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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26年了。
父亲平凡得有些窝囊，但在我的心中，父亲如同千千万万个沂蒙人一样，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一
1946年，22岁的父亲当了新郎，娘还是一个黄毛丫头，16岁。两岁丧父，三岁失母，给地主当长工、放牛的父亲，全部的家当是一间半破草屋和半个铁锅。看看草屋指头宽的裂缝，再看一眼身边青葱般的新媳妇，父亲的眼眶湿润了，撩起衣袖擦擦，搓着双手磕磕巴巴地说：“这就是咱家，俺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娘信。
娘十几岁就在村里当“识字班长”，算不上娇生惯养。娘未出嫁时虽然心里对贫困有所知，但真正面对父亲这份贫困时，娘还是叹了口气。娘用手捋了捋发髻（是“沂蒙识字班”由大姑娘变为小媳妇的标志），它是作为媒人的娘的亲姑在娘出嫁前给绾起的。娘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转身寻找到一只水瓢，往铁锅里舀上一瓢水，蹲下来点着了灶膛柴火。父亲说你娘蹲着烧水的样子好看极了。从那一刻起，父亲心中家的样子便是娘蹲在锅灶前烧水的样子。娘让父亲有了一个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对母亲从来惟命是从，跟母亲高声说话的时候都很少，相亲相爱走过了半个世纪。
贫穷的岁月，父亲的这份疼爱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娘里里外外一把手。为了一家人的吃和穿，东挪西借、赶集上店的事都是娘。我的叔伯大爷有时开父亲的玩笑，说父亲天天宠着娘，恨不得天天捧在手心里。父亲听了他们的调侃，总是露出自豪的微笑。
与贫困相伴的岁月里，5个孩子的成长磨坏了娘的性子，我们兄弟姐妹惹是生非是家常事，把娘气得连打带骂甚至坐在地上大哭。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冒着被娘劈头盖脸臭骂一顿的风险不厌其烦地做娘的思想工作。直到娘的火灭了气消了，父亲才长舒一口气，从腰里摸出旱烟袋蹲到门外抽烟，慈爱地看着淘气的孩子和娇小的妻子。等着娘做好饭，一家人便又在欢声笑语中用最简单的饭食填满肚子。
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接生员，半夜三更随时可能有人敲门，每一次都是父亲起来开门，目的让娘多睡一会;遇到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的日子，父亲就是娘的保镖。舅傻，接济姥姥和姥爷的重任义不容辞地就落到了娘的身上。在农村，好多家庭常常因为女人回娘家带东西发生矛盾，而我的父亲却总是主动地劝娘去给姥姥和姥爷送吃的。父亲成就了娘这个孝女，也暖了娘的心。
父亲摆水果摊时，娘总是自豪地说：“你爹知道我爱吃甜面瓜。”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时，总是给娘买些花布做衣服。娘在我的婶子大娘中穿的衣服光鲜些，惹得她们吃娘的醋：“谁让人家男人是工人来。”
1992年中秋节的前一个月，父亲被确诊患了癌症。我们最初瞒着娘，但因为要给父亲做手术，担心发生意外将会给娘造成终生遗憾，手术前，才由我告訴娘父亲的病情和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这沉重的打击立即让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在家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还给父亲预备了“送老”衣服，然后强装笑脸到医院侍候父亲。
父亲手术后一个月出院了。父亲身体极度虚弱，又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娘坚定地说：谁也不用，谁也没有我照顾你爹尽心！做好工作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父亲被母亲伺候了八个多月后离开人世，这一段日子，既是娘和爹共同生活的最后时光，也是娘对爹爱的集中体现。娘说：“你爹想吃什么只要我能买到我都买，你爹多活一天，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就有人陪我说话解闷。”
父亲去世的时候，娘哭着说：我那知冷知热的人，你把我抛下走了，不陪我说话了，也不问我的吃喝了！
父亲，在娘面前硬是把自己的急性子磨成了慢脾气。父亲和娘在外人眼里成就了一对有急有缓、张弛有度、性格互补的模范夫妻。
二
父亲这座山经得起暴风骤雨的洗礼。
旧日冬天农闲男人们便会聚在一起赌点小钱取乐。那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抽烟，赌钱的时候全神贯注都在押的点子上，没有工夫点烟，父亲起初随意给人点烟，一晚上一次次点烟，赌局结束时赢家就会给父亲一个铜钱。于是，父亲便买火柴卖火柴、点烟卖烟再到卖点心，一步步地做成了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做成了赶四集的杂货商。从一开始为了自己的生存，到后来养活老婆孩子。
经过几年努力，父亲先是买了几亩旱地，又买了一亩多水浇地，这几亩地足以让父亲和母亲过上温饱的日子。按当时的速度，父亲和母亲用不多长的时间一定会有十几或数十几亩地的。这样的日子，让父亲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连梦里都有笑声。
1956年底，娘那时在村里已经是有威望的大队干部，父亲作为干部家属怎么能拖后腿呢？于是，父亲随着国家公私合营政策，推着自己的独轮车走进了汤河供销社，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家里有国家职工人家的日子反倒是艰难的。我们姊妹都小，只有娘挣工分，父亲领的工资要有一部分上缴到大队里折算成工分再分给我家粮食，常常因为父亲工资发放不及时不能往大队里按时缴钱，夏天分不到小麦，只能等到秋天由大队里多分给一些地瓜和胡萝卜。
艰苦的日子维持了6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按照上级政策，父亲又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一名社员。
三十多岁的父亲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爹了。家里六口人吃饭穿衣都看着父亲。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父亲再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父亲又推起了胶轮车，车上已不是他当年做小生意时的针头线脑，而是庄稼需要的土杂肥。由于推小车不是他的强项，父亲就成了一名喂牛的饲养员。
农耕时代，耕牛地位的显赫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生产队的饲养员不仅德高望重，还要懂牛的脾性、牙口。无论是喂牛的，还是使牛的都是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社员信得过的人。父亲和我本家的一个大叔同为饲养员，两人经常晚上睡在牛屋里。 父亲喂牛的场所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去的最多的地方。
春天，饲养员父亲每天要把当天收到的全村送来的青草归拢起来，一部分晒干了用于冬天的牛饲料。这部分饲料，需要用铡刀一捆捆地铡好堆放起来。铡饲料是个力气活，一捆捆的饲料放在铡刀上，父亲两手握住刀柄用力地按下去，这时候，父亲脖子上的筋会凸出来，不一会汗流满脸。
夏收季节，需给牛们在草料里加营养，吃饱喝足的牛们就趴在牛槽边闭目养神嘴里还不停地倒嚤，比苍蝇大好几倍的“牛蠓”就趴在牛身上吸血，只见被叮咬的水牛、黄牛就会甩动尾巴把吸血的坏蛋赶走。我和几个小伙伴学着父亲逮“牛蠓”，解了牛的困惑。
冬天的时候，父亲的牛栏成了全村最有趣的地方。一旦村里来了“说书”的，地点就选在牛屋里。大人们听书，小孩子们就在牛栏外疯玩。现在想来，这与父亲平时把牛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关，也许与父亲对每一位前来听书的人们不时递上免费的热水分不开。
秋天生产队收过花生后，花生秧是牛最好的饲料。那时生产队里种花生很少，分到每个家庭里的花生自然也很少。我记得娘都是把分到的花生晒干后贮藏在一个缸里，上面用厚厚的杂物遮盖住，告诉我们姊妹未经娘的批准不能偷吃。
父亲闲暇时就在花生秧上下工夫，上面总有“瞎眼漏”，偶尔还会有大的被父亲捡到。每当我放学后跑到牛栏时，父亲就会从兜里掏出一小把花生递给我。我便如同捧着一件宝贝，眼里迸发出喜悦的光芒。
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其实喂牛也是同样道理。牛要吃得好，讲究长草短喂，把草料铡成五六公分长。喂牛时，父亲要把铡好的草料放到牛槽里，那些牛槽都是石头的，长的可供两三头牛一起用;牛吃料时，父亲都要等牛吃完了才离开，夏天还要给牛及时喂水，哪一头牛什么习性父亲都熟悉得胜过儿女。当生产队里把一头病死牛杀了卖肉给社员吃时，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娘去买。我哭我闹，抱着父亲的胳膊拧父亲的腿，父亲就是不同意。后来我理解了父亲，他喂了十几年的牛在他的心中已经成了他的亲人，怎么能吃它的肉呢！
父亲喂牛一直喂到生产队变成村民小组，二十几头牛随着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被分到农户家中。结束了喂牛生涯的父亲又推起了他的小推车，摆起了水果摊。
父亲，如果你还健在，儿子很想陪你再喂一头老黄牛。
三
每当说起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的那段岁月，娘总是咬牙切齿地说：“要当工人全家都是工人那是享福，一个人当工人是自己享福全家人受罪，你爹当工人时，那些遭罪的日子，都不敢想。”
大姐9岁就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父亲回家的时候，抚摸着大姐的头心疼得掉泪。大姐和别人一起抬筐，因为大姐个子矮，抬的筐从扁担上都滑到了大姐那一头，父亲于是在大姐常用的扁担上用钉子给箍上了一个挡头。成年后的大姐30多岁的时候腿就疼得不敢走路，其实都是小时候劳动缺乏保护措施造成的。
1981年，我们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后，老百姓都怀着对土地对粮食的极度珍惜，对分到自己名下的几畝地精耕细作，而父亲却信心满满地对娘说：“给我一辆手推车、一杆秤、一个盛钱的包，我让你每天都见钱，孩子们每天都能吃上肉。”
当时的这几句话对我们可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如同过去仨月不知肉味的穷人一下子过上了天天可以吃肉的富家子弟的生活。娘和二哥二姐就承担了干农活的任务，父亲推起独轮车，拿着一杆秤，车把上挂着一个小布包，时隔三十年之后又开始了他的小商人生涯。
父亲刚赶集的时候本钱少，批发的东西少，后来与批发商熟悉了，都是先拿货卖完了再付款。父亲每天从集市上回家，都要把白天卖水果时挑出来的带有烂眼的水果拿回家，他从不把这些已经开始腐烂的水果卖给顾客。他说：“人家挣钱也不容易，都是周围村的乡亲，卖了烂水果给人家，让人家私下里看不起咱，不值！”
父亲在洪瑞车站摆水果摊时，附近村里有个傻子，每天都要到水果摊趁父亲给顾客称水果时，摸两个苹果或其他水果放到怀里。有个周末我去帮父亲卖水果，傻子故技重演。我大喝一声制止，父亲却一把拉住我：“别吓着他，就让他拿两个吧。”
如今二哥继承了父亲经商的基因，把生意做得很大。当时我们周围几个村庄有不少山楂树，二哥就与罐头厂建立了联系，做山楂收购生意。那几年，山楂成熟的时候，来我家门前装山楂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父亲看在眼里，心满意足，“我干了一辈子都是小买卖，儿子却把生意都做到几百里外去了，了不起！”
父亲嘱咐二哥，收的都是父老乡亲的山楂，和买山楂的厂家要使劲地争卖价，能多卖一分是一分;收购时千万不能硬压价，能多给老百姓一点是一点。父亲把经商理念灌输给了二哥，二哥那几年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盖上了新房娶妻生子。
四
虎子，这是父亲给我起的乳名。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乳名只有我是父亲起的。父亲最后一次喊我乳名，遗憾的是我没在他的跟前。父亲去世没闭上眼，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我一直这样想。
我出生以后，父亲有了仨儿两女，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上等人的命。每到夏夜，父亲总是抱着我到村东的沭河岸畔河堰乘凉，还一手抚摸着，怕蚊子咬了我，直到我在凉风习习中入睡才把我抱回家交给娘。
每当听到父亲喊“虎子”，我就知道干活回来的父亲又给我准备了好吃的东西了。其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物品还不十分丰富的时代，从父亲的手中递到我手上的有时是几个瘪花生，有时是一个红萝卜。
在农村，家家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喝“糊粥”，其实就是用地瓜或地瓜干以及黄豆瓣、大米面或玉米面等为原料做的一锅粥。每次喝“糊粥”父亲都要把碗里的豆瓣或花生米挑出来放在一边，随着父亲一声“虎子”，这些东西就全进了我的口中。
我6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本村小学，主要是家里没人看我。当时不求学多少文化，有老师看着就行，就这样上了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因为班上人少，又和新生一起重上一年级，我就成了班长。大哥已上中学，每天晚上回家就摆上地瓜干教我数数，做了个小黑板教我识字，就让我每次都考100分。到我升中学时，中考的一篇作文让我成了全学区的小名人。坊坞联中的校长见到开会的母亲，夸我将来肯定有出息。当娘回家把校长的话学给父亲听时，父亲抽着旱烟袋自豪地说：“没白起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上学不服输不甘落在别人后头，有股虎劲。” 上高中时住在学校防震棚里，周六下午回家拿饭，父亲回到家里后的第一声肯定是喊虎子。有时考试成绩不好，回家当着父亲的面哭一场，他便鼓励我：“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不松劲，就能考上大学。”
在临沂求学的三年，父亲只到学校看过我一次。因为父亲只喊我的乳名，学名没记住，来到学校却却就是找不到我。幸运的是，做完课间操我无意地在校门口看到了父亲。
父亲从此就牢牢地记住了我的大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大队生产队都踊跃缴公粮，分到各家各户的小麦就很少，一家仅够吃顿水饺或面条的。板泉街上的热锅饼、洪瑞饭店里的马蹄子烧饼，除娶媳妇、生孩子能吃上，再就是生病了。
小时候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父亲总是和娘商量一番，用干瓢量出一斤左右的麦子，去给我换来一块锅饼或几个马蹄子烧饼。父亲会微笑地喊着我的乳名放在我的跟前：“吃了头疼脑热都跑了，不耽误你明天去上学。”
“年好过，春难熬”，过完年到夏收的几个月时间，是粮食最为紧缺的季节，吃树叶挖野菜，一天两顿飘着野菜叶的稀粥都是正常的。哥哥在汤河中学读书，家里实在没有粮食了，适逢生产队里分了育秧的“地瓜母子”，娘和父亲就磨成糊烙成煎饼。“地瓜母子”水分大，烙煎饼时不好从鏊子上揭，揭下来的煎饼也非常软。就这样，娘烙一张爹把煎饼放在绳子上晾一张，凑够了给哥哥一个星期的煎饼。在家的娘、父亲和不上学的二哥二姐继续喝能照出人影的稀粥。
父亲生命的后期，有次对我说：“东河（沭河）里刚捞上来的小麦穗子鱼炒辣椒吃，挺香的。”
我和二哥一说，二哥赶快找人去逮，用鲜辣椒炒了送来。父亲卷着那鱼吃了一个煎饼，吃得非常香。但事后父亲好几天不舒服，他不能吃硬的、辣的。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父亲到大哥家一共去了屈指可数的两三次，其中一次去了第二天就生了一场大病。但父亲到大哥家背后教子的事却被大嫂绘声绘色地讲给了我们听。
除夕之夜，大家嗑瓜子看春晚，因为大嫂把瓜子皮都直接扔到了地板上，大哥当着父亲的面把大嫂说了一顿，本来欢快轻松的场面一下子变淡了。大哥被父亲叫到了他们临时住的房间，严肃地与大哥进行了谈话：“大过年的，你媳妇不就是把瓜子皮扔到了地上吗？扫干净不就行了？当着我和你娘的面发火，是给你媳妇难看还是撵我们走？你今晚上给你媳妇道歉，要不明早我和你娘就走。”
大哥听了父亲的话，立马就给大嫂道了歉，夫妇两人到父母的房间又给老人赔礼道歉。
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农民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充裕。秋收时节，大人孩子都到生产队收拾完花生、地瓜的地里去捡遗拾漏。有一次，大哥、二哥好不容易捡的小半篮花生和黄豆却被生产队队长给没收了，连骂带吓，并把篮子给扔到了生产队的院子里。那么多去捡拾的人，唯独没收了我两个哥哥的，这明显的是欺负人。受了委屈的哥哥要找队长拼命，父亲对娘和哥哥说：“咱就忍了吧。你们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人不可能总生活在正午头上。”
大哥考上大学宴请父老乡亲时，当年那位没收哥哥篮子的生产队长已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下台，他娶的“倒插门”女婿也跑回南方老家了，他每天在村里厚着脸皮蹭饭吃。那次到我家说：“你家大侄子很小我就看出有出息，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父亲看他落魄的样子还是招呼到屋里给他盛了一碗菜几个馒头，让他吃了顿饱饭。
大姐出嫁后头几胎都是女儿，吃了婆家不少气，只能回娘家哭诉。父亲既心疼女儿又对姐夫家的行为感到气愤，但他总是开导大姐，让这个家庭维持下去。现在的大姐早已是儿孙满堂，回想起从前，总是赞叹父亲的远见和胸怀。二姐出嫁后有一段时间家庭矛盾也比较尖锐，二姐到父亲的水果摊边，听到的总是父亲教她怎么以德报怨，怎么孝敬公婆，怎么把日子過好，后来二姐的家庭地位与日俱增，父亲听到的都是二姐周围邻居们对她的称赞声。
父亲曾经在供销社当工人是我从家里的几本连环画册知道的。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曾经参加了县供销社组织的到浙江砍竹子做扫帚，途经上海住了一宿，不仅见到了高楼、汽车，还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父亲送我上学的时候对我说：“长大了，一定坐着小轿车去大上海转转，那里到处是高楼，人山人海。”父亲年轻时唯一一张照片是在供销社工作期间留下的，穿着棉袄的父亲坐在一条木凳上。
不识字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父亲在大上海买的十几本连环画册，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一直到上小学，还自豪地把这些连环画拿给小伙伴们看。
上世纪8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参加高考，要先参加预选考试，取得资格后方可参加高考。因此，预选考试前三个月全身心地扑在复习功课上，每天看着星星起床，晚上顶着月亮睡觉，吃的煎饼都是老娘烙二哥送。
5月已开始变热，父亲上身穿的却还是一件棉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形象。父亲一看到就急着从棉袄兜里拿出了一个盛着花生的塑料袋，当时的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父亲像没看见似的对我说：“吃吧，是熟花生。”
和父亲没说上几句话，也没问他怎么来的，更没让父亲喝一口水，手捧盛着花生的塑料袋怔怔地看着父亲。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无法言说的幸福。
考完试我才知道，大伯得了重病在地区人民医院住院，为了不影响我考试，家人没告诉我。父亲从小和大伯相依为命，大伯住院期间全由父亲在医院照料。当大伯快出院时，父亲才从医院步行找到我的学校。爹给娘说，如果那天在门口等不到我，看看我的学校也好。
大哥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省城工作，我毕业前父亲要求我回老家工作。我按照父亲的意愿回到了家乡，父亲非常高兴，他抽着几十年没换的旱烟袋说：“我没白养儿子啊，现在我上省城、县城都有人管饭了！”
毕业后我回母校当了一名教师。我成了公家人了，父母说，回村时一定要遇人就笑脸说话，能给人家办啥事就办。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大伯家的二哥。大冬天赶到我的宿舍才6点多钟，进门就放声哭。原来大队里给他划了块宅基地，村里有一家弟兄六个强行给占去了。
那时我是中学老师，但我知道，农村宅基地报批不规范，只要村里盖上公章报到公社就算程序合法了，理在二哥。我带着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二哥来到大队书记家。一番努力，事情办妥。
第二个是亲二哥。镇派出所在我们管理区设了治安联防中队，聘了联防队员，有了这些人就会有费用，于是他们就让村里的代销店和小企业出。二哥开了个代销店，联防队员找他收费时因为问了一下“为什么”，于是被联防队员追打，且要把代销店的门封了。
二哥的遭遇逼着我学了地方治安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骑上自行车直奔派出所。
两件事之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农村的事复杂，不要觉得你有本事就多管，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父亲，以后随着我结婚成家，父亲到县城的次数也多了。每次到我居住的家属院见到看门的老人，父亲就说：“也给我找个看大门的差事，那样我就离你们近了。”
五
1988年的春天，父亲得过脑血栓，治愈康复后坚持每天吃“脉通”胶囊，一直没有再犯病。1992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城里骑着自行车按惯例直奔父亲的水果摊。父亲看到我非常高兴，我把事先买好的面包递给父亲。我最想听的是父亲千篇一律的回答：“我的身体没事，你赶快回去让你娘做饭吃吧。”这次父亲迟疑了一下，说：“我最近吃饭时感觉咽东西难受。”父亲用手摸着胸口说，“感觉这个地方有东西堵着。”
凭直觉，父亲得病了，而且不轻。我对父亲说：“你收拾一下，我带着你进城找医生看一看。”父亲听了我的话很顺从地收拾摊子。父亲坐上我的自行车，直奔60华里外的临沂城。
父亲术后出院，到第二年的四月十六日凌晨去世，240天是父亲最后的岁月。
原本瘦削的父亲手术后更加瘦弱。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过去从未感觉床硌人，现在睡不着觉，觉得这床硌得浑身疼。有海绵铺在席底下可能好些。”
于是，我们抓紧给他换海绵床。
星期天我回家看父亲，他说：“我再养些日子还得去卖水果。现在想想在车站旁摆水果摊多好啊，每天可以见那么多人，多热闹啊！”
父亲最后的岁月里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生日。父亲出生于十月十二日，当年也是父亲的70岁大寿。记得父亲笑着说：“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没有多长的活头了，不过我活到70岁也是咱们冯家男人中最长寿的了，现在儿孙满堂，我知足了。”
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是1993年的春节。对全家人来说都分外珍惜，大哥一家也从省城赶回来。除夕之夜，父亲几乎没合眼，对他来说，这是最热闹的春节，子孙都围在他的身边，一会儿是孙子递个花生，一会儿是孙女把糖果填到他的嘴里，我和哥哥边看春晚边陪父亲聊天。
那个春节，看到开心的一家人，父亲也感觉自己又有了力气，对我说：“等春上天气暖和了，你在城里给我找个看门的差事，离你们也近。躺了这几个月，把我闷坏了。”
进入农历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大姐从老家坐公共汽车赶到我家。大姐说：“我看父亲情况不好。”
我们一家三口和大姐急忙赶回了老家。已经两天没有认真吃饭的父亲那天中午吃了两个炖鸡蛋。到了下午3点，父亲就催着我们返城，他边摆手边说：“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多做争脸增光的事。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想不到离开父亲时他坐在床上向我摆手的样子，就是父亲跟我们的最后一别。随后我去北京出发，路过济南跟大哥谈起父亲的病情，还满怀信心地对大哥说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
四月十五日，娘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勉强吃了一个鸡蛋，也許是他想宽娘的心吧？他问娘：“麦子应该出穗了吧？不知今年收成怎么样？你到地里掐几个麦穗给我看看。”
娘掐了几棵麦穗，父亲看了看对娘说：“今年收成孬不了。真想新面馍馍的味道！”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娘试了试父亲的脉搏，很弱，就想让我们兄弟姊妹都赶到父亲的身边。二姐坐公共汽车赶到城里我家，再往回返已经没有车了。就在那天夜里，养育了五个儿女的父亲，最后时刻只有大姐和二哥在他身边。
父亲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是娘一直抱着他。娘说：“老大从济南赶不回来了，小三和他二姐都没回来，可能是出发了。”
娘的话刚落音，父亲咽了最后一口气，眼睛未合上。直到我四月十七日悲痛欲绝地赶回家，娘告诉父亲儿女们都回来给他送终了，才给父亲合上了双眼。
六
陪父亲聊天比较集中的时间，是高考结束到上大学离家前的那个夏天。当我填完志愿回到家里时，倚在门旁抽烟的父亲忽地站了起来，想问又不敢问，只是慈祥地看着我。我知道父亲想什么，说：“放心吧，今年肯定有学上。”
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口道：“能上济南上就好了，好让你哥照顾你。”
在父亲眼里，我这个准大学生长大了，成了要离开父母去独自闯世界的人了。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心中在充满喜悦的同时，还有留恋担心等多种感情掺杂其间。
父亲说算命先生算他一生有两个儿子，当我的二哥出生以后他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娘怀我三个月了，父亲还推着娘到处看病。随着我的降生，父亲有了仨儿俩女，高兴极了。在当时的农村，和父亲同龄的叔伯有的已当爷爷了，父亲也算老来得子，对我是倍加疼爱。
和父亲最后一次聊天是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月。父亲是因食道癌动的手术，考虑到动手术时父亲已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出院后就未再进行化疗。但父亲一直相信儿子善意的谎言，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心中一直盼着康复后再去摆水果摊或到城里谋个看大门的差事。那天我坐在父亲的病床旁，看着衰老的父亲，不停地在想：这就是那个沉默如山的父亲吗？这就是支撑着我童年快乐和幸福的父亲吗？ 父亲手术后医生让他彻底戒烟，当他烟瘾上来时，就用一根香烟放在口中，等烟瘾过去了再把这根香烟放到床头旁。父亲说：“你和你二哥都没有儿子的时候，人家一问我有几个孙子，我不好意思说，现在我有了两个孙子，死无遗憾了。”父亲又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你娘下决心让你回来，这一步是走对了。要不是你在临沂，我去看个病找谁呀！”
记得那天父亲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包括我应如何对待娘、对待二哥二姐等等。现在想来那是一次多么珍贵的机会啊！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大姐陪在身边，父亲让大姐把他扶起来用被子倚在身后和她啦呱。父亲让大姐把枕边一个布包递到他的手上，从里面摸出一块机械表递给了大姐。对父亲来说，这块手表就是他能给大姐的最好的念想了。父亲轻轻地说：“你戴着吧，下湖干活看看时间，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要有个好身体。洪瑞的（指我二姐，因为二姐婆家是后洪瑞村）不在跟前，我也给她留了200元钱。”遗憾的是，父亲没能亲手把钱递到二姐手里。凌晨两点，父亲头一低就没声了。大姐赶快把母亲喊过来，父亲的头倚在母亲怀里，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亲人。
七
无论在何时何地，每当拿起筷子端起饭碗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一看，仿佛大裤腰的裤子被一条布腰带系着，背后还插着一个青布荷包旱烟袋的慈祥的老父亲正倚在门旁。
给父亲上坟时，我们兄弟姊妹都要给父亲带上一瓶好酒，在坟前轮流给父亲敬酒。父亲生前不是不会喝酒也不是不能喝酒，而是在极为艰难的日子舍不得喝酒。家中来客时，总是让客人喝酒，说自己不能喝酒，倒上一杯白水相陪。
父亲一生抽的都是旱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竹竿铜嘴青布荷包的旱烟袋。父亲高兴的时候抽，苦恼的时候抽;来了客给客人从荷包里按上一烟嘴旱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到外乡需要帮忙或问个路，往往借个火抽袋烟就解决了。在农村，成盒的纸烟就是高级烟，父亲偶尔得到一支，自己舍不得抽，把这支纸烟夹在耳朵上，跟递烟的人说先抽旱烟，尔后把这支纸烟拿回家放在烟盒里攒着，等着客人来好招待。
我有幸参加了冯氏族谱的第三次修撰，从而对冯氏祖先有了详细的了解。元末明初，冯氏祖先鹤峻避难于海东后率子西归，落户于沭河西岸。从祖爷爷开始先是四代单传，到第五代时方有两子，到我曾祖父辈已是五虎生威。可惜，贫穷战乱的年代，父亲却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靠我老奶奶把父亲和大伯及姑姑抚养成人。
父亲教我识秤时，先把秤盘里放上苹果，然后教我怎么样把秤砣慢慢地向外移动，直到找准平衡的秤星。他说：“卖东西的时候，如果在秤砣平衡的地方计算斤两，买东西的人认为你太小气，下一次就不来买你的东西了;一定要让他们看着秤杆高高翘起，回头还找你。”
父亲教我怎么识秤称秤，也在教我怎样做人。
“有的人卖东西时，故意把秤砣一拽一松，秤杆高高翘起，实际斤两不够，当时让买东西的人高兴，过后人家明白过来，心里还是会骂的。”
父亲撑起我们的家，靠他手中的那杆秤，他不仅用这杆秤卖水果养家糊口，还用他手中的秤教我们做人。
父亲除了相伴多年的那杆秤，还有与他风雨相伴十几年的独轮小推车。父亲给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我们兄弟姊妹为了在生产队里找一辆小推车委屈流泪时。
父亲从供销社又回村当农民后，推了不长时间的小推车就当“牛倌”了。那时生产队的小推车都由推小车的男劳动力掌管着，谁的车谁保管谁使用，干活时公用，不干活时放到自家的院里保管着。秋天生产队分地瓜、玉米等都是直接在地里分的，那些家中有小推车的家庭，就可以把分的地瓜玉米直接用小推车推到自己的院子里，我们没有小推车的家庭就要借着用。有时候到了秋忙，往往几个家庭在等着借一辆小推车用，别人家都开始吃饭了，我们家的地瓜可能还在地里。没办法，我们兄妹只能肩挑手提，往家搬运。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队分配农具时，父亲只要一辆小推车。从此，这辆小推车与父亲相伴十几年，一直推到父亲生病住院，才光荣退休。是父亲用小推车推出了我的学费、生活费，推出了全家的幸福生活。
八
父亲去世前给大姐的那块手表刻满了冯家近十年岁月的印痕，每个表针都旋满了浓浓的父爱和亲情。
可这块手表最初是给二哥的。
二哥初中毕业以后没能考上高中，就到村里的砖场当了一名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二哥变得又黑又瘦，到了找媳妇的年龄相亲屡次失败。媒人传话说，二哥人长得一般，家庭也不富裕，相亲时连块手表都没有。
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非常一般，我和二哥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因为连个闹钟都没有，两年的时间里都是靠父亲晚上用肉眼看天空中“三星”的位置来判断叫我们起床。
当一块手表影响到二哥找媳妇时，父母下决心给二哥买。
给二哥买手表的钱大部分来自父亲摆水果摊攒下的流动资金，一少部分来自二哥在窑场出苦力挣的工资。就这样，一块崭新的“梅花”牌手表戴在了二哥的手上。
上高中的我回家看到二哥手腕上崭新的手表时，眼神里流露出的都是羡慕。记得二哥把手表从手上摘下来让我戴了戴，又对我说：“你考上大学，我就把这块手表送给你。”
父母为了给二哥找媳妇买的这块手表意义重大，平时二哥舍不得戴，只在相亲或其他重要活动时才戴上。高考前二哥来给我送饭时，把手表摘下来递到我的手上，只说了三个字： “好好考！”
高考后把手表还给二哥，二哥说：“还是你戴着吧，我干活戴着不方便，再说戴着去相了几次亲也都没成。只要你考上大学我也就能给你找到嫂嫂了。”
那年的夏天，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家的时候，把二哥的手表带走了。这块手表是与二哥找媳妇捆绑在一起的，我上大学后每次往家里写信，都要问一问二哥找到了没有？ 大学第二年的春天，我接到了二哥来信，说他定亲了，随信还附上了他和二嫂的合影照。看着他俩的合影照，再看看手表，原来一直怀有的歉疚之心终于不那么重了。待我大学毕业，小侄女能叫我叔叔了，二哥和二嫂也都戴上了新手表。
参加工作后，大哥送给我一块手表作为祝福。于是我把这块机械表戴在了父亲的手腕上。父亲用他浸润着汗水的毛巾一遍遍地擦着表蒙子，笑着说：“我也戴上手表了！”
大哥在汤河中学上高中时，往返三十多里。一天，大哥回家后没有底气地对娘说，他的一个同学全家都要去闯关东，他家有一辆自行车，想便宜卖给大哥。
父亲和娘彻夜不眠，最后痛下决心买。除了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又借遍了亲朋，凑齐了相当于天文数字的资金，推回了这辆“永久”牌自行车。
农民家里的粮食如小麦和大米都放在缸里，瓜干和玉米都是放在用紫槐条编成的囤里。有一年春节过后，盛地瓜干的粮囤忽然长高了，原来是父母托人给大哥说媳妇，把囤用非粮食物品把它抬高了。父亲的做法有造假之嫌，但谁又不说是父母为兒女的良苦用心呢？
现在想来，父亲戴手表，形式大于内容，远没有“老冯混好了”这个面子大。对年过六旬的父亲来说，多少年养成的日不出就起床，日落了还在忙的勤劳耕耘的习惯岂会受一块手表的影响？如果有人到水果摊问父亲 “现在是几点了？”父亲抬抬手就能告诉人家，那该有多体面。
我以后多次想给父亲换块手表，都被他坚决地拒绝。父亲做手术前，让娘把手表摘下来保存好;出院回家多数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父亲依然把手表戴在手腕上。病弱的父亲戴手表的胳膊也变得越来越细，手表的表链显得极度的不合适，我曾经想把表链截掉一块，父亲依然没有同意，他说：“剪掉一截表链，以后就没法戴了。”
最后，父亲就把这块手表给大姐了。
九
父亲如山，是我一生不可逾越的高峰。
父亲极度渴望春天的到来。
春天，从未在父亲的心中是这样的渴盼，在父亲的心中，一缕春风仿佛就会吹走他身上的病魔。
那一年的春天到来时，万物复苏，父亲的身体也在康复。院中的迎春花、梅花相继绽放，父亲从躺了半年多的床上下地走路了。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祈祷着、祝福着父亲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地来到，哪怕再多活三五年。可是，春天被轰轰烈烈的夏日替代的光景，父亲的生命之花却枯萎了，徒留下儿女心中永远的痛。
艰苦的年代里，父亲最大的壮举就是想去“闯关东”。
还是那年的春节，大哥的一个同学一家闯关东回家过年，春节到我们家做客时把东北的生活描绘得天上人间，父亲动心了。那年春天我在村东河堰上割草喂兔子，父亲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把糖块和几角钱，嘱咐我早回家，听娘的话，好好上学。当时我并未多想，也没有把父亲给我糖块和钱的事告诉娘，但到晚上吃饭时还未见父亲回家，一家人都着了急，于是我把父亲中午找我的事如实地说了出来。当时最有威望的亲大伯分析道，看来他想出远门。父亲会去哪里呢？相知莫过夫妻，娘说他可能去闯东北。娘记起春节来我家串门的“东北客”明天要走，父亲可能是想和人家一起走。于是，娘和大哥连夜赶到他的同学家，就把父亲拽回来了。父亲“闯关东”的壮举半途夭折了。
父亲去世时就安葬在村东头的公墓里，我从城里回家时都要经过父亲的墓地。每次，我都要走过去默默站一会，我祈望着父亲还没有走远，还能听见我的祷告。后来，高速公路占地，父亲的坟迁到了沭河西岸的滩涂上。
岁月匆匆，父亲离开我们26年了，父亲坟上的青草绿了26遍了。
父亲永远成为了我心头葱茏的巍峨青山。
哦，父亲，我山一般厚重的沂蒙父亲。
责任编辑 胡 洋
父亲平凡得有些窝囊，但在我的心中，父亲如同千千万万个沂蒙人一样，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一
1946年，22岁的父亲当了新郎，娘还是一个黄毛丫头，16岁。两岁丧父，三岁失母，给地主当长工、放牛的父亲，全部的家当是一间半破草屋和半个铁锅。看看草屋指头宽的裂缝，再看一眼身边青葱般的新媳妇，父亲的眼眶湿润了，撩起衣袖擦擦，搓着双手磕磕巴巴地说：“这就是咱家，俺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娘信。
娘十几岁就在村里当“识字班长”，算不上娇生惯养。娘未出嫁时虽然心里对贫困有所知，但真正面对父亲这份贫困时，娘还是叹了口气。娘用手捋了捋发髻（是“沂蒙识字班”由大姑娘变为小媳妇的标志），它是作为媒人的娘的亲姑在娘出嫁前给绾起的。娘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转身寻找到一只水瓢，往铁锅里舀上一瓢水，蹲下来点着了灶膛柴火。父亲说你娘蹲着烧水的样子好看极了。从那一刻起，父亲心中家的样子便是娘蹲在锅灶前烧水的样子。娘让父亲有了一个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对母亲从来惟命是从，跟母亲高声说话的时候都很少，相亲相爱走过了半个世纪。
贫穷的岁月，父亲的这份疼爱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娘里里外外一把手。为了一家人的吃和穿，东挪西借、赶集上店的事都是娘。我的叔伯大爷有时开父亲的玩笑，说父亲天天宠着娘，恨不得天天捧在手心里。父亲听了他们的调侃，总是露出自豪的微笑。
与贫困相伴的岁月里，5个孩子的成长磨坏了娘的性子，我们兄弟姐妹惹是生非是家常事，把娘气得连打带骂甚至坐在地上大哭。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冒着被娘劈头盖脸臭骂一顿的风险不厌其烦地做娘的思想工作。直到娘的火灭了气消了，父亲才长舒一口气，从腰里摸出旱烟袋蹲到门外抽烟，慈爱地看着淘气的孩子和娇小的妻子。等着娘做好饭，一家人便又在欢声笑语中用最简单的饭食填满肚子。
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接生员，半夜三更随时可能有人敲门，每一次都是父亲起来开门，目的让娘多睡一会;遇到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的日子，父亲就是娘的保镖。舅傻，接济姥姥和姥爷的重任义不容辞地就落到了娘的身上。在农村，好多家庭常常因为女人回娘家带东西发生矛盾，而我的父亲却总是主动地劝娘去给姥姥和姥爷送吃的。父亲成就了娘这个孝女，也暖了娘的心。
父亲摆水果摊时，娘总是自豪地说：“你爹知道我爱吃甜面瓜。”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时，总是给娘买些花布做衣服。娘在我的婶子大娘中穿的衣服光鲜些，惹得她们吃娘的醋：“谁让人家男人是工人来。”
1992年中秋节的前一个月，父亲被确诊患了癌症。我们最初瞒着娘，但因为要给父亲做手术，担心发生意外将会给娘造成终生遗憾，手术前，才由我告訴娘父亲的病情和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这沉重的打击立即让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在家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还给父亲预备了“送老”衣服，然后强装笑脸到医院侍候父亲。
父亲手术后一个月出院了。父亲身体极度虚弱，又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娘坚定地说：谁也不用，谁也没有我照顾你爹尽心！做好工作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父亲被母亲伺候了八个多月后离开人世，这一段日子，既是娘和爹共同生活的最后时光，也是娘对爹爱的集中体现。娘说：“你爹想吃什么只要我能买到我都买，你爹多活一天，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就有人陪我说话解闷。”
父亲去世的时候，娘哭着说：我那知冷知热的人，你把我抛下走了，不陪我说话了，也不问我的吃喝了！
父亲，在娘面前硬是把自己的急性子磨成了慢脾气。父亲和娘在外人眼里成就了一对有急有缓、张弛有度、性格互补的模范夫妻。
二
父亲这座山经得起暴风骤雨的洗礼。
旧日冬天农闲男人们便会聚在一起赌点小钱取乐。那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抽烟，赌钱的时候全神贯注都在押的点子上，没有工夫点烟，父亲起初随意给人点烟，一晚上一次次点烟，赌局结束时赢家就会给父亲一个铜钱。于是，父亲便买火柴卖火柴、点烟卖烟再到卖点心，一步步地做成了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做成了赶四集的杂货商。从一开始为了自己的生存，到后来养活老婆孩子。
经过几年努力，父亲先是买了几亩旱地，又买了一亩多水浇地，这几亩地足以让父亲和母亲过上温饱的日子。按当时的速度，父亲和母亲用不多长的时间一定会有十几或数十几亩地的。这样的日子，让父亲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连梦里都有笑声。
1956年底，娘那时在村里已经是有威望的大队干部，父亲作为干部家属怎么能拖后腿呢？于是，父亲随着国家公私合营政策，推着自己的独轮车走进了汤河供销社，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家里有国家职工人家的日子反倒是艰难的。我们姊妹都小，只有娘挣工分，父亲领的工资要有一部分上缴到大队里折算成工分再分给我家粮食，常常因为父亲工资发放不及时不能往大队里按时缴钱，夏天分不到小麦，只能等到秋天由大队里多分给一些地瓜和胡萝卜。
艰苦的日子维持了6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按照上级政策，父亲又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一名社员。
三十多岁的父亲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爹了。家里六口人吃饭穿衣都看着父亲。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父亲再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父亲又推起了胶轮车，车上已不是他当年做小生意时的针头线脑，而是庄稼需要的土杂肥。由于推小车不是他的强项，父亲就成了一名喂牛的饲养员。
农耕时代，耕牛地位的显赫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生产队的饲养员不仅德高望重，还要懂牛的脾性、牙口。无论是喂牛的，还是使牛的都是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社员信得过的人。父亲和我本家的一个大叔同为饲养员，两人经常晚上睡在牛屋里。 父亲喂牛的场所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去的最多的地方。
春天，饲养员父亲每天要把当天收到的全村送来的青草归拢起来，一部分晒干了用于冬天的牛饲料。这部分饲料，需要用铡刀一捆捆地铡好堆放起来。铡饲料是个力气活，一捆捆的饲料放在铡刀上，父亲两手握住刀柄用力地按下去，这时候，父亲脖子上的筋会凸出来，不一会汗流满脸。
夏收季节，需给牛们在草料里加营养，吃饱喝足的牛们就趴在牛槽边闭目养神嘴里还不停地倒嚤，比苍蝇大好几倍的“牛蠓”就趴在牛身上吸血，只见被叮咬的水牛、黄牛就会甩动尾巴把吸血的坏蛋赶走。我和几个小伙伴学着父亲逮“牛蠓”，解了牛的困惑。
冬天的时候，父亲的牛栏成了全村最有趣的地方。一旦村里来了“说书”的，地点就选在牛屋里。大人们听书，小孩子们就在牛栏外疯玩。现在想来，这与父亲平时把牛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关，也许与父亲对每一位前来听书的人们不时递上免费的热水分不开。
秋天生产队收过花生后，花生秧是牛最好的饲料。那时生产队里种花生很少，分到每个家庭里的花生自然也很少。我记得娘都是把分到的花生晒干后贮藏在一个缸里，上面用厚厚的杂物遮盖住，告诉我们姊妹未经娘的批准不能偷吃。
父亲闲暇时就在花生秧上下工夫，上面总有“瞎眼漏”，偶尔还会有大的被父亲捡到。每当我放学后跑到牛栏时，父亲就会从兜里掏出一小把花生递给我。我便如同捧着一件宝贝，眼里迸发出喜悦的光芒。
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其实喂牛也是同样道理。牛要吃得好，讲究长草短喂，把草料铡成五六公分长。喂牛时，父亲要把铡好的草料放到牛槽里，那些牛槽都是石头的，长的可供两三头牛一起用;牛吃料时，父亲都要等牛吃完了才离开，夏天还要给牛及时喂水，哪一头牛什么习性父亲都熟悉得胜过儿女。当生产队里把一头病死牛杀了卖肉给社员吃时，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娘去买。我哭我闹，抱着父亲的胳膊拧父亲的腿，父亲就是不同意。后来我理解了父亲，他喂了十几年的牛在他的心中已经成了他的亲人，怎么能吃它的肉呢！
父亲喂牛一直喂到生产队变成村民小组，二十几头牛随着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被分到农户家中。结束了喂牛生涯的父亲又推起了他的小推车，摆起了水果摊。
父亲，如果你还健在，儿子很想陪你再喂一头老黄牛。
三
每当说起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的那段岁月，娘总是咬牙切齿地说：“要当工人全家都是工人那是享福，一个人当工人是自己享福全家人受罪，你爹当工人时，那些遭罪的日子，都不敢想。”
大姐9岁就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父亲回家的时候，抚摸着大姐的头心疼得掉泪。大姐和别人一起抬筐，因为大姐个子矮，抬的筐从扁担上都滑到了大姐那一头，父亲于是在大姐常用的扁担上用钉子给箍上了一个挡头。成年后的大姐30多岁的时候腿就疼得不敢走路，其实都是小时候劳动缺乏保护措施造成的。
1981年，我们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后，老百姓都怀着对土地对粮食的极度珍惜，对分到自己名下的几畝地精耕细作，而父亲却信心满满地对娘说：“给我一辆手推车、一杆秤、一个盛钱的包，我让你每天都见钱，孩子们每天都能吃上肉。”
当时的这几句话对我们可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如同过去仨月不知肉味的穷人一下子过上了天天可以吃肉的富家子弟的生活。娘和二哥二姐就承担了干农活的任务，父亲推起独轮车，拿着一杆秤，车把上挂着一个小布包，时隔三十年之后又开始了他的小商人生涯。
父亲刚赶集的时候本钱少，批发的东西少，后来与批发商熟悉了，都是先拿货卖完了再付款。父亲每天从集市上回家，都要把白天卖水果时挑出来的带有烂眼的水果拿回家，他从不把这些已经开始腐烂的水果卖给顾客。他说：“人家挣钱也不容易，都是周围村的乡亲，卖了烂水果给人家，让人家私下里看不起咱，不值！”
父亲在洪瑞车站摆水果摊时，附近村里有个傻子，每天都要到水果摊趁父亲给顾客称水果时，摸两个苹果或其他水果放到怀里。有个周末我去帮父亲卖水果，傻子故技重演。我大喝一声制止，父亲却一把拉住我：“别吓着他，就让他拿两个吧。”
如今二哥继承了父亲经商的基因，把生意做得很大。当时我们周围几个村庄有不少山楂树，二哥就与罐头厂建立了联系，做山楂收购生意。那几年，山楂成熟的时候，来我家门前装山楂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父亲看在眼里，心满意足，“我干了一辈子都是小买卖，儿子却把生意都做到几百里外去了，了不起！”
父亲嘱咐二哥，收的都是父老乡亲的山楂，和买山楂的厂家要使劲地争卖价，能多卖一分是一分;收购时千万不能硬压价，能多给老百姓一点是一点。父亲把经商理念灌输给了二哥，二哥那几年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盖上了新房娶妻生子。
四
虎子，这是父亲给我起的乳名。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乳名只有我是父亲起的。父亲最后一次喊我乳名，遗憾的是我没在他的跟前。父亲去世没闭上眼，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我一直这样想。
我出生以后，父亲有了仨儿两女，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上等人的命。每到夏夜，父亲总是抱着我到村东的沭河岸畔河堰乘凉，还一手抚摸着，怕蚊子咬了我，直到我在凉风习习中入睡才把我抱回家交给娘。
每当听到父亲喊“虎子”，我就知道干活回来的父亲又给我准备了好吃的东西了。其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物品还不十分丰富的时代，从父亲的手中递到我手上的有时是几个瘪花生，有时是一个红萝卜。
在农村，家家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喝“糊粥”，其实就是用地瓜或地瓜干以及黄豆瓣、大米面或玉米面等为原料做的一锅粥。每次喝“糊粥”父亲都要把碗里的豆瓣或花生米挑出来放在一边，随着父亲一声“虎子”，这些东西就全进了我的口中。
我6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本村小学，主要是家里没人看我。当时不求学多少文化，有老师看着就行，就这样上了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因为班上人少，又和新生一起重上一年级，我就成了班长。大哥已上中学，每天晚上回家就摆上地瓜干教我数数，做了个小黑板教我识字，就让我每次都考100分。到我升中学时，中考的一篇作文让我成了全学区的小名人。坊坞联中的校长见到开会的母亲，夸我将来肯定有出息。当娘回家把校长的话学给父亲听时，父亲抽着旱烟袋自豪地说：“没白起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上学不服输不甘落在别人后头，有股虎劲。” 上高中时住在学校防震棚里，周六下午回家拿饭，父亲回到家里后的第一声肯定是喊虎子。有时考试成绩不好，回家当着父亲的面哭一场，他便鼓励我：“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不松劲，就能考上大学。”
在临沂求学的三年，父亲只到学校看过我一次。因为父亲只喊我的乳名，学名没记住，来到学校却却就是找不到我。幸运的是，做完课间操我无意地在校门口看到了父亲。
父亲从此就牢牢地记住了我的大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大队生产队都踊跃缴公粮，分到各家各户的小麦就很少，一家仅够吃顿水饺或面条的。板泉街上的热锅饼、洪瑞饭店里的马蹄子烧饼，除娶媳妇、生孩子能吃上，再就是生病了。
小时候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父亲总是和娘商量一番，用干瓢量出一斤左右的麦子，去给我换来一块锅饼或几个马蹄子烧饼。父亲会微笑地喊着我的乳名放在我的跟前：“吃了头疼脑热都跑了，不耽误你明天去上学。”
“年好过，春难熬”，过完年到夏收的几个月时间，是粮食最为紧缺的季节，吃树叶挖野菜，一天两顿飘着野菜叶的稀粥都是正常的。哥哥在汤河中学读书，家里实在没有粮食了，适逢生产队里分了育秧的“地瓜母子”，娘和父亲就磨成糊烙成煎饼。“地瓜母子”水分大，烙煎饼时不好从鏊子上揭，揭下来的煎饼也非常软。就这样，娘烙一张爹把煎饼放在绳子上晾一张，凑够了给哥哥一个星期的煎饼。在家的娘、父亲和不上学的二哥二姐继续喝能照出人影的稀粥。
父亲生命的后期，有次对我说：“东河（沭河）里刚捞上来的小麦穗子鱼炒辣椒吃，挺香的。”
我和二哥一说，二哥赶快找人去逮，用鲜辣椒炒了送来。父亲卷着那鱼吃了一个煎饼，吃得非常香。但事后父亲好几天不舒服，他不能吃硬的、辣的。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父亲到大哥家一共去了屈指可数的两三次，其中一次去了第二天就生了一场大病。但父亲到大哥家背后教子的事却被大嫂绘声绘色地讲给了我们听。
除夕之夜，大家嗑瓜子看春晚，因为大嫂把瓜子皮都直接扔到了地板上，大哥当着父亲的面把大嫂说了一顿，本来欢快轻松的场面一下子变淡了。大哥被父亲叫到了他们临时住的房间，严肃地与大哥进行了谈话：“大过年的，你媳妇不就是把瓜子皮扔到了地上吗？扫干净不就行了？当着我和你娘的面发火，是给你媳妇难看还是撵我们走？你今晚上给你媳妇道歉，要不明早我和你娘就走。”
大哥听了父亲的话，立马就给大嫂道了歉，夫妇两人到父母的房间又给老人赔礼道歉。
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农民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充裕。秋收时节，大人孩子都到生产队收拾完花生、地瓜的地里去捡遗拾漏。有一次，大哥、二哥好不容易捡的小半篮花生和黄豆却被生产队队长给没收了，连骂带吓，并把篮子给扔到了生产队的院子里。那么多去捡拾的人，唯独没收了我两个哥哥的，这明显的是欺负人。受了委屈的哥哥要找队长拼命，父亲对娘和哥哥说：“咱就忍了吧。你们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人不可能总生活在正午头上。”
大哥考上大学宴请父老乡亲时，当年那位没收哥哥篮子的生产队长已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下台，他娶的“倒插门”女婿也跑回南方老家了，他每天在村里厚着脸皮蹭饭吃。那次到我家说：“你家大侄子很小我就看出有出息，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父亲看他落魄的样子还是招呼到屋里给他盛了一碗菜几个馒头，让他吃了顿饱饭。
大姐出嫁后头几胎都是女儿，吃了婆家不少气，只能回娘家哭诉。父亲既心疼女儿又对姐夫家的行为感到气愤，但他总是开导大姐，让这个家庭维持下去。现在的大姐早已是儿孙满堂，回想起从前，总是赞叹父亲的远见和胸怀。二姐出嫁后有一段时间家庭矛盾也比较尖锐，二姐到父亲的水果摊边，听到的总是父亲教她怎么以德报怨，怎么孝敬公婆，怎么把日子過好，后来二姐的家庭地位与日俱增，父亲听到的都是二姐周围邻居们对她的称赞声。
父亲曾经在供销社当工人是我从家里的几本连环画册知道的。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曾经参加了县供销社组织的到浙江砍竹子做扫帚，途经上海住了一宿，不仅见到了高楼、汽车，还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父亲送我上学的时候对我说：“长大了，一定坐着小轿车去大上海转转，那里到处是高楼，人山人海。”父亲年轻时唯一一张照片是在供销社工作期间留下的，穿着棉袄的父亲坐在一条木凳上。
不识字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父亲在大上海买的十几本连环画册，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一直到上小学，还自豪地把这些连环画拿给小伙伴们看。
上世纪8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参加高考，要先参加预选考试，取得资格后方可参加高考。因此，预选考试前三个月全身心地扑在复习功课上，每天看着星星起床，晚上顶着月亮睡觉，吃的煎饼都是老娘烙二哥送。
5月已开始变热，父亲上身穿的却还是一件棉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形象。父亲一看到就急着从棉袄兜里拿出了一个盛着花生的塑料袋，当时的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父亲像没看见似的对我说：“吃吧，是熟花生。”
和父亲没说上几句话，也没问他怎么来的，更没让父亲喝一口水，手捧盛着花生的塑料袋怔怔地看着父亲。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无法言说的幸福。
考完试我才知道，大伯得了重病在地区人民医院住院，为了不影响我考试，家人没告诉我。父亲从小和大伯相依为命，大伯住院期间全由父亲在医院照料。当大伯快出院时，父亲才从医院步行找到我的学校。爹给娘说，如果那天在门口等不到我，看看我的学校也好。
大哥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省城工作，我毕业前父亲要求我回老家工作。我按照父亲的意愿回到了家乡，父亲非常高兴，他抽着几十年没换的旱烟袋说：“我没白养儿子啊，现在我上省城、县城都有人管饭了！”
毕业后我回母校当了一名教师。我成了公家人了，父母说，回村时一定要遇人就笑脸说话，能给人家办啥事就办。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大伯家的二哥。大冬天赶到我的宿舍才6点多钟，进门就放声哭。原来大队里给他划了块宅基地，村里有一家弟兄六个强行给占去了。
那时我是中学老师，但我知道，农村宅基地报批不规范，只要村里盖上公章报到公社就算程序合法了，理在二哥。我带着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二哥来到大队书记家。一番努力，事情办妥。
第二个是亲二哥。镇派出所在我们管理区设了治安联防中队，聘了联防队员，有了这些人就会有费用，于是他们就让村里的代销店和小企业出。二哥开了个代销店，联防队员找他收费时因为问了一下“为什么”，于是被联防队员追打，且要把代销店的门封了。
二哥的遭遇逼着我学了地方治安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骑上自行车直奔派出所。
两件事之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农村的事复杂，不要觉得你有本事就多管，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父亲，以后随着我结婚成家，父亲到县城的次数也多了。每次到我居住的家属院见到看门的老人，父亲就说：“也给我找个看大门的差事，那样我就离你们近了。”
五
1988年的春天，父亲得过脑血栓，治愈康复后坚持每天吃“脉通”胶囊，一直没有再犯病。1992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城里骑着自行车按惯例直奔父亲的水果摊。父亲看到我非常高兴，我把事先买好的面包递给父亲。我最想听的是父亲千篇一律的回答：“我的身体没事，你赶快回去让你娘做饭吃吧。”这次父亲迟疑了一下，说：“我最近吃饭时感觉咽东西难受。”父亲用手摸着胸口说，“感觉这个地方有东西堵着。”
凭直觉，父亲得病了，而且不轻。我对父亲说：“你收拾一下，我带着你进城找医生看一看。”父亲听了我的话很顺从地收拾摊子。父亲坐上我的自行车，直奔60华里外的临沂城。
父亲术后出院，到第二年的四月十六日凌晨去世，240天是父亲最后的岁月。
原本瘦削的父亲手术后更加瘦弱。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过去从未感觉床硌人，现在睡不着觉，觉得这床硌得浑身疼。有海绵铺在席底下可能好些。”
于是，我们抓紧给他换海绵床。
星期天我回家看父亲，他说：“我再养些日子还得去卖水果。现在想想在车站旁摆水果摊多好啊，每天可以见那么多人，多热闹啊！”
父亲最后的岁月里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生日。父亲出生于十月十二日，当年也是父亲的70岁大寿。记得父亲笑着说：“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没有多长的活头了，不过我活到70岁也是咱们冯家男人中最长寿的了，现在儿孙满堂，我知足了。”
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是1993年的春节。对全家人来说都分外珍惜，大哥一家也从省城赶回来。除夕之夜，父亲几乎没合眼，对他来说，这是最热闹的春节，子孙都围在他的身边，一会儿是孙子递个花生，一会儿是孙女把糖果填到他的嘴里，我和哥哥边看春晚边陪父亲聊天。
那个春节，看到开心的一家人，父亲也感觉自己又有了力气，对我说：“等春上天气暖和了，你在城里给我找个看门的差事，离你们也近。躺了这几个月，把我闷坏了。”
进入农历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大姐从老家坐公共汽车赶到我家。大姐说：“我看父亲情况不好。”
我们一家三口和大姐急忙赶回了老家。已经两天没有认真吃饭的父亲那天中午吃了两个炖鸡蛋。到了下午3点，父亲就催着我们返城，他边摆手边说：“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多做争脸增光的事。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想不到离开父亲时他坐在床上向我摆手的样子，就是父亲跟我们的最后一别。随后我去北京出发，路过济南跟大哥谈起父亲的病情，还满怀信心地对大哥说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
四月十五日，娘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勉强吃了一个鸡蛋，也許是他想宽娘的心吧？他问娘：“麦子应该出穗了吧？不知今年收成怎么样？你到地里掐几个麦穗给我看看。”
娘掐了几棵麦穗，父亲看了看对娘说：“今年收成孬不了。真想新面馍馍的味道！”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娘试了试父亲的脉搏，很弱，就想让我们兄弟姊妹都赶到父亲的身边。二姐坐公共汽车赶到城里我家，再往回返已经没有车了。就在那天夜里，养育了五个儿女的父亲，最后时刻只有大姐和二哥在他身边。
父亲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是娘一直抱着他。娘说：“老大从济南赶不回来了，小三和他二姐都没回来，可能是出发了。”
娘的话刚落音，父亲咽了最后一口气，眼睛未合上。直到我四月十七日悲痛欲绝地赶回家，娘告诉父亲儿女们都回来给他送终了，才给父亲合上了双眼。
六
陪父亲聊天比较集中的时间，是高考结束到上大学离家前的那个夏天。当我填完志愿回到家里时，倚在门旁抽烟的父亲忽地站了起来，想问又不敢问，只是慈祥地看着我。我知道父亲想什么，说：“放心吧，今年肯定有学上。”
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口道：“能上济南上就好了，好让你哥照顾你。”
在父亲眼里，我这个准大学生长大了，成了要离开父母去独自闯世界的人了。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心中在充满喜悦的同时，还有留恋担心等多种感情掺杂其间。
父亲说算命先生算他一生有两个儿子，当我的二哥出生以后他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娘怀我三个月了，父亲还推着娘到处看病。随着我的降生，父亲有了仨儿俩女，高兴极了。在当时的农村，和父亲同龄的叔伯有的已当爷爷了，父亲也算老来得子，对我是倍加疼爱。
和父亲最后一次聊天是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月。父亲是因食道癌动的手术，考虑到动手术时父亲已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出院后就未再进行化疗。但父亲一直相信儿子善意的谎言，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心中一直盼着康复后再去摆水果摊或到城里谋个看大门的差事。那天我坐在父亲的病床旁，看着衰老的父亲，不停地在想：这就是那个沉默如山的父亲吗？这就是支撑着我童年快乐和幸福的父亲吗？ 父亲手术后医生让他彻底戒烟，当他烟瘾上来时，就用一根香烟放在口中，等烟瘾过去了再把这根香烟放到床头旁。父亲说：“你和你二哥都没有儿子的时候，人家一问我有几个孙子，我不好意思说，现在我有了两个孙子，死无遗憾了。”父亲又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你娘下决心让你回来，这一步是走对了。要不是你在临沂，我去看个病找谁呀！”
记得那天父亲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包括我应如何对待娘、对待二哥二姐等等。现在想来那是一次多么珍贵的机会啊！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大姐陪在身边，父亲让大姐把他扶起来用被子倚在身后和她啦呱。父亲让大姐把枕边一个布包递到他的手上，从里面摸出一块机械表递给了大姐。对父亲来说，这块手表就是他能给大姐的最好的念想了。父亲轻轻地说：“你戴着吧，下湖干活看看时间，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要有个好身体。洪瑞的（指我二姐，因为二姐婆家是后洪瑞村）不在跟前，我也给她留了200元钱。”遗憾的是，父亲没能亲手把钱递到二姐手里。凌晨两点，父亲头一低就没声了。大姐赶快把母亲喊过来，父亲的头倚在母亲怀里，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亲人。
七
无论在何时何地，每当拿起筷子端起饭碗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一看，仿佛大裤腰的裤子被一条布腰带系着，背后还插着一个青布荷包旱烟袋的慈祥的老父亲正倚在门旁。
给父亲上坟时，我们兄弟姊妹都要给父亲带上一瓶好酒，在坟前轮流给父亲敬酒。父亲生前不是不会喝酒也不是不能喝酒，而是在极为艰难的日子舍不得喝酒。家中来客时，总是让客人喝酒，说自己不能喝酒，倒上一杯白水相陪。
父亲一生抽的都是旱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竹竿铜嘴青布荷包的旱烟袋。父亲高兴的时候抽，苦恼的时候抽;来了客给客人从荷包里按上一烟嘴旱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到外乡需要帮忙或问个路，往往借个火抽袋烟就解决了。在农村，成盒的纸烟就是高级烟，父亲偶尔得到一支，自己舍不得抽，把这支纸烟夹在耳朵上，跟递烟的人说先抽旱烟，尔后把这支纸烟拿回家放在烟盒里攒着，等着客人来好招待。
我有幸参加了冯氏族谱的第三次修撰，从而对冯氏祖先有了详细的了解。元末明初，冯氏祖先鹤峻避难于海东后率子西归，落户于沭河西岸。从祖爷爷开始先是四代单传，到第五代时方有两子，到我曾祖父辈已是五虎生威。可惜，贫穷战乱的年代，父亲却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靠我老奶奶把父亲和大伯及姑姑抚养成人。
父亲教我识秤时，先把秤盘里放上苹果，然后教我怎么样把秤砣慢慢地向外移动，直到找准平衡的秤星。他说：“卖东西的时候，如果在秤砣平衡的地方计算斤两，买东西的人认为你太小气，下一次就不来买你的东西了;一定要让他们看着秤杆高高翘起，回头还找你。”
父亲教我怎么识秤称秤，也在教我怎样做人。
“有的人卖东西时，故意把秤砣一拽一松，秤杆高高翘起，实际斤两不够，当时让买东西的人高兴，过后人家明白过来，心里还是会骂的。”
父亲撑起我们的家，靠他手中的那杆秤，他不仅用这杆秤卖水果养家糊口，还用他手中的秤教我们做人。
父亲除了相伴多年的那杆秤，还有与他风雨相伴十几年的独轮小推车。父亲给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我们兄弟姊妹为了在生产队里找一辆小推车委屈流泪时。
父亲从供销社又回村当农民后，推了不长时间的小推车就当“牛倌”了。那时生产队的小推车都由推小车的男劳动力掌管着，谁的车谁保管谁使用，干活时公用，不干活时放到自家的院里保管着。秋天生产队分地瓜、玉米等都是直接在地里分的，那些家中有小推车的家庭，就可以把分的地瓜玉米直接用小推车推到自己的院子里，我们没有小推车的家庭就要借着用。有时候到了秋忙，往往几个家庭在等着借一辆小推车用，别人家都开始吃饭了，我们家的地瓜可能还在地里。没办法，我们兄妹只能肩挑手提，往家搬运。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队分配农具时，父亲只要一辆小推车。从此，这辆小推车与父亲相伴十几年，一直推到父亲生病住院，才光荣退休。是父亲用小推车推出了我的学费、生活费，推出了全家的幸福生活。
八
父亲去世前给大姐的那块手表刻满了冯家近十年岁月的印痕，每个表针都旋满了浓浓的父爱和亲情。
可这块手表最初是给二哥的。
二哥初中毕业以后没能考上高中，就到村里的砖场当了一名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二哥变得又黑又瘦，到了找媳妇的年龄相亲屡次失败。媒人传话说，二哥人长得一般，家庭也不富裕，相亲时连块手表都没有。
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非常一般，我和二哥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因为连个闹钟都没有，两年的时间里都是靠父亲晚上用肉眼看天空中“三星”的位置来判断叫我们起床。
当一块手表影响到二哥找媳妇时，父母下决心给二哥买。
给二哥买手表的钱大部分来自父亲摆水果摊攒下的流动资金，一少部分来自二哥在窑场出苦力挣的工资。就这样，一块崭新的“梅花”牌手表戴在了二哥的手上。
上高中的我回家看到二哥手腕上崭新的手表时，眼神里流露出的都是羡慕。记得二哥把手表从手上摘下来让我戴了戴，又对我说：“你考上大学，我就把这块手表送给你。”
父母为了给二哥找媳妇买的这块手表意义重大，平时二哥舍不得戴，只在相亲或其他重要活动时才戴上。高考前二哥来给我送饭时，把手表摘下来递到我的手上，只说了三个字： “好好考！”
高考后把手表还给二哥，二哥说：“还是你戴着吧，我干活戴着不方便，再说戴着去相了几次亲也都没成。只要你考上大学我也就能给你找到嫂嫂了。”
那年的夏天，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家的时候，把二哥的手表带走了。这块手表是与二哥找媳妇捆绑在一起的，我上大学后每次往家里写信，都要问一问二哥找到了没有？ 大学第二年的春天，我接到了二哥来信，说他定亲了，随信还附上了他和二嫂的合影照。看着他俩的合影照，再看看手表，原来一直怀有的歉疚之心终于不那么重了。待我大学毕业，小侄女能叫我叔叔了，二哥和二嫂也都戴上了新手表。
参加工作后，大哥送给我一块手表作为祝福。于是我把这块机械表戴在了父亲的手腕上。父亲用他浸润着汗水的毛巾一遍遍地擦着表蒙子，笑着说：“我也戴上手表了！”
大哥在汤河中学上高中时，往返三十多里。一天，大哥回家后没有底气地对娘说，他的一个同学全家都要去闯关东，他家有一辆自行车，想便宜卖给大哥。
父亲和娘彻夜不眠，最后痛下决心买。除了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又借遍了亲朋，凑齐了相当于天文数字的资金，推回了这辆“永久”牌自行车。
农民家里的粮食如小麦和大米都放在缸里，瓜干和玉米都是放在用紫槐条编成的囤里。有一年春节过后，盛地瓜干的粮囤忽然长高了，原来是父母托人给大哥说媳妇，把囤用非粮食物品把它抬高了。父亲的做法有造假之嫌，但谁又不说是父母为兒女的良苦用心呢？
现在想来，父亲戴手表，形式大于内容，远没有“老冯混好了”这个面子大。对年过六旬的父亲来说，多少年养成的日不出就起床，日落了还在忙的勤劳耕耘的习惯岂会受一块手表的影响？如果有人到水果摊问父亲 “现在是几点了？”父亲抬抬手就能告诉人家，那该有多体面。
我以后多次想给父亲换块手表，都被他坚决地拒绝。父亲做手术前，让娘把手表摘下来保存好;出院回家多数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父亲依然把手表戴在手腕上。病弱的父亲戴手表的胳膊也变得越来越细，手表的表链显得极度的不合适，我曾经想把表链截掉一块，父亲依然没有同意，他说：“剪掉一截表链，以后就没法戴了。”
最后，父亲就把这块手表给大姐了。
九
父亲如山，是我一生不可逾越的高峰。
父亲极度渴望春天的到来。
春天，从未在父亲的心中是这样的渴盼，在父亲的心中，一缕春风仿佛就会吹走他身上的病魔。
那一年的春天到来时，万物复苏，父亲的身体也在康复。院中的迎春花、梅花相继绽放，父亲从躺了半年多的床上下地走路了。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祈祷着、祝福着父亲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地来到，哪怕再多活三五年。可是，春天被轰轰烈烈的夏日替代的光景，父亲的生命之花却枯萎了，徒留下儿女心中永远的痛。
艰苦的年代里，父亲最大的壮举就是想去“闯关东”。
还是那年的春节，大哥的一个同学一家闯关东回家过年，春节到我们家做客时把东北的生活描绘得天上人间，父亲动心了。那年春天我在村东河堰上割草喂兔子，父亲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把糖块和几角钱，嘱咐我早回家，听娘的话，好好上学。当时我并未多想，也没有把父亲给我糖块和钱的事告诉娘，但到晚上吃饭时还未见父亲回家，一家人都着了急，于是我把父亲中午找我的事如实地说了出来。当时最有威望的亲大伯分析道，看来他想出远门。父亲会去哪里呢？相知莫过夫妻，娘说他可能去闯东北。娘记起春节来我家串门的“东北客”明天要走，父亲可能是想和人家一起走。于是，娘和大哥连夜赶到他的同学家，就把父亲拽回来了。父亲“闯关东”的壮举半途夭折了。
父亲去世时就安葬在村东头的公墓里，我从城里回家时都要经过父亲的墓地。每次，我都要走过去默默站一会，我祈望着父亲还没有走远，还能听见我的祷告。后来，高速公路占地，父亲的坟迁到了沭河西岸的滩涂上。
岁月匆匆，父亲离开我们26年了，父亲坟上的青草绿了26遍了。
父亲永远成为了我心头葱茏的巍峨青山。
哦，父亲，我山一般厚重的沂蒙父亲。
责任编辑 胡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