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是欧洲人一心向往的圣地，欧洲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莱布尼茨、伏尔泰不仅大力宣扬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还说服当权者借鉴中国的政治经验。在17～18世纪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欧洲涌现出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国迷”，英国人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然而，就是这个“中国迷”马嘎尔尼勋爵，他对清廷“破冰之旅”的失败根本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富强文明观。
　　1793年7月，马嘎尔尼使团乘“狮子号”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官员隆重迎接，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
　　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水，“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使团沿白河北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寒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清廷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当地官员提出一个请求，找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
　　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人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
　　“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这些英国人以前的中国观中，中国是由开明的皇帝、温良的官员治理，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见的事实一下子粉碎了他们对清廷的好感和对中国下层民众的艳羡。
　　英国人对当时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马嘎尔尼对中国皇帝及其官僚逼迫他下跪叩头更是深感屈辱，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也因而荡然无存。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西谚也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古今中外的人们都知道透过一滴水看到太阳，英国使团也不例外，他们就是通过这样一连串的细节来观察、描述、评价当时的中国。马嘎尔尼使团的访清之旅成为中外交往史上的分水岭，此后，抨击批评中国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主旋律。
　　花地湾摘自《中国青年》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