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壶地处浙江南部，曾归温州市瑞安县（即现在的瑞安市）管辖，后又归属文成。玉壶很小，即使在绘制得最为精细的中国地图上，你也不会找到关于它的任何标注。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陌生的地名。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几乎可以用“地地道道”来形容的温州人，也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近年。在我极其有限的地理和行政建制知识结构里，我至今也没明白它到底该称为乡，还是镇，抑或是村。
　　通往玉壶的路程是兵分两路的，我的脑子是一路，我的脚是另一路，而我的脑子是先于我的脚抵达那里的。在一本由参与过秘密援华使命的美国退役海军军官书写的回忆录中，我偶然发现了玉壶的名字。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停跳了几秒钟，我的震惊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完全没想到那个离温州市区只有一百三十公里、当年闭塞到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却曾经和那场惨烈的抗战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它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的所在地。我说的那个“当年”，是指七十多年前。“七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对一只采蜜季节的工蜂来说，是五百六十多辈子；对一头犁田的水牛来说，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没有被过早屠宰的话；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整整一世；而在历史书籍里，大概只是几个段落。”（《劳燕》）七十年后的今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终于在扑朔迷离的史料的覆盖之下以理性和客观的姿势渐渐凸显——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七十多年前，那个恪守着千年传统秩序、按着比时间慢半拍的节奏劳作着的村落，竟然遭受过美国生活方式的突兀震荡。这样的震荡到底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不，我是说我的脑子，就是在那时迈出了前往玉壶的第一步。我开始在类似的史料中摸索着通往玉壶的路，慢慢地勾勒着玉壶山水田地民居民情的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轮廓渐渐清晰起来，等候着我的脚来印证，抑或说，颠覆。
　　就在我发现玉壶这个名字的第二年，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初春早晨，我的脚终于尾随着我的脑子踏上了玉壶的土地。引领我的是一群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的队员，他们为我详尽地安排了一天的行程。那一带零散地居住着一些抗战老兵，都已年逾九十，大多生活贫寒，对自身的经历噤若寒蝉，有些子女甚至丝毫不知晓自己的父亲曾经浴血沙场。志愿队的义工们常年跋山涉水，在被历史遗忘了的角落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着这些人，倾倒着自己的时间、精力、腰包和情感，做着一些本该是另外一些人做的事，同时也在清减着本不该由他们担负的沉重良心。
　　我的朋友们事先安排了三位当年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的老学员和我见面。我们在老兵的家中做客，坐在硬木板凳上喝茶聊天。在头顶垂挂下来的旧衣服、半空拉着的旧电线、屋角堆放的杂乱物件的重重包围之中，我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体积缩小，为同行的人留出空间。过道很窄，光线灰暗，围观的人把空气挤得很紧。我们的对话在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进行着，负疚和羞耻使得我有些口吃和呼吸不畅——捅开结了痂的创口摄取我所需的小说灵感，我觉得我的行径无异于市井盗贼。
　　谈话在越来越多的围观者的注视之下失去了私密性，我发现我的专注度在渐渐流失。幸好，午餐的时间到了。简单的午餐之后，我们一行朝训练营旧址出发。就在我们准备离开餐馆时，一位老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平整的百元纸币——显然是一早就准备好了的，塞给做东的当地政府官员，算是午餐的费用。这位老兵家境极为贫寒，没有儿女，和久病的老妻相依为命，靠一小片瓯柑树林所结出的果实维生。他掏出钱来的时候，姿势挺直得几乎像在敬礼，目光中有一丝理所当然的执拗，让我无法不联想起七十年前他所在的部队的军纪——一个人年轻时所经历的严苛模塑，是可以被漫长的时间拉扯成行为惯性的。当然，没有人会接受那张被他捏出汗来的纸币。
　　通往旧址的山路和大多数江南农村的山路相似，弯弯曲曲的泥土小径，混杂着几级上下坡时派上用场的长条石板。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得很轻，因为我害怕碾碎七十年前遗留的脚印。那会是些什么样的脚印？美国教官的军靴？中国士兵的布鞋？乡村农人的草鞋？放牛娃子的赤脚？抑或是从驼峰航线运送过来的军犬的爪印？据说这里的孩子至今还能在路边捡拾到七十年前打靶训练时飞落的子弹壳。记忆有生命，能活过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也有神经，记忆能感受到疼。所以那天我的脚不敢放肆。
　　这一带的建筑物和所有中国城乡的建筑物一样，在近几十年里都遭受了无数轮的拆、改、建，早已面目全非。旧式平房和院落在渐渐消失，取代它们的是一些铺着马赛克和灰泥面的矮楼。训练营的部分旧址还在，包括传闻中的美国教官宿舍和由一块省文物保护石碑所确定的中国学员宿舍。传说中的美国教官宿舍是一座两层的砖楼——在当年它肯定只是平房，正面和侧面、底层和二层之间的不同砖质昭彰地显示着年代的断层。沿着后加的水泥板楼梯走入加盖的二层楼房，狭窄的走廊两边是相挨得很近的小房间。那排房间肯定没有见识过战争，只有底层老房墙面上已经开始风化的旧砖和砖缝之间顺着水迹蔓延生出的青苔，说不定在当年见过那几个也许叫约翰也许叫比尔也许叫史蒂夫的美国年轻人。楼很空，我没遇见任何人，只有栏杆上搭着的一条脏兮兮的被子，暗示着这里可能还住着人。
　　中国学员宿舍的旧址也经过了拆改，但大体原貌还在。岁月像风，看不见，看得见的只是风走过之后留下的痕迹。这座嘉庆年间建造的、当年在这一方当属首屈一指的深宅大院，如今很是老旧颓败了。三位老人都是第一次重回故地。其实，这三位老人中有一位也是第一次与他的战友们重聚，尽管他们的居住地相隔不远。当年的训练营都是就近招生，以避免方言造成的沟通阻隔。咫尺竟然演绎为天涯，现在是因为年事已高不爱走动的原因，而在先前却是因为惊魂未定的心境。我注意到了他们并没有询问这些年里彼此的境遇。也许是伤痛的记忆具有强悍的惯性，也许是当年铁一般的军纪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后依旧顽强地把守着他们的情绪之门，在跨过那道记录着他们铁血青春的院门时，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一刻，失态的是我。风抚过我的脸颊时我隐隐感觉到刺痒，拿手一抹，才醒悟那是泪水。
　　他们终于跨过那道门槛，站到了院中。“那个常来这里的小姑娘阿红，不知现在怎么样了？”片刻的沉默之后，一位老人说。有样东西在我的心中攪动了一下——那是作家的好奇心。这个“阿红”是谁？是他们的洗衣女？干杂活的小帮手？买菜送货的邻家女？她的到来曾经给这群由于承担秘密使命而几乎与世隔绝的年轻男人们带来过什么样的光亮和色彩？她如今还健在吗？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天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后来也没有。我只是惊诧七十年堆积的厚实尘土，刨下去的第一个缺口竟然不是关于硝烟战场和死亡，而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子的。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电影的名字——《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女人走开。灾难不能，病痛不能，战争也不能，因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活着，男人还有心，女人是永远无法真正离开的。
　　在那个摊晒着咸菜萝卜条、堆满了柴捆杂物的院落里，三位老人的感官触角慢慢地打开了，开始穿透陌生物件的重重遮掩，丝丝缕缕地探寻着熟悉的旧迹。这是那个池塘吗，怎么这么小了？那是全体集合开饭的道坦（温州方言：院子里的空地）吗？那条楼梯还是老的吧，踩上去怎么有这么大的响声？那是我们打通铺的大房间吧？开队务会的那间屋子在哪里？……我听见他们在彼此询问探讨着，试图证实或推翻他人的猜测。此时的记忆里已经有了质地和纹理。
　　听见响动，院子里的居民纷纷从屋里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却依旧面色红润、声如洪钟的男人冲出来，激动地拉住了一位老兵的手：“我记得，你们。我阿爸是给你们烧火煮饭的伙夫。那年我七岁。”他语无伦次地说。时光的轮子咔嚓一声停住了步子，一个七岁孩童的面容，在三位老人的目光中浮现出朦胧的轮廓。他们纹丝不动的脸上裂开了一条缝，有东西从里边丝丝地渗出——那是情绪的蛛丝马迹，我看见他们的皱纹松了。
　　从那个大院走出来，我们一行又探访了一位当年美国教官的帮厨、一名接受过美国军医的乳腺癌切除手术的妇人、几个美国教官住处附近的旧邻舍——他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记忆，有的重合，有的相近，有的相互矛盾，却无一例外的生动。那天我的笔录既丰富多彩又杂乱无章，像漫天的飞尘。但我并不担忧。我知道假以时日，假以几段完整而放松的睡眠，这些飞尘将会逐渐落地，堆积成一些当时我尚无法预见的形状。
　　和三位老人告别，已经是傍晚时分。太阳跟随了我们一天，已经渐渐显出倦意。老人们的脚步缓慢而坚实，穿着军绿色棉背心的背影有些佝偻，却依稀能看出支撐着身体的那根骨头。背心是志愿队的义工们赠送给他们的礼物，上面印着的“抗战老兵，民族脊梁”的字眼，随着他们身体的动作，在山野的余晖中忽高忽低地晃动。
　　就这样，我的脑子和脚兵分两路，经过许多迂回辗转，终于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汇合于玉壶。那两路各自为政的兵马，在玉壶的乡野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碰撞。那场碰撞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内伤，我身陷其间无从鉴别，大概只能在《劳燕》中寻找端倪。
　　2017年2月26日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