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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个,二人为双,三人为众,四人为帮。
帮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帮”的力量远比“个”、“双”、“众” 的力量大。
一、浙江商帮
“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及求实精神”是浙江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江海铸就了“浙商”不畏风险、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他们善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兼有南北商人之长,重实利,口碑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通的处世之术,有人曾形容“浙江人是商界交际花,并且是攻于心计的交际花”。
浙江商圈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温州是中国私营企业之都。温州人有超前意识,务实肯干,愿意从小做起,以小商品做大市场,人们称,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善于识别和捕捉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机会,分析市场空隙,满足市场需求,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人勇于抛弃面子观念,不怕碰壁,不怕给脸色,温州购销大军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曾经以质量取胜挤走了韩国人,得到美国陆军部的订货,为美军生产全部的军用徽章和军服。
温州的经商模式具有“七长八短”的特点。
“七长”——温州模式的七大优势:一长,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二长,市场导向办企业;三长,营销布阵;四长,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五长,开始有抱团做大形成一批龙头苗头;六长,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七长,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
“八短”——温州模式的八处硬伤:一短,企业规模高速增长,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如今赚钱难了!二短,管理粗放落后——老板意志,缺少制度化管理;三短,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温州上市公司数量极少;四短,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创业元老归宿难题;五短,重量级人才短缺——兵多将少缺帅才;六短,学习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危机感;七短,小老板心态,鸡头主义,小富即安,甚至于玩物丧志;八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重视研究开发,只注重模仿。
二、上海商帮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是商家必争之地,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呈现出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①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在近代形成全国有名的“海派”;②精明是上海人给人最深的印象;③公平合理观念也来自西方,成为“海派”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④常与西方打交道而西化洋气,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有包容意识。
总体来讲,南方商人(岭南、江浙)都精明,但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精明之至。上海商人都是“门槛精”、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外国人常说“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一家韩国报纸甚至公开声称“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但上海人始终摆脱不了给人“精明而小气,谨慎而胆小”的形象。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要注意:①不要企图“斩”上海人,挣钱不要有太大的企求,同时对上海商人也不必过于小心,知理的上海人不会提出非分之想。②上海商人做生意十分谨慎,注意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也常因某個小问题而拖时间,让你感到谈判很累,成功较难。但是一旦成功,他们从合同到执行都会让你得心应手。③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他们做生意一向求稳求安。因此,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总把法律、法规作“保护神”,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概念。所以,和上海人做生意还要注意:①必须遵纪守法,符合法规、行规及政府规定;②必须签合同,且必须清清楚楚,面面俱到;③谈判要正规、正式;④谈判要注意理性分析,多估计后果,并有合理的对策,感情在与上海人的谈判中难以发挥作用;⑤必须认真履行合同。
长期的商业化影响,使上海人建立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他们讲实惠,关心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但情感因素淡化,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把礼尚往来作为等价交换,体现出较强的功利色彩。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还讲究:①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②他们谈判只关心利润,生意对手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合作就行;③谈判时要注重仪表、注重形象;④请客送礼要把握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既不要轻易受礼,还礼也须谨慎。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很讲“礼”。
以前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阿拉是上海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以上海为自豪,称外地人为“乡下人”,给人以“欺生”的感觉。改革开放后,过于精明的上海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退守式的精明。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上海人则是“见了绿灯悠着走,见了红灯不敢走,指责别人绕着走”,终于让广东人比了下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曾经下降了。但只要放开手脚,仍然是“东方明珠”,他们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自信、自尊。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上海人的自负,在生意中就双方的焦点应尽量客观分析,并表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如今,上海人脱胎换骨,变得豁达,变得大度,“崇洋而不媚外”,还善于建立新的“海外关系”,开始重新塑造出中国经济中心的新形象。
三、广东商帮
在靠山临海的独立单元里,广东人形成了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独有心理特质:①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外倾性格;②急功近利、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观;③开拓创新与坚强性格;④感情丰富、爱憎分明;⑤生机勃勃而又任性急躁;⑥机灵敏感、行为可塑但不厚重;⑦较强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能力。
广东人天生是经商的好料,无人不商,全民皆商,一生只做两件事:挣钱与花钱。每天生活在钱眼里。也不愿意出来。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面子与一切。他们还学会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重利、重表象、重流行。“敢为天下先”成为广东人商业精神的核心内容。“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搞经济建设奉行“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只要有利的事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所以民间有“东北人打架胆大,经商胆小;广东人经商胆大,打架胆小”的俗语流传。“要发财,忙起来”。广东人的发达发在观念和时间上。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框架之内,随时准备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并且善于借鸡生蛋:广东提供舞台,技术有人带来,管理有人操作,市场有人开拓。
从区域上看,广东商帮又细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类。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务实、精明、敢干、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敢于创新等特点,具有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现代意识。但广府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总体还停留在低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五长五短”。
“五长”是指: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三长,勤奋刻苦,具有永不疲倦的黄牛精神。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
“五短”是指:一短,机制创新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二短,国际背景商务知识运营的专业度缺乏——从土狗到群狼的变革难。三短,资金营运的能力较差——从产品挣钱走向用钱挣钱升级。四短,对专业人才的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五短,企业远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
潮汕人,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从黄光裕到李嘉诚,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2004年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十几年前以400元出外闯荡,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身家过百亿,他来自潮汕。
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住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潮汕人多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为荣,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巨商李嘉诚投巨资创建了设备一流的汕头大学。
客家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宋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客家人以梅州为集中地,是古代广东的外来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大多被环境所逼而背井离乡,散居外地,有的移居海外。客家人来自祖国各地,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其代表人物是以“诚信”著称的段永平。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决定了两个企业的兴和衰。段永平说:“我们在企业中强调‘本分’这个概念。信誉是本分,中国很多企业把信誉作为手段,我还你钱是为了向你借更多的钱,而步步高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一个下属向我汇报,说他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欺骗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个员工得到的肯定不是表场。因为欺骗不但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严重的还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北京商帮
北京商人是从传统商人、政府官员中脱胎出来的。经商方式多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市场不大,生意场面却最多,热衷于做大买卖。
“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人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职业之分,常用政治眼光去分析评价一切,于是就有了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要问什么事情能干,广东人是除了不能干的全都去干,上海人是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是能干的还要看一看。这使政治意识成为北京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意识淡薄和迟钝。
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最幽默的一群,也是爱侃大山的一群,总觉得生意是侃出来的。老板聚会,上海人你谦我让、斯文备至,而北京人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与北京人做生意要注意:①要有耐心让他们侃;②要善于引导掌握主动;③当心没人侃。
如今,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主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新一代儒商。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颗石子,打到的可能就是个博士。北京活跃着一群策划家和一批“头脑”企业,还兴起一个新的行业——猎头业,就是挖人的企业,专门猎取金融、贸易、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五、福建商帮
“海者,闽人之田”,“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地瘠民贫的地理环境将福建人推向大海,大海也练就了他们的商人品格,培育了他们的商业精神。福建人爱经商,经商当老板成为第一职业选择。“不当老板不算猛男”。《爱拼才会赢》唱出了勇于开拓、敢拼敢闯的精神。他们也善经商,东南亚华侨巨商多为福建人。
福建人具有强烈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冒险精神。比如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生意人相媲美:①天生爱做生意;②家家有海外关系,擅长打“侨”牌;③认准了要干的就一定要干;④石狮人姓“民”不姓“官”;⑤石狮跑全国、跑世界,敢于推销石狮产品、宣传石狮形象。石狮老板的来源:一是摆过摊的;二是坐过牢的;三是上过山的;四是出过洋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品格:重信义、和为贵、奉献社会、热受祖国和家乡、崇尚节俭。
六、香港商帮
港派商人将中西文化成功地对接,形成很有时代特征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港商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竞争的压力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中国人骨子里的悠闲被冲洗掉,代之以匆匆的步履、满心的欲望和喧嚣的生活,让人感到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于是港人常言“揾食艰难”,进而“搏命”。“搏命”的含义一方面是说要勤奋,干活要卖力;另一方面是说要有胆识,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人而无胆,百无一观”。说“搏一下”比这“试一下”要来得重要,叫人整顿精神,全力以赴,多少还带点冒险精神。然而,“搏”除了“搏命”更有“搏亂”之意,就是趁机作乱,趁火打劫,利用天下大乱成就个人事业。所以香港人有守规则的商人,也有许多“痞子”式的商人。
在港商看来,挣钱是人生第一要义,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都商业化了。聚财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并未瓦解,只是更多地加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金钱至上,个人第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容不得“蠢人”的社会,人们都善于“捞世界”(创造世界),也善于“叹世界”(享受生活)。所以工作勤奋、挣钱拼命的港人生活绝对不沉重,港人都会放松自己,享受人生。
编辑黄祥福
《商道》杂志QQ群①群号:6654648
帮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帮”的力量远比“个”、“双”、“众” 的力量大。
一、浙江商帮
“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及求实精神”是浙江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江海铸就了“浙商”不畏风险、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他们善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兼有南北商人之长,重实利,口碑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通的处世之术,有人曾形容“浙江人是商界交际花,并且是攻于心计的交际花”。
浙江商圈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温州是中国私营企业之都。温州人有超前意识,务实肯干,愿意从小做起,以小商品做大市场,人们称,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善于识别和捕捉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机会,分析市场空隙,满足市场需求,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人勇于抛弃面子观念,不怕碰壁,不怕给脸色,温州购销大军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曾经以质量取胜挤走了韩国人,得到美国陆军部的订货,为美军生产全部的军用徽章和军服。
温州的经商模式具有“七长八短”的特点。
“七长”——温州模式的七大优势:一长,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二长,市场导向办企业;三长,营销布阵;四长,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五长,开始有抱团做大形成一批龙头苗头;六长,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七长,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
“八短”——温州模式的八处硬伤:一短,企业规模高速增长,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如今赚钱难了!二短,管理粗放落后——老板意志,缺少制度化管理;三短,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温州上市公司数量极少;四短,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创业元老归宿难题;五短,重量级人才短缺——兵多将少缺帅才;六短,学习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危机感;七短,小老板心态,鸡头主义,小富即安,甚至于玩物丧志;八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重视研究开发,只注重模仿。
二、上海商帮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是商家必争之地,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呈现出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①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在近代形成全国有名的“海派”;②精明是上海人给人最深的印象;③公平合理观念也来自西方,成为“海派”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④常与西方打交道而西化洋气,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有包容意识。
总体来讲,南方商人(岭南、江浙)都精明,但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精明之至。上海商人都是“门槛精”、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外国人常说“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一家韩国报纸甚至公开声称“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但上海人始终摆脱不了给人“精明而小气,谨慎而胆小”的形象。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要注意:①不要企图“斩”上海人,挣钱不要有太大的企求,同时对上海商人也不必过于小心,知理的上海人不会提出非分之想。②上海商人做生意十分谨慎,注意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也常因某個小问题而拖时间,让你感到谈判很累,成功较难。但是一旦成功,他们从合同到执行都会让你得心应手。③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他们做生意一向求稳求安。因此,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总把法律、法规作“保护神”,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概念。所以,和上海人做生意还要注意:①必须遵纪守法,符合法规、行规及政府规定;②必须签合同,且必须清清楚楚,面面俱到;③谈判要正规、正式;④谈判要注意理性分析,多估计后果,并有合理的对策,感情在与上海人的谈判中难以发挥作用;⑤必须认真履行合同。
长期的商业化影响,使上海人建立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他们讲实惠,关心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但情感因素淡化,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把礼尚往来作为等价交换,体现出较强的功利色彩。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还讲究:①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②他们谈判只关心利润,生意对手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合作就行;③谈判时要注重仪表、注重形象;④请客送礼要把握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既不要轻易受礼,还礼也须谨慎。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很讲“礼”。
以前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阿拉是上海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以上海为自豪,称外地人为“乡下人”,给人以“欺生”的感觉。改革开放后,过于精明的上海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退守式的精明。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上海人则是“见了绿灯悠着走,见了红灯不敢走,指责别人绕着走”,终于让广东人比了下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曾经下降了。但只要放开手脚,仍然是“东方明珠”,他们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自信、自尊。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上海人的自负,在生意中就双方的焦点应尽量客观分析,并表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如今,上海人脱胎换骨,变得豁达,变得大度,“崇洋而不媚外”,还善于建立新的“海外关系”,开始重新塑造出中国经济中心的新形象。
三、广东商帮
在靠山临海的独立单元里,广东人形成了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独有心理特质:①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外倾性格;②急功近利、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观;③开拓创新与坚强性格;④感情丰富、爱憎分明;⑤生机勃勃而又任性急躁;⑥机灵敏感、行为可塑但不厚重;⑦较强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能力。
广东人天生是经商的好料,无人不商,全民皆商,一生只做两件事:挣钱与花钱。每天生活在钱眼里。也不愿意出来。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面子与一切。他们还学会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重利、重表象、重流行。“敢为天下先”成为广东人商业精神的核心内容。“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搞经济建设奉行“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只要有利的事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所以民间有“东北人打架胆大,经商胆小;广东人经商胆大,打架胆小”的俗语流传。“要发财,忙起来”。广东人的发达发在观念和时间上。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框架之内,随时准备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并且善于借鸡生蛋:广东提供舞台,技术有人带来,管理有人操作,市场有人开拓。
从区域上看,广东商帮又细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类。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务实、精明、敢干、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敢于创新等特点,具有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现代意识。但广府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总体还停留在低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五长五短”。
“五长”是指: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三长,勤奋刻苦,具有永不疲倦的黄牛精神。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
“五短”是指:一短,机制创新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二短,国际背景商务知识运营的专业度缺乏——从土狗到群狼的变革难。三短,资金营运的能力较差——从产品挣钱走向用钱挣钱升级。四短,对专业人才的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五短,企业远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
潮汕人,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从黄光裕到李嘉诚,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2004年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十几年前以400元出外闯荡,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身家过百亿,他来自潮汕。
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住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潮汕人多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为荣,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巨商李嘉诚投巨资创建了设备一流的汕头大学。
客家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两晋时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宋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客家人以梅州为集中地,是古代广东的外来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大多被环境所逼而背井离乡,散居外地,有的移居海外。客家人来自祖国各地,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其代表人物是以“诚信”著称的段永平。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决定了两个企业的兴和衰。段永平说:“我们在企业中强调‘本分’这个概念。信誉是本分,中国很多企业把信誉作为手段,我还你钱是为了向你借更多的钱,而步步高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一个下属向我汇报,说他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欺骗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个员工得到的肯定不是表场。因为欺骗不但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严重的还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北京商帮
北京商人是从传统商人、政府官员中脱胎出来的。经商方式多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市场不大,生意场面却最多,热衷于做大买卖。
“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人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职业之分,常用政治眼光去分析评价一切,于是就有了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要问什么事情能干,广东人是除了不能干的全都去干,上海人是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是能干的还要看一看。这使政治意识成为北京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意识淡薄和迟钝。
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最幽默的一群,也是爱侃大山的一群,总觉得生意是侃出来的。老板聚会,上海人你谦我让、斯文备至,而北京人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与北京人做生意要注意:①要有耐心让他们侃;②要善于引导掌握主动;③当心没人侃。
如今,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主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新一代儒商。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颗石子,打到的可能就是个博士。北京活跃着一群策划家和一批“头脑”企业,还兴起一个新的行业——猎头业,就是挖人的企业,专门猎取金融、贸易、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五、福建商帮
“海者,闽人之田”,“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地瘠民贫的地理环境将福建人推向大海,大海也练就了他们的商人品格,培育了他们的商业精神。福建人爱经商,经商当老板成为第一职业选择。“不当老板不算猛男”。《爱拼才会赢》唱出了勇于开拓、敢拼敢闯的精神。他们也善经商,东南亚华侨巨商多为福建人。
福建人具有强烈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冒险精神。比如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生意人相媲美:①天生爱做生意;②家家有海外关系,擅长打“侨”牌;③认准了要干的就一定要干;④石狮人姓“民”不姓“官”;⑤石狮跑全国、跑世界,敢于推销石狮产品、宣传石狮形象。石狮老板的来源:一是摆过摊的;二是坐过牢的;三是上过山的;四是出过洋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品格:重信义、和为贵、奉献社会、热受祖国和家乡、崇尚节俭。
六、香港商帮
港派商人将中西文化成功地对接,形成很有时代特征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港商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竞争的压力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中国人骨子里的悠闲被冲洗掉,代之以匆匆的步履、满心的欲望和喧嚣的生活,让人感到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于是港人常言“揾食艰难”,进而“搏命”。“搏命”的含义一方面是说要勤奋,干活要卖力;另一方面是说要有胆识,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人而无胆,百无一观”。说“搏一下”比这“试一下”要来得重要,叫人整顿精神,全力以赴,多少还带点冒险精神。然而,“搏”除了“搏命”更有“搏亂”之意,就是趁机作乱,趁火打劫,利用天下大乱成就个人事业。所以香港人有守规则的商人,也有许多“痞子”式的商人。
在港商看来,挣钱是人生第一要义,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都商业化了。聚财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并未瓦解,只是更多地加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金钱至上,个人第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容不得“蠢人”的社会,人们都善于“捞世界”(创造世界),也善于“叹世界”(享受生活)。所以工作勤奋、挣钱拼命的港人生活绝对不沉重,港人都会放松自己,享受人生。
编辑黄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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