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曾任林彪“四大金刚”之首黄永胜的秘书
·他的一封信曾令林彪集团如坐针毡
·黄永胜说他“是个坏人”，江青也说他“不是好人”
因“福”得祸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学院的李必达奉调到广州军区当秘书。十天后，他就被调到黄永胜身边。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杨、余、傅事件”（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诬陷撤职）发生后，经林彪提议，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李必达随黄永胜进京，继续当黄永胜的秘书。那年他２７岁，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跌进了政治漩涡。
江青和林彪两个小集团，为了争权夺利，时而勾结，时而对立，搅得鸡犬不宁。在李必达眼里，其所作所为许多都是违背党章和军队纪律的。李必达觉得此处不能久留，就向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提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基层呆的时间太短了，别说作战，就是带部队我也不懂，我当不了总长的秘书，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李必达想以此为借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项辉芳说：“你下放锻炼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听首长的安排，可以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首长报告。”
很明显，这是要把李必达作为一个钉子安插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的身边。
尽管项辉芳三番五次地动员李必达去，但还是被李必达拒绝了。几个回合下来，项辉芳的脸色变了，觉得这个李必达对他们不忠，开始找茬子整他。不久，她就以对知识分子再教育为名，让李必达去烧锅炉。
写信被捕
温玉成原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黄永胜的副手。他先于黄永胜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又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温玉成进京后，周恩来总理非常器重他，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都让他出面。江青从个人野心出发，对温玉成也抓得很紧，把中央样板剧团都交给他管。１９６８年，中央安排黄永胜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坚决反对，要温玉成替代黄永胜访阿，这引起了林彪、黄永胜的极大警觉。这时，项辉芳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以各种借口不停地找温玉成的秘书打听温的情况，对李必达也动起了脑筋，于是便有上面提到的安插李到卫戍区的打算。李必达不肯就范，就被罚去烧锅炉。
党的“九大”前后，李必达又被安排到北京针织总厂劳动锻炼。他从各种渠道获知了令他吃惊的消息，林彪在“九大”选举期间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担心他们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进行这种分裂活动。因此，在４月２６日的当晚，他写好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揭发林彪一伙分裂党的活动，希望党中央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当时，李必达毕竟太年轻，他以为黄永胜与温玉成间有矛盾，所以信写好后，就直接去找温玉成。
温玉成看完信，神色有些紧张，转脸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些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听了温玉成的话，李必达隐约觉得不妙。在往回走的路上，他思绪纷乱。
回到住处，他左思右想，立即又提笔重写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冒险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寄出，随后又通过电话向有关秘书查问，确知那边已经收到他的信才放下心来。李必达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自我保护。他知道林彪一伙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有了第二封信，想不留任何痕迹地把他干掉已经不可能了。
后来，李必达交给温玉成的信真的落到了林彪的手里，李必达随后被捕。
晚年居住在南京的温玉成，对亲友们每忆及此事，总要感叹不已：“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重见天日
林彪接到这封信后，交由叶群去处理。
１９８１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时，项辉芳交代：“叶贼４月２９日把我叫到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时，黄、吴、叶、邱都在。我到后，叶贼即说，她收到一封信，是温玉成交来的。当时，反革命集团对我有三条指示：一、快把人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要签名（指我）。”
项辉芳受叶群指使，向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了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后，李必达立即被逮捕。
１９６９年４月３０日，林彪集团派了一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黄永胜派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审讯他，要李必达低头认罪。
李必达不想出卖灵魂，更不能嫁祸于人，所以每次提审都据理力争，常常把主审官驳得无言以对。审了六次没有结果。
５月下旬，项辉芳专程到广州了解对他的审查情况，并对看守人员说：“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是首长亲自抓的。”
于是，李必达的待遇一天天降低：开始还有四菜一汤，他不低头，变三菜一汤；再不低头，变成两菜一汤；最后索性没了菜，连汤也没有了，白开水煮面条。夏天不给蚊帐，冬天往被子上注水；三五分钟撞一下门，让他整夜睡不安稳。不让放风上厕所，看着他患肾结石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就是在这种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情况下，李必达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以顽强的意志面对一切。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李必达得以重见天日，从广州回到北京，被安排到总参谋部干部执行所，受到公安部长于桑和副总参谋长张才千的接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逐渐复元，组织上也作了书面结论。结论中写道：
黄、吴、叶、李、邱对李必达同志的迫害是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给李必达同志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并指使广州军区监狱对李必达同志进行人身摧残，企图将李置于死地。李必达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比较坚强，是一个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这份报告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批示后，李必达被安排在总参军训部当参谋。
事情还并没有完。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江青把矛头暗指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射出明枪暗箭。她在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李必达不是好人。”
值得庆幸的是，总参谋部代总长张才千将军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军训部长金冶也了解李的为人，没有理睬江青的恶意指责，李必达才没有再遭厄运。
再创辉煌
１９７９年，李必达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回到北京后，申请转业，被安排到司法部办公厅当秘书。当组织想提拔他当办公厅副主任时，却被一纸说他有历史问题的告状信压了下来。司法部长刘复之一方面任命李当秘书处长，一方面要求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调查。总政保卫部书面材料向司法部证实：
李必达同志在被关押和“审判”期间，表现得意志坚定，不畏强暴，一直没有屈服，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继续揭发黄永胜等人的罪行，还劝说负责审讯他的人不要执迷不悟。在李必达同志坚不认“罪”的情况下，黄永胜曾指使丁盛等人强行“判决”，拟判处其有期徒刑２０年，在判决书草稿中说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挽救，死不认罪，态度极端恶劣”，这也可以从反面印证李必达同志在狱中的表现。
调查结果彻底击碎了种种流言。不到九个月，李必达就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两年后，被任命为主任，以后又任律师司司长；１９９２年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先后任商标局常务副局长、公平交易局局长、企业注册局局长等职。
责任编辑张荣辉
·他的一封信曾令林彪集团如坐针毡
·黄永胜说他“是个坏人”，江青也说他“不是好人”
因“福”得祸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学院的李必达奉调到广州军区当秘书。十天后，他就被调到黄永胜身边。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杨、余、傅事件”（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诬陷撤职）发生后，经林彪提议，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李必达随黄永胜进京，继续当黄永胜的秘书。那年他２７岁，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跌进了政治漩涡。
江青和林彪两个小集团，为了争权夺利，时而勾结，时而对立，搅得鸡犬不宁。在李必达眼里，其所作所为许多都是违背党章和军队纪律的。李必达觉得此处不能久留，就向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提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基层呆的时间太短了，别说作战，就是带部队我也不懂，我当不了总长的秘书，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李必达想以此为借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项辉芳说：“你下放锻炼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听首长的安排，可以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首长报告。”
很明显，这是要把李必达作为一个钉子安插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的身边。
尽管项辉芳三番五次地动员李必达去，但还是被李必达拒绝了。几个回合下来，项辉芳的脸色变了，觉得这个李必达对他们不忠，开始找茬子整他。不久，她就以对知识分子再教育为名，让李必达去烧锅炉。
写信被捕
温玉成原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黄永胜的副手。他先于黄永胜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又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温玉成进京后，周恩来总理非常器重他，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都让他出面。江青从个人野心出发，对温玉成也抓得很紧，把中央样板剧团都交给他管。１９６８年，中央安排黄永胜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坚决反对，要温玉成替代黄永胜访阿，这引起了林彪、黄永胜的极大警觉。这时，项辉芳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以各种借口不停地找温玉成的秘书打听温的情况，对李必达也动起了脑筋，于是便有上面提到的安插李到卫戍区的打算。李必达不肯就范，就被罚去烧锅炉。
党的“九大”前后，李必达又被安排到北京针织总厂劳动锻炼。他从各种渠道获知了令他吃惊的消息，林彪在“九大”选举期间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担心他们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进行这种分裂活动。因此，在４月２６日的当晚，他写好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揭发林彪一伙分裂党的活动，希望党中央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当时，李必达毕竟太年轻，他以为黄永胜与温玉成间有矛盾，所以信写好后，就直接去找温玉成。
温玉成看完信，神色有些紧张，转脸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些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听了温玉成的话，李必达隐约觉得不妙。在往回走的路上，他思绪纷乱。
回到住处，他左思右想，立即又提笔重写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冒险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寄出，随后又通过电话向有关秘书查问，确知那边已经收到他的信才放下心来。李必达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自我保护。他知道林彪一伙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有了第二封信，想不留任何痕迹地把他干掉已经不可能了。
后来，李必达交给温玉成的信真的落到了林彪的手里，李必达随后被捕。
晚年居住在南京的温玉成，对亲友们每忆及此事，总要感叹不已：“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重见天日
林彪接到这封信后，交由叶群去处理。
１９８１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时，项辉芳交代：“叶贼４月２９日把我叫到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时，黄、吴、叶、邱都在。我到后，叶贼即说，她收到一封信，是温玉成交来的。当时，反革命集团对我有三条指示：一、快把人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要签名（指我）。”
项辉芳受叶群指使，向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了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后，李必达立即被逮捕。
１９６９年４月３０日，林彪集团派了一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黄永胜派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审讯他，要李必达低头认罪。
李必达不想出卖灵魂，更不能嫁祸于人，所以每次提审都据理力争，常常把主审官驳得无言以对。审了六次没有结果。
５月下旬，项辉芳专程到广州了解对他的审查情况，并对看守人员说：“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是首长亲自抓的。”
于是，李必达的待遇一天天降低：开始还有四菜一汤，他不低头，变三菜一汤；再不低头，变成两菜一汤；最后索性没了菜，连汤也没有了，白开水煮面条。夏天不给蚊帐，冬天往被子上注水；三五分钟撞一下门，让他整夜睡不安稳。不让放风上厕所，看着他患肾结石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就是在这种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情况下，李必达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以顽强的意志面对一切。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李必达得以重见天日，从广州回到北京，被安排到总参谋部干部执行所，受到公安部长于桑和副总参谋长张才千的接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逐渐复元，组织上也作了书面结论。结论中写道：
黄、吴、叶、李、邱对李必达同志的迫害是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给李必达同志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并指使广州军区监狱对李必达同志进行人身摧残，企图将李置于死地。李必达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比较坚强，是一个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这份报告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批示后，李必达被安排在总参军训部当参谋。
事情还并没有完。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江青把矛头暗指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射出明枪暗箭。她在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李必达不是好人。”
值得庆幸的是，总参谋部代总长张才千将军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军训部长金冶也了解李的为人，没有理睬江青的恶意指责，李必达才没有再遭厄运。
再创辉煌
１９７９年，李必达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回到北京后，申请转业，被安排到司法部办公厅当秘书。当组织想提拔他当办公厅副主任时，却被一纸说他有历史问题的告状信压了下来。司法部长刘复之一方面任命李当秘书处长，一方面要求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调查。总政保卫部书面材料向司法部证实：
李必达同志在被关押和“审判”期间，表现得意志坚定，不畏强暴，一直没有屈服，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继续揭发黄永胜等人的罪行，还劝说负责审讯他的人不要执迷不悟。在李必达同志坚不认“罪”的情况下，黄永胜曾指使丁盛等人强行“判决”，拟判处其有期徒刑２０年，在判决书草稿中说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挽救，死不认罪，态度极端恶劣”，这也可以从反面印证李必达同志在狱中的表现。
调查结果彻底击碎了种种流言。不到九个月，李必达就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两年后，被任命为主任，以后又任律师司司长；１９９２年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先后任商标局常务副局长、公平交易局局长、企业注册局局长等职。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