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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99年5月5日至9日，应阿根廷执政的正义党和阿根廷政府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同志对阿根廷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随同访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和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我作为主要随同人员之一，
参加了此次访问的联系、准备和实施的全部过程。
1999年2月初，我们接到中联部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将率领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阿根廷，要求我们立即与正义党和阿政府联系，建议对方以党和政府的双重名义发出邀请。尽管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出这位常委应该是尉健行同志，但通知没有明告是哪一位常委将率团访阿，致使我们在开始联系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故迟至三月上旬得到明确答复后才得以开始正式同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两个方面进行商讨。
阿根廷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多次执政的正义党在1982年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双方的政府和政党代表团互访频繁。但是，阿根廷也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政党和政府严格区分，政府不参与对以纯政党名义进行访问的接待，即便是执政党的政府亦如此。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出面接待外国政党代表团，有人会出面控告政府的行为违法。针对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尉健行同志没有政府职务的实际情况，我馆经过认真研究，又协商了驻此次拟将访问的另一个国家乌拉圭大使王珍同志的意见，向国内提出关于尉健行同志访问阿根廷身份的建议，即增加“中国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名义。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内的批准，从而克服了联系过程中的一些障碍，确保了阿根廷政府方面的积极参与和盛情接待。
访问日程的制定和落实
访问的身份问题解决以后，我馆在同阿方协商访问日程的细节中又遇到了另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阿根廷今年恰逢大选，各政党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于竞选，正义党内以现任总统梅内姆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前副总统、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杜阿尔德为首的另一
派之间的斗争又异常激烈，似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党内选举正式候选人的时间也因此而一再推迟。这种局面的存在，为我们同对方商谈尉健行同志的访问日程增添了十分复杂、困难的程度，业经商定的许多部分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一些重要活动面临被随时改变和取消的
境况。
四月底，杜阿尔德派要求于五月九日进行党内选举，无望成为正义党竞选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梅内姆则表示反对并决定提前于四月二十六日就任正义党主席职务，还要对该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选。他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该党领导机关的几近瘫痪，因而为我方的访问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般而言，阿根廷接待外国重要代表团的做法与我国有许多不同，驻阿各国使馆往往都要自己设法为代表团联系、充实访问日程，本来困难就比较多，而这种特殊的状况更使我日夜焦虑，担心日期已近的此项重要访问遇到难以逆料的麻烦。
为了制定和落实访问日程，除了正常途径外，我不得不多次直接去找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总统府法律和技术国务秘书鲁易斯、总统府副秘书长里奇洛、外交部副部长卡斯特鲁乔、正义党总书记阿里亚斯等，甚至追踪他们到外地，才终于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访问中的重要会见、机场迎送及诸如阿方招待人数、旅馆和车辆安排等细节问题逐项原则商定下来。
此外，这些朋友还为我争取到了总统的2号专机，以供尉健行同志访问外地往返使用。待日程基本确定时，已经是五月一日下午，离尉健行同志抵达布市的时间不到4天了。那天当晚，我决定派使馆一秘朱解人同志乘飞机赶去蒙得维的亚，向将于夜间到达乌拉圭的代表团报告日程安排、说明情况并了解相关事宜。即使在此时此刻，我们仍然提心吊胆，害怕届时又出现什么麻烦和变故，造成日程不能落实。一直到访问临近结束，看到日程中的重要部分都得以实现，我才如释重负。同时，我也进一步体会到，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还是非常重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因为即使在其国内的特殊时期，仍然能把对华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考虑和处理，证明包括驻华大使巴特费尔德在内的一批阿根廷外交部高层人士关于“阿根廷把对华关系置于仅次于对美关系地位”的说法是实实在在的。
见缝插针安排访问的每一段时间
尉健行同志在阿根廷访问期间，无论是在会见阿党政领导人时，还是在同参观单位及使馆人员的接触中，都注意抓紧机会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细致、深入地询问涉及这个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情况的现状和前因后果。参观工厂时，他询及许多技术问题；走进农场后，向主人问到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许多带有阿根廷全国性的农牧业方面的问题；在和阿全国庇隆（正义党的创始人和前总统）研究所的负责人及正义党的元老们座谈时，问及了作为正义党理论基础的庇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对阿根廷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在看到一些自然景观或城市建设中有特色的地方时，问及了关于其形成、典故等。尉健行同志问题的猎及面之广、之深，使被问者常感不备。
根据朱解人同志从代表团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尉健行同志的另一个工作特点是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隙多看，以充分了解访问国家的实际。因此，在正式访问日程之余，我还需要考虑如何“见缝插针”，安排好访问的每一段时间，并尽可能提早联系和布置，以免措手不及。在5天时间里，我陪同尉健行同志看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美术馆、大部分重要街区和商业中心，看了世界上最宽阔河流拉普拉塔河经过首都的流段，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潘帕草原上的旖旎风光，去了探戈舞发源地的“小街”，等等。这些都是日程上所没有的，但他却认为参观使他充实了对阿根廷的了解和认识。尉健行同志一再对我说，出来一趟颇不容易，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旅馆里，那就会失去了解别国的许多机会，减少了出访的意义。
北约轰炸大使馆促使缩短访问行程
5月7日，也就是访问的第3天晚上八时左右，我正陪同尉健行同志在布市的一家中餐馆就餐，陪同访问的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走过来告诉我，其司长弗里大使因有要事需与我紧急通话，并将移动电话机递给了我。弗里大使向我通报说：据阿外交部刚刚得到的消息，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北约的导弹轰炸，还可能有人员伤亡建议你想法证实后报告贵国领导人尉健行先生，相信他会对此类事情感到关切。他还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
大约5分钟后，弗里大使再次打电话给我，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其后不久，阿根廷外交部对外政策副国务秘书阿依拉尔迪也打电话慰问我，并表示阿外交部在听候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信息和要求，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听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一面打电话要求我部值班室和新华社阿根廷分社尽快设法核实，一面向尉健行同志作了报告。尉健行同志当即指示我设法把情况搞清弄明，并随即进入沉思之中。瞬间后，他与戴秉国部长、张福森书记进行了分析，并对访问后半段的日程作了研究。
尉健行同志说，这种野蛮暴行的发生，必然要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中央会讨论如何对之善加处理。虽不会要求代表团马上回国，但我们要缩短在国外的停留时间。对阿根廷的访问仍宜按原计划进行，回国途中经过巴西和英国的时间则要尽可能缩短。尉健行同志还决定，原先安排全团及机组人员当晚到使馆联欢的活动取消，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不宜再作此类欢娱之举。遵照尉健行同志的指示，戴部长和我马上离开饭桌去了使馆，分别向有关方面发出了变动通知。
在此后的两天中，尉健行同志又多次要我向他报告事件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反应，特别是我党中央的意见和举措。尉健行同志在临离开阿根廷时，还特意交待我要对阿政府的及时通报专门和友好举措表示谢忱。事后我发现，由于几乎是兼程赶路，尉健行同志刚好赶在运送我驻南使馆牺牲同志的骨灰及受伤人员的专机抵京前返回国内，得以于当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一道参加了全部悼念和会见相关人员的重大场面。
对激进党领导人未践约“不要太介意”
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又称激进党）是现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但同我党也建立有正式的党际关系，两党之间的交流亦很频繁。遵照中联部关于设法为尉健行同志安排与该党主要领导人会见的指示，并在征得阿根廷正义党同意后，我与激进党的全国众议员、党的前任全国主席特拉尼奥（国内译为特拉格诺）进行了协商，确定由该党现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德拉鲁阿会见尉健行同志。其后，我曾有机会两度同德拉鲁阿本人直接讨论了会见的具体安排。尉健行同志抵阿前一天，德拉鲁阿办公室打来电话称，德拟缩短将于5月5日至7日对智利的访问，以便提前半天赶回来与尉健行同志见面，要我作会见可能由周六（5月8日）改为周五（5月7日）的准备。尽管尉健行同志5月7日的日程业已较满，但为保证会见能够得以进行，我当即表示了同意，并做了可能的调整。我本以为一切都会按双方协议正常、圆满实施，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还是造成日程中出现了缺陷。
5月6日，德拉鲁阿办公室通知称，由于竞选方面的原因，德将从智利径去阿根廷西部与智利接壤的两个省，以便在5月9日的投票中为激进党在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助威，无法在尉健行同志离阿前返回首都，故拟请奥里维拉副市长代表他接待尉健行。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我向对方表示了不理解，并强调指出，这是作为建立有正式关系的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且是德拉鲁阿主席本人的决定和安排，并非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拜访，希望对方能转告德并请他克服困难，践诺进行双方的这场重要会见。第二天中午，德拉鲁尔办公室再次告称，德无法赶回来晤面，并坚持由奥出面会见的意见。经请示尉健行同志，决定取消与德会见的安排。
对此变化，我深感不安，再三向尉健行同志检讨。但尉健行同志却说，大选对阿根廷的各政党都是件大事，激进党领导人更关心其候选人的成败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太介意，可以找其他方式来进行两党之间的交流。
“务必不要让馆员同志们为我们而麻烦"
尉健行同志平易近人，愿意接近大家，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为严格，反对任何特殊化的表现。在布市第一次用膳时发现个别菜不像是旅馆准备的，就明确地对我说，务必不要为他专门准备什么菜肴，他可以吃任何饭菜。他还说，访问本身已经给使馆增添了许多工作，再要为他准备专门的食品就不应该了。此后，他又几次和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一再交待、叮嘱我不要为他备任何吃的、喝的东西，还对个别随行人员向使馆随意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批评。
尽管我们在尉健行同志访问阿根廷的5天中没法给他以生活上的任何特殊照顾，日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在临结束访问后却给了我们以热情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尉健行同志对我说，我们在阿根廷的这几天里，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日程都很充实、丰满、有意义，使馆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给了代表团以多方面的关照，从而使访问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你要向使馆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还说，从实际情况看，使馆的调研工作全面、深入、实在，交的朋友也比较多，比较深，并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尉健行同志的寥寥数语，使我深受感动。访问结束后，我当即分别在馆务会和全体馆员大会上传达了尉健行同志的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尉健行同志的讲话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鞭策，我们应该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信任。
此次访问已经过去14个年头了，但仍对它留有清晰的记忆。
参加了此次访问的联系、准备和实施的全部过程。
1999年2月初，我们接到中联部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将率领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阿根廷，要求我们立即与正义党和阿政府联系，建议对方以党和政府的双重名义发出邀请。尽管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出这位常委应该是尉健行同志，但通知没有明告是哪一位常委将率团访阿，致使我们在开始联系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故迟至三月上旬得到明确答复后才得以开始正式同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两个方面进行商讨。
阿根廷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多次执政的正义党在1982年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双方的政府和政党代表团互访频繁。但是，阿根廷也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政党和政府严格区分，政府不参与对以纯政党名义进行访问的接待，即便是执政党的政府亦如此。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出面接待外国政党代表团，有人会出面控告政府的行为违法。针对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尉健行同志没有政府职务的实际情况，我馆经过认真研究，又协商了驻此次拟将访问的另一个国家乌拉圭大使王珍同志的意见，向国内提出关于尉健行同志访问阿根廷身份的建议，即增加“中国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名义。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内的批准，从而克服了联系过程中的一些障碍，确保了阿根廷政府方面的积极参与和盛情接待。
访问日程的制定和落实
访问的身份问题解决以后，我馆在同阿方协商访问日程的细节中又遇到了另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阿根廷今年恰逢大选，各政党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于竞选，正义党内以现任总统梅内姆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前副总统、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杜阿尔德为首的另一
派之间的斗争又异常激烈，似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党内选举正式候选人的时间也因此而一再推迟。这种局面的存在，为我们同对方商谈尉健行同志的访问日程增添了十分复杂、困难的程度，业经商定的许多部分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一些重要活动面临被随时改变和取消的
境况。
四月底，杜阿尔德派要求于五月九日进行党内选举，无望成为正义党竞选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梅内姆则表示反对并决定提前于四月二十六日就任正义党主席职务，还要对该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选。他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该党领导机关的几近瘫痪，因而为我方的访问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般而言，阿根廷接待外国重要代表团的做法与我国有许多不同，驻阿各国使馆往往都要自己设法为代表团联系、充实访问日程，本来困难就比较多，而这种特殊的状况更使我日夜焦虑，担心日期已近的此项重要访问遇到难以逆料的麻烦。
为了制定和落实访问日程，除了正常途径外，我不得不多次直接去找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总统府法律和技术国务秘书鲁易斯、总统府副秘书长里奇洛、外交部副部长卡斯特鲁乔、正义党总书记阿里亚斯等，甚至追踪他们到外地，才终于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访问中的重要会见、机场迎送及诸如阿方招待人数、旅馆和车辆安排等细节问题逐项原则商定下来。
此外，这些朋友还为我争取到了总统的2号专机，以供尉健行同志访问外地往返使用。待日程基本确定时，已经是五月一日下午，离尉健行同志抵达布市的时间不到4天了。那天当晚，我决定派使馆一秘朱解人同志乘飞机赶去蒙得维的亚，向将于夜间到达乌拉圭的代表团报告日程安排、说明情况并了解相关事宜。即使在此时此刻，我们仍然提心吊胆，害怕届时又出现什么麻烦和变故，造成日程不能落实。一直到访问临近结束，看到日程中的重要部分都得以实现，我才如释重负。同时，我也进一步体会到，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还是非常重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因为即使在其国内的特殊时期，仍然能把对华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考虑和处理，证明包括驻华大使巴特费尔德在内的一批阿根廷外交部高层人士关于“阿根廷把对华关系置于仅次于对美关系地位”的说法是实实在在的。
见缝插针安排访问的每一段时间
尉健行同志在阿根廷访问期间，无论是在会见阿党政领导人时，还是在同参观单位及使馆人员的接触中，都注意抓紧机会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细致、深入地询问涉及这个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情况的现状和前因后果。参观工厂时，他询及许多技术问题；走进农场后，向主人问到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许多带有阿根廷全国性的农牧业方面的问题；在和阿全国庇隆（正义党的创始人和前总统）研究所的负责人及正义党的元老们座谈时，问及了作为正义党理论基础的庇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对阿根廷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在看到一些自然景观或城市建设中有特色的地方时，问及了关于其形成、典故等。尉健行同志问题的猎及面之广、之深，使被问者常感不备。
根据朱解人同志从代表团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尉健行同志的另一个工作特点是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隙多看，以充分了解访问国家的实际。因此，在正式访问日程之余，我还需要考虑如何“见缝插针”，安排好访问的每一段时间，并尽可能提早联系和布置，以免措手不及。在5天时间里，我陪同尉健行同志看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美术馆、大部分重要街区和商业中心，看了世界上最宽阔河流拉普拉塔河经过首都的流段，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潘帕草原上的旖旎风光，去了探戈舞发源地的“小街”，等等。这些都是日程上所没有的，但他却认为参观使他充实了对阿根廷的了解和认识。尉健行同志一再对我说，出来一趟颇不容易，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旅馆里，那就会失去了解别国的许多机会，减少了出访的意义。
北约轰炸大使馆促使缩短访问行程
5月7日，也就是访问的第3天晚上八时左右，我正陪同尉健行同志在布市的一家中餐馆就餐，陪同访问的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走过来告诉我，其司长弗里大使因有要事需与我紧急通话，并将移动电话机递给了我。弗里大使向我通报说：据阿外交部刚刚得到的消息，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北约的导弹轰炸，还可能有人员伤亡建议你想法证实后报告贵国领导人尉健行先生，相信他会对此类事情感到关切。他还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
大约5分钟后，弗里大使再次打电话给我，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其后不久，阿根廷外交部对外政策副国务秘书阿依拉尔迪也打电话慰问我，并表示阿外交部在听候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信息和要求，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听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一面打电话要求我部值班室和新华社阿根廷分社尽快设法核实，一面向尉健行同志作了报告。尉健行同志当即指示我设法把情况搞清弄明，并随即进入沉思之中。瞬间后，他与戴秉国部长、张福森书记进行了分析，并对访问后半段的日程作了研究。
尉健行同志说，这种野蛮暴行的发生，必然要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中央会讨论如何对之善加处理。虽不会要求代表团马上回国，但我们要缩短在国外的停留时间。对阿根廷的访问仍宜按原计划进行，回国途中经过巴西和英国的时间则要尽可能缩短。尉健行同志还决定，原先安排全团及机组人员当晚到使馆联欢的活动取消，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不宜再作此类欢娱之举。遵照尉健行同志的指示，戴部长和我马上离开饭桌去了使馆，分别向有关方面发出了变动通知。
在此后的两天中，尉健行同志又多次要我向他报告事件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反应，特别是我党中央的意见和举措。尉健行同志在临离开阿根廷时，还特意交待我要对阿政府的及时通报专门和友好举措表示谢忱。事后我发现，由于几乎是兼程赶路，尉健行同志刚好赶在运送我驻南使馆牺牲同志的骨灰及受伤人员的专机抵京前返回国内，得以于当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一道参加了全部悼念和会见相关人员的重大场面。
对激进党领导人未践约“不要太介意”
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又称激进党）是现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但同我党也建立有正式的党际关系，两党之间的交流亦很频繁。遵照中联部关于设法为尉健行同志安排与该党主要领导人会见的指示，并在征得阿根廷正义党同意后，我与激进党的全国众议员、党的前任全国主席特拉尼奥（国内译为特拉格诺）进行了协商，确定由该党现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德拉鲁阿会见尉健行同志。其后，我曾有机会两度同德拉鲁阿本人直接讨论了会见的具体安排。尉健行同志抵阿前一天，德拉鲁阿办公室打来电话称，德拟缩短将于5月5日至7日对智利的访问，以便提前半天赶回来与尉健行同志见面，要我作会见可能由周六（5月8日）改为周五（5月7日）的准备。尽管尉健行同志5月7日的日程业已较满，但为保证会见能够得以进行，我当即表示了同意，并做了可能的调整。我本以为一切都会按双方协议正常、圆满实施，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还是造成日程中出现了缺陷。
5月6日，德拉鲁阿办公室通知称，由于竞选方面的原因，德将从智利径去阿根廷西部与智利接壤的两个省，以便在5月9日的投票中为激进党在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助威，无法在尉健行同志离阿前返回首都，故拟请奥里维拉副市长代表他接待尉健行。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我向对方表示了不理解，并强调指出，这是作为建立有正式关系的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且是德拉鲁阿主席本人的决定和安排，并非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拜访，希望对方能转告德并请他克服困难，践诺进行双方的这场重要会见。第二天中午，德拉鲁尔办公室再次告称，德无法赶回来晤面，并坚持由奥出面会见的意见。经请示尉健行同志，决定取消与德会见的安排。
对此变化，我深感不安，再三向尉健行同志检讨。但尉健行同志却说，大选对阿根廷的各政党都是件大事，激进党领导人更关心其候选人的成败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太介意，可以找其他方式来进行两党之间的交流。
“务必不要让馆员同志们为我们而麻烦"
尉健行同志平易近人，愿意接近大家，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为严格，反对任何特殊化的表现。在布市第一次用膳时发现个别菜不像是旅馆准备的，就明确地对我说，务必不要为他专门准备什么菜肴，他可以吃任何饭菜。他还说，访问本身已经给使馆增添了许多工作，再要为他准备专门的食品就不应该了。此后，他又几次和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一再交待、叮嘱我不要为他备任何吃的、喝的东西，还对个别随行人员向使馆随意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批评。
尽管我们在尉健行同志访问阿根廷的5天中没法给他以生活上的任何特殊照顾，日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在临结束访问后却给了我们以热情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尉健行同志对我说，我们在阿根廷的这几天里，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日程都很充实、丰满、有意义，使馆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给了代表团以多方面的关照，从而使访问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你要向使馆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还说，从实际情况看，使馆的调研工作全面、深入、实在，交的朋友也比较多，比较深，并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尉健行同志的寥寥数语，使我深受感动。访问结束后，我当即分别在馆务会和全体馆员大会上传达了尉健行同志的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尉健行同志的讲话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鞭策，我们应该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信任。
此次访问已经过去14个年头了，但仍对它留有清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