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在异乡求学、生活期间，午夜梦回，想家的时候，最渴望却不可得的，往往是故乡路边的小吃或妈妈亲手炒的米粉、包的饺子。我旅居荷兰的那些年，也不乏凡此种种将乡愁寄于舌尖的时刻，然而让我馋到快掉泪了，不光是所谓的台湾味，偶尔也有从小吃到大的“西餐”，对我而言，那也是家乡的味道。
　　比起同辈乡亲，我算是比较早接触到西洋食物，原因无他：先父爱吃西餐。开始跟着爸爸上西餐厅时，我才五六岁吧，说不定更小。我们最常去台北中山北路二段的大华饭店，后来大华歇业了，我们就转去小南门的中心餐厅。
　　多半由爸爸点菜，前菜不是烩牛舌，就是熏鲳鱼，汤常常是牛尾湯或乡下浓汤（西红柿蔬菜汤）。主菜呢，最常吃忌士烙鱼或烙虾，一小盅端上桌，表面是焗烤到焦脆的忌士，也就是奶酪。揭开来，热气氤氲而上，底下是奶油白酱，里头埋着无刺的鱼肉或明虾。还有炸猪排，敷了面包屑炸成金黄，铺在瓷盘上偌大的一片，幸好小孩可以点半份，否则哪吃得完。吃猪排得蘸辣酱油，亦即喼汁，爸爸还会吩咐跑堂，多来点酸甜的酸黄瓜。
　　及长才知道，我从小到大吃得津津有味的所谓“西餐”，包括爸爸不时便亲自下厨熬煮的罗宋汤在内，都是源自上海的海派西餐，又称“沪式西餐”。我所熟悉的那些菜式，全是掺杂了中国味的法国菜、德国菜、意大利菜、英国菜和俄国菜，从来就不是地道的西菜。
　　父亲祖籍江苏东台，但他其实是在与上海崇明岛隔江相对的南通长大，成年后在上海住过一阵子。对于像爸爸这样从小养尊处优又生性好奇的小城富家子弟而言，上海这十里洋场或是是世上最摩登的所在，也是他与西洋接轨的开始，而好吃也讲究吃的父亲，与沪上的洋事物最直接也最切身的接触，想来就是海派西餐了。
　　海派西餐肯定特别合他的胃口，不然，他怎么会在来到台湾、结婚生子后，还不时带着他的本省籍妻子和台湾出生的子女，吃遍台北有名的沪式西餐馆？好几年前，我不知在网上还是书中看到一篇文章，说是1960年代末期，台北大华饭店一客A餐（一汤两菜外加甜点和饮料）的价钱，是普通小学教员将近半个月的薪水。倘若此事不假，虽说孩子胃口小，可以点半客，价钱便宜一点，但是咱一家大小周末去吃顿西餐，终究得花掉当时小学老师一个半月以上的劳务所得！爸爸为了吃西餐，竟如此挥霍。
　　近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标榜着正宗法国菜、德国菜、意大利菜的餐厅，出现于台北街头，时代和社会气氛的变迁，加上父亲这一辈的江浙人慢慢老去，不中不西的沪式西餐无可避免地凋零了，最终仅存1970年代中期迁居台北东门一带的中心餐厅强撑场面，在进入21世纪后又熬了五六年，才熄火歇业。
　　父亲在世最后几年，我回台湾探父，三番两次问他想不想去吃西菜，好比意大利菜或法国菜，他总是不置可否，意兴阑珊。有一回跟他聊天，讲到儿时的大华饭店，他那天谈兴甚高，顺着我的话头，一一数说起当年台北有名的西餐馆，结论是，“大华算是最好的，不输老上海的西菜馆。”这话一说完，老人家又沉默了，脸上浮现惘然的神情。
　　就在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父亲爱吃的根本并不是“西洋菜”。对他而言，带着中国味的沪式西餐，并不只是口腹之欲，那当中尚蕴藏着对往昔时光和故乡的脉脉温情，换句话说，那其实是父亲的乡愁，而这样亦华亦洋的西餐，眼下也已成为我将永远怀念的父系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