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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一年一度汇聚各行精英的圆桌会议，《好莱坞报道》本次的嘉宾称得上不拘一格：记者兼编剧马克·鲍尔（Mark Boal），他将追捕拉登的故事搬上银幕（《猎杀本拉登》）；风头正劲的喜剧编剧、导演及制作人贾德·阿帕图（Judd Apatow），他根据亲身经历的家庭琐事提炼出一部《四十而惑》（This Is 40）；70岁高龄的德国导演和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其作品《爱》在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荣获金棕榈大奖，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双料提名；约翰·卡拉辛斯基（John Krasinski），从电视剧《办公室》中走出的他与马特·达蒙共同执笔并创作了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大卫·马戈（David Magee）根据扬·马特尔风靡全球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还拿下11项奥斯卡提名；克里斯·特里奥（Chris Terrio），他的编剧处女作《逃离德黑兰》由本·阿弗莱导演，1月份刚刚摘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项大奖。
问：能不能谈谈你们创作的出发点？
贾德·阿帕图：我想写一些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所感触的东西。大概我已经步入中年困惑期，暂且这么叫吧。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人们到这个年纪有时会停下来回顾人生，我想把这些体会记录下来。
迈克尔·哈内克：和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亲眼目睹生命中某一位挚爱遭受痛苦。我认为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承受痛苦，自己却什么事都做不了。那也成为引导我探讨死亡的契机，但我要说明，《爱》中讲述的故事并非我亲身所历。
约翰·卡拉辛斯基：潜意识里，创作《应许之地》这个剧本的初衷是为了我的父亲。他成长在匹茨堡，在一家炼钢厂工作，生活极其简单，但我们信赖彼此。我带着最初的剧本素材找到另外一位编剧戴夫·艾格斯梳理剧情线索。后来马特·达蒙和我决定把它写成剧本。当时我们正在加州拍摄另一部电影，所以我和马特只能每周末到他家写剧本。
贾德·阿帕图：我现在的工作时间非常有限，过去我都在晚上写作，等家人睡觉后写到再也写不下去为止。但现在我每天要6点半起床送孩子上学，为了保持健康还要做运动，我只能告诉助理：“明天9点我们开始工作，帮我关掉手机，四小时后再开。”那种局限在时间里的感觉很糟糕。有时我也会给自己一点奖励，比如某一个小时写得很顺利，就会去看一集喜欢的电视剧。
问：你们写剧本，通常会从故事还是人物入手？
克里斯·特里奥：在人物自己跳出来告诉你他们想说什么之前，你无法真正动笔。掌握了他们谈话的节奏，之后的事就变得容易多了。
问：当故事性和真实性发生碰撞时，你们会如何选择？
马克·鲍尔：永远把娱乐性放在首位，但那不意味着两者是互相排斥的。电影比纪录片更激动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把生活中的事用一种更鲜活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大卫·马戈：我们都知道，描绘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感，需要格外用心，即使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世人批判。我认为电影不应左右观众的好恶或试图制造什么负面反应。
问：什么样的题材是制片人不该采用的？
约翰·卡拉辛斯基：试图操纵观众，让他们进入某种思维定式的想法不可取。
克里斯·特里奥：制作《逃离德黑兰》时，把伊朗人描绘成一群只想干掉美国人的刽子手肯定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我们不想这么做。从一开始，本·阿弗莱克和我就商量怎样能够简明扼要地交待当时伊朗的社会背景，这不是弄个阿拉伯街道场景就能了事的，观众需要了解伊朗人敌视和仇恨西方的根源，这才能引发他们的深刻思考。
问：贾德，《四十而惑》是根据你自己的故事创作的，写自己的故事会比写别人的故事更难吗？
贾德·阿帕图：这是一部基于真实感受和事件的电影，我希望通过一些简单易懂的肥皂元素，让观众发现理想与真实生活的不同。尽管这个故事是基于我的生活的，但我可不希望我的太太和孩子对我的内心世界了如指掌，我也没有在观众面前剖析自己的想法。片中很多内容有虚构和夸张成分，但感情百分之百真实。
问：马克，是现实事件改变了《猎杀本拉登》的剧情吗？
马克·鲍尔：我最开始动笔写这个剧本是在2006或2007年，后来《拆弹部队》上马，之后派拉蒙有个故事找我写剧本。后来，正当《猎杀本拉登》开始选角和做前期准备时，突然传来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我之前一直都在跟别人说，我写的是一个追捕本·拉登失败的故事。
贾德·阿帕图：你是不是特别沮丧？因为得重写剧本。
马克·鲍尔：作为一个经历了“911事件”的纽约人，抛开个人感受不谈，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要么重头来过，要么彻底放弃这个剧本。我选择前者，重修了剧本。那段时间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基本上等于重写了一遍。
贾德·阿帕图：公司有没有给你两份工钱？
马克·鲍尔：当然没有。（笑）
问：如果不做编剧、演员、导演，你们会做什么？
约翰·卡拉辛斯基：我曾经考虑过当老师，《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这部电影对我影响太深了。但后来我上了戏剧学校，从此对这行深深着迷了。
贾德·阿帕图：我曾在一家餐厅刷过盘子，那是我做过的和影视无关的工作中最有意思的——盘子送进来，把它们洗干净再放回去。做这个工作时头脑特别放松，是理清思路的好办法。这些年我日夜担心的都是电影会不会好看、观众看完会说什么。有时我做梦都想回去再刷一次盘子。
问：能不能谈谈你们创作的出发点？
贾德·阿帕图：我想写一些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所感触的东西。大概我已经步入中年困惑期，暂且这么叫吧。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人们到这个年纪有时会停下来回顾人生，我想把这些体会记录下来。
迈克尔·哈内克：和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亲眼目睹生命中某一位挚爱遭受痛苦。我认为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承受痛苦，自己却什么事都做不了。那也成为引导我探讨死亡的契机，但我要说明，《爱》中讲述的故事并非我亲身所历。
约翰·卡拉辛斯基：潜意识里，创作《应许之地》这个剧本的初衷是为了我的父亲。他成长在匹茨堡，在一家炼钢厂工作，生活极其简单，但我们信赖彼此。我带着最初的剧本素材找到另外一位编剧戴夫·艾格斯梳理剧情线索。后来马特·达蒙和我决定把它写成剧本。当时我们正在加州拍摄另一部电影，所以我和马特只能每周末到他家写剧本。
贾德·阿帕图：我现在的工作时间非常有限，过去我都在晚上写作，等家人睡觉后写到再也写不下去为止。但现在我每天要6点半起床送孩子上学，为了保持健康还要做运动，我只能告诉助理：“明天9点我们开始工作，帮我关掉手机，四小时后再开。”那种局限在时间里的感觉很糟糕。有时我也会给自己一点奖励，比如某一个小时写得很顺利，就会去看一集喜欢的电视剧。
问：你们写剧本，通常会从故事还是人物入手？
克里斯·特里奥：在人物自己跳出来告诉你他们想说什么之前，你无法真正动笔。掌握了他们谈话的节奏，之后的事就变得容易多了。
问：当故事性和真实性发生碰撞时，你们会如何选择？
马克·鲍尔：永远把娱乐性放在首位，但那不意味着两者是互相排斥的。电影比纪录片更激动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把生活中的事用一种更鲜活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大卫·马戈：我们都知道，描绘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感，需要格外用心，即使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世人批判。我认为电影不应左右观众的好恶或试图制造什么负面反应。
问：什么样的题材是制片人不该采用的？
约翰·卡拉辛斯基：试图操纵观众，让他们进入某种思维定式的想法不可取。
克里斯·特里奥：制作《逃离德黑兰》时，把伊朗人描绘成一群只想干掉美国人的刽子手肯定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我们不想这么做。从一开始，本·阿弗莱克和我就商量怎样能够简明扼要地交待当时伊朗的社会背景，这不是弄个阿拉伯街道场景就能了事的，观众需要了解伊朗人敌视和仇恨西方的根源，这才能引发他们的深刻思考。
问：贾德，《四十而惑》是根据你自己的故事创作的，写自己的故事会比写别人的故事更难吗？
贾德·阿帕图：这是一部基于真实感受和事件的电影，我希望通过一些简单易懂的肥皂元素，让观众发现理想与真实生活的不同。尽管这个故事是基于我的生活的，但我可不希望我的太太和孩子对我的内心世界了如指掌，我也没有在观众面前剖析自己的想法。片中很多内容有虚构和夸张成分，但感情百分之百真实。
问：马克，是现实事件改变了《猎杀本拉登》的剧情吗？
马克·鲍尔：我最开始动笔写这个剧本是在2006或2007年，后来《拆弹部队》上马，之后派拉蒙有个故事找我写剧本。后来，正当《猎杀本拉登》开始选角和做前期准备时，突然传来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我之前一直都在跟别人说，我写的是一个追捕本·拉登失败的故事。
贾德·阿帕图：你是不是特别沮丧？因为得重写剧本。
马克·鲍尔：作为一个经历了“911事件”的纽约人，抛开个人感受不谈，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要么重头来过，要么彻底放弃这个剧本。我选择前者，重修了剧本。那段时间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基本上等于重写了一遍。
贾德·阿帕图：公司有没有给你两份工钱？
马克·鲍尔：当然没有。（笑）
问：如果不做编剧、演员、导演，你们会做什么？
约翰·卡拉辛斯基：我曾经考虑过当老师，《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这部电影对我影响太深了。但后来我上了戏剧学校，从此对这行深深着迷了。
贾德·阿帕图：我曾在一家餐厅刷过盘子，那是我做过的和影视无关的工作中最有意思的——盘子送进来，把它们洗干净再放回去。做这个工作时头脑特别放松，是理清思路的好办法。这些年我日夜担心的都是电影会不会好看、观众看完会说什么。有时我做梦都想回去再刷一次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