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使乡村社会有着极强的内在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性却构成了对现代化的严重障碍,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乡村变革一直有着很高的呼声。但这些呼声大多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真正而又全面的乡村社会变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党)通过全面动员,将长期置身于国家行动之外的宁静乡村,全方位纳入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乡村社会长期稳定的惰性、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冷漠,与新政权对现代化目标的强烈渴望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乡村社会改造与重建的动能,也决定了这一改造与重建的过程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迁。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是这一“暴风骤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与政治、经济、军事相比具有内在性与间接性,这种变动的演进过程和逻辑规律并没有得到具体描述与准确总结,无论党史还是国史论著,这方面的讨论都不系统和完整。谢迪斌教授的新著《破与立的双重变奏: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改造与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1.乡村道德秩序变动的原因是什么?道德秩序变动的前提与基础是经济的变动。本书首先以此原理为基础,对建国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改造与重建的原因与动力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与描述又不仅仅是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标签,而是从现代化核心内容之工业化的内在需要角度,分析建国初期新政权对农村道德改造的急迫心情: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地提取农业生产的剩余。这种提取的低成本运行必须建立在农民不会和不能抵制的前提下。不能抵制必须基于公有制的前提,而不会抵制甚至主动配合则必须建立在一种国家-乡村的新型伦理关系上。要建立这种乡村与国家的新型伦理关系,就必须重构乡村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对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改造的重要原因和根本动力。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改造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效率,作者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所积蓄和掌控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不仅仅局限于巨大的军事能量和合法政权资源,更重要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改造的巨大能量惯性;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革命胜利后的无可置疑的话语权。其中第二点,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改造与重建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作为道德秩序的两个重要方面: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都必须以内心的认同为基础,而这种内心的认同是建立在对其正确性与合理性心悦诚服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政治与军事的认同那样,有可能只是建立对表面服从基础之上的,与心灵的归化没有太大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才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对具有悠久及稳定而十分牢固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改造,并在这一颠覆和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一套全新的,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相吻合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
　　2.传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本质如何界定?传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核心是什么?谢著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对建国前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基本结构与功能进行了描述。其中将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核心与基础定位为先验性与超自然的道德原动力。正是这种道德动力体系,将中国乡村社会道德秩序从一种世俗的现实推向了空灵的虚无。由于这种虚无与空灵具有巨大弹性,赋予了掌握话语资源的统治者以随意的诠释权,从而将没有文化的一般道德实践者牢牢控制在他们需要的道德观念与规范之下。
　　3.乡村道德秩序改造与重建的过程如何描述?上述强劲的动力,促使建国初期乡村道德秩序改造与重建的过程十分迅速。中共所领导的新政权基于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对乡村社会的了解,制定了一套系统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改造与重建的理论体系与实施方案。
　　首先是将传统乡村社会的世界观与认识论从超自然的充满神秘鬼魅色彩的知识体系中解放出来,而用一种以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现代理性来替代。这一替代对传统的乡村社会道德观念与规范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意识与潜意识的层次剥离了传统神秘迷信为认识起点的道德观念与规范的基础。实际上这也符合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一般性规律,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祛魅”过程。将社会道德的基础与前提从宗教虚幻的世界拉回到现实世俗的世界,谢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比较深刻和充分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基础与动力主要是祖先的亡灵和各种驳杂的鬼神偶像,当然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是祖先亡灵。无论在什么地方,祖先永远都是评判和反馈人们道德行为的最主要力量。祖先的亡灵无时无刻地在观照着人们的道德行动,并以这种观照的结论来决定现实生活的命运。所以建国初期的唯物主义的文化教育,将肉体的死亡与灵魂消失变成同步,认为祖先的灵魂不存在,他们不会对人们的道德行动作出评价,也不会因此而进行奖惩。破除了祖先崇拜之后,至于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同的鬼魂神灵崇拜就更加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了。尤其是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信仰,有些外来的宗教,乡村社会都将其改造成了实用主义的偶像崇拜。建国初期,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无限崇高地位的祖先牌位都不再神圣之后,本来就缺乏基础的各种驳杂的偶像也就随之迅速倒塌。
　　承担将现代理性植入乡村社会,从而彻底瓦解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基础的行动者,就是新政权从城市派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队。这些工作队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有如此之众的来自国家政权体系的人员进入到这一自古以来就是相对独立的空间,“毛主席派人来”成为当时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种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派出人员的行为,改变了传统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将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全方位纳入到国家政权的控制体系之中,将相对松散的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变成紧密的一体化关系。这些从国家政权中抽调的人(大部分是城里来的人)掌握着现代理性,并用革命的话语体系将其植入到乡村社会的精神世界之中。
　　如前所述,中国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动力系统主要来自祖先崇拜,因此,在道德的符号系统与象征意义中,有关祖先神灵的符号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建国初期的新政权将主要精力放在对祖先神灵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消解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家庭中祖先亡灵牌位的取缔;二是对祭拜祖先空间的废弃。新政权通过教育与引导的手段,让乡村社会的成员取缔或暂时收藏了原先在家庭中具有显著地位的祖先牌位,使以祖宗监督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执行失去了基础。如果说祖先的牌位仅仅是一个家庭空间的道德符号和象征系统的话,而祠堂则是家族甚至村落的公共道德空间的符号和象征系统,它在乡村社会道德秩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政权对于祠堂的废弃下了很大功夫,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将其改造并重建其为一个新政权进入乡村社会腹地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些家族的祠堂很多都被征收用于基层党、政、军机构的办公场所,或者成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教育、培训机构所在,真正完成了从旧道德秩序到新社会治理的符号转换与象征改变。此外,谢著还对新政权在乡村社会树立的新的道德秩序符号系统与象征意义进行了具体描述。旧的符号被取缔之后,必须用新的符号来填补和取代,否则,习惯于符号与象征来引领的道德意识与规范就会陷入困境与迷失。所以,新政权很快就用新的人物象征来替代旧的偶像符号,用毛泽东等新政权的政治人物取代了家庭中的祖宗牌位。
　　4.重建后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有何特征?谢著对经过改造和重建后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基本状态进行了描述,认为新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以阶级关系替代了血缘纽带,从而使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存在共同体。因为一种道德秩序总是在一定的人群之中形成与发展的。阶级关系对血缘关系的替代,实质上彻底颠覆了传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组织基础。二是以行政村落空间替代了家族自然道德空间,这种道德空间的改变,为新的国家意识进入乡村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