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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服饰究竟是怎样一种面目呢？西晋葛洪的《抱朴子》有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可见，花样迭变无有定式是这一时代服饰的总体特征。
【关键词】：《世说新语》;帢与木屐
“所饰无常”并非无可把握，通过史料可知，这一时代的主流服饰风格是崇尚宽袍大袖，褒衣博带，“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
对于魏晋的宽大服饰，鲁迅先生有过分析，他从病理学的角度，认为魏晋人服食五石散之后引起的生理反应逼迫他们穿宽松的衣服。服五石散后身体发热，他认为“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应当说，这一见解独到，给我们研究魏晋服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鲁迅先生进而指出“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是他们吃药的缘故。”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将身着轻裘缓带归于魏晋人吃药引起的生理反应，这一结论未免失之偏颇，我们知道，服药之风虽大胜于魏晋，但并非所有名士都热衷服药。考虑到着衣的视觉效果，轻裘缓带的服饰确实制造了飘逸放旷的感觉，“风流相仿，舆台成俗”，人们的争相效仿应该是造成魏晋服饰整体风格的一大原因。试看一例：
（郭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晋书·郭泰传》）
海内名士郭林宗因行路遇雨，将头巾一角折了起来，这种偶尔为之的行为，被人们纷纷模仿，竟促成了“林宗巾”的流行，名士名人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之功，由此可见一斑。除褒衣博带外，魏晋士人的头服与足服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头服中的帢与足服中的屐，从中可以见出魏晋士人的服饰特点。
先来看帢。帢是由魏武帝曹操所创制的一种帽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又引《曹瞒传》：“（太祖）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晋书》载：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傅子》又曰：‘或单或夹，祀、婚、冠、送饯亦服之’。”可见，曹操创制帢帽是因国内财库亏空，节约布料记，它穿戴方便，迎合了魏晋士人尚简易通脱的风尚。
《世说新语》中有两条涉及到帢：
山公大儿着短帢，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方正》十五）
对于山公大儿不见武帝及时论评其胜山公的原因，学界争论不一，宋代刘辰翁评云：“直自愧其矮耳，不足言胜。”程炎震认为：“《晋书·舆服志》：‘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帽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帽。’则此前者，王人虽宴居著帽，不得以见天子。故山该不肯行耳。”余嘉锡认为：“详其文义，该所以不肯行者，即因著帢之故，别无余事”。今人宁稼雨对此也作了分析：“所谓“胜山公”者，系指气节，而非礼制。即谓山该以蓍帢见天子不合礼制为借口，拒绝与司马昭相见。”联系《世说新语》一书，及《方正》门，魏晋人所欣赏的，应该是山该不屈意附人，主动与当权人物疏离的态度，而这种“宁作我”的独立意识是魏晋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念。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着腻颜帢，（纟翕）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轻抵》二一）
本条中，支道林对王中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说他是“尘垢囊”，言其卑污而不入时。对于颜帢，《晋书·五行志》有载：“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可见至永嘉之后，无颜帢取代了颜帢，尽管《晋书》将其列为服妖，视之为礼义亡废的征兆，但无颜帢却是成为了新流行的服饰。王坦之不随新风，还是戴着不再时兴的老式帽子——颜帢，在支道林看来，这成了他思想陈腐落后的一个表现。可见，魏晋士人于服饰方面，在其心底愿意逐风气之先，在他们看来，这是维持自我独立形象的一个反映。
木屐是足服之一。《释名·释衣服》：“屐，搘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所以践泥。”可知古木屐类似今天的木屐，其功能也大体相当，是类似于拖鞋的便装，正式场合是不能穿的。因其方便，在魏晋时期也是大受欢迎，日常穿着少不了屐：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雅量》三六）
个别士人，如阮咸的儿子阮遥集，还有收集木屐的嗜好。
足登木屐显示出魏晋士人任诞毁礼的风貌：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简傲》十五）
王献之的母亲为郗鉴的女儿郗璿，其舅父郗超生前与死后，子敬兄弟对待娘家人前恭而后倨，表现出巨大的反差，前者蹑履，“履者，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释名·释衣服》）为合乎礼节的正装，后者着屐，不合礼仪，显示着他们的傲慢与毁礼。王氏兄弟的举措虽嫌其势利，但却常被视为对传统礼教的反动而得到欣赏。
对男子美的大规模欣赏和书写时魏晋时期特有的景观，形体、服饰、装扮上都自成风气，体现出追求自我、任诞不拘的魏晋士人形象。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5。
[2]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世说新语》;帢与木屐
“所饰无常”并非无可把握，通过史料可知，这一时代的主流服饰风格是崇尚宽袍大袖，褒衣博带，“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
对于魏晋的宽大服饰，鲁迅先生有过分析，他从病理学的角度，认为魏晋人服食五石散之后引起的生理反应逼迫他们穿宽松的衣服。服五石散后身体发热，他认为“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应当说，这一见解独到，给我们研究魏晋服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鲁迅先生进而指出“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是他们吃药的缘故。”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将身着轻裘缓带归于魏晋人吃药引起的生理反应，这一结论未免失之偏颇，我们知道，服药之风虽大胜于魏晋，但并非所有名士都热衷服药。考虑到着衣的视觉效果，轻裘缓带的服饰确实制造了飘逸放旷的感觉，“风流相仿，舆台成俗”，人们的争相效仿应该是造成魏晋服饰整体风格的一大原因。试看一例：
（郭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晋书·郭泰传》）
海内名士郭林宗因行路遇雨，将头巾一角折了起来，这种偶尔为之的行为，被人们纷纷模仿，竟促成了“林宗巾”的流行，名士名人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之功，由此可见一斑。除褒衣博带外，魏晋士人的头服与足服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头服中的帢与足服中的屐，从中可以见出魏晋士人的服饰特点。
先来看帢。帢是由魏武帝曹操所创制的一种帽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又引《曹瞒传》：“（太祖）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晋书》载：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傅子》又曰：‘或单或夹，祀、婚、冠、送饯亦服之’。”可见，曹操创制帢帽是因国内财库亏空，节约布料记，它穿戴方便，迎合了魏晋士人尚简易通脱的风尚。
《世说新语》中有两条涉及到帢：
山公大儿着短帢，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方正》十五）
对于山公大儿不见武帝及时论评其胜山公的原因，学界争论不一，宋代刘辰翁评云：“直自愧其矮耳，不足言胜。”程炎震认为：“《晋书·舆服志》：‘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帽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帽。’则此前者，王人虽宴居著帽，不得以见天子。故山该不肯行耳。”余嘉锡认为：“详其文义，该所以不肯行者，即因著帢之故，别无余事”。今人宁稼雨对此也作了分析：“所谓“胜山公”者，系指气节，而非礼制。即谓山该以蓍帢见天子不合礼制为借口，拒绝与司马昭相见。”联系《世说新语》一书，及《方正》门，魏晋人所欣赏的，应该是山该不屈意附人，主动与当权人物疏离的态度，而这种“宁作我”的独立意识是魏晋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念。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着腻颜帢，（纟翕）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轻抵》二一）
本条中，支道林对王中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说他是“尘垢囊”，言其卑污而不入时。对于颜帢，《晋书·五行志》有载：“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可见至永嘉之后，无颜帢取代了颜帢，尽管《晋书》将其列为服妖，视之为礼义亡废的征兆，但无颜帢却是成为了新流行的服饰。王坦之不随新风，还是戴着不再时兴的老式帽子——颜帢，在支道林看来，这成了他思想陈腐落后的一个表现。可见，魏晋士人于服饰方面，在其心底愿意逐风气之先，在他们看来，这是维持自我独立形象的一个反映。
木屐是足服之一。《释名·释衣服》：“屐，搘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所以践泥。”可知古木屐类似今天的木屐，其功能也大体相当，是类似于拖鞋的便装，正式场合是不能穿的。因其方便，在魏晋时期也是大受欢迎，日常穿着少不了屐：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雅量》三六）
个别士人，如阮咸的儿子阮遥集，还有收集木屐的嗜好。
足登木屐显示出魏晋士人任诞毁礼的风貌：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简傲》十五）
王献之的母亲为郗鉴的女儿郗璿，其舅父郗超生前与死后，子敬兄弟对待娘家人前恭而后倨，表现出巨大的反差，前者蹑履，“履者，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释名·释衣服》）为合乎礼节的正装，后者着屐，不合礼仪，显示着他们的傲慢与毁礼。王氏兄弟的举措虽嫌其势利，但却常被视为对传统礼教的反动而得到欣赏。
对男子美的大规模欣赏和书写时魏晋时期特有的景观，形体、服饰、装扮上都自成风气，体现出追求自我、任诞不拘的魏晋士人形象。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5。
[2]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