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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60次强调民主，8次讲述“协商民主”，25次提到“协商”。“民主”来源于希腊语的democracy，意为“人民的统治”。谁是“人民”，如何进行统治？从雅典城邦民主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的范畴不断扩大，“统治”的方法也在不断地优化，民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不成熟到逐步完善、逐步成熟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首先是国体，然后才是政体。所以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享有民主权力，并以整个阶级的名义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合理合法”的暴力统治的一种国家制度。
古希腊“人民的统治”的“人民”仅仅指奴隶主，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统治”的“人民”仅仅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被排除在外。雅典民主制下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何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真正的人民”即工人階级，享有的只是每隔几年参与一次政治狂欢节似的选举仪式，从而为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做注解。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外延不断得到扩展。现阶段我国人民的概念最为广泛，它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马克思批判和反对虚伪的民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利益”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披上“合理合法”外衣的借口。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参与一切国家事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如果将“人民的统治”进行分解，笔者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理论更多着眼于“票决”，表现为人民在竞争性选举中拥有“票决”的权利，票决产生的“精英”才真正有权力进行统治。如果将“人民的统治”分解为“人民”和“统治”，正如熊彼特所看到精英票决民主的事实，它的意思是“人民”对于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仅仅有接受或拒绝的机会[1]。在批判继承西式票决民主只有少数精英享有民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更多着眼于“人民”，强调“人民”的普遍代表性和广泛性。
民主有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基于理想的应然层面的民主需要人类不断追求和努力实现，基于现实的实然层面的民主是人类实际上已经实现的。民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
民主之所以需要，首先是因为在公共生活中存在分歧，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否则，如果所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似乎谁说了算就不那么重要，民主也就显得不那么必要。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分歧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民主的方式曾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如武力、权力和少数人说了算等强权政治和专制统治。人类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民主被广泛地接受。城邦时代的抽签法是一种民主的方法，通过票决少数服从多数也是民主的方法。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地解决了一个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公平的，不是武力说了算，不是权力说了算，是随机的也是无差别平等的。相较于抽签法，票决民主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强调多数人说了算，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加具有合理合法性。
民主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水平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作为技术手段的民主不是一个有或者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从抽签到投票，就是决策手段的巨大进步。相对专制统治而言，票决民主更是价值理念的巨大进步。精英民主框架下的票决民主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甚至被作为评价民主的标准，但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在当前社会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困境。因为通过票数多少决定胜负以及决策，没有经过协商的票决民主主要解决了程序合法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票决民主的功能是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基本程序，提供了一种更能够被接受的方式（相较于强权政治），但是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决策是否合理，是否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则不一定。如前文所述，票决民主更可能沦为选主体制，更不用说在实际中受利益集团政治、金钱政治的操控。
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分歧冲突，除了通过竞争性的方法如投票，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合作的方式，从而获得最大公约数。如雅典民主虽然是少数奴隶主的民主，但强调平等协商，如公民辩论以及为围绕公共话题而展开的公共对话等。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公民利益或者说公民幸福。所以表达和协商讨论是公民能够实际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为“人民”是一个整体而抽象的概念，虽然作为整体，人民名义上掌握民主权力，但是历史上打着人民的旗号谋私利的比比皆是。人民的利益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所以达成相对一致的公共利益则需要人民的充分表达和协商。相对于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人民的幸福而言，民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是相对其他方式而言，是更能够被人们接受以及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的方式。
协商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民主的实现需要协商合作。协商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并得以实现“人民权力”的重要标志和途径。什么是新时期协商民主，民主有多少个维度，那么协商民主的界定就有多少个维度。可以是一种制度，也可以是一种理想;可以是一种价值，也可以是一种程序和方法。笔者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存在以下特征。
1.作为参与协商主体的人民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人民的范围应尽可能扩大，不能仅仅是少数人。
2.协商的议题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但这里的人和事都必须是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问题。
3.参与协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能的偏好转换。因为公民通过协商、讨论，部分能够实现偏好转换，但也可能部分的偏好不转换，而参与协商的过程本身扩大了利益表达的广度和深度。 4.参与协商需要理性、责任性、包容性、妥协性和合作等协商精神，参与协商本身也促进了理性、合作等协商精神的培养。
5.民主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水平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协商民主也不例外。所以协商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同国家因时因地制宜。
自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首次提出“协商民主”以来，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从不同角度论述和宣传协商民主理论。但无论是作为决策方式、政府形式，还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依然没有脱离精英民主理论“少数人的民主”的傲慢，依然是精英民主理论框架下为了弥补“票决”存在的某些不足而选择协商的方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多数人的协商民主，不同于精英民主理论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
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甚至因此加以否定。笔者以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协商民主。西方民主的发展或许有其历史特色和逻辑，但不可能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国家。
事实上，作为票决民主的补充，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于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其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贯倡导协商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中国特色的协商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如，毛泽东说人民政府是商量政府，周恩来认为民主首先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而不仅仅在于最后的表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协商要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行协商，从而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的民主不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上，尤其要体现在民主协商，广泛的充分的“几上几下”协商[3]。因为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大代表通过投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为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策前提供协商。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前者是票决民主，后者是协商民主。因此有不少文章提出要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结合的意思是原本是分离对立的，所以才需要结合。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实践，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票决和协商。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和集中。因此，在实践中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没有协商的票决，有集中无民主，没有票决的协商，很可能就是议而不决，有民主无集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批判继承了西方票决民主，与后者相比，前者拓宽了人民的范畴，并且要作为完整的制度程序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参与。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的统治”，那么民主发展的历史就应该是不断扩大“人民”的范畴和不断优化“统治”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协商的角度优化了“统治”的方式，并且作为完整的制度程序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参与。
同时，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客户端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有效平台。精英民主盛行的原因主要是認为民众无知无识，以及信息不对称和直接民主的高成本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国网民通过移动客户端能够低成本表达意愿，了解信息，相互交流，既有利于投票，也有利于协商，尤其是缩短了时空距离，降低成本，从而参与社会主义协商的主体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3]《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一、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首先是国体，然后才是政体。所以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享有民主权力，并以整个阶级的名义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合理合法”的暴力统治的一种国家制度。
古希腊“人民的统治”的“人民”仅仅指奴隶主，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统治”的“人民”仅仅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被排除在外。雅典民主制下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何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真正的人民”即工人階级，享有的只是每隔几年参与一次政治狂欢节似的选举仪式，从而为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做注解。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外延不断得到扩展。现阶段我国人民的概念最为广泛，它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马克思批判和反对虚伪的民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利益”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披上“合理合法”外衣的借口。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参与一切国家事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如果将“人民的统治”进行分解，笔者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理论更多着眼于“票决”，表现为人民在竞争性选举中拥有“票决”的权利，票决产生的“精英”才真正有权力进行统治。如果将“人民的统治”分解为“人民”和“统治”，正如熊彼特所看到精英票决民主的事实，它的意思是“人民”对于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仅仅有接受或拒绝的机会[1]。在批判继承西式票决民主只有少数精英享有民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更多着眼于“人民”，强调“人民”的普遍代表性和广泛性。
二、协商是民主的内在要求
民主有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基于理想的应然层面的民主需要人类不断追求和努力实现，基于现实的实然层面的民主是人类实际上已经实现的。民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
民主之所以需要，首先是因为在公共生活中存在分歧，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否则，如果所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似乎谁说了算就不那么重要，民主也就显得不那么必要。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分歧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民主的方式曾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如武力、权力和少数人说了算等强权政治和专制统治。人类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民主被广泛地接受。城邦时代的抽签法是一种民主的方法，通过票决少数服从多数也是民主的方法。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地解决了一个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公平的，不是武力说了算，不是权力说了算，是随机的也是无差别平等的。相较于抽签法，票决民主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强调多数人说了算，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加具有合理合法性。
民主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水平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作为技术手段的民主不是一个有或者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从抽签到投票，就是决策手段的巨大进步。相对专制统治而言，票决民主更是价值理念的巨大进步。精英民主框架下的票决民主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甚至被作为评价民主的标准，但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在当前社会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困境。因为通过票数多少决定胜负以及决策，没有经过协商的票决民主主要解决了程序合法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票决民主的功能是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基本程序，提供了一种更能够被接受的方式（相较于强权政治），但是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决策是否合理，是否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则不一定。如前文所述，票决民主更可能沦为选主体制，更不用说在实际中受利益集团政治、金钱政治的操控。
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分歧冲突，除了通过竞争性的方法如投票，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合作的方式，从而获得最大公约数。如雅典民主虽然是少数奴隶主的民主，但强调平等协商，如公民辩论以及为围绕公共话题而展开的公共对话等。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公民利益或者说公民幸福。所以表达和协商讨论是公民能够实际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为“人民”是一个整体而抽象的概念，虽然作为整体，人民名义上掌握民主权力，但是历史上打着人民的旗号谋私利的比比皆是。人民的利益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所以达成相对一致的公共利益则需要人民的充分表达和协商。相对于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人民的幸福而言，民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是相对其他方式而言，是更能够被人们接受以及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的方式。
协商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民主的实现需要协商合作。协商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并得以实现“人民权力”的重要标志和途径。什么是新时期协商民主，民主有多少个维度，那么协商民主的界定就有多少个维度。可以是一种制度，也可以是一种理想;可以是一种价值，也可以是一种程序和方法。笔者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存在以下特征。
1.作为参与协商主体的人民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人民的范围应尽可能扩大，不能仅仅是少数人。
2.协商的议题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但这里的人和事都必须是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问题。
3.参与协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能的偏好转换。因为公民通过协商、讨论，部分能够实现偏好转换，但也可能部分的偏好不转换，而参与协商的过程本身扩大了利益表达的广度和深度。 4.参与协商需要理性、责任性、包容性、妥协性和合作等协商精神，参与协商本身也促进了理性、合作等协商精神的培养。
5.民主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水平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协商民主也不例外。所以协商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同国家因时因地制宜。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自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首次提出“协商民主”以来，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从不同角度论述和宣传协商民主理论。但无论是作为决策方式、政府形式，还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依然没有脱离精英民主理论“少数人的民主”的傲慢，依然是精英民主理论框架下为了弥补“票决”存在的某些不足而选择协商的方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多数人的协商民主，不同于精英民主理论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
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甚至因此加以否定。笔者以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协商民主。西方民主的发展或许有其历史特色和逻辑，但不可能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国家。
事实上，作为票决民主的补充，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于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其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贯倡导协商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中国特色的协商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如，毛泽东说人民政府是商量政府，周恩来认为民主首先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而不仅仅在于最后的表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协商要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行协商，从而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的民主不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上，尤其要体现在民主协商，广泛的充分的“几上几下”协商[3]。因为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大代表通过投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为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策前提供协商。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前者是票决民主，后者是协商民主。因此有不少文章提出要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结合的意思是原本是分离对立的，所以才需要结合。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实践，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票决和协商。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和集中。因此，在实践中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没有协商的票决，有集中无民主，没有票决的协商，很可能就是议而不决，有民主无集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批判继承了西方票决民主，与后者相比，前者拓宽了人民的范畴，并且要作为完整的制度程序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参与。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的统治”，那么民主发展的历史就应该是不断扩大“人民”的范畴和不断优化“统治”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协商的角度优化了“统治”的方式，并且作为完整的制度程序保证最广大人民的参与。
同时，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客户端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有效平台。精英民主盛行的原因主要是認为民众无知无识，以及信息不对称和直接民主的高成本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国网民通过移动客户端能够低成本表达意愿，了解信息，相互交流，既有利于投票，也有利于协商，尤其是缩短了时空距离，降低成本，从而参与社会主义协商的主体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注释：
[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3]《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