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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小编有幸登上了井冈山，重走了一段红军路。沿途所见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皆可入画。而眼下宁静的土地上，却曾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虽为现实皱眉，却敢为理想倾心。即使化作荒垄穷泉骨，也要在不屈的战斗中挥洒血与火的青春。
在小说《米格尔街》中，主人公曾无奈地说：“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的走了，可米格尔街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的变化。”而经受着严刑拷打的红军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执着地相信着改变——“在未来，欢乐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将被最美丽地装饰起来。”
如今，当初的年轻人，很多都长眠于井冈山的烈士陵园里。他们有的是公祭堂上一张模糊的照片，有的是万人碑上一个名字，有的是堂下亭亭如盖的高树。我和同伴肃立其间，右拳举起，默念着入党誓词，这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若磐石，从烈士染血的手中接过，我们将为了那个有欢乐、有笑脸、富裕、康健、智慧的祖国继续努力。
宣誓完毕后，同伴悄悄告诉我，其实她并不是党员，所以最初在宣誓时非常忐忑。但是当面对着那些沉默的英雄举起右拳时，当誓言不再只是言语，当信仰不再只是仪式，当她决定以一个党员的忠诚、勇敢、务实、团结、奉献来要求自己时，她许下了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志愿，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相约中国梦
志和愿，都代表着人生更高层次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少先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志向是人生的航标。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志向，不过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生的脊梁。”
在滁州市举办的“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征文比赛中，一名学生写道：我的志向是去乡村支教——“做一个如知心大姐姐般的教师，去倾听学生的苦恼，给予他们帮助；去教导他们读书写字，传授他们知识；去舒缓他们的压力，给予他们信心与勇气。我希望我带的学生们可以每天都笑呵呵的，他们喜欢我的课，喜欢他们的老师，能够自觉地去学习，不让老人和远在他乡的父母们担心。”
而一个人的愿望大到可以辐射世界——在今年1月，本刊对十里庙小学随迁子女的采访中，笑容灿烂的王勇同学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一个人的愿望也可以小到凝聚成蜡烛上的火苗尖尖——我们长高的个头，承载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困惑和烦恼，而这烦恼中也包含了我们的希冀。
在全国第六次少代会的红领巾小提案环节，十三岁的朱筱凡同学诚恳地说道：“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我们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我们的心理需求及成长教育，有点时间也只要求我们的成绩，认为只要成绩好，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管，成绩好才是以后有出息的唯一出路，导致对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匮乏。然而，这仅仅依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很多人缺乏责任意识，以自我为中心，随意性太强，意志力比较脆弱，受社会的不良影响较大，缺乏他们父母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当关怀他人的志向与渴望关怀的愿望相遇时，一群有志之士走到了一起。他们成为了志愿者，去往需要他们的地方，为帮助更多人而奔走忙碌。
志愿者是老红军的后代
志愿者金川出生在一个老红军家庭。他的爷爷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4144名战士依靠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铁甲进攻的黑山阻击战。所以，中国梦一直深烙在金川的脑海中，他从小就想做成一番不辱于先辈的事业。
在重庆读书期间，金川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协会。一个炎热的夏天，他背着十几桶方便面，坐了8个小时的车，来到了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交界的綦江县，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活。
“刚下车的时候，我就被满目的苍翠吸引住了，真的是一块非常原生态的地方。但是一切都很简陋，我们支教的学校只有一排土房子，我们的教室、办公室、宿舍就在那里。”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教室，白天上课，晚上把课桌拼一拼，志愿者们就在上面休息。不过一到雨天，就连这样的休息都是奢侈了。雨水混着泥土往教室里渗透，真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滴答。除了住宿条件简陋，在伙食方面，也是非常艰苦。“那里的主食就是洋芋，因为最好种。把洋芋切片煮一煮，拌一点红辣椒吃，一天三餐都是这个菜。我们大人无所谓，关键是孩子也只有这道菜能吃，后来连我们的方便面都成了他们念念不忘的美食。”
金川支教的学校只有10来名学生，平日里上课没有年级之分，通常是高年级上课，低年级就写作业。低年级上课，高年级再做试卷。暑期，金川和另两位志愿者作为兴趣课老师代课，曾经做过乐队贝斯手的金川，在音乐课上也只能带学生们唱唱歌，玩玩游戏。“在去之前，我有过很多的想法。但是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纸上谈兵。那边的孩子们想法很单纯，他们希望能多学一点文化，这样将来随着父母出去打工时，才不会一无所知。”
于是在把原有的计划推倒重来之后，针对学生们的实际需要，三位志愿者重新设计了课程。比如，以游戏的形式教导学生们注意卫生，一起寻找教室里藏污纳垢的角落进行打扫，并在课后普及卫生知识等等。比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分享见闻，拓宽眼界。再比如，教孩子们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分享和感恩。
他特别提到了一篇儿童日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所小学开展长期志愿活动中收集到的。日记的主人是一名随父母在北京打工的随迁子女，他说：“感恩、分享和规则是什么意思？感恩是报答、感谢；分享是最喜欢的玩具给他玩，分享是巧克力分给他一半，分享是和别人一起快乐、爱和悲伤；规则是过马路看红绿灯，规则是放学要排好队，规则是游戏不许破例等。”
“其实，日记里的孩子生活条件比我带的学生们要好很多，这里的学生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巧克力、玩具，更谈何分享！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学到规则的概念，懂得分享的理念，希望他们能从更多层面去理解外面的世界，包括文化、教育、理想、兴趣等等，而不仅仅是为了外出打工。 “就像我在这里分享志愿者的故事，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志愿服务的存在，让他们了解到有很多人愿意无偿地去帮助其他人。也许这会成为一道充满正能量的星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星星们。我相信总有一天，长大后的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大家最终汇成一条璀璨星海。”
志愿者是留守儿童
眼下，星轨的另一端，还站着一位来自六安的志愿者马健。比较特殊的是，她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通常都很敏感，有时候做事情比较胆小，再加上家庭教育的局限，在礼貌方面，确实不如城市里的孩子。”正因为感同身受，所以马健能毫不讳言地说出这个群体的不足之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留守儿童要不然就特别励志，通过自律自强考上了大学。要不然就放弃学业，早早加入离乡打工的大军。但是无论走上哪条路，他们很容易就表现得敏感孤僻，有时候可能不太合群。”
而心理学家把我们的人生划分出了八个阶段，其中七岁到十二岁，正是形成勤奋或自卑的敏感年龄。如果在这一期间，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培养，那将对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极其不利。
所以，马健希望能改变留守儿童封闭的状态，她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结对交朋友。
“2009年，我第一次带队‘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活动，当时带着城里的孩子去农村，光是山路就开了一个半小时。结对的学校只有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土灰操场。但是为了欢迎我们到来，学校在操场上挂起了孩子们手绘的横幅，学生们穿得整整齐齐，还打着红领巾在操场上欢迎我们。我们带去了一些新书包、新文具，新朋友们一起讲故事、玩游戏，大家都高兴极了。
“但是后来我想，只交朋友是不够的，世界那么大，我至少应该带他们走出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些书包陈列在商店里是什么样的，看一看新朋友的学校是什么样的，看一看城市的嘈杂拥挤，看一看城市的便捷繁华。最重要的是，我要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植物园、电视台，我希望他们对于未来有梦想，不是局限于去打工或上大学，而是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真正希望做的事情。你看，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呢！”马健笑着说。
不过马健没有成为画家，现在的她更乐于把时间用在志愿服务上。自2012年开始，她已经成功主持了四期“留守儿童科学文化之旅”，每次旅行中都会有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的行程。今年，她还特别安排了孩子们去了消防支队，体验了一把消防官兵的生活。
“孩子们跟着消防队员学敬礼、唱国歌，观看消防演习。消防支队还为他们特别准备了一个体验项目，用一米长的大钳子夹住乒乓球。如果下手轻了，球就会滑走；如果下手重了，乒乓球就被夹碎。夹的时间越久越好。这是消防队平时用来练习平衡和力量的。其实端着钳子非常累，但是孩子们都在坚持，没有一个提前放下。结束了以后，他们还主动要求去体验更多的项目。”马健说得非常自豪，“有一个男孩子特别仰慕消防战斗员，想要试穿他们的制服，战斗员陈超就把自己换洗的制服借给他穿，那个孩子整整穿了一天都不愿意脱下来。临走的时候，消防官兵送给孩子们一人一盒彩笔，让他们描绘自己的中国梦。”
除了留守儿童之外，马健还面向不能正常上学的脑瘫儿童，开展了“向阳计划”。她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从2015年起开始实施调研，最终确定了一周三次的授课模式，课程涉及了美术、音乐、阅读、写作等等。不过在马健看来，只是单方面授课还不够，“为了鼓励孩子们与我们互动，我们还组织了一场龟兔赛跑的绘本剧表演。我们依据孩子们病情的轻重安排角色，即使是一些不方便活动的孩子，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出演一棵小树、一块小石头，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希望他们能学会互动，更愿意与社会接触。”
“向阳计划”从正式上线至今，已经运行了半年时间，马健坦言一两年的时间是很难有效果的，“这肯定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期间必定也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但是这些孩子中只要有一个人拥有了阅读写作的能力，有一个人建立了自己病床之外的梦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回报！”
其实，马健已经看到了回报。在“向阳计划”中，有一个病情很严重的孩子，叫洋洋，不仅说话口齿不清，手上也只有两根手指能动。但是他非常喜欢写字，孩子的妈妈说，他总用那两根能动的手指在小小的手机屏上写字，其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国家的“国”和文学的“文”。
为了让小洋洋能更自在地写字，马健在微信上发起了众筹，与其他志愿者合力送给洋洋一台iPad。而每年在团委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留守儿童微心愿，马健也会认领一些。今年，她认领的心愿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由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炎热的夏日里，这个孩子的心愿却是“想有一件保暖的袄子，这样奶奶就不会担心冬天没衣服穿冻生病了。”
志愿者，不是简单的给予
此外，志愿者们的活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次。针对过分沉迷网络的青少年，他们开展了一场志愿活动。不过这一次，志愿服务不再只是志愿者单方面的投入，他们鼓励受帮助的青少年也参与到帮助他人的工作中去，并手把手教会他们如何做一名义工。
有几名少年在敬老院做了一段时间的义工之后，整个人焕然一新。虽然做义工没有收入，但是这些少年从不迟到早退，在敬老院里也总是抢着脏活累活去做。辛苦一天回到家，他们没有瘫在电脑前打游戏，而是帮着父母洗衣做饭，分担家务。其中一个少年说，做义工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快乐。从小到大他很少听到别人的表扬，但是在敬老院里，老人们都喜欢他。还有一位老爷爷，更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剥花生给他吃，还和他抢着干活，“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在家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做过这些。”少年们在志愿服务中得到的鼓励、尊重，重拾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影响了他们的星轨，也必将改变他们的未来。
无所不在的“志愿者”
如果你以为志愿者总是顶着“志愿者”的头衔在做各种服务，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志愿者们有很多都有自己的团体或组织，但更多的志愿者就隐藏在亿万普通人中间！他或她，可能是一名党员，可能是一名团员，可能是一名少先队员，也可能是一名怀揣着中国梦的老人、青年或孩子。他们会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又在险情结束后默默隐退——他们都是红旗下的志愿者，都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今年7月，安徽各地都下起了瓢泼大雨，房屋农田被淹、交通水电瘫痪，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水乡泽国。其中桐城市就是重灾区，这场特大暴雨已经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而位于吕亭镇的石南初中作为灾民的临时安置点，由于电力中断，照明只能依靠数百支蜡烛；由于道路受阻，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工作人员只得将桌椅临时拼起给大家当作床，后来连桌椅都不够用了，就铺张报纸将就一晚。
而在另一边的上海，在异乡创业多年的都铁飞即将参与一项重要的竞标。同时，他早就答应给一双异龄同天出生的孩子好好过一个生日。但是通过微信了解到家乡的灾情，他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辜负了对孩子的承诺，与吕亭镇团委书记夏纯静进行了一番长谈之后，他向抗洪救灾指挥部申请参加救援，于是不会游泳的他成了一名抗洪青年志愿者。
随后，他个人出资在公司发起了“百令一级救援计划”，全体员工齐心合力，顶着酷暑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采购了200床棉被、30顶帐篷雨布、20件救生衣、3箱蚊香、20套应急照明灯。他和自己的兄弟一起，驾驶着这辆满载救援物资的货车，长途跋涉，从骄阳似火的上海开到天昏地暗、大雨如注的安徽。他们一路上看到的除了砸在挡风玻璃上的硕大雨点之外，就是提示前方坍塌的警告牌；听到的除了风雨呼号声，就是手机里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在上海的温馨小家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远赴安徽救灾，一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爸爸给他们过生日呢！
“家乡有难，我已是一名抗洪青年志愿者，公司事务敬请各位代为履职。”这是他对公司简单明了的交代。
“我正在去灾区的路上，请你原谅，帮我向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并告诉他们，有大家才会有我们今天幸福的小家……”这是他对家人愧疚的回复。
深夜11时30分，历经13小时600余公里的舟车劳顿之后，都铁飞赶到吕亭镇石南初中的安置点，为受灾的乡亲们送来了温暖的棉被。第二天一早，他就跟随政府救援人员、年轻的共青团干部们一起前往灾情最重的金河村参与搜救和排查安全隐患，帮助多位房屋坍塌的老人寻亲连线和发起经济援助。数天后，在上级安排下，都铁飞结束了志愿工作返程，但是当得知石南初中安置点急需一台冰柜时，他第一时间联系了还在前线抢险的吕亭镇团委夏书记，请夏书记代为转交捐款……
而在这直击人心的介绍中，小编发现，像夏书记这样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共青团干部很多，他们在说到来自民间的志愿者时热情非常，可说到自己、说到各位共青团干部，言语却非常简单：都是应该做的！他们从一开始的防汛、抗洪，到最后的安置、安抚，都一直忙碌，几乎不眠不休。他们往最危险的地方去，欢迎志愿者、帮助子弟兵、安置受灾群众，他们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中的一员，用年轻的臂膀和火热的心，支撑起了灾区人民的一片天！
此情此景，让同为共产党员的编者感动、自豪、骄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程，正向更加美好、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它的身后，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正迈着坚定的步伐，紧紧跟上！
在小说《米格尔街》中，主人公曾无奈地说：“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的走了，可米格尔街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的变化。”而经受着严刑拷打的红军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执着地相信着改变——“在未来，欢乐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将被最美丽地装饰起来。”
如今，当初的年轻人，很多都长眠于井冈山的烈士陵园里。他们有的是公祭堂上一张模糊的照片，有的是万人碑上一个名字，有的是堂下亭亭如盖的高树。我和同伴肃立其间，右拳举起，默念着入党誓词，这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若磐石，从烈士染血的手中接过，我们将为了那个有欢乐、有笑脸、富裕、康健、智慧的祖国继续努力。
宣誓完毕后，同伴悄悄告诉我，其实她并不是党员，所以最初在宣誓时非常忐忑。但是当面对着那些沉默的英雄举起右拳时，当誓言不再只是言语，当信仰不再只是仪式，当她决定以一个党员的忠诚、勇敢、务实、团结、奉献来要求自己时，她许下了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志愿，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相约中国梦
志和愿，都代表着人生更高层次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少先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志向是人生的航标。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志向，不过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生的脊梁。”
在滁州市举办的“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征文比赛中，一名学生写道：我的志向是去乡村支教——“做一个如知心大姐姐般的教师，去倾听学生的苦恼，给予他们帮助；去教导他们读书写字，传授他们知识；去舒缓他们的压力，给予他们信心与勇气。我希望我带的学生们可以每天都笑呵呵的，他们喜欢我的课，喜欢他们的老师，能够自觉地去学习，不让老人和远在他乡的父母们担心。”
而一个人的愿望大到可以辐射世界——在今年1月，本刊对十里庙小学随迁子女的采访中，笑容灿烂的王勇同学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一个人的愿望也可以小到凝聚成蜡烛上的火苗尖尖——我们长高的个头，承载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困惑和烦恼，而这烦恼中也包含了我们的希冀。
在全国第六次少代会的红领巾小提案环节，十三岁的朱筱凡同学诚恳地说道：“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我们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我们的心理需求及成长教育，有点时间也只要求我们的成绩，认为只要成绩好，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管，成绩好才是以后有出息的唯一出路，导致对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匮乏。然而，这仅仅依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很多人缺乏责任意识，以自我为中心，随意性太强，意志力比较脆弱，受社会的不良影响较大，缺乏他们父母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当关怀他人的志向与渴望关怀的愿望相遇时，一群有志之士走到了一起。他们成为了志愿者，去往需要他们的地方，为帮助更多人而奔走忙碌。
志愿者是老红军的后代
志愿者金川出生在一个老红军家庭。他的爷爷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4144名战士依靠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铁甲进攻的黑山阻击战。所以，中国梦一直深烙在金川的脑海中，他从小就想做成一番不辱于先辈的事业。
在重庆读书期间，金川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协会。一个炎热的夏天，他背着十几桶方便面，坐了8个小时的车，来到了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交界的綦江县，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活。
“刚下车的时候，我就被满目的苍翠吸引住了，真的是一块非常原生态的地方。但是一切都很简陋，我们支教的学校只有一排土房子，我们的教室、办公室、宿舍就在那里。”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教室，白天上课，晚上把课桌拼一拼，志愿者们就在上面休息。不过一到雨天，就连这样的休息都是奢侈了。雨水混着泥土往教室里渗透，真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滴答。除了住宿条件简陋，在伙食方面，也是非常艰苦。“那里的主食就是洋芋，因为最好种。把洋芋切片煮一煮，拌一点红辣椒吃，一天三餐都是这个菜。我们大人无所谓，关键是孩子也只有这道菜能吃，后来连我们的方便面都成了他们念念不忘的美食。”
金川支教的学校只有10来名学生，平日里上课没有年级之分，通常是高年级上课，低年级就写作业。低年级上课，高年级再做试卷。暑期，金川和另两位志愿者作为兴趣课老师代课，曾经做过乐队贝斯手的金川，在音乐课上也只能带学生们唱唱歌，玩玩游戏。“在去之前，我有过很多的想法。但是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纸上谈兵。那边的孩子们想法很单纯，他们希望能多学一点文化，这样将来随着父母出去打工时，才不会一无所知。”
于是在把原有的计划推倒重来之后，针对学生们的实际需要，三位志愿者重新设计了课程。比如，以游戏的形式教导学生们注意卫生，一起寻找教室里藏污纳垢的角落进行打扫，并在课后普及卫生知识等等。比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分享见闻，拓宽眼界。再比如，教孩子们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分享和感恩。
他特别提到了一篇儿童日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所小学开展长期志愿活动中收集到的。日记的主人是一名随父母在北京打工的随迁子女，他说：“感恩、分享和规则是什么意思？感恩是报答、感谢；分享是最喜欢的玩具给他玩，分享是巧克力分给他一半，分享是和别人一起快乐、爱和悲伤；规则是过马路看红绿灯，规则是放学要排好队，规则是游戏不许破例等。”
“其实，日记里的孩子生活条件比我带的学生们要好很多，这里的学生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巧克力、玩具，更谈何分享！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学到规则的概念，懂得分享的理念，希望他们能从更多层面去理解外面的世界，包括文化、教育、理想、兴趣等等，而不仅仅是为了外出打工。 “就像我在这里分享志愿者的故事，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志愿服务的存在，让他们了解到有很多人愿意无偿地去帮助其他人。也许这会成为一道充满正能量的星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星星们。我相信总有一天，长大后的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大家最终汇成一条璀璨星海。”
志愿者是留守儿童
眼下，星轨的另一端，还站着一位来自六安的志愿者马健。比较特殊的是，她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通常都很敏感，有时候做事情比较胆小，再加上家庭教育的局限，在礼貌方面，确实不如城市里的孩子。”正因为感同身受，所以马健能毫不讳言地说出这个群体的不足之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留守儿童要不然就特别励志，通过自律自强考上了大学。要不然就放弃学业，早早加入离乡打工的大军。但是无论走上哪条路，他们很容易就表现得敏感孤僻，有时候可能不太合群。”
而心理学家把我们的人生划分出了八个阶段，其中七岁到十二岁，正是形成勤奋或自卑的敏感年龄。如果在这一期间，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培养，那将对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极其不利。
所以，马健希望能改变留守儿童封闭的状态，她首先想到的是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结对交朋友。
“2009年，我第一次带队‘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活动，当时带着城里的孩子去农村，光是山路就开了一个半小时。结对的学校只有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土灰操场。但是为了欢迎我们到来，学校在操场上挂起了孩子们手绘的横幅，学生们穿得整整齐齐，还打着红领巾在操场上欢迎我们。我们带去了一些新书包、新文具，新朋友们一起讲故事、玩游戏，大家都高兴极了。
“但是后来我想，只交朋友是不够的，世界那么大，我至少应该带他们走出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些书包陈列在商店里是什么样的，看一看新朋友的学校是什么样的，看一看城市的嘈杂拥挤，看一看城市的便捷繁华。最重要的是，我要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植物园、电视台，我希望他们对于未来有梦想，不是局限于去打工或上大学，而是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真正希望做的事情。你看，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呢！”马健笑着说。
不过马健没有成为画家，现在的她更乐于把时间用在志愿服务上。自2012年开始，她已经成功主持了四期“留守儿童科学文化之旅”，每次旅行中都会有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的行程。今年，她还特别安排了孩子们去了消防支队，体验了一把消防官兵的生活。
“孩子们跟着消防队员学敬礼、唱国歌，观看消防演习。消防支队还为他们特别准备了一个体验项目，用一米长的大钳子夹住乒乓球。如果下手轻了，球就会滑走；如果下手重了，乒乓球就被夹碎。夹的时间越久越好。这是消防队平时用来练习平衡和力量的。其实端着钳子非常累，但是孩子们都在坚持，没有一个提前放下。结束了以后，他们还主动要求去体验更多的项目。”马健说得非常自豪，“有一个男孩子特别仰慕消防战斗员，想要试穿他们的制服，战斗员陈超就把自己换洗的制服借给他穿，那个孩子整整穿了一天都不愿意脱下来。临走的时候，消防官兵送给孩子们一人一盒彩笔，让他们描绘自己的中国梦。”
除了留守儿童之外，马健还面向不能正常上学的脑瘫儿童，开展了“向阳计划”。她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从2015年起开始实施调研，最终确定了一周三次的授课模式，课程涉及了美术、音乐、阅读、写作等等。不过在马健看来，只是单方面授课还不够，“为了鼓励孩子们与我们互动，我们还组织了一场龟兔赛跑的绘本剧表演。我们依据孩子们病情的轻重安排角色，即使是一些不方便活动的孩子，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出演一棵小树、一块小石头，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希望他们能学会互动，更愿意与社会接触。”
“向阳计划”从正式上线至今，已经运行了半年时间，马健坦言一两年的时间是很难有效果的，“这肯定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期间必定也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但是这些孩子中只要有一个人拥有了阅读写作的能力，有一个人建立了自己病床之外的梦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回报！”
其实，马健已经看到了回报。在“向阳计划”中，有一个病情很严重的孩子，叫洋洋，不仅说话口齿不清，手上也只有两根手指能动。但是他非常喜欢写字，孩子的妈妈说，他总用那两根能动的手指在小小的手机屏上写字，其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国家的“国”和文学的“文”。
为了让小洋洋能更自在地写字，马健在微信上发起了众筹，与其他志愿者合力送给洋洋一台iPad。而每年在团委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留守儿童微心愿，马健也会认领一些。今年，她认领的心愿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由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炎热的夏日里，这个孩子的心愿却是“想有一件保暖的袄子，这样奶奶就不会担心冬天没衣服穿冻生病了。”
志愿者，不是简单的给予
此外，志愿者们的活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次。针对过分沉迷网络的青少年，他们开展了一场志愿活动。不过这一次，志愿服务不再只是志愿者单方面的投入，他们鼓励受帮助的青少年也参与到帮助他人的工作中去，并手把手教会他们如何做一名义工。
有几名少年在敬老院做了一段时间的义工之后，整个人焕然一新。虽然做义工没有收入，但是这些少年从不迟到早退，在敬老院里也总是抢着脏活累活去做。辛苦一天回到家，他们没有瘫在电脑前打游戏，而是帮着父母洗衣做饭，分担家务。其中一个少年说，做义工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快乐。从小到大他很少听到别人的表扬，但是在敬老院里，老人们都喜欢他。还有一位老爷爷，更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剥花生给他吃，还和他抢着干活，“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在家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做过这些。”少年们在志愿服务中得到的鼓励、尊重，重拾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影响了他们的星轨，也必将改变他们的未来。
无所不在的“志愿者”
如果你以为志愿者总是顶着“志愿者”的头衔在做各种服务，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志愿者们有很多都有自己的团体或组织，但更多的志愿者就隐藏在亿万普通人中间！他或她，可能是一名党员，可能是一名团员，可能是一名少先队员，也可能是一名怀揣着中国梦的老人、青年或孩子。他们会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又在险情结束后默默隐退——他们都是红旗下的志愿者，都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今年7月，安徽各地都下起了瓢泼大雨，房屋农田被淹、交通水电瘫痪，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水乡泽国。其中桐城市就是重灾区，这场特大暴雨已经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而位于吕亭镇的石南初中作为灾民的临时安置点，由于电力中断，照明只能依靠数百支蜡烛；由于道路受阻，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工作人员只得将桌椅临时拼起给大家当作床，后来连桌椅都不够用了，就铺张报纸将就一晚。
而在另一边的上海，在异乡创业多年的都铁飞即将参与一项重要的竞标。同时，他早就答应给一双异龄同天出生的孩子好好过一个生日。但是通过微信了解到家乡的灾情，他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辜负了对孩子的承诺，与吕亭镇团委书记夏纯静进行了一番长谈之后，他向抗洪救灾指挥部申请参加救援，于是不会游泳的他成了一名抗洪青年志愿者。
随后，他个人出资在公司发起了“百令一级救援计划”，全体员工齐心合力，顶着酷暑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采购了200床棉被、30顶帐篷雨布、20件救生衣、3箱蚊香、20套应急照明灯。他和自己的兄弟一起，驾驶着这辆满载救援物资的货车，长途跋涉，从骄阳似火的上海开到天昏地暗、大雨如注的安徽。他们一路上看到的除了砸在挡风玻璃上的硕大雨点之外，就是提示前方坍塌的警告牌；听到的除了风雨呼号声，就是手机里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在上海的温馨小家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远赴安徽救灾，一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爸爸给他们过生日呢！
“家乡有难，我已是一名抗洪青年志愿者，公司事务敬请各位代为履职。”这是他对公司简单明了的交代。
“我正在去灾区的路上，请你原谅，帮我向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并告诉他们，有大家才会有我们今天幸福的小家……”这是他对家人愧疚的回复。
深夜11时30分，历经13小时600余公里的舟车劳顿之后，都铁飞赶到吕亭镇石南初中的安置点，为受灾的乡亲们送来了温暖的棉被。第二天一早，他就跟随政府救援人员、年轻的共青团干部们一起前往灾情最重的金河村参与搜救和排查安全隐患，帮助多位房屋坍塌的老人寻亲连线和发起经济援助。数天后，在上级安排下，都铁飞结束了志愿工作返程，但是当得知石南初中安置点急需一台冰柜时，他第一时间联系了还在前线抢险的吕亭镇团委夏书记，请夏书记代为转交捐款……
而在这直击人心的介绍中，小编发现，像夏书记这样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共青团干部很多，他们在说到来自民间的志愿者时热情非常，可说到自己、说到各位共青团干部，言语却非常简单：都是应该做的！他们从一开始的防汛、抗洪，到最后的安置、安抚，都一直忙碌，几乎不眠不休。他们往最危险的地方去，欢迎志愿者、帮助子弟兵、安置受灾群众，他们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中的一员，用年轻的臂膀和火热的心，支撑起了灾区人民的一片天！
此情此景，让同为共产党员的编者感动、自豪、骄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程，正向更加美好、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它的身后，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正迈着坚定的步伐，紧紧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