珍说，自己宁愿把钱花在培训员工上。曾珍笑称公司员工从来不把她当作经理，一直“曾姐”“曾姐”地喊。
四明印象总部在光谷创意产业基地，2009 年，曾珍却在湖北美术学院校园里设了一个点，每天在这里工作。这意味着公司要舍弃一大部分利润，脱离商业圈，与学校相结合。这源于她对于现有高校专业教育的困惑。
“我现在也在学校任教，一直不太认同现在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方式。”曾珍表示，仅就动画专业来讲，现在的课程设置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于理论化，要么过于技术化。
前者过于注重讲授概念或者理论课程，后者则只是强调软件学习。两种模式下出来的学生，都缺少创意，想象力贫乏，作品也很难做精。
“创意能力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灵魂品质！而不是仅仅会写论文或会玩电脑软件。”
曾珍认为，现在高校的教材过于老旧，一些现在已经不再用的概念仍然在讲，讲课的老师甚至都不理解动画。“很多小孩学出来，有的连《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水墨动画都没有看过，很多实际的操作并不会。”曾珍说。
由于不断接触全国各地市场，加上自己也在学校任教，曾珍经常会碰到很多怀揣着梦想的学生，大都抱着“一定要干这行”的抱负和态度。但是她认为，大多数专业学生对于行业的理解还不够深，很多并不是出于对创作的真正热爱。
“我喜欢看动画片”，“我喜欢打游戏”，“这个专业很好玩”：这是曾珍得到最多的答案。
“他们不知道有趣的背后实际上是个很枯燥的过程，你需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下基本功。”她认为，现在学生对于行业的理解抱有了太多幻想，并不知道好玩背后其实是很枯燥的，比如模型搭建起来之后，动作则是需要一点一点做出来。
曾珍表示，很多孩子对于自己的性格等方面是否适合这个专业，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并不清楚。“比如有些孩子是真心喜欢画画，即便一幅画要画很长时间，这种热爱是老师教不出的。”她说。
动画专业的教育并不专业，且过于笼统，缺少细分。曾珍表示，就拿剧作来讲，应该设有专门剧本专业，而非只是笼统地讲一下课。
“此外，高校对于此类专业来做这样的普遍教育是否合适，什么学校有相应的教学以及师资条件去开辟这样的专业，是否每个学校都开呢？”曾珍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认为现在高校专业的设置还需要考虑学校自身条件和优势。
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大量的模块化人才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北京文睿研究中心首席咨询师高东旭认为，目前中国高校一方面过于职业化，一方面又没有打好基本功。“在国外，尤其是艺术类专业，更加注重基础的培养，毕业的人基本功都很扎实。” 如何戴着镣铐起舞高东旭说。
曾珍一直在探索一种更接近于实战操练的培养途径，而不是大面积的模块化培养。“我们能否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做法，先把扎实的基本功打好，先做助理，然后再进行创作，就是会有一种师承的感觉在里面。”她说。
从2008 年开始涉足动画业务以来，曾珍一方面主打公益动画片，另一方面做一些广告项目来支撑公司运作。“跟越多的学生聊，就越来越觉得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值得的，至少我能在我可以努力的范围内，去教这样的一些孩子。”曾珍说。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微博里写道：
“昨晚看了人艺的话剧《喜剧的忧伤》， 说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官如何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折磨一位喜剧编导，全场观众爆笑不止， 笑声多次淹没台词。坐在台下， 我的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散了场约朋友聊戏， 情绪失控， 手举杯落玻璃台面应声砸了个粉碎， 妻子动容掩面而泣， 夫妻俩扫了一桌人的兴。喜剧变悲剧。”
审查，是文化产业不可回避的坎儿，对谁都如此。
“我们在2 平方米的舞池里起舞，的确没有问题，但是200平方米的空间会不会更好呢？”司马晗问道。
身为动画《家有浆糊》执行制片人的她始终忘不了刚入行业内一个面试官的话：“你的确挺有灵气的，但是像你这样的人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所有面试的人都走后，面试官指着她画的暗黑系图画说。
面试结束后，司马晗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一向脾气倔强的她，哭得厉害。
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何此类系的作品就会在中国市场活不下去？“当时不懂为什么，现在稍微有些理解了。”司马晗说。
事实上，《家有浆糊》的面世也是经过了层层闯关。
银都文化董事会秘书何铭敏表示，单纯为了“浆糊”名字的事情就来来回回跑了三次。原本人物取名“浆糊”是反映孩子是鬼头鬼脑的性格，后来却在送审时被卡，理由是：怎么用浆糊给小孩取名字呢？
经过再三讨论，才终于保住“浆糊”之名，作为蒋虎的谐音。司马晗不是很理解作品审核标准。“为什么一定要把小孩子想象得很低幼？是不是小孩子就只能看很简单的动画片呢？”司马晗认为，动画并非只是小孩子可以看，但她很清楚，如果现有市场如此，团队能够做的就是在创作上下工夫。
1987 年中戏毕业的关杭军回到湖北，对于文化氛围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他认为，文化应该是互相融通的，湖北的文化元素并不少，但文化产业发展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他希望政府更多开创一种包容的氛围，才能给创作以好的土壤。
司马晗把创作空间比作舞蹈池，创作空间被限制，犹如舞者在一个两平方米的空间内跳舞，尽管可以跳，但仍然不如在200平方米空间内跳舞发挥余地大。“尽管我对审查不认同，但是也明白现在市场环境如此，并非没有可发挥空间，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她说。
不过，曾珍对于动画市场有着自己的顾虑。作为一个母亲，有件事情，她记忆深刻。
“妈妈，我不要长大，长大以后，姥姥就离开我了。”有一天，曾珍的小女儿哭着对她说。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她。“孩子的成长需要过程，慢慢她自然就会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不希望她过早接触成人世界，我希望他们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长大。”曾珍说：“我想以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跟孩子沟通，跟她解释：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性？什么是男女？等等。”
不过，她不会选择强行关掉孩子的电视，而是有意识地去引导，去推荐好的片子。
当很多声音将矛头指向中国没有完善分级体系，导致一部分好的片子被扼杀，垃圾片横行的时候，北京其欣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卡通动画创始人王云飞则表示，审核并非主要矛盾。
“我举个例子，迪斯尼动画，里面有抽烟的镜头吗？有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吗？同样是讲述小孩子的世界，但都做得很有灵魂，是靠内容质量、靠创意赢得市场的。”王云飞认为，没有分级制度不是导致创作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他表示，作为一个导演，可以把对于世界的深思转化到作品中去，但动画主要市场还是属于孩子的，给孩子传达的应该还是阳光的。“即便如此，你是否可以把这个市场做得好玩一点呢？让大人也能喜欢看呢？”王云飞说。
漫友文化编辑二部总监小牛表示，要发展首先是量先多起来，就像一个专业，学的人多了才能从中挑出好苗子，其实细心分析，每年的动画制作和剧本的精良度都比上一年高。质量和分级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对于分级我一直很支持的。不限于动漫，还有文学小说电影电视，这样更有利行业的长远发展，产品链也会更丰富。”小牛说。
由于中国文化市场尚处于发展时期，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困扰行业发展。
“以动漫为例，因为盗版侵权等问题，一些原创动漫形象被大量仿造，给原创动漫作品创作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大大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损害了行业的发展。在动漫领域，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保护原创动力。”高东旭说。
曾珍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公司曾经创作了一些好的故事，结果却被一些知名动画设计师给移作他用了。由于缺乏相应的保护制度和诉讼渠道，她也没有办法。
“别人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他们人物形象比我们好，用了我们也没办法去说。”曾珍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不仅动漫行业如此，在整个文化产业领域是个普遍问题。有些小公司尽管花大成本原创，但是一旦被剥夺，依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李晴（应采访人要求，化名），武汉一家大型游戏开发公司任职人力资源主管。
李晴对于行业内因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导致公司受损的现象已经表示无奈了。小的公司开发出新的游戏，继而就被强势的大游戏公司以一个廉价水平买断。如果小公司拒绝合作，对方将立即将其“山寨化”，小公司往往会是死路一条。
李晴表示，因为大的公司也有很强大的资源和创作团队，资源以及平台更具优势，能够根据游戏以很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找到程序源代码，从而比小公司先行一步将游戏推出市场。“小公司资金链本来就很弱，一旦被抢夺，就会很快破产。”李晴说。
“我们曾经招到过这样的人，因为原来公司倒闭，理由是当时老板花大成本开发的一款游戏，因拒绝被买断，大公司经过对游戏进行包装后，却先上市，小公司活不下去破产了。”李晴表示，这就是所谓越是原创，死得越快。缺乏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行业发展畸形化。
“目前大家对知识产权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直接影响整个产业循环。这个就像去打工，但却得不到工钱一样，你会选择继续做义工还是罢工辞职呢？”小牛直言。
高东旭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特别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需要履行WTO 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责任和义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保护原创人员合法权利的必经之路。
“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跟整个市场的发展都有关系，不过用户的付费习惯也在逐步培养中，这是一个过程。”高东旭表示。
当一部分人将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生存的环境时，还有一部分人正专注于自己的作品。
在王云飞看来，唯有用市场业绩说话才是硬道理。其导演的《神秘世界历险记》，历时六年创作，上映仅三天，就凸显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的黑马，票房突破千万。
继获得日本“东京国际放送奖”和“亚洲青年动画评委会大奖”后，这部动画片又成功入选北美地区历史最久的儿童电影节——里穆斯基国际青年电影节。
这个叫做“雨果”的小女孩一度成为豆瓣热评人物。豆瓣影评里，看电影的家长们快速地用手机刷屏：“很久没有被一部动画片打动了，这部片子让我在影院里唏嘘了一番，为了那份超越一切的友情，也为了片中三个主人公的勇敢。”
“对于我们这批真的爱动画的人来说，带着诚意做动画，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说小了，是实现自己的梦想。”王云飞表示。
《神秘世界历险记》的成功，得益于对产品的精准定位，并有明确的未来预期。
“这就是时代的印象，说不定这批小孩长大以后，还会怀念他们现在所看的动画片，还会怀念里面的纯真故事。”王云飞说。
动画电影如果能够产生口碑，一方面要有娱乐属性，一方面也要有文化属性，大人能够看到惊喜，也就会去传播。
王云飞信奉专注的力量。“与其花时间抱怨，倒不如专注于现在的创作。”
不过，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更为专注地创作，一个适合于文化创意行业自由生长的环境土壤仍然有许多值得作为的地方。
高东旭表示，各级政府出台动漫产业扶持政策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因多方面原因，政策并不完善，给一些企业钻了政策的空子。
“这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动漫产业行业主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充分调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市场发展进行调整，比如按照播出时间给予补贴是否合理呢？”高东旭指出，动漫企业也要自觉遵守法规，中间需要诸如行业协会等力量的多方监督。
“中国动画市场正处在行业发展期，这些问题都属于正常范畴。”王云飞表示，单个公司的问题不能指望行业作出牺牲，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行业必须要经过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一些不具备实力的公司必然会倒掉。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已有一年光景。这一年，中国的文化创意界风生水起，多年来积蓄的力量开始沸腾。
10 月11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令多少毕生追寻中国本土创意之梦的人们欣慰不已。这个秋天，人们不再讨论超人蝙蝠侠或是哈利·波特，而纷纷抢购莫先生的几本旧书、追听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好声音”。
文化创意产业，是由英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提出并付诸实施发展。经过政府、民间和企业的精心培育，目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其主体是人而不是原材料或者机器，人的心智、技术、灵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资产；其行业的经济价值来自富于想象力的个人，如电影、音乐、设计、计算机软件、表演等。
本文试图从动漫行业入手，来勾勒一幅关于“中国创意”的筑梦之路，以及一批追梦人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化产品具有物质商品和精神产品的双重属性和价值，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改变文化产品生产的外部性，因而政府既需要鼓励开放包容的创作环境，也要对于创作成果给予鼓励和保护。
然而，对于每一个旨在铸就梦想的创意人来说，与其期望“顶层设计”，不如坚持“基层创造”，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各个层面推动改革的脚步。
“内容为王”
“你先不要想赚钱，而是要想如何激发团队的创造能力，先把好的作品做出来，用市场口碑来说话，自然就会赚到钱。”
“关总您好，我是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恭喜您，你们公司制作的《家有浆糊》获得了第26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动画片奖，9月初需要去长沙领奖，请准备一下吧。”一个闷热的夏日，关杭军突然接到了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电话。
关杭军，武汉银都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都）董事长。公司出品的《家有浆糊》，是湖北省在此届金鹰节上获得的唯一奖项。这一获奖单元中，其他参选制作团队包括央视动画、上影集团、深圳华强等，个个都来头不小。
去长沙那天，因为行程太累，主创团队的几个人就去逛了下书市，看看自己公司出品的《淘漫画》刊物的发行情况。返汉路上，该动画片总导演李文又兴奋起来，一直与团队成员滔滔不绝地讨论后期的衍生品制作思路。
“团队第一枪打得不错。”关杭军说，此次获奖在更多意义上是对公司坚持原创的一种肯定。银都的办公室墙上，“内容为王”四个字赫然在目。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一个基本理念和常识是：原创力乃企业生命之基。
“你先不要想赚钱，而是要想如何激发团队的创造能力，先把好的作品做出来，用市场口碑来说话，自然就会赚到钱。”关杭军说。
这位1987 年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曾参与创办当时赫赫有名的海南音像，并担任多张唱片的编辑、监制和发行人。早早经历第一波文化下海潮的他，对中国文化创意市场的真实境况了然于胸。
银都并不是一家“资历”很深的企业，但已经有了不少“故事”。2009 年，公司进入中国最具产业高成长企业100 强，2010年成为最具湖北成长力企业50 强；2012 年又入选国家文化部动漫企业认定，并受邀加入中国动画学会。
对于公司短时期的快速成长，关杭军很清醒。“湖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算排在第二方阵。”关杭军说，“你不能将自己局限在本地市场的水平上，而是要放在更高的层面去迎接挑战。”
事实上，文化创意产业并没有本地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隔。干这一行，从公司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产品策划的那一刻起，面对的就是一个竞争激烈而鱼龙混杂的全国市场。
对于市场上活跃的动漫企业来说，仅执着于产品的创作还是不够，文化创意产品重在“消费体验”，需要用适合的方式，通过适合的渠道，到达适合的目标人群。
“现在在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这才是企业基业长青之路。”关杭军说。
武汉市动漫行业协会会长张敏告诉记者，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不在于你有开发资金、人才、企业，而在于你有没有一套创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做这个行业是注定失败的，无论从行业还是企业层面来讲这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目前，银都采取团队创作和外签剧作两种模式，寻找要么是市场认可度高的剧本，要么是优秀的创作人员，以此来进行剧本商定。《家有浆糊》就在两种方式结合下产生。
通过集体读剧本，召集团队的所有成员来听，观察每个人对于作品的反应，如果作品有趣，就可以尝试先在公司旗下的《淘漫画》上刊出。
拥有自己的出版物是部分动漫公司的一种优势，由于动画片的制作成本较高，对大部分成长期的公司来讲，漫画发行即成为市场试水的平台。
这里有一个成功率规律：一般而言， 文字原创的作品只有10%-20% 适合做成漫画，漫画中只有10%-20% 适合做成单行本发行，单行本中又只有5%-10% 是能够做成动画的。
而即便这样，制作成了动画之后也并不意味着赚钱的机会已经到来，必须获得在主渠道播映的渠道，来获得盈利产品的推动。
对于关杭军们来说，这样一个成功率或者叫可行性是必须要掌握的，这也意味着干这一行的风险：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会成功。
这也是文化创意行业的产业链发展规律：做杂志、做发行、做文字版本、甚至做动画片本身是不怎么赚钱的，甚至很多情况下是不赚钱的，要赚钱必须要进入衍生产品的投资、开发、生产和销售。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策划，要有好的开发模式、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来保证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高的成功率。策划这个项目一定要从投资、制作、广告代理、衍生产品开发等方面来打造，而不是买几个机器雇几个人来做。”张敏说。
然而，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创意及商业人才来开拓。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创意企业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体制能否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 曾珍，武汉四明印象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四明印象）总经理。
与其他公司集群发展不同，四明印象坐落在环境清幽的校园里。国画出身的曾珍，将办公室打理得古色古香。“我老公说我很抠，办公室也是我一个人设计选材，但这都是成本。”曾珍说，自己宁愿把钱花在培训员工上。曾珍笑称公司员工从来不把她当作经理，一直“曾姐”“曾姐”地喊。
四明印象总部在光谷创意产业基地，2009 年，曾珍却在湖北美术学院校园里设了一个点，每天在这里工作。这意味着公司要舍弃一大部分利润，脱离商业圈，与学校相结合。这源于她对于现有高校专业教育的困惑。
“我现在也在学校任教，一直不太认同现在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方式。”曾珍表示，仅就动画专业来讲，现在的课程设置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于理论化，要么过于技术化。
前者过于注重讲授概念或者理论课程，后者则只是强调软件学习。两种模式下出来的学生，都缺少创意，想象力贫乏，作品也很难做精。
“创意能力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灵魂品质！而不是仅仅会写论文或会玩电脑软件。”
曾珍认为，现在高校的教材过于老旧，一些现在已经不再用的概念仍然在讲，讲课的老师甚至都不理解动画。“很多小孩学出来，有的连《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水墨动画都没有看过，很多实际的操作并不会。”曾珍说。
由于不断接触全国各地市场，加上自己也在学校任教，曾珍经常会碰到很多怀揣着梦想的学生，大都抱着“一定要干这行”的抱负和态度。但是她认为，大多数专业学生对于行业的理解还不够深，很多并不是出于对创作的真正热爱。
“我喜欢看动画片”，“我喜欢打游戏”，“这个专业很好玩”：这是曾珍得到最多的答案。
“他们不知道有趣的背后实际上是个很枯燥的过程，你需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下基本功。”她认为，现在学生对于行业的理解抱有了太多幻想，并不知道好玩背后其实是很枯燥的，比如模型搭建起来之后，动作则是需要一点一点做出来。
曾珍表示，很多孩子对于自己的性格等方面是否适合这个专业，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并不清楚。“比如有些孩子是真心喜欢画画，即便一幅画要画很长时间，这种热爱是老师教不出的。”她说。
动画专业的教育并不专业，且过于笼统，缺少细分。曾珍表示，就拿剧作来讲，应该设有专门剧本专业，而非只是笼统地讲一下课。
“此外，高校对于此类专业来做这样的普遍教育是否合适，什么学校有相应的教学以及师资条件去开辟这样的专业，是否每个学校都开呢？”曾珍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认为现在高校专业的设置还需要考虑学校自身条件和优势。
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大量的模块化人才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北京文睿研究中心首席咨询师高东旭认为，目前中国高校一方面过于职业化，一方面又没有打好基本功。“在国外，尤其是艺术类专业，更加注重基础的培养，毕业的人基本功都很扎实。” 如何戴着镣铐起舞高东旭说。
曾珍一直在探索一种更接近于实战操练的培养途径，而不是大面积的模块化培养。“我们能否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做法，先把扎实的基本功打好，先做助理，然后再进行创作，就是会有一种师承的感觉在里面。”她说。
从2008 年开始涉足动画业务以来，曾珍一方面主打公益动画片，另一方面做一些广告项目来支撑公司运作。“跟越多的学生聊，就越来越觉得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值得的，至少我能在我可以努力的范围内，去教这样的一些孩子。”曾珍说。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微博里写道：
“昨晚看了人艺的话剧《喜剧的忧伤》， 说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官如何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折磨一位喜剧编导，全场观众爆笑不止， 笑声多次淹没台词。坐在台下， 我的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散了场约朋友聊戏， 情绪失控， 手举杯落玻璃台面应声砸了个粉碎， 妻子动容掩面而泣， 夫妻俩扫了一桌人的兴。喜剧变悲剧。”
审查，是文化产业不可回避的坎儿，对谁都如此。
“我们在2 平方米的舞池里起舞，的确没有问题，但是200平方米的空间会不会更好呢？”司马晗问道。
身为动画《家有浆糊》执行制片人的她始终忘不了刚入行业内一个面试官的话：“你的确挺有灵气的，但是像你这样的人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所有面试的人都走后，面试官指着她画的暗黑系图画说。
面试结束后，司马晗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一向脾气倔强的她，哭得厉害。
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何此类系的作品就会在中国市场活不下去？“当时不懂为什么，现在稍微有些理解了。”司马晗说。
事实上，《家有浆糊》的面世也是经过了层层闯关。
银都文化董事会秘书何铭敏表示，单纯为了“浆糊”名字的事情就来来回回跑了三次。原本人物取名“浆糊”是反映孩子是鬼头鬼脑的性格，后来却在送审时被卡，理由是：怎么用浆糊给小孩取名字呢？
经过再三讨论，才终于保住“浆糊”之名，作为蒋虎的谐音。司马晗不是很理解作品审核标准。“为什么一定要把小孩子想象得很低幼？是不是小孩子就只能看很简单的动画片呢？”司马晗认为，动画并非只是小孩子可以看，但她很清楚，如果现有市场如此，团队能够做的就是在创作上下工夫。
1987 年中戏毕业的关杭军回到湖北，对于文化氛围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他认为，文化应该是互相融通的，湖北的文化元素并不少，但文化产业发展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他希望政府更多开创一种包容的氛围，才能给创作以好的土壤。
司马晗把创作空间比作舞蹈池，创作空间被限制，犹如舞者在一个两平方米的空间内跳舞，尽管可以跳，但仍然不如在200平方米空间内跳舞发挥余地大。“尽管我对审查不认同，但是也明白现在市场环境如此，并非没有可发挥空间，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她说。
不过，曾珍对于动画市场有着自己的顾虑。作为一个母亲，有件事情，她记忆深刻。
“妈妈，我不要长大，长大以后，姥姥就离开我了。”有一天，曾珍的小女儿哭着对她说。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她。“孩子的成长需要过程，慢慢她自然就会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不希望她过早接触成人世界，我希望他们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长大。”曾珍说：“我想以一个更有效的方式跟孩子沟通，跟她解释：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性？什么是男女？等等。”
不过，她不会选择强行关掉孩子的电视，而是有意识地去引导，去推荐好的片子。
当很多声音将矛头指向中国没有完善分级体系，导致一部分好的片子被扼杀，垃圾片横行的时候，北京其欣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卡通动画创始人王云飞则表示，审核并非主要矛盾。
“我举个例子，迪斯尼动画，里面有抽烟的镜头吗？有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吗？同样是讲述小孩子的世界，但都做得很有灵魂，是靠内容质量、靠创意赢得市场的。”王云飞认为，没有分级制度不是导致创作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他表示，作为一个导演，可以把对于世界的深思转化到作品中去，但动画主要市场还是属于孩子的，给孩子传达的应该还是阳光的。“即便如此，你是否可以把这个市场做得好玩一点呢？让大人也能喜欢看呢？”王云飞说。
漫友文化编辑二部总监小牛表示，要发展首先是量先多起来，就像一个专业，学的人多了才能从中挑出好苗子，其实细心分析，每年的动画制作和剧本的精良度都比上一年高。质量和分级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对于分级我一直很支持的。不限于动漫，还有文学小说电影电视，这样更有利行业的长远发展，产品链也会更丰富。”小牛说。
由于中国文化市场尚处于发展时期，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困扰行业发展。
“以动漫为例，因为盗版侵权等问题，一些原创动漫形象被大量仿造，给原创动漫作品创作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大大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损害了行业的发展。在动漫领域，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保护原创动力。”高东旭说。
曾珍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公司曾经创作了一些好的故事，结果却被一些知名动画设计师给移作他用了。由于缺乏相应的保护制度和诉讼渠道，她也没有办法。
“别人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他们人物形象比我们好，用了我们也没办法去说。”曾珍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不仅动漫行业如此，在整个文化产业领域是个普遍问题。有些小公司尽管花大成本原创，但是一旦被剥夺，依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李晴（应采访人要求，化名），武汉一家大型游戏开发公司任职人力资源主管。
李晴对于行业内因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导致公司受损的现象已经表示无奈了。小的公司开发出新的游戏，继而就被强势的大游戏公司以一个廉价水平买断。如果小公司拒绝合作，对方将立即将其“山寨化”，小公司往往会是死路一条。
李晴表示，因为大的公司也有很强大的资源和创作团队，资源以及平台更具优势，能够根据游戏以很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找到程序源代码，从而比小公司先行一步将游戏推出市场。“小公司资金链本来就很弱，一旦被抢夺，就会很快破产。”李晴说。
“我们曾经招到过这样的人，因为原来公司倒闭，理由是当时老板花大成本开发的一款游戏，因拒绝被买断，大公司经过对游戏进行包装后，却先上市，小公司活不下去破产了。”李晴表示，这就是所谓越是原创，死得越快。缺乏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行业发展畸形化。
“目前大家对知识产权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直接影响整个产业循环。这个就像去打工，但却得不到工钱一样，你会选择继续做义工还是罢工辞职呢？”小牛直言。
高东旭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特别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需要履行WTO 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责任和义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保护原创人员合法权利的必经之路。
“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跟整个市场的发展都有关系，不过用户的付费习惯也在逐步培养中，这是一个过程。”高东旭表示。
当一部分人将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生存的环境时，还有一部分人正专注于自己的作品。
在王云飞看来，唯有用市场业绩说话才是硬道理。其导演的《神秘世界历险记》，历时六年创作，上映仅三天，就凸显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的黑马，票房突破千万。
继获得日本“东京国际放送奖”和“亚洲青年动画评委会大奖”后，这部动画片又成功入选北美地区历史最久的儿童电影节——里穆斯基国际青年电影节。
这个叫做“雨果”的小女孩一度成为豆瓣热评人物。豆瓣影评里，看电影的家长们快速地用手机刷屏：“很久没有被一部动画片打动了，这部片子让我在影院里唏嘘了一番，为了那份超越一切的友情，也为了片中三个主人公的勇敢。”
“对于我们这批真的爱动画的人来说，带着诚意做动画，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说小了，是实现自己的梦想。”王云飞表示。
《神秘世界历险记》的成功，得益于对产品的精准定位，并有明确的未来预期。
“这就是时代的印象，说不定这批小孩长大以后，还会怀念他们现在所看的动画片，还会怀念里面的纯真故事。”王云飞说。
动画电影如果能够产生口碑，一方面要有娱乐属性，一方面也要有文化属性，大人能够看到惊喜，也就会去传播。
王云飞信奉专注的力量。“与其花时间抱怨，倒不如专注于现在的创作。”
不过，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更为专注地创作，一个适合于文化创意行业自由生长的环境土壤仍然有许多值得作为的地方。
高东旭表示，各级政府出台动漫产业扶持政策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因多方面原因，政策并不完善，给一些企业钻了政策的空子。
“这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动漫产业行业主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充分调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市场发展进行调整，比如按照播出时间给予补贴是否合理呢？”高东旭指出，动漫企业也要自觉遵守法规，中间需要诸如行业协会等力量的多方监督。
“中国动画市场正处在行业发展期，这些问题都属于正常范畴。”王云飞表示，单个公司的问题不能指望行业作出牺牲，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行业必须要经过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一些不具备实力的公司必然会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