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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心领导层的演化和运动特征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往往决定系统的稳定。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可以发现，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稳定性；政治生态；党建；系统论；控制论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4-0051-08
稳定性，简言之就是对扰动的不敏感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线性和非线性特征的复杂巨系统，线性特征主要是在局部执政时体现，非线性特征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局部执政时体现的线性特征是近似的结果。所谓线性特征，指系统内部各元素和因子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直线性的，作用可以叠加的。相比较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系统在线性和非线性阶段时的稳定性特征更重要。其中，核心领导层的演化和运动特征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往往决定系统的稳定。所谓核心领导层，一般是指党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政治局、书记处是核心领导层中的决策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存在显著正相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二大决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1〕党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几个变量：规模、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与人民联系的紧密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存在显著正相关。这种相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一大到五大，党的总书记（或委员长）都是陈独秀，入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绝大部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如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王荷波、项英等，核心领导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尽管有些人并不是每次都能当选，如毛泽东是三大时中央委员和五大时候补中央委员，一、二、四大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因为党这时力量太弱小，任何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都是骨干和火种。
2.从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数量来看，从一大到五大，其规模和党的队伍发展呈正相关，呈现稳定增长态势。1927年由于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党员数量锐减，八七会议选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数量也相应减少，这和革命处于低潮的状态是符合的。1921年党的一大时有50多名党员，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3人；1922年党的二大时有党员195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5人，候补委员2人；1923年党的三大时有党员420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1925年党的四大时有党员994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1927年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963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9人，候补委员11人。1927年4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党员、团员、进步群众惨遭杀害，还有一些投机分子、意志薄弱者自动脱党、离党，党员数量锐减，至11月仅剩10000余名。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①
3.1928年至1938年，从六大到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核心领导层频繁更迭，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剧烈动荡。首先，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大革命的失败，党自身的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其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出现许多曲折；再次，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思想、组织、作风上给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最后，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军事“围剿”给党员干部造成重大牺牲。由于各地中央委员、党代表很难集中，没有召开党代会的条件，这时期的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临时会议主要变更政治局领导和实际负责人。加上残酷斗争中很多中央委员或牺牲或叛变，数量已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不同路线、方针、战略代表人物的更替才是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指标。这个时期，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控制的地域面积相对狭小、分散、孤立，各根据地、方面军之间主要通过微弱的无线电、交通线保持联系。在战略转移时，由于通讯联系不畅，甚至一度失去联系，像红25军、陕北红军就是这样，中央红军若不是通过敌人报纸都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在白区、游击区，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更是体现为线性联系，因为适应残酷斗争的需要，组织性、纪律性、保密性的要求很高，各子系统纵向的联系多，横向的联系少：平行单位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是依据隶属关系发生上下级间的工作联系，一般情况不得越级联系。线性特征使得党员和红军数量的增减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体现出高度的正相关。1928年6月至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1928至1930年党组织迅速恢复，至1930年9月全国党员发展到12.2万名。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全国红军已发展到30万人的规模，其中中央红军10万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红二、六军团约1.5-2万人，红十军团约1万人（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1936年7月，张闻天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党的建设，“在赣闽苏区有三百万人口，党员占十五万。在长江流域的整个苏区（赣、闽、湘、苏、皖、鄂），以前党员总数大约是四十万”。〔2〕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和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巨大牺牲，让党员和红军的数量都急剧下降，而导致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的上台彻底颠覆了核心领导层的原有架构。
4.遵义会议尽管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但错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还来不及清算，因此，以后又面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事件，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政治生态学认为：政治体系是一种能够维持自我平衡的体系，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考察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发现，当政治体系内部产生的种种灾难使政治体系出现动荡时，政治体系中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力量，产生出新的首脑人物，使原有体系在新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平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全国仅剩4万共产党员和9万红军。但这4万党员和9万红军要么经历长征的洗礼，要么经历南方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要么经历白区残酷的地下斗争，是党和军队的基干和精华所在，最终在8年的敌后抗战中获得迅猛发展。1945年党的七大时有党员121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从这时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经过三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考验，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党内路线斗争也告一段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注：指教条主义者）。”〔3〕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稳定性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如果仅仅考虑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模拟成一个变系数线性系统。对于变系数线性系统而言，弹簧系数k是时间的函数，微分方程可以写成以下的形式：dydt+k（at）y=0
a是系统运动的恒定加速度。
这里，k的符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数，只不过k既有正值也有负值，特别是在k处于负值的“危险区域”，y有极大值ymax，会不会大到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程度？对于固定的初始扰动来说，可以用增大加速度a的办法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 大大地减小。换言之，如果尽可能让系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就可以使不利的效果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以上讨论提示我们，对变系数线性系统应该注意研究控制系统在有限区间内的性能。例如用有限区间的稳定性的概念去代替对时间趋于无穷大时系统渐近性能的研究。
对于变系数线性系统而言，弹簧系数k是时间的函数，k既有正值也有负值。正常运行的确定的判断准则就是ymax （核心领导层的变更频率和系统的振荡，即对平衡态的偏移达到最大值），给定的扰动就是y0 （由共产国际的干扰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两个外部变量组成，给系统施加的初始扰动，即系统的初始位移），给定的外界条件就是加速度a。这个时候，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区域是在k处于负值的“危险区域”，y有极大值ymax，会不会大到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程度？从控制论的角度，对于固定的初始扰动来说，可以用增大加速度a的办法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 大大地减小。换言之，如果尽可能让系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就可以使不利的效果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加速度a可以理解为有利于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尽量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就可以增大加速度a。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作了精辟分析，共列举五个条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4〕五个条件包括：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存在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洗礼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蒋介石集团对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围剿”持续了近十年，红军一度发展到30万人，中央苏区打破了前四次“围剿”，在“危险区域”保持了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转，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系统没有能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根据地全部丢失，大量党的领导干部和红军将士牺牲，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极端危险的处境。但是，长征中红军还是有效地利用了外部条件增大加速度a，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大大地减小，譬如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就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使粤军和桂军让出了一条走廊，而后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通道转兵直奔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而去，甩开了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为在遵义休整抢到了时间。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得到极大改观，不仅担负主要“围剿”任务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愿意和红军打战，而且还结成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让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稳定的后方，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大意义。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赢得党内军内的广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广大的敌后创建以农村为基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恢复无线电联系，建立了稳定的交通线，但对于共产国际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依赖已不同于往昔，党的自组织性、独立性、成熟性大大增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正在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序演化。西方历史学家对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一些特殊因素使陕甘宁成为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特殊地区。（1）作为中共首脑所在地，这个地区在采取统一战线政策之前已经完成了农民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因此，这个地区的敌对势力比其他根据地要弱小得多。（2）陕甘宁是唯一一个远离日军进攻的根据地。尽管延安曾遭到几次空袭，但它不会遇到像其他根据地那样严重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陕甘宁地区没有中央军和伪军，因而军事环境相对简单。（4）那些敌后根据地通常是由四分五裂的巩固地区、半巩固地区和游击区拼凑而成的，而陕甘宁几乎整个是一个巩固地区。（5）由于陕甘宁人烟稀少，生产落后，因此，实施任何一种改进生活的措施都会比其他根据地显出更大成效。同时，八路军的留守部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生产活动。（6）毛泽东和中央军政机关在陕甘宁的存在意味着每项政策的实施都会受到最高领导的密切的和连续性的监督。”〔5〕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后方根据地的存在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此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叛逃仅有张国焘一例，高级将领的叛逃仅有原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少数几人；在战争中牺牲的政治局委员仅有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在“结束语”中评价陕甘宁边区：“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6〕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读陕甘宁边区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演化的稳定性作用，可以说很好地发挥了内核稳定、政策输出、信息交汇、人才储备的中央处理器作用。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大多被敌人分割封锁，中共核心领导层很好地解决了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的问题，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自组织性，放手发动群众和组建抗日武装，在根据地内部（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形成一种党、政、军的连锁结构深入到各个乡村，“每一个单一系统都具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其他两个系统密切合作”。“把握这个运动的中坚力量是那些在延安的党和军队高层领导而不是地方势力。” 〔7〕中央委员会设有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日常机构，下面还有各职能部门分管军事、组织、宣传、统战、敌占区工作、干部教育、社会事务、民众运动等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此外，中央还有派出机构即地方局，包括北方局、西北局、长江局（到1938年）、南方局（1939年设立）、中原局（1939年设立）、东南局（中原局和东南局于1941年合并为华中局）、东北局（1945年设立），直接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在这个指挥系统更下一级，是各个分局（主要集中在华北根据地地区）以及较低层次的委员会，它们对地方局负责。” 〔8〕这样组织性、层次性、职能性比较完备的系统结构稳定且富有弹性，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从大系统到子系统层面都有很高的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经得起残酷斗争的考验。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在1944年的战斗详报中这样描述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执政系统：“中共党政军结成一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机的活动，并深深打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对此种组织及其顽强性，我方的思想、政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未能配合武力作战，尤其是中国方面（注：指国民党政府）政治力量未能与侦察摧毁战紧密衔接起来，致使其进展迟缓。” 〔9〕延安作为“核心”和“圣地”继续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哪怕它曾一度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在各解放区军民心里已经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团结稳定的党中央的代名词。 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内部存在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多形态、网络化的非线性联系，这是系统的非平衡特征决定的。钱学森、宋健认为：“在线性系统中如果某一个运动是稳定的，则可断言系统是稳定的，即系统的每一个运动对任何初始扰动都是稳定的。与线性系统相反，非线性系统由于可以同时存在稳定的和不稳定的运动，因此，对非线性系统只能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具体运动的稳定性进行研究，一般地提出系统是否稳定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10〕如果我们只想研究一个非线性系统在它的某一个稳定平衡点附近的微小扰动运动的最后状态的话，原来的系统就可以用一个线性系统很好地近似。甚至在线性系统中，在一定场合下，也可以用常系数系统很准确地近似一个变系数系统。例如上面的举例中，如果加速度a非常小，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间隔之内，弹簧系数k几乎不随时间变化，就可以把变系数系统近似为常系数系统。这里，我们把执政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考察局限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这样的核心层，就可以把一个复杂巨系统的非线性联系近似为一个线性联系，甚至是一个常系数线性系统。这样，就可以依据统计数字进行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稳定性的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1949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这段时间，我们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密不可分。即使挑剔的西方历史学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取得这初期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大程度上，1949—1957年间领导层内的团结为获得其他一切成功奠定了基石。对照贯穿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诸多残酷清洗和水火难容的矛盾，以及20年代和30年代折磨着中共党内生活的分裂，这种团结的程度尤其非同寻常。这一时期只有一次重大清洗——1954至1955年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清洗——涉及党的上层核心。如同我们所见到的，这次冲突对党的凝聚力也只产生了相当有限的影响。更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活着的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在1956年又重新当选。此外，党的稳定性还表现在高级领导人职位次序基本没有变动上。职位和影响力的一些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但重大升迁却很少。”〔11〕“这种领导层的稳定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由于党努力保持分工明确的权力关系、强调党内团结的原则，制定政策的讨论可以在官方的专门会议激烈展开，而没有危及整个政体的危险。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争权夺利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确实，赤裸裸地玩弄权术会导致低工作效率，相对的畅所欲言则最大程度地使得平衡的有弹性的决定充满生机。一旦一个决定作出了，对团结以及列宁主义纪律原则的信奉，便可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对决定及时贯彻执行。更广义地看，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产生的权威感和信心感对一般官员和民众的影响力极大，可以使他们热情洋溢地执行或默默地服从党的纲领。”〔12〕1949至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时是做得比较好的，这10年党的团结、稳定、活力、战斗力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最好的10年。1956年党的八大时有党员1073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八大党员数量约是七大时的9倍，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数量仅为七大的2倍多，这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筹考虑，即“三八线”的问题：中央决定，1938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13〕这是系统高度稳定和有效率的表现，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有序演化储备了一批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左”倾错误是导致领导层缺乏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文化大革命”中召开过党的九大和十大，尽管党员数量仍在增长，但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14〕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党的重要领导人。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被监禁的地方解放出来的。原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还有一部分去世如林伯渠、罗荣桓、陈赓等，实际到会的只有40人。九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15〕相反地，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相当一批骨干和亲信，还有各地造反派的头头，如王洪文、聂元梓等“火箭式”干部大量塞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十大时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很多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1969年党的九大时有党员2200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1973年党的十大时有党员2800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24人。〔16〕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九大、十大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造反派头子大量进入中央委员会，损害了核心领导层的稳定，造成执政生态系统的剧烈动荡，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仍处于权力核心，而且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中央委员，加上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稳定政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邓小平复出，十大上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等一批众望所归的老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17〕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距离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目的是确定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1977年党的十一大时有党员35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 此后，党领导人民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党代表大会也进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实现党的核心领导层的有序新老交替。这时期，影响执政生态系统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譬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资源禀赋、经济外向程度、文化发展、城市化进程、交通通达性等方面的巨大不平衡性短期内难以克服，有些因素甚至无法克服，这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民众心理上的扰动和不稳定；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扶贫攻坚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有序推进又是一个稳定运动，正逐步修正这种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减少不稳定因素。因此，讨论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关键是选择具体的点和运动。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8〕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稳定包括政局稳定和政策稳定两个方面。〔19〕而这两个稳定的前提是中央决策层在思想、组织、结构、权力交接上的稳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时有党员39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十二大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原来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就有211人，占60%以上。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占49.1%；年龄在55岁以下的有112人，占32.2%；50岁以下的有49人，占14.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22人，占35.1%。〔20〕十二大专门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有党员46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中央纪委委员69人。1992年党的十四大时有党员51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89人，候补委员130人。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有党员58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有党员66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2007年党的十七大时有党员73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时有党员826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
从下面的相关性统计图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中间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和失误，也处理过“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严重危害党的核心领导层稳定和团结的宗派主义团体。总体看，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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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
核心领导层的演化和运动特征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往往决定系统的稳定。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可以发现，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稳定性；政治生态；党建；系统论；控制论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4-0051-08
稳定性，简言之就是对扰动的不敏感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线性和非线性特征的复杂巨系统，线性特征主要是在局部执政时体现，非线性特征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局部执政时体现的线性特征是近似的结果。所谓线性特征，指系统内部各元素和因子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直线性的，作用可以叠加的。相比较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系统在线性和非线性阶段时的稳定性特征更重要。其中，核心领导层的演化和运动特征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往往决定系统的稳定。所谓核心领导层，一般是指党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政治局、书记处是核心领导层中的决策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存在显著正相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二大决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1〕党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几个变量：规模、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与人民联系的紧密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存在显著正相关。这种相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一大到五大，党的总书记（或委员长）都是陈独秀，入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绝大部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如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王荷波、项英等，核心领导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尽管有些人并不是每次都能当选，如毛泽东是三大时中央委员和五大时候补中央委员，一、二、四大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因为党这时力量太弱小，任何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都是骨干和火种。
2.从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数量来看，从一大到五大，其规模和党的队伍发展呈正相关，呈现稳定增长态势。1927年由于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党员数量锐减，八七会议选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数量也相应减少，这和革命处于低潮的状态是符合的。1921年党的一大时有50多名党员，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3人；1922年党的二大时有党员195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5人，候补委员2人；1923年党的三大时有党员420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1925年党的四大时有党员994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1927年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963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9人，候补委员11人。1927年4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党员、团员、进步群众惨遭杀害，还有一些投机分子、意志薄弱者自动脱党、离党，党员数量锐减，至11月仅剩10000余名。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①
3.1928年至1938年，从六大到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核心领导层频繁更迭，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剧烈动荡。首先，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大革命的失败，党自身的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其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出现许多曲折；再次，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思想、组织、作风上给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最后，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军事“围剿”给党员干部造成重大牺牲。由于各地中央委员、党代表很难集中，没有召开党代会的条件，这时期的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临时会议主要变更政治局领导和实际负责人。加上残酷斗争中很多中央委员或牺牲或叛变，数量已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不同路线、方针、战略代表人物的更替才是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指标。这个时期，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控制的地域面积相对狭小、分散、孤立，各根据地、方面军之间主要通过微弱的无线电、交通线保持联系。在战略转移时，由于通讯联系不畅，甚至一度失去联系，像红25军、陕北红军就是这样，中央红军若不是通过敌人报纸都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在白区、游击区，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更是体现为线性联系，因为适应残酷斗争的需要，组织性、纪律性、保密性的要求很高，各子系统纵向的联系多，横向的联系少：平行单位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是依据隶属关系发生上下级间的工作联系，一般情况不得越级联系。线性特征使得党员和红军数量的增减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体现出高度的正相关。1928年6月至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1928至1930年党组织迅速恢复，至1930年9月全国党员发展到12.2万名。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全国红军已发展到30万人的规模，其中中央红军10万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红二、六军团约1.5-2万人，红十军团约1万人（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1936年7月，张闻天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党的建设，“在赣闽苏区有三百万人口，党员占十五万。在长江流域的整个苏区（赣、闽、湘、苏、皖、鄂），以前党员总数大约是四十万”。〔2〕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和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巨大牺牲，让党员和红军的数量都急剧下降，而导致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的上台彻底颠覆了核心领导层的原有架构。
4.遵义会议尽管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但错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还来不及清算，因此，以后又面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事件，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政治生态学认为：政治体系是一种能够维持自我平衡的体系，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考察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发现，当政治体系内部产生的种种灾难使政治体系出现动荡时，政治体系中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力量，产生出新的首脑人物，使原有体系在新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平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全国仅剩4万共产党员和9万红军。但这4万党员和9万红军要么经历长征的洗礼，要么经历南方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要么经历白区残酷的地下斗争，是党和军队的基干和精华所在，最终在8年的敌后抗战中获得迅猛发展。1945年党的七大时有党员121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从这时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经过三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考验，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党内路线斗争也告一段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注：指教条主义者）。”〔3〕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稳定性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如果仅仅考虑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模拟成一个变系数线性系统。对于变系数线性系统而言，弹簧系数k是时间的函数，微分方程可以写成以下的形式：dydt+k（at）y=0
a是系统运动的恒定加速度。
这里，k的符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数，只不过k既有正值也有负值，特别是在k处于负值的“危险区域”，y有极大值ymax，会不会大到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程度？对于固定的初始扰动来说，可以用增大加速度a的办法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 大大地减小。换言之，如果尽可能让系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就可以使不利的效果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以上讨论提示我们，对变系数线性系统应该注意研究控制系统在有限区间内的性能。例如用有限区间的稳定性的概念去代替对时间趋于无穷大时系统渐近性能的研究。
对于变系数线性系统而言，弹簧系数k是时间的函数，k既有正值也有负值。正常运行的确定的判断准则就是ymax （核心领导层的变更频率和系统的振荡，即对平衡态的偏移达到最大值），给定的扰动就是y0 （由共产国际的干扰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两个外部变量组成，给系统施加的初始扰动，即系统的初始位移），给定的外界条件就是加速度a。这个时候，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区域是在k处于负值的“危险区域”，y有极大值ymax，会不会大到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程度？从控制论的角度，对于固定的初始扰动来说，可以用增大加速度a的办法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 大大地减小。换言之，如果尽可能让系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就可以使不利的效果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加速度a可以理解为有利于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尽量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就可以增大加速度a。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作了精辟分析，共列举五个条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4〕五个条件包括：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存在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洗礼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蒋介石集团对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围剿”持续了近十年，红军一度发展到30万人，中央苏区打破了前四次“围剿”，在“危险区域”保持了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转，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系统没有能够迅速地通过“危险区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根据地全部丢失，大量党的领导干部和红军将士牺牲，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极端危险的处境。但是，长征中红军还是有效地利用了外部条件增大加速度a，使偏差的极大值ymax大大地减小，譬如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就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使粤军和桂军让出了一条走廊，而后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通道转兵直奔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而去，甩开了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为在遵义休整抢到了时间。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得到极大改观，不仅担负主要“围剿”任务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愿意和红军打战，而且还结成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让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稳定的后方，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大意义。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赢得党内军内的广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广大的敌后创建以农村为基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恢复无线电联系，建立了稳定的交通线，但对于共产国际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依赖已不同于往昔，党的自组织性、独立性、成熟性大大增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正在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序演化。西方历史学家对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一些特殊因素使陕甘宁成为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特殊地区。（1）作为中共首脑所在地，这个地区在采取统一战线政策之前已经完成了农民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因此，这个地区的敌对势力比其他根据地要弱小得多。（2）陕甘宁是唯一一个远离日军进攻的根据地。尽管延安曾遭到几次空袭，但它不会遇到像其他根据地那样严重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陕甘宁地区没有中央军和伪军，因而军事环境相对简单。（4）那些敌后根据地通常是由四分五裂的巩固地区、半巩固地区和游击区拼凑而成的，而陕甘宁几乎整个是一个巩固地区。（5）由于陕甘宁人烟稀少，生产落后，因此，实施任何一种改进生活的措施都会比其他根据地显出更大成效。同时，八路军的留守部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生产活动。（6）毛泽东和中央军政机关在陕甘宁的存在意味着每项政策的实施都会受到最高领导的密切的和连续性的监督。”〔5〕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后方根据地的存在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此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叛逃仅有张国焘一例，高级将领的叛逃仅有原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少数几人；在战争中牺牲的政治局委员仅有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在“结束语”中评价陕甘宁边区：“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6〕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读陕甘宁边区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演化的稳定性作用，可以说很好地发挥了内核稳定、政策输出、信息交汇、人才储备的中央处理器作用。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大多被敌人分割封锁，中共核心领导层很好地解决了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的问题，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自组织性，放手发动群众和组建抗日武装，在根据地内部（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形成一种党、政、军的连锁结构深入到各个乡村，“每一个单一系统都具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其他两个系统密切合作”。“把握这个运动的中坚力量是那些在延安的党和军队高层领导而不是地方势力。” 〔7〕中央委员会设有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日常机构，下面还有各职能部门分管军事、组织、宣传、统战、敌占区工作、干部教育、社会事务、民众运动等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此外，中央还有派出机构即地方局，包括北方局、西北局、长江局（到1938年）、南方局（1939年设立）、中原局（1939年设立）、东南局（中原局和东南局于1941年合并为华中局）、东北局（1945年设立），直接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在这个指挥系统更下一级，是各个分局（主要集中在华北根据地地区）以及较低层次的委员会，它们对地方局负责。” 〔8〕这样组织性、层次性、职能性比较完备的系统结构稳定且富有弹性，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从大系统到子系统层面都有很高的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经得起残酷斗争的考验。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在1944年的战斗详报中这样描述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执政系统：“中共党政军结成一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机的活动，并深深打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对此种组织及其顽强性，我方的思想、政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未能配合武力作战，尤其是中国方面（注：指国民党政府）政治力量未能与侦察摧毁战紧密衔接起来，致使其进展迟缓。” 〔9〕延安作为“核心”和“圣地”继续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哪怕它曾一度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在各解放区军民心里已经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团结稳定的党中央的代名词。 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内部存在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多形态、网络化的非线性联系，这是系统的非平衡特征决定的。钱学森、宋健认为：“在线性系统中如果某一个运动是稳定的，则可断言系统是稳定的，即系统的每一个运动对任何初始扰动都是稳定的。与线性系统相反，非线性系统由于可以同时存在稳定的和不稳定的运动，因此，对非线性系统只能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具体运动的稳定性进行研究，一般地提出系统是否稳定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10〕如果我们只想研究一个非线性系统在它的某一个稳定平衡点附近的微小扰动运动的最后状态的话，原来的系统就可以用一个线性系统很好地近似。甚至在线性系统中，在一定场合下，也可以用常系数系统很准确地近似一个变系数系统。例如上面的举例中，如果加速度a非常小，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间隔之内，弹簧系数k几乎不随时间变化，就可以把变系数系统近似为常系数系统。这里，我们把执政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考察局限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这样的核心层，就可以把一个复杂巨系统的非线性联系近似为一个线性联系，甚至是一个常系数线性系统。这样，就可以依据统计数字进行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稳定性的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1949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这段时间，我们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密不可分。即使挑剔的西方历史学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取得这初期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大程度上，1949—1957年间领导层内的团结为获得其他一切成功奠定了基石。对照贯穿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诸多残酷清洗和水火难容的矛盾，以及20年代和30年代折磨着中共党内生活的分裂，这种团结的程度尤其非同寻常。这一时期只有一次重大清洗——1954至1955年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清洗——涉及党的上层核心。如同我们所见到的，这次冲突对党的凝聚力也只产生了相当有限的影响。更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活着的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在1956年又重新当选。此外，党的稳定性还表现在高级领导人职位次序基本没有变动上。职位和影响力的一些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但重大升迁却很少。”〔11〕“这种领导层的稳定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由于党努力保持分工明确的权力关系、强调党内团结的原则，制定政策的讨论可以在官方的专门会议激烈展开，而没有危及整个政体的危险。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争权夺利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确实，赤裸裸地玩弄权术会导致低工作效率，相对的畅所欲言则最大程度地使得平衡的有弹性的决定充满生机。一旦一个决定作出了，对团结以及列宁主义纪律原则的信奉，便可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对决定及时贯彻执行。更广义地看，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产生的权威感和信心感对一般官员和民众的影响力极大，可以使他们热情洋溢地执行或默默地服从党的纲领。”〔12〕1949至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时是做得比较好的，这10年党的团结、稳定、活力、战斗力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最好的10年。1956年党的八大时有党员1073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八大党员数量约是七大时的9倍，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数量仅为七大的2倍多，这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筹考虑，即“三八线”的问题：中央决定，1938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13〕这是系统高度稳定和有效率的表现，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有序演化储备了一批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左”倾错误是导致领导层缺乏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文化大革命”中召开过党的九大和十大，尽管党员数量仍在增长，但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14〕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党的重要领导人。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被监禁的地方解放出来的。原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还有一部分去世如林伯渠、罗荣桓、陈赓等，实际到会的只有40人。九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15〕相反地，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相当一批骨干和亲信，还有各地造反派的头头，如王洪文、聂元梓等“火箭式”干部大量塞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十大时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很多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1969年党的九大时有党员2200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1973年党的十大时有党员2800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24人。〔16〕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九大、十大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造反派头子大量进入中央委员会，损害了核心领导层的稳定，造成执政生态系统的剧烈动荡，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仍处于权力核心，而且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中央委员，加上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稳定政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邓小平复出，十大上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等一批众望所归的老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17〕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距离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目的是确定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1977年党的十一大时有党员35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 此后，党领导人民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党代表大会也进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实现党的核心领导层的有序新老交替。这时期，影响执政生态系统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譬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资源禀赋、经济外向程度、文化发展、城市化进程、交通通达性等方面的巨大不平衡性短期内难以克服，有些因素甚至无法克服，这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民众心理上的扰动和不稳定；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扶贫攻坚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有序推进又是一个稳定运动，正逐步修正这种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减少不稳定因素。因此，讨论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关键是选择具体的点和运动。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8〕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稳定包括政局稳定和政策稳定两个方面。〔19〕而这两个稳定的前提是中央决策层在思想、组织、结构、权力交接上的稳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时有党员39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十二大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原来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就有211人，占60%以上。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占49.1%；年龄在55岁以下的有112人，占32.2%；50岁以下的有49人，占14.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22人，占35.1%。〔20〕十二大专门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有党员46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中央纪委委员69人。1992年党的十四大时有党员51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89人，候补委员130人。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有党员58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有党员66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2007年党的十七大时有党员730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时有党员8260多万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
从下面的相关性统计图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中间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和失误，也处理过“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严重危害党的核心领导层稳定和团结的宗派主义团体。总体看，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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