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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持和斗争下,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拥护并严格履行这一协定,但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协定”毫无诚意,明着下达停战令,暗地却在调兵遣将,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从当年1月13日到5月底,国民党前后违约向解放区周围运送和调集42个军118个师计130余万人,仅是部署在晋绥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周围的部队就达38个师、33万之众。是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民众的和平愿望,在完成了内战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彻底揭下了假面具,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6月下旬,国民党集结30万重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企图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然后以主力夺取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我晋绥、晋察冀与东北解放区。与此同时,盘踞于晋北的阎锡山所部也借机对我晋绥、晋察冀所属之雁同解放区不断挑衅和袭扰,对我解放区构成了重大威胁。
鉴于这种严峻的斗争情势,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被迫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重创来犯之敌。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在此稍前,中共中央军委已命令华北我军率先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之间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集中晋绥、晋察冀军区主力攻占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正定—太原),并相机占领石门(石家庄旧称)、太原。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协同作战,仅用40余日就连续攻克山阴、岱岳、宁武、崞县、繁峙、代县、五台、定襄等重要县城,歼敌8000余人。切断了大同、原平之间的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大同遂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的大同,既是同蒲、平绥两铁路的交汇点,又是阎锡山在晋北地区经营多年的堡垒和据点,国民党始终把它视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已经成为阻碍我晋察冀与晋绥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惟一障碍。
为扫清这一障碍,我晋绥、晋察冀两军区部队于1946年8月打响大同战役,并迅速拿下了大同北面的北关车站、站东大街、面粉公司、酒精公司等要点,完成了城北的外围战斗,还收降了敌军海福龙部。紧接着相继拔除了城郊、城周其他各外围据点和要害,准备攻取大同城。9月4日,傅作义因受到蒋介石许诺的“利益”诱惑,由归绥以3万多人马倾巢东犯,赴援集宁、大同,这样我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为了积蓄力量、避其锋芒、争取主动、以利再战,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9月17日,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取消了对大同城的围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将我军撤围后大同守军这种短暂的喘息,夸大其词,视为是战争中的奇迹,纷纷给楚溪春为首的大同国民党守军狂抛嘉勉鼓噪之词,流露出了他们渴望保住重镇大同这个“战略要点”的急迫心情。而阎锡山等人则更是借题发挥,大肆渲染,遂在1946年9月25日于太原海子边召开所谓的“大同保卫战祝捷大会”。又是敦促善后救济总署和自己的代表亲往大同犒劳、慰问大同驻军;又是指示他的舆论工具大放厥词,极力向外界炫耀其盘踞于大同的楚溪春部如何如何以孤军据险死守大同40余日,全方位为楚部邀功请赏。
其实,1946年八九月间,我晋绥、晋察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第次扫清大同外围各据点后,大军压境。此时龟缩于大同孤城内的楚溪春等国民党守城官兵,眼见我军兵临城下,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诚如楚溪春自己所言:“在共军围困大同这45天里,自知责任重大,不守或守不住肯定最高当局要军法治罪。处此进退维谷的严峻关头,自己别无他念,只好随身准备了安眠药和手枪,睡不着觉就服药,万一城破,即自戕以殉党国。”当我晋北野战指挥部遵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决定收缩战线、蓄势待发,撤围大同后,困守城内的国民党太原绥署大同领导组主任兼山西北区作战军总司令楚溪春,紧绷的神经才暂且松弛了一下,便立刻反过来标榜起自己的守城之功和勇忠之德。他为了给自己及其部下打气壮胆、摆功论绩,还留下了一幅“众志成城”的笔迹。不过楚先生经过此次大张旗鼓的折腾,的确给自己弄到些微好处,不仅官位有所升迁,还捞到了一枚二等宝鼎勋章。事后,他把大同的乱摊子一股脑甩给了他的接班人、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副总司令的于镇河,而他自己则带上家眷及随从到沈阳上任去了。1949年1月,楚溪春在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兼北平督察总监的任上,随傅作义将军参加了著名的“北平起义”,楚本人也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太原绥靖公署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的王靖国,原本想与楚溪春的大同守军“危舟共济”,不料他负责防守的太原城比大同还要提前一个星期获得解放。王靖国不识时务,顽固坚持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愚忠,最终把自己推下了战争罪犯的深渊。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中将郭宗汾,当时虽然对楚溪春没有丢掉大同城奉承为“守土保民”,给楚唱赞歌、拍马屁。但后来他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形势,于1949年1月22日在北平参加起义。解放后还担任了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军事研究室主任,军训部高级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
而早年曾与红军第一个交手就失利的阎军将领、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孙楚中将却还在一味告诫楚溪春要“永固云中”。他顽固不化的行为,最终导致自己在太原战役中被活擒,以“战犯”之罪于战犯管理所度过了12个年头。
阎锡山的得意帮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当时还狂言“剿匪安民”。不曾想,事不过二秋,他亲率的7万之众,在晋中之战,没几天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全军溃败,只好亮出白旗,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他自己也乖乖地作了解放军的俘虏。
阎锡山平素最信得过的“自己人”、特种警宪指挥处中将处长、阎锡山出逃后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的梁化之(即梁敦厚,民国初期山西赫赫有名的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之子)则夸夸其谈楚溪春守城乃是“奋斗结晶”。也许那时他还真是掐算不到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断送和了结。
我军从战略上考虑,主动撤围大同,国民党视此为据守有功的戏剧性事件,其军政要员对此事吹嘘炫耀之辞白纸黑字,在大同留存到今天,给人以津津乐道的笑料。
曾长期追随阎锡山先生的山西铁腕人物、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署副主任、上将杨爱源仍然幻想着大同最好能够永远“固我金汤”,万无一失。
阎锡山先生亲笔书写了“永固吾国”。将大同的得失,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
1946年9月大同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书“守土安邦”四字,相赠楚溪春为首的大同国民党当局,对楚可算是莫大的“荣耀”。
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先生也以一幅“明征定保、武烈孔彰,金城永固、正义宏扬”相赠与大同。
被称为“小诸葛”的国民党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书以“国之干城”。
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写了“在昔北魏,恒代称雄,纵横四出,罕当其锋,潢池肇衅,塞外传烽,前仆后继,以捍要冲,巍然屹立,忠勇可风,史采,用讯无穷”。看起来似乎还很有些儒将之风。
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他也题写了“战绩辉煌”四个字,夸耀楚溪春的守城之功。
陆军上将黄镇球,当年是国民党联勤总司令。“奋抗战之余威,遏跳梁之小丑,纵赤眉之蔽天,终莫憾乎墨守。”是他的所谓“杰作”。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写道:“逆焰猖狂,弄兵于潢。云中重寄,据险设防。万众一心,固若金汤。辉煌战绩,史永耀光。”气焰颇为嚣张。
上将马占山当初是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松北挺进军总司令。他送给楚溪春这位共事有年的大同故旧的颂词是“铁血精神”。
国民党军联勤副总司令兼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陆军中将耿幼麟书“奠定建国基础”。此人的幻想也未免有些过于丰富了。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当年可算是为楚溪春大同解围帮了大忙的,他乃以行伍出身之口吻书写道:“大同一地得失,关系晋察绥三省安危,以孤军守孤城,历时四十余日,终获完成胜利,英勇军民之光荣战绩与大同名城永垂不朽。”但傅作义将军毕竟是明大义、顾大局之人,1949年元月,他将北京完整地交给了人民,立下大功。
诚然,历史终归是公平、公正、客观的。它是绝不会以国民党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是蒋介石“守土安邦”,还是孙楚的“永固云中”,不管是杨爱源的“固我金汤”,还是周至柔的“战绩辉煌”,到头来只有一句话,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1948年底到1949年初春,我人民解放军多路军马挥师塞上,对孤城大同形成了层层包围之势。另一方面派出城工、敌工干部摸清城内地形,收集守军兵力部署、城防工事等情报,兼以散发传单、宣传品、向敌方阵地喊话,释放战俘做我方义务宣传员等形式,对大同之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导致国民党大同营垒内部触发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守城官兵军心浮动,士气沮丧,方寸大乱。数日里开小差的,以整连整排建制向解放军投诚的,临阵脱逃的不计其数。据当时城内传出的情报称:大同守军成天提心吊胆地嚷嚷“天上飘的解放军传单如雪片”、“解放军的大炮已对准大同城”、“大同岌岌可危”。惊恐之态可见一斑。以致出现了父母劝子脱离内战,妻叫丈夫逃离虎口,哥姐劝弟弃暗投明的场景。这一切均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49年4月底,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大同军事守备指挥部总指挥官于镇河将军为首的大同守军,迫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凌厉的政治攻势,最终顺从了人民的意愿,无条件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同的所有条款,主动放下了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1949年5月1日,笼罩在古城上空的战争乌云悄然退去,两军对峙、剑拔弩张的气氛被欢乐和喜庆替代。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的雄姿开进大同四关、四门以及围城工事,正式接防……古城沸腾了。经受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扫往日的压抑,欣喜若狂地涌向街头,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百姓们奔走相告——大同解放了!大同和平解放了!从此,这沸腾的一刻成为大同人民心中的永恒。这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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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严峻的斗争情势,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被迫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重创来犯之敌。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在此稍前,中共中央军委已命令华北我军率先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之间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集中晋绥、晋察冀军区主力攻占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正定—太原),并相机占领石门(石家庄旧称)、太原。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协同作战,仅用40余日就连续攻克山阴、岱岳、宁武、崞县、繁峙、代县、五台、定襄等重要县城,歼敌8000余人。切断了大同、原平之间的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大同遂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的大同,既是同蒲、平绥两铁路的交汇点,又是阎锡山在晋北地区经营多年的堡垒和据点,国民党始终把它视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已经成为阻碍我晋察冀与晋绥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惟一障碍。
为扫清这一障碍,我晋绥、晋察冀两军区部队于1946年8月打响大同战役,并迅速拿下了大同北面的北关车站、站东大街、面粉公司、酒精公司等要点,完成了城北的外围战斗,还收降了敌军海福龙部。紧接着相继拔除了城郊、城周其他各外围据点和要害,准备攻取大同城。9月4日,傅作义因受到蒋介石许诺的“利益”诱惑,由归绥以3万多人马倾巢东犯,赴援集宁、大同,这样我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为了积蓄力量、避其锋芒、争取主动、以利再战,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9月17日,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取消了对大同城的围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将我军撤围后大同守军这种短暂的喘息,夸大其词,视为是战争中的奇迹,纷纷给楚溪春为首的大同国民党守军狂抛嘉勉鼓噪之词,流露出了他们渴望保住重镇大同这个“战略要点”的急迫心情。而阎锡山等人则更是借题发挥,大肆渲染,遂在1946年9月25日于太原海子边召开所谓的“大同保卫战祝捷大会”。又是敦促善后救济总署和自己的代表亲往大同犒劳、慰问大同驻军;又是指示他的舆论工具大放厥词,极力向外界炫耀其盘踞于大同的楚溪春部如何如何以孤军据险死守大同40余日,全方位为楚部邀功请赏。
其实,1946年八九月间,我晋绥、晋察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第次扫清大同外围各据点后,大军压境。此时龟缩于大同孤城内的楚溪春等国民党守城官兵,眼见我军兵临城下,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诚如楚溪春自己所言:“在共军围困大同这45天里,自知责任重大,不守或守不住肯定最高当局要军法治罪。处此进退维谷的严峻关头,自己别无他念,只好随身准备了安眠药和手枪,睡不着觉就服药,万一城破,即自戕以殉党国。”当我晋北野战指挥部遵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决定收缩战线、蓄势待发,撤围大同后,困守城内的国民党太原绥署大同领导组主任兼山西北区作战军总司令楚溪春,紧绷的神经才暂且松弛了一下,便立刻反过来标榜起自己的守城之功和勇忠之德。他为了给自己及其部下打气壮胆、摆功论绩,还留下了一幅“众志成城”的笔迹。不过楚先生经过此次大张旗鼓的折腾,的确给自己弄到些微好处,不仅官位有所升迁,还捞到了一枚二等宝鼎勋章。事后,他把大同的乱摊子一股脑甩给了他的接班人、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副总司令的于镇河,而他自己则带上家眷及随从到沈阳上任去了。1949年1月,楚溪春在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兼北平督察总监的任上,随傅作义将军参加了著名的“北平起义”,楚本人也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太原绥靖公署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的王靖国,原本想与楚溪春的大同守军“危舟共济”,不料他负责防守的太原城比大同还要提前一个星期获得解放。王靖国不识时务,顽固坚持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愚忠,最终把自己推下了战争罪犯的深渊。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中将郭宗汾,当时虽然对楚溪春没有丢掉大同城奉承为“守土保民”,给楚唱赞歌、拍马屁。但后来他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形势,于1949年1月22日在北平参加起义。解放后还担任了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军事研究室主任,军训部高级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
而早年曾与红军第一个交手就失利的阎军将领、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孙楚中将却还在一味告诫楚溪春要“永固云中”。他顽固不化的行为,最终导致自己在太原战役中被活擒,以“战犯”之罪于战犯管理所度过了12个年头。
阎锡山的得意帮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当时还狂言“剿匪安民”。不曾想,事不过二秋,他亲率的7万之众,在晋中之战,没几天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全军溃败,只好亮出白旗,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他自己也乖乖地作了解放军的俘虏。
阎锡山平素最信得过的“自己人”、特种警宪指挥处中将处长、阎锡山出逃后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的梁化之(即梁敦厚,民国初期山西赫赫有名的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之子)则夸夸其谈楚溪春守城乃是“奋斗结晶”。也许那时他还真是掐算不到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断送和了结。
我军从战略上考虑,主动撤围大同,国民党视此为据守有功的戏剧性事件,其军政要员对此事吹嘘炫耀之辞白纸黑字,在大同留存到今天,给人以津津乐道的笑料。
曾长期追随阎锡山先生的山西铁腕人物、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署副主任、上将杨爱源仍然幻想着大同最好能够永远“固我金汤”,万无一失。
阎锡山先生亲笔书写了“永固吾国”。将大同的得失,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
1946年9月大同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书“守土安邦”四字,相赠楚溪春为首的大同国民党当局,对楚可算是莫大的“荣耀”。
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先生也以一幅“明征定保、武烈孔彰,金城永固、正义宏扬”相赠与大同。
被称为“小诸葛”的国民党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书以“国之干城”。
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写了“在昔北魏,恒代称雄,纵横四出,罕当其锋,潢池肇衅,塞外传烽,前仆后继,以捍要冲,巍然屹立,忠勇可风,史采,用讯无穷”。看起来似乎还很有些儒将之风。
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他也题写了“战绩辉煌”四个字,夸耀楚溪春的守城之功。
陆军上将黄镇球,当年是国民党联勤总司令。“奋抗战之余威,遏跳梁之小丑,纵赤眉之蔽天,终莫憾乎墨守。”是他的所谓“杰作”。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写道:“逆焰猖狂,弄兵于潢。云中重寄,据险设防。万众一心,固若金汤。辉煌战绩,史永耀光。”气焰颇为嚣张。
上将马占山当初是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松北挺进军总司令。他送给楚溪春这位共事有年的大同故旧的颂词是“铁血精神”。
国民党军联勤副总司令兼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陆军中将耿幼麟书“奠定建国基础”。此人的幻想也未免有些过于丰富了。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当年可算是为楚溪春大同解围帮了大忙的,他乃以行伍出身之口吻书写道:“大同一地得失,关系晋察绥三省安危,以孤军守孤城,历时四十余日,终获完成胜利,英勇军民之光荣战绩与大同名城永垂不朽。”但傅作义将军毕竟是明大义、顾大局之人,1949年元月,他将北京完整地交给了人民,立下大功。
诚然,历史终归是公平、公正、客观的。它是绝不会以国民党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是蒋介石“守土安邦”,还是孙楚的“永固云中”,不管是杨爱源的“固我金汤”,还是周至柔的“战绩辉煌”,到头来只有一句话,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1948年底到1949年初春,我人民解放军多路军马挥师塞上,对孤城大同形成了层层包围之势。另一方面派出城工、敌工干部摸清城内地形,收集守军兵力部署、城防工事等情报,兼以散发传单、宣传品、向敌方阵地喊话,释放战俘做我方义务宣传员等形式,对大同之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导致国民党大同营垒内部触发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守城官兵军心浮动,士气沮丧,方寸大乱。数日里开小差的,以整连整排建制向解放军投诚的,临阵脱逃的不计其数。据当时城内传出的情报称:大同守军成天提心吊胆地嚷嚷“天上飘的解放军传单如雪片”、“解放军的大炮已对准大同城”、“大同岌岌可危”。惊恐之态可见一斑。以致出现了父母劝子脱离内战,妻叫丈夫逃离虎口,哥姐劝弟弃暗投明的场景。这一切均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49年4月底,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大同军事守备指挥部总指挥官于镇河将军为首的大同守军,迫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凌厉的政治攻势,最终顺从了人民的意愿,无条件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同的所有条款,主动放下了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1949年5月1日,笼罩在古城上空的战争乌云悄然退去,两军对峙、剑拔弩张的气氛被欢乐和喜庆替代。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的雄姿开进大同四关、四门以及围城工事,正式接防……古城沸腾了。经受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扫往日的压抑,欣喜若狂地涌向街头,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百姓们奔走相告——大同解放了!大同和平解放了!从此,这沸腾的一刻成为大同人民心中的永恒。这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势所趋。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