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魅力PK权利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充满着新旧交替，概念PK。市场PK计划，人权PK主权。中国创造PK中国制造，绿色GDP PK带血的GDP，组织扁平化PK组织科层制。网络的集体智慧PK精英的孤芳自赏，自由主义PK新左派，软实力PK硬实力……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面向概括了当前中国的势力对抗，范式变革。总而言之，从时代潮流来看，前者大有取代后者之势。
　　
　　“我们做领导的，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他这样说。
　　与一些科班出身的官员不同，在企业界历练多年且有着高校经验的万钢，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今年11月，鉴于国内大型科学仪器重复购买、资源不能充分共享的现象，这位部长强力推动了“全国区域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的建设。
　　在这位有着知青经历的部长眼中，“科技进步的出发点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落脚点则是要惠及民生”。在世界达沃斯夏季年会上，他的话让听众会心大笑——“农村孩子没有计算机，要花很多钱买，计算机上的功能可能有90％用不上，如果花10％的钱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最‘酷’的技术。”
　　或许，这也是国家高层重用、提拔万钢的原因——赋予万钢以政治体制改革信号意义的同时，为共和国的科技事业选择一位不空谈政治、从实际出发、重视科研成果的领头人。
　　“这位电动汽车专家不是搞政治出身，而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研人员，这表明国家高层想同时兼顾重要工业领域、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三方面的需要。”法国《论坛报》文章说。
　　
　　他是中国三十五年来首位非中共党员的中央政府部长，更是一位实实在在做事的科学家。他上任后说过，要让更多人，尤其是最贫困地区的人能享受到最“酷”的技术。所以，国民会期待他成为一位不一般的部长。
　　——曹景行
　　
　　柳斌杰　破茧之魅
　　
　　中国央行行长的位置。足以让格林斯潘都望而生畏。这几年周小川一面把握着国家的总体货币政策。一面又变革中国的银行体制，使宏观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仍能大体保持平衡。“至今未跌过大跟斗”(周本人语)，应属上佳表现。当然。今后也不跌“大跟斗”就更好了。
　　——曹景行
　　2007年4月，柳斌杰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此前，身为高级经济师的柳已经因为富于改革意识而蜚声业内。
　　很多人将柳8个月前的上任看作一个信号。柳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新闻出版产品“进入市场它就是商品……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所以不应该过分夸大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在2003年的时候，他也曾特别强调“新闻与宣传”的不同。而人们更乐于看到的，则是新闻出版总署一直以来在文化体制改革上艰难而渐进的推动。
　　这个59岁的陕西人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明快风格。快到年底的时候，他在新闻出版总署学习十七大精神的会议上直言要用改革的办法彻底解决痼疾，绝不能满足于在旧的套路上修修补补。他还声明要敢于触及旧有的体制和既得利益，并警告说不少单位对于改革还处于等待、观望的状态。
　　他被形容为一个“开明的意识形态管理者”，“一位勇敢、务实的领导者”，一个“改革派”。这些形容词，对一个负责新闻行业管理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来说，尤为难得。
　　喜之者称他为中国市场派人士的旗帜，一个真正内行而有坚定信仰的技术派官僚，恶之者称他为一个以市场化为名的民生骚扰者，一个从未找准过脚下地基的人。
　　周小川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坚定到有些书生意气。从证 监会主席到央行行长，他动辄得咎，国际金融界对其的崇高评价与国内投资者对他的贬损发生在同一历史时刻，不仅折射出同一历史时代中不同文化的裂变，也显示出在这场全新的20世纪末开始的新洋务运动中，周小川作为改革典型人物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众所周知，一些重大的决策非个人所能定夺，但是主角，必须承担主角的责任。
　　他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市场化团队所倡导的证券与货币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屡屡折戟，一受海归团队的美国标准所累，无法“脚踏实地，因地制宜”，二受行政环境与资本市场毒性泛滥的文化的攻击，三因为对于短期目标的绥靖使之成为剥夺普通投资者利益的骇客一族。
　　如今，他继续倡导汇率市场化与资产证券化的改革，这让他看上去有些半夜鸡叫式的不合时宜。也许要过数十年之后，周小川这位货币市场教父的价值才能体现。
　　
　　周小川　信念之魅
　　
　　人说他懂经济。又勇于改革，这样的官员今天仍然不多。出任署长后。他在记者节时承诺“要保护真记者的合法采访权益”。这样的官员也不多。实现“保护”很难，但至少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打新闻工的公民。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曹景行
　　
　　龙永图　敢言之魅
　　
　　龙永远在说，图的是更新大家观念。
　　“老百姓必须改变观念，没必要都去买房。”这是2007年属于龙永图的经典，尽管网上嘘声一片。
　　曾经的世贸谈判首席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如果这些身份隐去，他的魅力在哪里?
　　“不管为官为商，主要是讲真话，讲诚信。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官，虽然官当得不是很大，但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从来没讲过假话。”
　　敢言，这也是一种魅力。
　　
　　WTO那美好的一仗已经打过，“龙部长”今天的战场已从昔日的谈判桌移到了讲坛上和电视主持人的座席上。但他有一点似乎没变——“不管人家赞同不赞同，我会坚持讲真话”。讲真话的人。至少活得不窝囊。也不那么累。
　　——曹景行
　　
　　李荣融　革新之魅
　　
　　李荣融是中国最春风得意的改革者之一，也是土鳖派改革人士的代表。
　　对李荣融的评价往往成为对央企的评价。认为中国必须走国家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人，对其击节赞赏，认为他完美地体现了国家掌控与国企市场化并行不悖的中周式发展之路；痛恨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只能由民间原生的人士，则对其深恶痛绝，认为其所作所为正在绞杀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使得民间市场无处躲藏。李荣融违背基本共识为石油巨头的垄断辩护，认为在这些行业中已经达到充分竞争，这深刻地体现出上述两种市场共识的不可调和之处。
　　李荣融正在领导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改革，虽然他表面自谦，其实是不无自得地认为做到了让央企改革成本最低，而央企一年增加一个中石油式的利润增长，也为这位立足于行政文化的本土市场人士赢得了信任与光明前景。
　　但有一个难题仍然无法解开，他是新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北欧与新加坡模式国企的缔造者?等到央企改革大局初定，当整个社会为此所承担的成本与央企的利润分配效率水落石出之时，也就是为这位改革者的成就定论之日。这一天不会太晚。
　　
　　他为国家打理一百多家中央国企，几番整顿。现在一年就能增值一万多个亿。今年的赢利也直逼万亿，当然不容易。叫人高兴的是，国企今年总算开始向国家上缴红利了，虽然老百姓认为还太少。明年翻一倍如何?
　　
　　马云　狂人之魅
　　
　　一个有着和拿破仑一样身高，和一样宏图大志的杭州人，在2007年，让人们认识到了他真实的能量。
　　这个人，就是马云。
　　从1995年创办全球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中国黄页，到在中国网站全面推行“诚信通”计划，发起并策划“西湖论剑”大会，惊世骇俗地收购雅虎中国，马云一路走来，引来关注无数。
　　今年，这个号称“上市只是加油站”的人终于带领企业驶进了香港联交所，造就上千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让阿里巴巴B2B业务部分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市值最大的企业。
　　
　　可是，就在社会各界对他投来赞许目光的时候，这位“狂人”却又放出了“互联网冬天”即将来临的预言。
　　人们永远无法搞懂马云小脑袋里的玄机，或许，这也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不愧为2007年中国的经济人物。
　　——茅于轼
　　
　　史玉柱　坚韧之魅
　　
　　成者王侯，败者寇。史玉柱几乎是中国近二三十年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之一，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变迁。人们早已熟悉了那个从巅峰跌到低谷，然后东山再起的故事。
　　2007年，史玉柱把一手打造出来的《征途》网游送上了纽约证交所。
　　或许，中国保健品市场本来就是混乱无序，史玉柱凭着“脑白金”再度崛起证明不了什么。那么，在已有陈天桥、丁磊这样实力大鳄的网游行业里，《征途》突出重围，并重新界定网游的规则的事实面前，你无法否认史玉柱可怕的商业天赋。
　　除了打游戏，史玉柱最大的爱好是读《毛选》和研究申国历史。无论是当年的脑黄金还是现在的征途，都是他娴熟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战术的成功案例。
　　史玉柱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据他说，准备找一个可以安顿下半生的事业。那么这样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商业奇人，如何才能停止自己的折腾呢?
　　
　　人生的乐趣在风险之中。
　　——茅于轼
　　
　　杨叙　速度之魅
　　
　　几个月前，杨旭把自己名字改为杨叙。彼时，距离他出任新成立的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刚刚一年。在这一年中，杨叙做了不少事：推动英特尔公司成立中国大区，在中国大连投资25亿元建立了第三个独资工厂。他身上肩负着一个大使命——为英特尔夺回被AMD抢去的中国市场份额。
　　期间，英特尔在技术与产品上相继发力：除了抢在AMD之前9个月推出四核处理器，还宣称主流产品即将切人45纳米技术，而AMD产品还采用65纳米技术。
　　这令“还是学英语，虽然这些只是一些小的方面，但是你能够看到元庆学习的心态和学习的能力非常强。”
　　据财报，计人重组费用后，联想2006财年全年盈利1.6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26％。接下后来者AMD很有些按捺不住，相继发表咄咄逼人的言论。
　　接下来，中国的消费者们将会看到的是--在这位重庆人领导下，英特尔与AMD将在中国上演一场精彩的战争。
　　
　　耀眼的跨国经营创业者。
　　--茅于轼
　　
　　杨元庆　纵横之魅
　　
　　2007年，最新出炉的联想新文化叫“新世界文化”。这个词语对于掌舵者杨元庆来说，首先是到了新世界--在收购IBM PC后，杨元庆做出的第一个个人决定就是：把家搬到美国，先是纽约，接着是联想新总部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利。这两三年来，他不停环绕地球--纽约、东京、新加 坡、印度、德国、北京……
　　柳传志说，“最难做的，就是文化磨合问题。”联想大中华区总裁陈绍鹏说，“无论是搬家来的8月初，联想200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形势继续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发展，该季度联想净利润达6684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1万美元增长11.8倍。在年报发布的电话会议上，杨元庆很兴奋：“可以把这次并购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并购。”
　　事实上，对于杨和联想来说，最近的三年都在经历着国际化所带来的欣慰和痛苦——由东方较弱品牌并购消化西方较强品牌业务，这其中蕴含着诸多矛盾冲突，它们不断考问杨元庆们的商业理性和智慧。在杨元庆的推动和指导下，中国特色的交易型模式(为中小企业及消费业务服务的体系，这是联想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在全球的推广渐入轨道。据联想称，2006年全球交易型模式的整体销量上升达16.9％，其中德国在试点之后的3个季度中，平均每个季度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达到了40％，2007财年第一季度的营业增长竟高达90％。同样，联想CEO阿梅里奥认为北美联想进人2007财年后能有两位数的增长，也跟交易型模式在北美的推进密不可分。
　　对于杨元庆来说，新的联想不但意味着资本上的优势，更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在联想这个日益国际化的组织上打上中国的印记，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人主导。毕竟，在联想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人太强的“产业报国”情结。
　　
　　在世界舞台上不负众望。
　　——茅于轼
　　
　　武克刚　洒脱值魅力
　　
　　这个55岁的男人，下过乡，炼过钢，在长江上当过水手，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26岁“科学的春天”大会上拿过国家科技二等奖；32岁时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袁庚的副手；37岁去美国留学时和印第安人合伙搞赌场。毕业时拿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在云南开红酒厂，全世界到处游玩时不忘五湖四海豪杰。
　　2007年，他发表了《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中华民族正从农耕民族向工商民族转变，保护工商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民富国强的基础，我们的时代任务是要建立促进有利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工商文明的发展必须反对暴君和暴民文化。
　　有人说，这是中国工商阶级的宣言和白皮书，也有人因此骂他是资产阶级要夺权。可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叫孙冶方的外祖父，家里三代共产党高级干部，正经八百的红色贵族出身。他说自己的钱不多，十多个亿还是有的，但是中国很少有企业家像他那样玩得这么潇洒：“中国的企业家像我这样活，一百个都死了；我要是像他们那样，一百个我也早就死了。”
　　武克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要惯坏了公务员。”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他也敢于顶撞当地一些刁难他的官员。
　　
　　敢于对故意刁难的官员说“不”的企业家。
　　——茅于轼
　　
　　田溯宁　舍的之魅　　苏小和
　　他曾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制度环境中努力推行自己的现代企业方法论，又在难以妥协和平衡的时候，毅然转身
　　
　　空降国企
　　中国企业史肯定是要记住田溯宁这个名字的，因为他怀抱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制度理念和管理理念，却要在一个没有清晰产权、各种潜规则无限纠结的环境里试图建设一个伟大的企业。
　　2007年7月，田溯宁辞任电讯盈科集团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等职，作为网通在电讯盈科的代表，他的离职意味着彻底脱离网通。他在网通实现“宽带梦想”的计划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尝试至此也完全终止。
　　其实，这次离去，应该说并不让人特别感到意外。2006年5月，他就辞去中国网通首席执行官(CEO)的职务，只保留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企业治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这次离去的背后，却有许多让人感慨的故事。
　　今年43岁的田溯宁，早在1993年，就和另外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亚信。1995年，田溯宁带着他们的亚信和互联网梦想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萌芽，一共只有几千个互联网用户。所以亚信开始着手建网，很快这家公司就被冠上“中国互联网建筑师”的称号。
　　日后，田溯宁曾经给亚信的发展作过一段概括，他说，“亚信是中国最早涉足互联网的企业，却在随后的发展中错失了很多机会——错过了搜索，错过了电子商务，也错过了门户网站……”
　　田溯宁认为，亚信的发展步骤，因为1997年10月从“中国风险投资第一人”冯波那里融到1800万美元的资本，而备受影响。他说，当时的自己还没有经历过资本的启蒙和洗礼。在创建亚信时，他的专业是资源管理，不懂互联网不懂资本运作。那时的他尽管志存高远，却不一定能想到日后他会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坐标点，被人唤作“宽带先生”，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
　　1999年，亚信正在筹备上市，这时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和中科院共同成立了网通，请田溯宁出任网通(原中国网通)的CEO。田溯宁成为了国内电信业第一个空降的“国际经理人”。
　　在这个俗称“小网通”的机构里，田溯宁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使命：一是要建设一条高速的、无处不在的宽带网络；二是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建设新型的国有企业。
　　平心而论，田的第一条理想，只是个技术问题，尚可展望，但第二条理想，则是制度性探索，个中的复杂与艰难，即使是深谙权术的上层人士，也望而生畏。但激情有加的田溯宁却是踌躇满志。
　　为了完成这两个使命，田溯宁带着他的一批部下开始了一场长跑。有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回忆，“田溯宁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而跟跑的人要咬着牙坚持，才能做到不掉队。”
　　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工作和管理方式，使得小网通在1999年成立之后就得以迅速发展。经过三个月的路演，网通融到了3.25亿美元，再加上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贷款一共70亿元，这笔融资帮助网通建立了全国第一代的光纤互联网。
　　2002年，中国电信业大规模重组开始，原中国网通(小网通)、原吉通及原中国电信所属北方10省电信公司组成了网通集团。田溯宁任重组后的中国网通集团副总裁，负责管理国际业务。但当时就有人提出，表面上看起来，田的阵地在扩大，但影响力却在缩小，他再也不可能像在“小网通”里那样一个人才华横溢、指点江山了。
　　
　　谋求制度创新
　　在此后4年里，在网通集团提出的“重组融合”运动中，田溯宁作为海归的职业经理人，与传统电信企业之间的冲突始终不断。
　　比如说，田经常在会议E提醒大家读一读黄仁宇的书，从《万历十五年》到《黄河青山》。他如此喜欢黄先生的数目字管理，认为数目字是商业社会的通用语言，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人的管理也要依靠数目字。但田溯宁可能忘记了，中国人管理中国人，往往靠的是情感管理，道德管理和关系管理。
　　再比如，田溯宁不认为CEO就是最 后在各种文件上画圈的那个人，也不认为所有事必须在他那里转一圈。公司内部日常运营的很多事他都授权下去，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和投资人沟通等层面。可是，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万千权力在一身，才是成功领导人伟大的品质。
　　如何处理海归人士和本土人才的关系，也是田溯宁的一个苦恼。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阚凯力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批评，在小网通公司总部领导成员的构成上，外企出身的高管一统天下，“土八路”却一个没有。
　　2004年11月16日和17日，网通正式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田溯宁当然是功不可没。一位参与网通上市的高管后来向媒体讲述，那天在香港现场，田溯宁的表现就像个孩子。他笑着向身边的电视镜头竖起右手拇指：“我很高兴，因为是UP!”
　　但在那之后不久，就隐约传出田溯宁工作变动的消息，传闻他不再具体分管集团日常事务和上市公司，而被派往香港任新参股企业电讯盈科的联席CEO(2005年1月份，中国网通入股电讯盈科)，在集团主要是分管国际事务。
　　作为一名从体制外走来的海归经理人，以其个人的品牌效应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对网通这家国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却无法避免被一步步边缘化的命运。
　　田溯宁和小网通曾是中国电信业改革的两个亮眼词汇，但在一个传统国企气氛非常浓烈的企业，消耗掉了田溯宁大量的精力，以至于这个职业经理人没有机会去为企业制定一个清晰的战略，也渐渐伤害了他对于产业的理想主义构思。
　　聪明的田溯宁显然看到了这样的发展态势，他开始尝试用国际化战略思路倒逼体制问题。比如他主导的中国网通香港上市，就是试图用国际化公众公司的制度设计影响国内的企业制度；比如和李泽楷的电盈联手，则是希望找到股权意义上的制度性制衡，带领网通走出国有企业模式；比如与西班牙电信合作，是希望中国网通从此拥有更加开阔的世界性目光。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田溯宁还是在用自己的个人性格和商业视野探索中国企业的新型模式。问题在于，多达20万人的巨型网通，有多少人能理解并支持田溯宁?
　　2006年5月，他终于辞去中国网通首席执行官(CEO)的职务，而早在当年的3月，他就搬进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BC)办公室。开启了他重新创业的征程。
　　由于早有传闻，他的离去，并未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他的新战争
　　也许是多年以来就一直抱定的宽带理想，使田溯宁认定他离开中国网通以后仍旧要做与宽带有关的事情——以“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作为新平台，再战宽带。
　　2007年11月21日，田溯宁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中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经历：“2005年，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我到底要做什么?怎样才能把握住中国未来发展更重要的主旋律?怎样才能把我过去的经验利用起来?我想，应该做一个投资基金。2006年，我从网通辞职，进入现在的新平台：中国宽带产业基金。”
　　而宽带产业基金的使命，“就是在四个产业(电信、媒体、IT和互联网)的融合过程中，成为推动者、促进者和整合者。在投资互联网和媒体的时候，带入我们对电信的理解；在投资电信公司的时候，带入我们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理解；在投资民营企业的时候，带入我们与政府交流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数字生态系统。”
　　在田溯宁看来，他希望用这个基金去实现一个让整个民族心跳的梦想。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宽带就是这个时代的‘蒸汽机’。中华民族的经济要真正实现跳跃式发展，就需要突破性的技术，中国在未来的民族复兴中，一定要有自己根本的、创造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将在宽带领域出现。”
　　熟悉田溯宁的人说，常常会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当我们听到他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段慷慨激扬的表达，也会为他的宏大梦想触动，然而他何以支撑起这个梦想，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
　　“到网通工作之后的时候，我发现政府完全是另一个体系。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有自己的做事方法，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价值观。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各自的圈子。由于我的经历，对于这几个圈子我都很熟悉。与投资人在一起，我可以谈投资；与创业者在一起，我可以谈创业经历；和政府领导在一起，我能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找到他们的利益需求。所以我在想，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把这几个圈子联在一起，这个方法就是做产业投资基金。”
　　作为“海归创业”的典范，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田溯宁对自己回国创业十二年来的资源积累的分析，也是他再创业的基础。
　　虽然，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并未透露其投资人的具体名单和投资金额，但已广为人知的是，中信、电讯盈科、网通集团、新闻集团都是CBC的投资者。而目前，这个基金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产业整合动作，比如，2007年11月，基金通过旗下公司成功增持华亿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419)，成为其最大股东，后者拥有旅游卫视独家广告经营权。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大涨。
　　或者，田溯宁的先锋性就在这里：他当初从海归创业者成为了国有大型企业的CEO，在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制度环境中努力推行自己的现代企业方法论，试图进行制度创新，建设新型的国有企业；又在难以妥协和平衡的时候，忠于自己的性格和价值判断，毅然转身，朝自己的梦想飞奔。
　　据说，这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喜欢阅渎二战历史，他认为看历史让他思考牺牲与胜利之间的平衡——可以输掉一场战役，但必须赢得整场战争。
　　
　　蒋雯丽　亲和之魅　　易立竞
　　
　　这名红透半边天的影视明星，曾经历过自卑和困惑的时光，她是怎样度过的?
　　上次见蒋雯丽，是在一年前，也是冬天，北京音乐厅的休息问，作为“防治艾滋病义务宦传员”，蒋雯丽来此参加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晚会。见面时，她脸色憔悴，头发灰白，看着足有六十岁光景，那时，她正在拍摄电视剧《金婚》，“我是从拍摄现场赶过来的，正在拍六十岁时的戏，这是老年妆，还没来得及洗掉呢。”蒋雯丽边说边拿起化妆棉往脸上涂抹卸妆液。现在，《金婚》正在各地电视台热播，电视机前，经常是母女同看，每人捧着一盒纸巾，跟着剧中的蒋雯丽一起哭一起笑。
　　蒋雯丽演戏不靠脸蛋，敢于老化自己、丑化自己早已是众所周翘的事，在《牵手》里，蒋雯丽饰演的夏小雪还只是不善修饰到《中国式离婚》，她竟然不化妆演出整部戏。现在看来，这都已经不算什么，在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新作《立春》里，蒋雯丽饰演了一个长相丑陋，不甘于命运安排，一心想当歌剧演员，并梦想“唱到巴黎歌剧院去”的小城女人王彩玲。为了剧情需要，蒋雯丽不但学习歌剧和各种语言，还暴肥30斤，安了两颗大龅牙。 　　对于妻子的这种敬业精神，顾长卫毫不避讳地表示了尊敬：“就演员来讲，蒋雯丽是我最欣赏的之一。她是剧组里最勤奋的一个，很少见她玩，平时总在为拍戏做准备，甚至化妆的时候都在看书。这部电影最出彩的就是蒋雯丽了。”蒋雯丽自己也认为，在《立春》中塑造的王彩玲是她从艺以来“最好最有力量的角色，如果不告诉你们这是蒋雯丽，你们不会认出我如果告诉了你们那是蒋雯丽，你们看着看着也会忘记。”
　　2007年10月27日，罗马国际电影节，蒋雯丽凭借此片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评委会主席表示“《立春》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影片”。
　　导演张杨说：看完这部电影，很想一个人偷偷流泪。
　　2008年，蒋雯丽的愿望是自己当导演。
　　她说，这是圆她的一个梦。
　　
　　我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比较差
　　人物周刊：为了《立春》里的角色一下增肥30多斤，这可能会引发身体的很多疾病，比如糖尿病之类的。当时没考虑过这些吗?
　　蒋雯丽：我对危险的预知能力比较差，增肥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吃了，不用戒口了，多幸福，其实根本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吃不下去那么多，还要使劲吃，硬吃，撑得胃都疼了。我怀孕的时候都没那么胖过，很臃肿，身体不灵活，经常摔倒，而且摔得挺重。一次好像脚稍微崴了一下，就“咣”一下摔倒了，导致肌肉拉伤。还有一次大家一起踢足球，我就跑了一下，“咣”又摔一跤，身体短时间臃肿起来导致我不太容易掌握这个平衡。那时就能够体会到当猪是什么感觉，人特别懒，每天就喜欢吃完躺那儿。我想猪大概就是这样子。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式离婚》里饰演的林小枫是乖张、多疑、歇斯底里的。现在又出演《立春》里对自我认识不是很充分的想成为歌唱家的女人的形象。你喜欢演一些极致些的角色?
　　蒋雯丽：我觉得个性极致些的角色比较容易出彩儿吧，就是说人物个性鲜明吧。
　　人物周刊：这些形象里有真实的你存在其中吗?
　　蒋雯丽：可能会有，我是A型血，也有比较极致的一面。生活中我的性格比较温和，也有人说比较爽朗。我的性格比较多重。
　　人物周刊：你的计划里不只是要多拍电影。还要执导电影?
　　蒋雯丽：是啊，明年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到这件事上，为这部电影我已经准备几年了。是讲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故事作为自己执导的首部影片，是因为我是在姥爷的呵护下长大的。我会用心去拍摄这部影片，将一个孩子对老人的深深怀念表现出来，让观众体会到我的童年情感。
　　人物周刊：以后想往导演这条路上发展?
　　蒋雯丽：也许是经常跟着顾长卫在片场拍片的缘故，我对导演工作是有一些兴趣，但不会就此做导演，执导这部电影只是圆我的一个梦，拍完之后我该干嘛还干嘛。
　　
　　我也曾有过明星梦
　　
　　人物周刊：1994年结婚后，你就和顾长卫去了美国，在美国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蒋雯丽：因为新到一个地方，有很多需要去适应的，最主要就是语言，在那一年里基本上都是在学外语。对我来说，至今想来都觉得那段经历非常宝贵。比如说，在美国，只要你有一个地址，每天就给你寄无数的信来。如果语言不通，你都不知道这些信哪些有用，哪些没有用。刚开始根本就不懂，但是很多信写得非常正式，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完字典后发现，这封信跟自己没关系，扔了，再看下一封。很多都是广告垃圾，每天这些信都能把我折磨死。你要慢慢适应那儿的生活，了解那儿的文化，在那样的年龄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了解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文化，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人物周刊：在美国那段时间，你没有拍戏。不着急吗?
　　蒋雯丽：那段时间我觉得做演员挺被动的。自己想演的戏演不上，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名气，人家也不会找我。找我的戏呢，那时也心高气傲，又看不上。就在那么一个不尴不尬的环境里，那时候就想与其在那儿浪费时间等待，还不如出去学习学习，就是这种心态。也想给自己一个缓冲期。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想先学学英语，然后选修一门专业，学一些跟电影有关的，比如电影制作啊，或者是电影文学；要么干脆就转到别的行业，那时候对室内设计挺感兴趣的。想放弃演员这个职业。
　　我考上电影学院，属于有点歪打正着。我并没有像很多人做这个梦做了很久，一定要当演员，我们家没有人跟文艺有关，所以从来没有说想要搞文艺。考大学时，只想离开原来的环境，想改变，可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这么个机会，来考电影学院试试，就考上了。大学四年，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做演员的准备。我总觉得我的个性不太适合当演员。我比较内向，那个时候，不爱说话，不爱跟人打交道，每天都低个头，就喜欢去看书。那种性格，可能更适合去做其它工作，而不是做演员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我很害羞，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对自己很怀疑，对自己当演员很怀疑，是很不自信的状态。那时剧组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也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一天到晚被动地在这儿等待，不是消耗我的生命吗?那时觉得做演员挺痛苦的。出国这一年中，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演戏。
　　人物周刊：你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蒋雯丽：不太有安全感，在不同的时期心里容易慌乱。
　　人物周刊：你经常自我怀疑吗?
　　蒋雯丽：以前有，现在相对会好一点，我以前一直都活在自我怀疑当中，每做完一件事我都会问“我做得对不对?”每演一个戏，拍完一个镜头，我下来都会想“刚才演得对吗?”我爱琢磨这些事情，总是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是个很矛盾的人，现在我觉得相对好一点，心态有些改变吧，就是不把很多东西看得那么严重，不那么较劲儿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放松下来东西未见得就不好。
　　人物周刊：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抵抗失败带给你的影响?
　　蒋雯丽：我从小练体操，备受挫折。因为我是业余体校的业余队员，老师根本就不教你，我居然在那儿学了三年，我没太把这些东西当回事。我觉得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它会让你很有毅力，面对任何挫折你不会把它太当回事，你不会被它打倒。
　　每个演员都希望自己能够演出来，能够被大家认可，都抱着一个明星的梦想，我也不例外，但这个机会太微乎其微了，你如果看到周围的人都出来了，可能那人能力还不如你呢，那种时候，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实际上是很大的。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尤其是20多岁快到30岁的时候，那个阶段觉得你再不出来可能就没机会出来了，那个时候就猛给自己做心理医生，调节之后，把这些功名的东西都看淡，就走出来了。如果自己心态不好，会觉得特别痛苦，那种日子挺煎熬的。
　　人物周刊：对成功的体验让你变得更自信了还是更谦虚了?
　　蒋雯丽：我觉得都有。自信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自信，他活得会很不舒服，自信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你演的戏 都会更好一些。在我演一些角色时，不化妆、增肥这都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很多演员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我没想到那么多后果，只觉得我现在想做这件事，这个目前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其他东西我就不去想了。我属于比较能够豁得出去的人。我不把这些事当作一个牺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享受过程。作为一个演员，我能够去体会这些东西，我能够去尝试，去改变，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件挺美妙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梦想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会按照天性生活。还是会按照社会的游戏规则生活呢?
　　蒋雯丽：我现在希望按照天性生活。我也不关注时尚，也没有博客，相对来说，我是个生活得比较封闭的人吧，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可以不做宣传，但是一定要陪孩子玩儿。我那天还问张国立“人是为了生而活，还是为了活而生?”他太忙了嘛，感觉都没生活了。现在每天拍完戏我一定要回家，无论多晚。如果拍夜戏我就早晨早点起来，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跟他见一面，送他出门。
　　人物周刊：演员黄梅莹曾说：雯丽是个对生活和人生有些认识的人。所以她珍惜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做了母亲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蒋雯丽：对和孩子有关的事情特别关注，孩子生下来后，觉得教育啊、很多方面的东西对自己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就开始恶补，每天读各种各样关于教育方面的书。那段时间，我甚至都想，干脆去学教育学得了。
　　人物周刊：都说女人事业和生活无法兼顾，你的体会是什么?
　　蒋雯丽：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一直处理得比较好，家庭和生活都能兼而有之。我的家庭观念一直很强，我跟我父母的感情很亲密，以前没有孩子，我拍戏的时候经常带着父母。当然做演员要说一点不影响生活也是不现实的，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太顾家；但是如果完全陷在家庭里，我也会不情愿。人毕竟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做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这两方面仅有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是个有很多梦想的人，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蒋雯丽：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梦想。
　　人物周刊：有子万事足了?
　　蒋雯丽：真的是这样。原来我对自己很多地方不满意，总是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对自己比较客观了，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少了，从客观来说，我觉得自己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原来很多理想，我觉得是挺虚的，有点好高骛远，现在更具体一些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蒋雯丽：快乐吧。有一句话叫“活在呼吸间”，我觉得说得挺有道理的。我现在会追求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不要那么复杂。就像儿子的名字一样，和和，这名字是他爸爸取的。他爸爸也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喜欢简单、平和、淡然的生活。
　　
　　他红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就这样成了明星。跟很多进城打工的乡下孩子一样，在赚到第一笔钱
　　蓟门桥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每天总有几十号人守着，张望的眼神，充满期待和向往，脸上流露出渴望和彷徨。这些人都是专业的群众演员，他们常年聚集在“北影厂”门口，剧组要什么群众角色，就直接来这里挑选。进城打工的农民、下岗工人、待业青年，或是为了赚一点钱养家糊口，或是梦想着有朝一日乌鸦变凤凰，成为专业演员。
　　然而，绝大多数乌鸦最终都只能是乌鸦，只有极少数才能飞上枝头成凤凰。王宝强也曾经是这群人中不起眼的一个，但现在看起来，他是飞得最高的一个。
　　12月初，他主演的《士兵突击》在央视热播，而此时，23岁的他正在广州拍摄新片《烈火青春》，刚拍了一天的戏，回到酒店洗完澡，记者就来敲门。他看了看时间表，明天上午还得六点多起床，继续拍戏。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面对记者的问题，他对答如流；面对摄影师的镜头，非常职业地露出自己招牌性的灿烂笑容。
　　这个笑容在今年11月里登上了国内各大新闻杂志的封面，还有某著名搜索引擎的logo。深秋时节里，《士兵突击》异常火爆，王宝强所扮演的许三多，甚至于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他本身的经历，更是让人惊叹：王宝强的成功比许三多更具时代性。
　　不过，眼前的王宝强，看上去正如他的经纪人菁菁所讲的，“还是很单纯，和这个行业所追求的名和利有些不太一样。”当他知道自己与李连杰都是“魅力人物”之后，不禁两眼发亮，用浓重的河北口音兴奋地喊：“我要见偶像。”
　　当然，他也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很多人的偶像了。所以，偶像总排不出时间去见自己的偶像。 　　乡下孩子，少林寺学徒，北漂，群众演员，民工……
　　从《天下无贼》开始，命运开始走上一条光明大道。在此之前，王宝强的经历是少林寺学徒、北漂、民工。从默默无闻的乡下孩子到红极一时的影视明星，溯其源头，正是来自于他的偶像李连杰。
　　1992年，他8岁，村里的露天电影放了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这个整天在村里屁颠屁颠跑着玩、经常因为太倔被父亲打的小孩子看了电影后，竟然突发奇想，“要去少林寺拍电影。”
　　农村小孩的梦想特别多，但把梦想当成自己人生道路，并且一条路走到底的人却少之又少。“现在想想有一些可笑，觉得那时想法特别小孩，不怕这个，不怕那个，但当时就是那样敢想。”与众不同的是，王宝强不但敢想，还敢做。
　　好歹说服了家里人，来到少林寺，却发现这里并没有李连杰。“原来还以为少林寺就是拍电影的”，最终却在这里学了六年武。每天凌晨起床，上午训练，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要将当天的训练内容复习一次。
　　六年后，虽然武功“不敢说怎么样，但是觉得拍电影是足够了”，14岁的少年王宝强拜别师傅释延宏，怀里揣着500元。到北京继续寻找自己的电影梦。从此，他加入了北影厂门口的北漂大军。
　　北漂的日子，特别是刚到北京的前两年，受尽磨难。
　　在北影厂门口，身材瘦小的他淹没在人海中。群众演员的机会并不多，经常站一天都没有活干，眼看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只得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因为年纪小，够不上一个工的资格，只能当作伙伴进来时搭配的一个零头，搬砖和水泥干些杂活，一个月领100元。
　　每天累得半死不算什么，梦想的遥遥无期和别人的耻笑才是他心头的痛，“那么多的耻辱，人都是有自尊心的。”虽然外表看来，他是一如既往地自信，“在工地的那些人会说，你不是来北京当明星的吗?怎么到工地来当民工啦?这种时候，我会笑着告诉他们，我现在暂时退出影坛，有一天我还会再进军影坛的。”
　　未成年的王宝强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如果30岁还混不出来，我就回家当武术教练，要不就在这混个场工或者武行(戏剧中专门表演武打的行当)。”
　　不料只过了两年，“再进军影坛”的笑言竟然就实现了。
　　有一天，工地上来了几个人，拿着DV不停地拍，后来就有导演找他，那是导演李杨。去见导演的那天，王宝强特别紧张，一屋子的人，他以为个个都是领导，都是制片人、制片主任什么的。
　　李杨只是问了他在北京干什么，就选中他当主角了。“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北京工地上，又有群众演员的基础，所以选的我。”而李杨看中的，正是他质朴的本质“很贴近观众”，又合了导演“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要求。
　　更令他开心的是，导演一开始就给了他500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便花了300元买了部二手手机，有次被三个歹徒抢了，他拼了命把手机抢了回来。
　　他演一个矿工。拍戏时经常要下矿井，当时的煤矿老是塌方，很多人都不敢下，王宝强老实，导演让下煤矿就下煤矿，只是心里暗暗叫苦，“他们都抽烟，本不应该抽烟，会引起瓦斯爆炸。当时心里想，你们抽烟，我又不抽，如果爆炸了，我就死得不值了。当时在井下就特别想我妈，我两年没回家，要是在这死了，我妈上哪找我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盲井》虽然没有在国内公映，却让16岁的他斩获金马奖最佳新人，也让两年不敢跟家里联系的他终于有底气打电话回家了。至今他仍对李杨充满了感激之情，“以后他的片子需要我，就是不给片酬我也会去。”
　　一扇门打开之后，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通畅，如同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的现实版本。20HD3年，冯小刚看到了《盲井》中的王宝强，觉得这个人的气质和自己新片里的角色很接近，于是，拍完《盲井》后一直在干武行的王宝强便成了《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也告别了北影厂门口和建筑工地的生活。
　　
　　“傻根不像自己，许三多才像”
　　王宝强认为，傻根不像自己，许三多才像。他最早看到《士兵突击》剧本的时候，“感觉完全是为我而写的，真的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感觉我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些事，而上天就给你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拍《士兵突击》，我感觉没有什么难度，这就是我的本色。根本不用去演，那个角色就是自己。”
　　他把握住了这个上天给的机会，把一个正直、勇敢、善良、对人一片赤诚的士兵完整地表现出来。而上天也实在是眷顾他，一部没有耀眼的明星、没有宣传轰炸的军人戏就这样火了，成了今年网络上最受追捧的电视剧，坐上很多排行榜的首席。很多人认为，“士兵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让人感动。”“许三多的迟钝、缺心眼、一根筋，感召着人们跟现实相悖的内心，为人们提供了一次自我反思的契机，是一种钝感的魅力。”
　　曾经的北漂如今再也不用担心没戏拍了，用经纪人的话来说，“以前是剧本挑他，现在是他来挑剧本。”而且，他的第一个单曲也即将推出，还准备上央视的元旦晚会、春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学英语，“我认为英语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国外和国内接轨了，就会有很多联合拍摄的机会，我就可以上。还有就是多学点文化，多看点书，就看你想不想学。”
　　对于拍戏，他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从台词上、与导演的沟通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现在会去琢磨人物的特点、如何去表现，都会和导演沟通。以前就不会，导演叫干嘛就干嘛，导演是控制我的。但是现在会有我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想法。以前两句台词都得使了劲背，拍《盲井》、《天下无贼》都是整晚不睡觉在背台词。现在背台词一点都不怵，掌握了技巧嘛，大段大段的台词一看就会了，你要把它说出来，想象那种场景。越演越有兴趣，越演越有灵感。”
　　随着名而来的还有利。现在他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通过代言汽车品牌而获赠一辆车，开始关注时尚杂志，身上也穿上了几百上千的衣服，“这个衣服多少钱买的，它就是不一样。好的衣服穿着，气质都不一样。”
　　气质是变了，但在本质上，他始终“不觉得自己是明星，我长得又不帅，怎么看都不像明星，我只是一个演员。”头脑也依然很清醒，“不能因为现在我有几部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就骄傲了，找不着北了。那人就完了，就要摔跟头了。我是始终保持心情的平静，人在好的时候，不要骄傲，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低谷，我相信我也会很好地面对。”
　　跟很多进城打工的乡下孩子一样，赚到的第一笔钱，他寄回了家里，在乡下花了50万盖了一栋别墅给父母住。去年秋收的时候，他还回家帮忙收玉米，今年也想回去，只是太忙了，才没能成行。“不过，我一定要争取回家过年。之前只有一次在云南拍戏没有回家过年，那边没有饺子吃，可把我愁坏了。”在即将推出的单曲中，他也不断重复地唱着：“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衣锦还乡过大年。”
　　现在他是真真正正地衣锦还乡了。
　　
　　王宝强作为演员未必能大红大紫，但作为许三多式的本色 人物，已然红了。
　　——谢晓
　　
　　汤唯　青色之魅　　林　夕
　　
　　对演员来说，最快乐的就是能把心里的壳扒开，能把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东西放在角色身上
　　28岁的汤唯笑声很嗲，却又很自然，典型的江南妹子，“依侬”的上海口音让人感觉很舒服，那一端是未曾谋面的陌生记者，却似她多年的闺中密友，汤唯，没有一丝做作。
　　汤唯是谁?不用介绍了，听她谈谈《色，戒》，谈谈床戏，谈谈自己与章子怡的区别，谈谈今后的路怎么走，谈谈自己漂不漂亮吧。人物周刊：有人戏谑你是“‘脱’颖而出”，你怎么评价自己在《色，戒》中的表现?汤唯：我尽力了。然后我觉得导演和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都集合到一起才有“王佳芝”这么一个角色。
　　人物周刊：你觉得王佳芝这个角色你演得好吗?
　　汤唯：嘻嘻，我觉得王佳芝挺好的，我一般。呵呵!
　　人物周刊：大陆版床戏删了很多，观众都怀疑你有替身。是不是?
　　汤唯：没有。所有人都是自己，没有替身。(停顿片刻)如果有人说是替身，肯定是假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担心《色，戒》起点太高，今后无法超越?
　　汤唯：我觉得人生中每个阶段你要超越自己都是不容易的，不是一个角色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么容易就做到的话，就不是人生了。可能是因为《色，戒》的原因，也走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人生，从小到大，都会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幼儿园到小学，小学到初中，初中到大学，大学到工作，工作到现在的另外一个工作状，态，都是这样的，就是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人物周刊：你一直很自信吗?比如说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过自我怀疑?
　　
　　汤唯：我只是比较享受我生活中的每一刻，我会尽力去感受，就算在台上，我也会尽可能去把我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大家。我希望更多人来分享啦。得金马奖的时候，最后那一句话我一定要让自己说出来，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不会再有机会跟我身后这一大家子人，跟面前这么多观众去说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我就不想浪费。一定要说出来，其实也就那样。
　　人物周刊：我记得当时你哭了，有何感想?
　　汤唯：就不知道，就回想起大家在一起这种感动，而且，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才能够再聚，你知道，每一个电影剧组、电视剧剧组它就像一个临时家庭，拍完了就作鸟兽散，以后大家可能就不会再联系了，那一刻我特别不愿意那样，我希望永远都是一家人。(长叹一口气)
　　人物周刊：但是李安导演金马奖颁奖典礼后说你未来的路不好走。将来会面临很多困难。不要专等他的片子，你怎么理解他的话?
　　汤唯：不要专等他的片子?哦!(有失望口气)在我这方面来说，和导演合作一次，就够我用一辈子了。已经很满足，如果说能再有缘分，再有机会一起合作，那我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啦。这是肯定的，合作过一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和默契是很难得，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现在这样走下去，成为一个真正出色的演员，我想，李安导演，您能够再来检验一次吗?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现在的演技还不是很满意?
　　汤唯：对啊，我觉得这只是刚开始，其实，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只是我表演的一种可能性，而并不是我真正的演技，因为这是这么多人的努力，才呈现出来，加上后期制作，6个月的努力才呈现了2个小时，如果你看到之前的那些，你就会明白，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也是经历了这一番工作才知道，原来电影是这样的，真的好难!而且这部电影每个人真的很用心。
　　人物周刊：你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汤唯：遇到什么看什么。有时候别人推荐了，看这本书很好，我拿起来就看了，前段时间在看《海边的卡夫卡》，最近把《小王子》又看了两遍(大笑)。再有，就是看看南怀瑾。反正逮到什么看什么吧。有时候家里堆得哪里都是，看到哪一本那就是它了。咯咯，再就是每天看看报纸。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这种镁光灯下的生活适应吗?喜欢明星生活的哪一面。又不喜欢哪一面?
　　汤唯：我?我不喜欢明星的生活。可以说吗?也不能说是喜欢或者不喜欢，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种经历，因为你知道生活的每一面都是丰富多彩的，我又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没有试过的，我都想去试一试，如果你要走，你就要好好地去走，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去做吧。我不想半途而废，而且有这么多的人在为我努力，我一定要做好。
　　人物周刊：这样说的话，如果多年以后人们再提起你，你希望大家说什么呢?
　　汤唯：记住我演的角色就行了，其他就不用了，呵呵。这不就是对我最好最好最好的事情了吗?
　　人物周刊：有人说，李安是你生命中的贵人。《色，戒》是你演艺事业的转折点。那么在你的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哪几个转折点?
　　汤唯：转折点?(叹口气)我觉得初中去深圳念书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第二次就是遇到考中戏这个事情，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再就是遇到赖声川老师，当时只有七天，给我们上课，我们排了一出《如梦之梦》，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戏剧，我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那种感觉就是我后来一直一直去追求的；然后一次，就是到李安导演这儿。
　　人物周刊：从赖声川老师那里，你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
　　汤唯：一种感受，一种表演的愉悦吧。
　　人物周刊：外界现在把你跟章子怡对比，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比较?有没有哪个演员的生活。是你心目中最想要的?
　　汤唯：章子怡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觉得她很不容易，一个女孩子能够在好莱坞，能闯出这样一片华人的天地，我想，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像她这样的人、这样的演员越多越好。如果到国外去转一转，真的会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出国，这样听到国外对国内人的一些评价。
　　人物周刊：什么评价?
　　汤唯：比如说，我们的电影正在往上走，但是真的就是靠李安导演，华语的电影能够起来，《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还有《花样年华》，就是这些电影才让外面的世界知道我们中国的电影，我觉得真的很好，越来越好，希望很贪心。
　　人物周刊：有人说汤唯已经成为“章子怡第二”，你觉得呢?
　　汤唯：她很强耶，她那种自信女孩子里我觉得她做得特别的地棒，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啦，我觉得我跟她不是一种类型的演员。“玉娇龙”和“王佳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其实就是我跟她，导演看人很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异某些程度上就代表我跟章子怡的差异。但是我觉得都是好的，这两个都是好的角色。我不太想找差异，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往外走，像余男，我很喜欢她，还有苗圃，我们这几个都是新出来的演员，还有孔维、小宋佳，大家都很棒，嘿嘿。我还知道不少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吗?
　　汤唯：漂亮啊，我相信画过画的人都觉得我的五官长得漂亮。我自己不觉得，但我希望看女孩子能不要只看脸蛋。看脸蛋有一些偏颇，我觉得。会可惜了，如果你只看脸，很多人都一般，但是如果你觉得她们脸长得不好她们就不好吗?不可以吧?
　　人物周刊：那除了脸蛋之外。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优点?
　　汤唯：我的优点?哇，天啊，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说我的优势，那我得好好夸夸自己(大笑)，我喜欢运动啊，不过现在好像运动有点少，有些地方我觉得不一定是优点，我有很多女孩子气。
　　人物周刊：优点不能说你就说缺点吧?
　　汤唯：缺点一大箩筐，太好玩了，好奇心太强了，有时候会比较固执。有时候我妈也会说我，很固执。(又长叹)缺点?为什么叹气啊你?
　　
　　2004年12月25日，在印度洋海啸中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本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倡导分担别人的困难。让自己更快乐。旨在向有心灵心理创伤和疾患的青少年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向在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中遭受创伤的人士提供尽可能的人道援助。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爱。李连杰这样说。今年年底他参演的《投名状》上映，又是一部打打杀杀的片子，但在现实中，他至为慈悲。
　　
　　身体力行地将善证明给世界看。
　　——谢晓
　　
　　张梓琳　鲜靓之魅
　　
　　12月1日晚上，第57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在三亚“美丽之冠”闪亮登场。各国身材火辣的佳丽在台上争妍斗艳，最终有“小章子怡”之称的中国小姐张梓琳脱颖而出，荣获世界小姐桂冠。
　　23岁的张梓琳曾是北京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体育特长生，她坦言，长达12年的跨栏和三级跳远田径生涯让她始终无法忘怀，是体育磨练了她的意志。除了田径外，张梓琳平时还经常和朋友们游泳。
　　“美不仅仅是外表，还要表现出用一颗爱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张梓琳还是位富有爱心的女性，在11月下旬北京举行的“有目的的美”慈善活动中，她献出了驰名中外的景德镇陶瓷，并通过慈善拍卖筹集善款，在中国贫困山区建立乡村医疗所。
　　
　　中国，体育特长，靓女。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有谁比她更适合当2007年世界小姐?
　　——谢晓
　　
　　余男　蛰伏之魅
　　
　　
　　作为观众票选出来的冠军，陈楚生的夺冠，表明广大电视观众和喜爱音乐的人，拥有主动为自己所喜爱和支持的歌手投票的热情和动力。和“超女”一样，“快男”一度成为2007年的流行词汇。
　　最重要的是，民谣风格的陈楚生和其他或擅长劲歌热舞、或熟悉西洋歌曲的“快乐男声”们一起，给广大喜爱流行音乐的人，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声音，让中国流行乐坛可以听、值得听的男性嗓子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断层后丰富起来。
　　
　　他用歌声及时地给喧嚣浮躁的世界泼了一盆凉水。
　　——谢晓
　　
　　白岩松　坚守之魅
　　
　　十四年前，白岩松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到了中央电视台干兼职，那时候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刚创办，标志着这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进入新一轮的改革之中。既然是改革，就需要新的主持风格和话语风格，所以，当时的摇滚青年白岩松走上了荧幕，并且再也没有离开。
　　十四年间，中央电视台呼应着社会的节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红的节目换了好多茬，当时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东方时空》似乎失去了原来的锐气，很多到央视寻找梦想的人来了又走，但白岩松一直在。在中央电视台那些重要的时刻，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按照他自己的话，他一直都是“主流中的另类”，并且一直保持着愤怒，保持着表达的锐气。
　　在体制内的坚持，有时候容易让人感觉到消耗和无奈，但正是这样一批人的坚持，让我们对于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电视行业的改革怀有希望。 　　在特殊的框架和体制内，他是另一种职业典范，循规蹈矩但依然维持着个性和尊严。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张扬自己，表现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张力。总觉得他还可以表现得更好。
　　——杨玲麟
　　
　　昊思　通透之魅
　　
　　吴思是顶通透的人。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发明和借用了一系列词汇，用以解读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计算，他对于历史的逻辑的冰冷揭示，影响了许多人阅读历史的方式和视野。
　　但这样一个通透的人，在现实中，却没有让质疑和批评伤害了行动的勇气。在十七大前夕，他主编的《炎黄春秋》因一系列谈及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话题备受关注。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吴思不仅是个冷静、淡泊的历史学家，更是敏感、热情的社会观察家。
　　用冰凉的方式看透历史，却勇于投入当下，这就是吴思的通透。
　　
　　他的《潜规则》和他参与主编的《炎黄春秋》一样精彩。民主确实不是坏东西，但和厚黑学息息相关的社会以及官场的潜规则是历史学者的底蕴。社会学者的洞察，新闻编辑的敏锐，加上那一代人曾经的盲目和虔诚。以及之后的忏悔和感悟，我们随时能够从吴思的文字里，感受到无法言传的厚重。
　　——杨玲麟
　　
　　胡一虎　矫健之魅
　　
　　在节目现场，胡一虎总是大声说“谢谢电视机前的全球华人”，他努力提醒我们，凤凰是一个跨越狭隘地理观念的电视台，更是一个沟通全世界华人的桥梁。而他自己，也是两岸三地传媒人的一个典范——他来自台湾，供职于香港媒体，却常常出现在内地的节目现场。
　　胡一虎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敏捷，无论是在《凤凰全球连线》《纵横中国》还是现在的《一虎一席谈》，他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而《一虎一席谈》在2007年的火热，让我们看到，一虎的机智敏捷固然是节目的重要卖点，但节目本身对于当下热点问题的敏捷和把握，也同样值得赞赏。
　　
　　他是两岸三地华人媒体的“追梦人”，和凤凰结缘。让他的梦逐渐成为现实，很多人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帅气，而是因为他对理想的执着，以及背后的持之以恒和厚积薄发。
　　——杨玲麟
　　
　　曾子墨　光亮之魅
　　
　　
　　2007年6月那场席卷全国的“黑砖窑风暴”，因其让人刺痛和震惊的程度，至今仍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该风暴史无前例地让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分别作出批示，开辟了从上而下彻底调查的权力通道。
　　正是这场风暴，让主政山西不到两年的省长于幼军公开向全社会作出道歉检讨，这在中国政坛极为罕见。
　　与李金华、潘岳等高官强力掀起“审计风暴”、“环评风暴”不同的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推手，竟然是几位普通记者和百姓，是他们由下而上的不懈努力，终将这场肮脏、丑恶大白于天下。
　　在这个群体中，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首席记者付振中，一位39岁、略显沉默和儒雅的中原汉子功不可没。
　　
　　“就是想帮家长找孩子”
　　时间退到7个月前那个炎热的夏季。5月9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新闻热线接到一位走失孩子的家长的求助电话，家长希望通过电视台来帮助找到自己的孩子。
　　“应该说，这是大量新闻线索中非常普通的一条，对很多记者来说，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付振中说，“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从中看到了家长的焦灼，我决定帮帮他们。”
　　那时的付振中想不到，这样偶然的一个决定，让他在之后的一个多月走了许多许多的路，见到那么多肝肠寸断的家长和遭受苦难的孩子。
　　当然，这个决定，也在他的记者生涯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付振中先是和打电话求助的两位家长见了面，这两位家长生怕付振中不相信，还带着三个被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哭诉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绑架后，卖到山西的黑窑场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如果真如这些孩子的描述，这和世界历史上那条恶名昭彰的、从非洲到美洲贩卖黑人奴隶的道路何其相似!它竟然存在于今时今日的河南与山西之间吗?我不敢相信。”付振中说，为了验证这些说法，同时，更是为了帮这两位家长找到孩子，他决定去山西走一趟。
　　向单位领导请示后，当天下午，付振中和他的同事樊旗、宋新伟带着两位家长柴伟、张彦峰还有一个被解救的孩子，挤进一辆普通的采访车，奔向山西。
　　
　　记录罪恶
　　在山西，他们没有暴露身份，夹杂在几位家长中间，用的是暗访的方式——如果公开记者的身份，怕是“连窑厂都进不去”。
　　第一天，他们和家长们去了临川县的崇文窑场。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发现未成年窑工，但通过走访当地群众，他们得知，就在几天前，有一批孩子被转移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运城市。
　　付振中和几位家长临时改变行动方案，直接去了黑窑场相对集中的运城临猗县。在诸多的黑砖窑中，老岳窑场最有名气，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且有打手把门，外人很难进入。扮作家长的付振中和打手一阵软磨硬泡，得以进入窑场，一名赤脚光背的窑工映入他的眼帘。
　　这名窑工正步履维艰地拉着装满砖坯的车子，很卖力，肩上的皮带深深勒进肉中，但车子却不停地在原地打转，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重量。
　　“他偶尔会抬起头，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一张未满18岁的稚嫩面孔，在这张面孔上写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麻木、呆滞和茫然。”付振中说，“还有一名窑工干活稍慢了一点，旁边的工头操起几块砖头就朝他的头上砸去。”
　　后来，老羊等家长们解释才得知，新窑工都是在这样的“训斥”下，慢慢变得 顺从和麻木的。
　　在这家砖窑厂，付振中还注意到了一个满脸是伤、没有门牙的湖北窑工。通过交谈，他得知，这个窑工的牙是被工头打掉的，因为工头嫌他动作慢。
　　接下来，利用偷拍机，他们捕捉到了更多的细节：赢弱的身躯，满身的伤痕，痴呆的眼神，猪狗不如的伙食，脏乱不堪的地铺……
　　在临猗县，付振中和几位家长寻访了几十家砖窑场，但始终不见他们要寻找的孩子的踪迹。第二天，冒着38度的高温，他们一行几人驱车来到了因生产泥瓦而闻名全国的万荣县通化镇，眼前的情景更让人触目惊心——这里大大小小的窑场足足有一百多家，烈日下，十几个小孩干着连成年人都不愿干甚至干不动的体力活。和此前见到的未成年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最小的孩子只有8岁，大的也不过13岁。
　　付振中曾经问那个8岁的孩子家在哪里，但孩子不回答，只是一块接一块地传递着土坯，那双稚嫩的手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幼小的身躯因承受不住砖坯的重量而左右晃动，纯净的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无奈……
　　在永济市尚信窑场解救河南少年朱广辉时，付振中和家长们了解到一个更为惊人的细节：半个月前朱广辉被当地劳动部门从一家窑场解救出来后，又被一个尚姓监察队员倒卖到尚信窑场，黑心的监察队员还把解救他时补发的三百块钱的路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黑砖窑风暴”
　　5月14日，付振中连夜从山西赶回郑州，经过5天的精心制作，19日，《罪恶的黑人之路》系列节目开始与观众见面。
　　节目一经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播出三天，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求助的家长达到了上千名。
　　为了便于家长从播出的节目中寻找线索，都市频道除了不停地把记者拍摄到的孩子的画面循环播放以外，还把播过的节目上传到互联网上。
　　一些家长直接从电视和网上的画面中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紧接着，付振中又两赴山西，制作了21期节目，从5月19日一直播放到6月11日。
　　就在付振中紧张地为众多孩子家长呼吁的同时，一些网络、报纸、电视的同行们也开始介入进来。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短短几天，该帖子点击率就超过几十万。
　　6月7日，山西当地官方媒体《山西晚报》刊发了关于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报道——“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该文章还配有31名奴工惨状的照片。
　　6月11日，“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
　　14日，胡锦涛、温家宝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分别对黑砖窑事件作出批示。
　　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
　　这次会议上，山西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作了检查。
　　“黑砖窑风暴”愈刮愈烈……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在6月份媒体密集报道黑砖窑对其穷追猛打的时候，付振中却没有再继续跟进——他成为了各大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做新闻做成了新闻人物”。
　　那一段时间，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接待记者，一到办公室就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所包围，“至少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
　　
　　但付振中依然谦虚和低调——“山西黑砖窑事件报道引起轰动，离不开都市频道领导高度重视，频道监委会和报道部领导都十分重视，时时关注事态发展，把解救孩子作为第一大事。黑砖窑事件的轰动和网络媒体的无私支持，以及全国各大媒体的积极跟进密不可分，所有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在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中功不可没。”
　　付振中很少和人提他自己从业十年的经历，或许在他看来，这不足以为外人道。可事实是，整整10年，他一直奔跑在新闻的第一线，对人命运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始终是他报道的主题。
　　现在，早已是频道内首席记者的付振中依然保持着对新闻的高度敏感——“黑砖窑事件过去不久，就继续按部就班工作了”——每天看国内外新闻，浏览各类新闻杂志，看同行们都在怎么做新闻。
　　“看得多了，报道得多了，你就会觉得作为记者，自己其实很渺小。就这件事来说，我只是做了记者该做的份内事，又恰巧把事情做成了，如此而已。”付振中说，一脸的真诚。
　　
　　没有他，我们无法知道“黑砖窑”的来龙去脉，他的出现，使得新闻从业人员再一次获得社会多数人的肃然起敬。因为有了他，我们多了一个职业道德的坐标。冒着生命危险的新闻记者，未必就在加沙或者伊拉克，也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很多角落里。
　　
　　——杨玲麟
　　
　　艾未未　创造之魅
　　很多事情和他有关。他和2008年奥运会的主场馆有关，他是中方顾问。他和一些书有关，1994年的《黑皮书》和之后的《白皮书》、《灰皮书》，已成为记录上世纪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每天都有大艺术馆和基金会的人、作家、摄影师和导演拜访他，“他们连长城都不去，就来这儿，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
　　他是2007年卡塞尔艺术展上最出风头的艺术家，带领1001个中国人，飞到格林童话的故乡卡塞尔，轻松地完成了一次时空转换的观念行为，并命名为“童话”，这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最重磅的作品。
　　
　　西方来了！西方人来了！这次，在西方，1000名中国人来了，领头的人是艾未未和他的络腮胡子。
　　——陈丹青
　　
　　刘震云　从容之魅
　　
　　“小人物，大命运”是他作品的一贯基调，这个信奉凡人无小事的草根作家，直面人生的庸常琐碎，透过日常生活的碎片呈现小人物的喜怒悲欢。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从《手机》到本年度的《我叫刘跃进》，他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写作水准赢得了业内外的赞叹和致敬。在打通了自己与世界的通道之后，写作于他，从容无碍。
　　与著名电影导演联手合作，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和空间，但他坚称，自己首先是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是最愉快的，不写的时候才是最累的。”
　　
　　文学是上两个世纪的伟大记忆。当今影像时代，敏感的作家能不能像刘震云那要再走一步，将文字叙述与影像链接？
　　——陈丹青
　　
　　王敏　奇想之魅
　　
　　这位有着清华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双硕士学位的女设计师，本来可以在国外过上很优越的生活，但国家游泳馆的建设让她重新回到祖国。经历了与中、澳伙伴的磨合、碰撞、彼此激发，经历了许多个彻夜奋战的夜晚，今天，一个外观犹如晶莹的蓝色水泡的立方体建筑，已经矗立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2008年。她参与设计的水立方，将和鸟巢一起，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建筑。
　　新世纪，在北京落成的几座庞然大物中，我们在水立方设计者名单中——可能是最简洁而摩登的一座——读到中国人的名字：王敏。
　　——陈　彤
　　
　　张晓刚　深邃之魅
　　
　　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中国艺术家之一，张晓刚可以折射出中国二十多年新艺术发展的历程。1980年代，张晓刚的画风还带有表现主义倾向，之后转向超现实主义风格。一直到1993年以前，他始终在几种不同风格之间切换。很偶然的，他被家藏的旧照片触动，开始创作著名的《大家庭》系列作品。
　　在现代艺术空前火热的今天，张晓刚被市场赋予了更多的标签意义，他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屡屡创出天价，并创下了健在的亚洲画家拍卖价位的最高纪录。
　　他的不可取代的独特技法和主题，不单是在昭示个人的私密体验，也唤醒了中国人对某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
　　
　　以当代西方能够阅读的方式，张晓刚排列出红色年代的中国脸谱：而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价位，使这排脸谱引发收藏的热情。
　　——陈　彤
　　《纽约时报》称他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全世界的音乐中心和歌剧院，都曾安排他的个人作品专卖音乐会或上演他的歌剧，其中上演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名作《狂人日记》和《夜宴》。
　　2007年，他的歌剧《李白》先在美国，很快又在中国上演，令久闻其大名的中国观众得以欣赏到他的作品的魅力。
　　他直率和坦诚的个性，与他的艺术才华一样魅力四射，他说，我还远远没有触及到自己的边界，“我的野心是越写越好!”
　　中国主题?实验音乐?开放的世界乐坛在郭文景那里听到自信而生猛的回应——但愿鲁迅与李白也能在场聆听。
　　——陈　彤
　　作为记者，他会花几个月时间啃完《费马大定理》，然后在北京的桑拿天里全天候贴身采访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他信奉不计成本写作；
　　作为编辑，在到处是文化秀的北京城，他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办了两年的杂志型图书《读库》，已经网住了全国几万名“老实的读书人”的心。他摒除那些google上一搜搜是上百万条的人，谢绝华而不实拈手即得的文字。在这个多少有点飘飘的时代，他努力打捞和保留一些平实而动人的片断，向人们表明：什么是有价值的。
　　当今时代的媒体人与出版人，本该多有独行侠。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意识到张立宪与他的《读库》是独立出版的先行者。
　　——陈　彤
　　
　　赵文量和“无名画会”纯粹之魅——一个永远边缘的群体　　彭　苏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 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比星星画会更 早，存在时间也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们与“文革”艺术背道而驰，反对将艺 术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倡导“为 艺术而艺术”。
多年来，这群艺术家默默地作画，很 少参与公开的艺术活动。直至今日，人们 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尽管2007年 初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名画会”巡展， 但他们的故事，似乎仍然遮蔽在历史深处， 他们的光芒，很难穿透这个热衷于以排行 榜身价来确认价值的时代。
　　
　　“玉渊潭画派” 1958～1973
　　
　　2007年12月5日，北京方庄某小区， 赵文量和杨雨澍以往的住所
　　“咯噔”一声，电灯亮了。刺眼的强光， 瞬间照亮无窗的客厅。在这套长时间无人 居住的老式结构的两居室里，蓦然造访的 主人和客人，甚至骤然亮起的灯光，显得 非常突兀。
　　门后的月历牌，边边角角泛黄，上边 的时间停滞在2006年8月。椅子背后的 铁架上，画框层层叠叠。屋内整整齐齐摆 满了他们的油画。
　　“我们买画框就跟上毒瘾似的，有钱 就买。”赵文量声音苍老。长久以来，他 被外界公认为“无名画会”的发起者、“玉 渊潭画派”的核心人物。
　　“这可没办法。”说话憨而闷的，是杨 雨澍。60多岁的人了，灯下一张倔倔的脸。
　　自打50年代相识起，两人相伴至今。
　　客房的灯亮了以后，杨雨澍赶紧熄掉 厅里的灯。赵文量两个女儿的接济，和为 几个外国友人画画肖像，是他俩晚年生活 的主要经济来源。
　　客厅里尽是画。“你不知道，2001年 那会儿，这儿暖气爆裂，好些画都毁了。” 赵文量双眉深蹙。
　　主卧里还是画。仅有的家具：两张单 人床，一高一矮，一北一西。
　　3年前，赵文量终日躺在那张略高的 床上。长年作画落下的颈椎病，让他几乎 全身瘫痪。
　　“我那会儿真想死哦，可就连吞安眠 药都没可能。他就守在旁边。”他瞅了一 眼近在咫尺的杨雨澍。
　　杨雨澍迅即眼睑下垂，缄默不语。适 才，他何等迫切，“我这一生可以说，全 都献给艺术了。没有结婚，没有家。除了画， 就是他了。我能走到今天跟赵文量是分不 开的。”
　　“来来来，快坐这儿，我给你们沏茶 去。”一回到现在的住地——朋友为他们 在方庄租的一套三居室，杨雨澍就进里屋 找画册，赵文量忙着倒水。
　　水从饮水机里潺潺而出，加上大厅里 的彩电，就算这屋的现代化了。其余，全 是过去过去的画，过去的人，过去的回忆。
　　追溯“玉渊潭画派”，要从1958年， 赵文量第一次到钓鱼台写生说起。当时， 钓鱼台位于北京西边，又称玉渊潭。
　　20世纪80年代后，玉渊潭成了公同， 公园里的著名景观是“八一湖”，其东面 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钓鱼台宾馆。而在此前， 钓鱼台作为郊外一处游览场所，游人稀少， 景色荒芜。
　　“文革”前，赵文量有段日子天 天上那儿画画，“那儿有河湾，河湾 前有柳树，后边有槐树。”
　　赵文量画于1956年的处女作《大 树麦田》，保存至今。
　　那会儿，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社 劳青”：没有学校，没有工作。初中 毕业后，随父进京。父亲是石油部的 一名俄文翻译，家在黄寺附近的石油 部职工宿舍。19岁，而对考官，放出 大话一句，“我看现在的画作千篇一 律!”从此，中央美院的大门朝他紧 闭。
　　赵文量与杨雨澍的邂逅，始于熙 化美术补习学校。“1959年，我到学 校学习绘画。他比我早一年到，他15 岁，我22岁。”赵文量若有所思。
　　“那天，我在画室画人像，他的 脸就贴在窗户上看。我瞧他一直站在 外面，就招手让他进来。他挺不好意 思的，跑开了。”
　　后来，杨雨澍告诉他，他早知道 学校有个叫赵文量的人，油画画得极好。 “在他眼里，我成了一个高级人物。”赵文 量笑道。
　　直到1961年夏天，杨雨澍的同学“麻 脸”找到了他，问他还记不记得杨雨澍， 想不想到杨家坐坐。
　　“那时候，我家地方小，经常在张达 安家画画。他是‘玉渊潭画派’早期的中 坚分子。他的老师黄养辉师从徐悲鸿。他 擅长素描，性格傲慢，不易接近。”
　　杨雨澍的家，原来在珠市大街翠花胡 同。挺破一小院，挺窄一小屋。
　　父亲早没了。他，妹妹，一个奶奶， 全靠他当小学老师的母亲苦苦支撑。为了 分担家务，杨雨澍放弃了美术学校的学习， 去白虎涧采石场当工人。
　　“他那会儿正闹肚子，个儿高，人看 起来很瘦，眼神像受了挫折。”
　　杨雨澍向赵文量敞开心扉：因为出身 不好，他从小饱受歧视，“就连他长相好点，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杨雨澍14岁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因 家庭问题不能如愿。当地一片警指着他鼻 子吼道，画笔绝不能掌握在你这号人手中， 你这辈子休想。
　　“我拍案而起，一气之下对他说，以 后我来教你。”提起这回事，赵文量至今 怒气冲冲。
　　
　　“片警冲我们直嚷嚷”
　　
　　1962年。杨雨澍跟着赵文量进了北 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
　　“家里真待不住了，一个社会青年没 被分配，成天画些不革命、非主流的题材， 是很容易受街道委员会‘关照’的。”
　　他们不敢在家里画画，而是选择偏远 的地方写生。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感到来 自身后和暗处，那一双双无孔不入的眼睛， “监视、询问，是邻居和街道干部给我们 的家常便饭。”
　　他们在那所艺术学校，“每天对着冷 冰冰的石膏像，不知所以。”
　　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从那里带 走了“无名画会”的另一骨干——石振宇， “他16岁，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硕大的眼 镜。”
　　赵文量持重，张达安孤傲，杨雨澍抑 郁，而石振宇的佻达，调和着这个小圈子 的沉重。
　　石振宇的天赋在漫画。“尖刻至极， 极尽丑化之能事，常把画中人给惹急了， 想用漫画形式还击他吧，又恨自己画不过 他。”
　　1963年7月14日到28日，是石振 宇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们一群人第 一次到三堡集体写生，共待了19天。我 经历了从刚开始随便画一点，到真 正把一生都交托给绘画的过程。”
　　那次写生，也是赵文量真正 面对大自然，放纵画笔的一次深度 体验。
　　转眼1964。国家经济刚刚恢 复，但空气很快又紧张起来。他们 不知道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只是苦恼着没有地方画画。
　　“这一年，他们3人在我家画 画。那时我父亲没了工作，给人看 洗衣房。家里并不大，4个人挤在 一起画。一天，我们在自家小花园 前画人像，我侄女扮成苏联小姑娘， 白衣蓝裙，胸前飘着红领巾。这时， 片警来了，冲我们直嚷嚷，不让画。 这里不许随便来人。我27了，心 知肚明，这是人家警告咱呢，人家 早注意上了，咱不能继续在这儿画 了。”
　　只好向郊外转移——钓鱼台， 八达岭，十三陵，偶尔什刹海。
　　
　　遇罗克说，“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此画作 完后，发生恐怖血腥的‘红八日’，我自 此停画45天，到十月二日，重新拿起画笔， 此画在手提箱中存放了近十年。”
　　这是写在《八月十八日》这幅画背面 的寥寥数语。这幅21.3×18.2cm的油画， 是赵文量在长陵外宫墙画的。彼时，全国 一片“红色海洋”——天安门广场“庆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 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接见红 卫兵小将。
　　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远离“赤 流中心”，一头扎进十三陵水库。
　　在他笔下，《八月十八日》是一派盎 然绿意——一株株树木，郁郁葱葱。
　　那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写生。
　　“在红色恐怖中，我们停止了绘画。”
　　紧接着，“破四旧”运动来了。
　　“我朋友欧阳英从东北回京探亲。我 们托他把画运走。”赵文量说到这里，杨 雨澍的腿微微颤抖。
　　“装了一柳条包，两百来斤。石振宇 挺瘦，背着大包很吃力。一到北京站情况 就不妙，红卫兵盘问他，你那是什么东西?”
　　北京站二楼，到处张贴着触目惊心的 黑体字：“格骂”、“格打”、“格杀”，每个 乘客必须接受盘查。检查的人敲着棍子挨 个儿问，“什么出身?”
　　“轮到欧阳英，打开箱子，里面的小 画片流了出来。我全身发软，一身冷汗。 正在这时，有人跑过来喊，出事啦，出事 啦。一帮红卫兵跑了过去，我们这才逃 过一劫。”说着，杨雨澍不由自主站起身， 来回踱起了步。
　　“我看《辛德勒名单》时，就想起那 一幕，我流着泪看完了电影。”杨雨澍说。
　　“八·一八”过后，杨雨澍的家被抄。 红卫兵抄累了，坐在一旁歇息，他蹲在地 上，暗自庆幸他的画早转移了。
　　为安全起见，他们自制了小画箱，从 此养成了画小画的习惯。后来，小画箱在 “无名画会”成员中推广，所有人都使用 过它。“我们至今还在使用。”赵文量说。
　　那年，10月2日，他们3人决定， 最后合画一幅画。“那天天空非常蓝，不 像现在灰灰的。卧佛寺的路两边种着白腊 树和丁香树，秋天使人格外美好，我们正 画着，突然背后传出一个声音，你们还在
　　画画?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赵文量转过身，原来是遇罗克和他弟 弟。“他们是杨雨澍的朋友。”
　　两年后，遇罗克因《出身论》被捕入 狱。其间，石振宇分到了工厂，张达安去 了通县农场。参加挖运河后，赵杨两人找 到了工作。两年后，赵失业，而绘画，仍 在暗中进行。
　　
　　“玉渊潭画派”1974－1979
　　2007年12月7日下午，北京京沈 公路口某别墅区，郑子燕、韦海的家
　　
　　第二代
　　韦海家院子里，秋千孤零零地在风中 摇曳。
韦海的妻子，郑子燕，“玉渊潭画派” 另一名画家，展示了韦海的最新作品—— 《忍》。
　　画面中，裸着身体的男子，于明暗中 分裂，没有五官的脸，让人感受到强烈的 痛苦。
　　早年间，韦海大声疾呼：艺术不是享 受快乐的，而是享受痛苦的。
　　画是他将笔绑在拇指与食指间完成 的。2001年，POEMS综合症袭来，先是脚， 后是手，渐渐地，韦海变得有气无力。
　　现在，特制轮椅勉强支撑起瘫软的身 体，他正努力地点击网页。片刻，他抬起头， 咧开嘴笑了：“我的脑子还没有问题。”
　　“玉渊潭是一个中心点。离张伟家比 较近。赵文量带着杨雨澍、石振宇，常去 玉渊潭写生。不知什么时候，几拨人就这 么撞上了，相互引荐，共同学画，形成了 一个小团体，一去就十多个人，闹啊，游 泳啊，画画啊。再后来，我们汇合了二十 多人，‘玉渊潭画派’就这样被人传开了。”
　　“这事得感谢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 件’，如果林彪没有摔死，就没有1972年， 中国整个政治形势的松动。这是一个挺重 要的坎，老画家开始复苏了，张伟、马克 鲁等大量知青返城了，这才有了‘玉渊潭 画派’的扩充，直到后来的‘无名画会’。”
　　杨雨澍在自家客厅里，逐条分析。
　　2006年7月23日，策展人高名潞把
　　两代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
　　赵文量总结说：“1974年，我们在玉 渊潭画画认识张伟之后，不到一年，张伟 带着马克鲁到石振宇那里，这样，我们都 认识了。然后就认识了韦海、郑子燕他们。 1974年是‘无名画会’的大汇合，也是玉 渊潭画派的大汇合。”
　　“玉渊潭面派”第二代画家当初人来 人往，出出进进。在赵等人看来，比较固定， 也比较出彩的有：郑子燕、她的弟弟郑子 钢、韦海、张伟、史习习、马克鲁、王爱和、 李珊、刘是、邵小钢、田淑英等人。
　　
　　“集体犯罪感”
　　
　　1967年，赵文量搬进什刹海东煤厂5 号。“9年间，家里再没来过人。”再有人来， 已经是1976年。
　　马克鲁回忆说，“我记忆中上个世纪 70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 了，那是真正的张狂，每一个地方不过十 几平米，最小的就是赵文量的家，满屋子 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冬天安 装了炉子，便没了地方。人来人往，不计 其数，真是个奇迹。
　　“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 渴了喝水，饿了下面。又继续清谈，常常 到半夜，还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还没 倒，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电话，也不时 兴事先约定，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 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的技巧到理 论的探讨，常常会有激烈的辩论。”
　　“策展人高名潞为我们总结了一个词： 集体犯罪感。”郑子燕笑眯眯的。
　　她记得赵文量很少参与年轻人的辩 论，他更爱画画，或者为别人指导画画。
　　那时，赵文量已历经种种坎坷：失业， 妻子离去，独自抚养女儿。他喜欢这些比 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愿意听他们差遣， “赵文量，今天到我家来一下。”
　　“最滑稽的是石振宇，一会儿从眼镜 片上面看人，一会儿从眼镜片下面看人， 很能活跃气氛。杨雨澍像个大孩子，常常 手里拿本书，引经据典，观点偏激，和石 振宇争得面红耳赤。”
　　这样“集体犯罪”的生活，更多集中 在史习习家——文化部宿舍203号大院。
　　“他和张伟家楼下都有公共电话，大 伙就靠这两部电话联络呢。”
　　郑子燕的父亲郑野夫是著名版画家， 解放后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母亲与史 习习的父亲同在一个单位。
　　“习习的父亲是文化部领导，浩劫中 受到了非人待遇，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极大 的阴影。”
　　“文革”开始时，203号大院的图书 馆不停地往大卡车上装名著，要运往造纸 厂化纸浆。习习和子钢从图书馆的天窗钻 进去，“抢救”出不少 好书。
　　这些书自然成了 大伙儿聚会时共享的 精神滋养品。
　　与远赴黑龙江的 子钢相比，习习瘦小 文弱，急了还口吃。 他很挑剔自己，“常把 不满意的作品烧掉， 有时外出写生，画完 后，就把作品直接扔 到湖里。”
　　史习习死后，仅 留下一幅作品。
　　那时大家都喜欢 上他家，因为他一个 人住，没有家长管着， 大家可以肆意张狂。
　　说起张狂，高 名潞认为这群艺术家 中，韦海“脑中有反 骨”。
　　“韦海的父亲是 个优秀的专业画家。 他头顶光环长大，所以一向自视甚高，一 遇挫折就倍受打击。”郑子燕聊起了韦海。
　　第一次考中央美院，因为家庭有海外 关系，政审未能通过；1976年，他的一幅 《红嘴唇》，引起了中央美院两派学生激烈 争论，差点动起手来。结果，他被老师轰 了出去。
　　“1977年，中央美院恢复高考，我陪 他一起报名。老师都不瞧他的作品，就说， 韦海，我知道你，我们美院不要你。”
　　三次打击后，韦海与正统艺术彻底 决裂。苦闷中，他迷上了萨特的《存在与 虚无》。在玉渊潭写生时，他会脱掉衣服， 指着湖边的柳树喊：
　　“如果没有我，这棵树，这片风景， 有何意义?”现在，韦海躺在轮椅上，再 度精疲力竭。
　　这群人中，张伟是“少爷脾气”，任 性率真。他最怕见到韦海，因为韦海神通 广大，总能看到内部电影。看完后，火速 骑车到张家，迫不及待地拉开张伟捂住耳 朵的双手，把剧情详详细细复述给他。
　　“直到一天，张伟带来一个漂亮腼腆 的小女生。”这名小女生，就是李珊，日 后成了张伟的妻子。
　　“马克鲁曾经追过王爱和。”王爱和， 肤白眼圆，幼儿园老师，外表温柔，大伙 管她叫“大白兔子”。
　　“其实她内心像匹小狼一样强悍。”
　　恢复高考，她闷不作声地考入社科院。 毕业后，为了考托福，她在家备战一个月，
　　家人要她去打油，打油回来，发现功课落 下了，她操起油瓶就朝墙壁狠狠砸去。
　　马克鲁画画时，整个人经常被一种 情绪左右，身体颤动，笔触跳跃，一会儿 挥舞画笔“啪啪啪”，一会儿又陷入沉思。 这种状态，被称为“著名的马克鲁激情”。
　　刘是是马克鲁的同事，在食品公司工 作时，听马克鲁神侃“玉渊潭画派”半年 多了，垂涎欲滴。
　　“我们都叫他小耗子。不仅因为他个 小，他更爱见人说好话。”
　　他常溜到别人身后，一脸谄媚，你画 得真好呀。结果，招至的往往是一顿白眼。
　　“我那时可是真心的，我真把你们看 成神仙似的人物。”若干年后，刘是很是 委屈。
　　颇为有趣，他当时的女友，田淑英， 每次看他画画，十分无聊。于是，她也拿 起了画笔，画着画着，她就成为“玉渊潭 画派”中的一员。
　　
　　“无名画会”诞生了
　　1975年春，画家们在张伟家——福 馁境大楼，秘密组织了一次地下画展。每 人拿着自己的作品，分别从福馁境大楼三 个不同的门进入，有限的观众是他们最熟 识的一些朋友。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画展。毫无疑问， 所有展品的风格和技巧，迥异于当时意识 形态主导的主流艺术，赵文量的《神鸟》、 杨雨澍的《中山公园雨》、马克鲁的《雨 中的街道》、李珊的《佳佳》等，风格各异。
　　暮色降临，在那个18平米的空间， 韦海唱起《我的太阳》，另一人则颇有深 意地低吟，“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 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 来呵，给你自由……”
　　为大伙儿把门的是张伟的母亲，一个 教俄文的老太太，那天晚上，她也加入了 年轻人的行列，唱起了俄罗斯民歌。
　　1979年春，“玉渊潭画派”画家们汇 聚在赵文量家，等他回来讲述北京美协书 记刘迅接见他的情况。
　　“刘迅希望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大 家一听，先是惊讶，后是乐开了花。
　　刘迅对他说，“我在监狱里就听说了， 有一批年轻人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艺 术。所以，我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找到你 们搞画展。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你们 做展览，哪怕坐牢，也要给你们办展览。”
　　开画展得给这个非学院派的小组起个 名啊。石振宇提议叫“戈多画会”，取自 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韦海大声 反对，说某某画派会有一个同定标准，而 当初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这 个团体像个乌托邦，能自由自在画画，没 有任何约束。
　　赵文量发话了，“任何名字也代表不 了我们。就叫‘无名画会’吧。以无标准 为标准。”
　　“无名画会展”的场地在画舫斋。参 展作品接受北京美协审查时，赵文量的《十 年成痞》、杨雨澍的《我》、石振宇的《自己》 被认为“画中人物傲慢张狂”，张伟的《装 卸工》更因为“题材敏感，对现实有批判 性”，被美协坚决撤下。
　　赵文量找到刘迅。刘迅冲着美协负责 审查的人喊了起来；“‘文革’中别人在画 画，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指 手画脚?”
　　对方无话可说，勉强同意。
　　据说，经过这场风波，1981年第二 次“无名画会展”时，张伟和李珊没再参展。
　　“第一次画展前，成员之间就疏于来 往了。”赵文量点到为止。
　　
　　“文革”中边缘，“文革”后依然边缘
　　2007年12月6日下午，北京南十 里居，高名潞住宅。
　　“‘玉渊潭画派’第一代画家与第二代 画家，对艺术的追求上，存在着价值观的 不同。赵文量他们倡导的是‘艺术应该是 宝贵生命的一部分’，李珊他们则认为，‘艺 术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著名艺术 批评家、策展人高名潞说。
　　正是他，写了一本厚重的《“无名”： 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从学术上肯定了 “无名画会”，将这个长时间自生自灭的艺 术群体从湮没无闻中抢救出来。这无疑是 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
　　1993年，高名潞在美国哈佛大学遇 到了在历史系读博的王爱和。她将他带到 自己在波士顿的家，从箱子里取出保存多 年的幻灯片，那里有她的作品，还有若干 张无名时代的老照片。
　　“我看后，很感动，有才气，有真情。” 高名潞说。
　　马克鲁80年代末定居美国纽约。一次， 他的“著名激情”再次喷发，驾车去波士 顿看望王爱和。王爱和和先生推着婴儿车， 请他在哈佛广场的露天饭馆吃了顿饭。
　　回家的路上，王爱和对他说，她决不 认同外界把“无名画会”视为印象派风格。
　　“马克鲁晚年不幸。”北京通县工作室 里，李珊神色凝重。
　　去年春节，他惟一的儿子自杀了，“那 孩子是个优秀的艺术家，有抑郁症。”
　　儿子死后，等待马克鲁的，是妻子的 崩溃。他变卖了北京的房子，劝说妻子握 起画笔，慢慢将悲伤转移。
　　1986年，李珊和张伟结婚6年后， 张伟去了美国。“我申请5次，5次拒签。”
　　最后她放弃出国，也放弃了这段婚姻。 “我们还有来往，我和他女朋友关系很好。”
　　“张伟可以做情人，做朋友，不一定 适合做丈夫。”说着，她递过相架，相片上， 她亲昵地搂着一个男子，“这是我现在的 丈夫，很有魅力吧，比我小，是我主动的。”
　　也许，这群画家属她最潇洒，打过若 干份工，一度停过画画，后来又重新拿起 画笔。喜欢开快车，玩雪橇，养名犬。
　　80年代，石振 宇转向工业设计，现 为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至于“小耗子”刘是，曾紧跟赵文量学画， 最终也放弃了，现在除了拍广告，还帮前 妻田淑英出画册。
　　80年代是杨雨澍最不愿提及的年代， “人们放弃理想了，注重金钱了。”
　　他和赵文量曾试图融入社会，北京市 妇联安排他们在其属下的杂志社做美编， 一个月后，他们都觉得“不是这个笼子里 的鸟”。
　　东煤厂5号的房子被收走后，他们搬 进了杨雨澍在方庄的家。据朋友说，有段 时间，他们感到外界太冷酷，觉得“人就 像狼一样可怕”，终日把自己锁在屋里。
　　“杨雨澍年轻时，也爱美食，讲究衣 服皮鞋样式。日本的‘东洋魔女’到中国 打排球，他连夸人家身材好，眉飞色舞。”
　　郑子燕一边给韦海夹菜一边说这是一 个悲剧：过去给杨雨澍烙下了太深的印痕。
　　“可我们不都有各自的悲剧?”韦海 艰难地将食物喂进自己口中。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无名’总是 不在时尚之中，它永远处于边缘：‘文革’ 中它是边缘，‘文革’后仍是边缘，在全 球艺术市场火热的今天，它还是边缘。” 高名潞说，边缘才是前卫艺术的真正品质。
　　“在市场化的今天，大家呼唤纯艺术 的复兴。可是复兴不易，这样‘无名’就 要被重新提起。”
　　赵文量对记者说，“我们从没想过要 做主流，也就无所谓边缘。今天的生活， 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不认为这是悲剧。”
　　
　　易建联　鹰扬之魅　　王　博
　　
　　在球员大巴上，雄鹿队的主教练克里 斯托维雅克操着极不熟练的中文对易建联 说“你好”，可是易建联随即就用熟练的 英文对克里斯托维雅克说：“what’s up(英 语打招呼的寒暄语)。”
　　来美国没多久，6号新秀已经在NBA 的赛场上牢牢站稳了脚跟，并且迅速融入 到密尔沃基的生活之中。
　　
　　语言不成问题
　　在说起易建联面对的一些问 题时，克里斯托维雅克第一个说 的总会是“language barrier”(语言 障碍)。可对于易建联来说，这已 经不是个问题。尽管雄鹿为易建联 配了一个翻译，但是现在易建联 训练、比赛，甚至接受采访，需 要翻译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
　　说到易建联的英语，采访雄 鹿队多年的《哨兵报》的老记者加 德纳开始一通狂赞。“Pretty good,” 加德纳说：“我每次采访他，都 感觉他的英语变得更好。姚明来 NBA第一年的时候我还采访过他， 那时候他回答问题还不怎么会说 英语。易现在的水平可比他强。”
　　语言过关了，易建联已经可 以和队友们打成一片。以前训练 的时候，易建联不怎么说话，一 个劲苦练。现在，他和队友的交 流多了。和火箭队交锋之前，在 更衣室里，易建联和梅森就开起 了斯托雷的玩笑。梅森问易建联， “crazy用中文怎么说。”易建联笑 着说：“疯狂。”过了一会，斯托雷 跑过来问记者“疯狂是什么意思?”记者 告诉他是“crazy”的意思，斯托雷朝着 天花板“嗷嗷”喊了几声，逗得易建联和 队友咧嘴直笑。
　　对于自己的英语，易建联说：“当然 还需要加强，但是关于篮球场上的东西基 本上都可以听得懂了。虽然各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文化，但是篮球运动本身就是国际 语言。”
　　“他的英语还行，但是跟篮球相关的 东西，他理解得非常清楚，”克里斯托维 雅克说：“很多新秀往往不知道干些什么， 但是他非常清楚。他非常聪明，他学东西 非常快。犯错误对于新秀来说很正常，但 是他很少犯一样的错误。”
　　
　　刻苦练习是关键
　　8月29日和雄鹿在香港的签约发布 会上，就有记者问易建联：“去NBA后最 大的优势是什么?”“勤奋训练。”易建联 想了想之后说。“不是投篮么?”“投篮也 要练啊!”易建联接着说。勤奋训练，易 建联说到做到。也正因为勤奋，大家在赛 季刚开始，就看到了光彩照人的易建联。
　　以前在广东宏远打CBA的时候，易 建联每次训练后都会加练投篮，现在他还 保留了这样的习惯。雄鹿一般在全队训练 的前后都有投篮的练习，而在训练结束后， 队员们一般也都会留下来练一段时间的投 篮。基本上，在每次的训练中，易建联都 是最后一个走进更衣室洗澡。
　　除了投篮，易建联在自身的弱项力量 训练上同样积极。他是10月份才和球队 会合的，但是他的力量训练次数却紧随鲁 芬之后。
　　球队要求易建联每个月至少练上10 次力量训练，易建联的次数远不止于此。 雄鹿一般是在全队训练之前做力量练习， 易建联也是最早几个来到训练馆练力量的 人。
　　新秀站稳脚跟的秘诀是什么?“我觉 得是全力以赴吧。作为一个新秀，没什么 负担，上场就得全力以赴。”易建联说。
　　
　　心态稳定“守”住位置
　　中国的球迷总是为易建联着急，着急 他一两场比赛没有打好，着急他命中率降 低，更着急替补大前锋维拉纽瓦一旦表现 好就威胁了易建联的位置。易建 联自己的心态却非常稳定，他踏 踏实实地用防守和努力，捍卫了 自己的位置和上场时间。
　　相比他出色的中投技术， 易建联现在表现最为闪亮的却是 他的防守。易建联知道自己该做 些什么，他说：“我觉得作为一 个新秀还是要做好防守，做好自 己该做的事情，用防守来保证 上场时间。”9.8分、5.5个篮板， 易建联这两项数据在新秀榜上都 位居前列。
　　来NBA的第一个月，易建 联和老鹰队的霍福德是东部最佳 新秀的最有力争夺者。虽然易建 联最后遗憾地未能拿到首月最佳 新秀，但是他一点都不失望，他 说，“我不会(失望)，因为我现 在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帮助球队 取得胜利。”
　　易建联也有状态下滑的时 候，他并不着急。“这种情况赛 季前就有预料到过，正常的状态 起伏吧。还有这么多比赛，现在 着急还不急死了。”
　　“希望通过比赛来积累一些经验吧， 也希望自己里外都能兼得。主要通过训练 来琢磨怎么把握好空切和突破的时机，提 高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吧。后面两个月客场 比赛也会比较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 战，希望我们能朝着自己的目标，一场一 场去打吧。”易建联坚定地说。
　　
　　刘翔　追风之魅
　　
　　从2004年奥运夺金之后，刘翔到底上过多少次 领奖台，估计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2007年8月31日，日本大阪世锦赛男子110米 栏决赛，他以12秒95的成绩夺冠，成为集世界纪录、 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于一身的男子110米栏大满 贯得主。这是今年他登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领奖台。
　　国人对他的期待永远都是不够的。明年的奥运 会，他的一举一动、一得一失，都会有亿万的眼睛在 盯着。而他在被问到对明年奥运会有何展望时，回答 却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想的就是，随便混混。”
　　在习惯了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千篇一律后，刘 翔的洒脱和个性不禁让人拍手叫好。
　　
　　谭雪　剑舞之魅
　　
　　谭雪就是国际佩剑界的海宁。2007年，海宁卷 走10站WTA赛事冠军，并将网坛年度第一收入囊中。 谭雪同样拿下了5个世界杯分站赛，同样在个人积分
　　2008年8月，两位2007年的一姐，都会来到北京。 不同之处在于，海宁曾在雅典登顶，是卫冕冠军，而 谭雪，则是卫冕……不，她是亚军。
　　“保证训练、抓成绩仍然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 的目标是奥运会，是金牌，因此，无论商业价值是多 是少，都是次要的。”一位官员说。这或许便是她和 海宁的又一大不同了，尽管网球和击剑，都因其悠久 的历史而在西方备受追捧。
　　并未“职业化”的谭雪，未来商业前景并不明朗， 当然，对于明年夏天而言，“职业化”与否或许根本 不重要。
　　小时因为崇拜佐罗练上了击剑，2002年一战成名， 2004年失之交臂，2007年居高临下，这位1984年出 生的十七大最年轻党代表，中国首位世界最佳女子佩 剑运动员，似乎只剩下了这个“终极目标”。
　　
　　王皓　成长之魅
　　
　　2004年8月23日，王皓2比4不敌柳承敏，失掉了雅典奥运 会乒乓球男单的金牌；之前，他和孔令辉的搭档刚刚失去了男双的 冠军。而2005年的世界杯比赛中，他在决赛中不敌波尔，再次失 掉男单冠军。“千年老二”的讽刺声就此滔滔不绝，有一名乒乓球 界的元老在观看比赛时甚至说道：“我真想上去抽他，把他打醒。”
　　一直被认为性格内向、太过老实的他说过：“其实我小时候特 淘气，父母就拿我当女孩儿养，希望我能更稳一点。”而在奥运决 赛失利后，教练刘国梁对他说：“王皓，是男人就要自己去面对这 些问题，这样的挫折只有你自己去扛起来，才能真正好转起来!”
　　俱往矣。今年的王皓终于摘掉“千年老二”的帽子，不但拿到 了世界杯单打冠军，还先后拿到四次公开赛单打冠军，坐稳了男单 世界头号选手的宝座，也成了中国男乒的核心人物。
　　“只是我不喜欢把表情总写在脸上，那样的男人也太没味道了， 一眼就被看透了。”王皓说。
　　一个像女孩的男孩长大成为男人了。
　　
　　潘晓婷　优雅之魅
　　
　　尽管被国内球迷尊称为“九球天后”，但已经练习台球达 十年之久的潘晓婷一直用国际赛场新丁的身份来看待自己。
2007年是潘晓婷参加巡回赛的第二个年度，她取得了明 显进步，在WPBA巡回赛中表现出色，一举赢得大湖经典赛 冠军和世界锦标赛冠军，这两项荣誉和其它排名赛佳绩让她 的年终世界排名由去年的第13位飙升至目前的第3位，仅落 后于艾莉森·费雪和韩国的金佳映。我们有理由期待2008年， 潘晓婷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这位善于经营自己的25岁女孩，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 生代女运动员的未来。她们拥有天赋并知道怎么好好利用它， 她们刻苦训练却又不放弃赛场外的精彩；长年的海外训练比 赛经历，培养了她们的国际观和成熟的人生观，她们不仅知
　　
　　赵玉芬　风骨之魅
　　
　　在2007年3月的两会上，中国科学 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工系教授赵玉芬联合 其他10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 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
　　议案指出：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 PX项目存在泄漏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 人口面临危险，必须紧急叫停项目并迁址。
　　该议案成为今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 案，它的提出者赵玉芬女士也一度成为今 年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然后在6月1日 之后，她再也没接受过媒体采访，从公众 的视野中消失了。
　　记者曾试图联系采访这位厦门市民心 目中的英雄人物，但她委婉而坚决地拒绝 了。
　　这不是她第一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 点，上一次还是在1991年，她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院士。 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生命有机磷化 学、生物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和生命 起源。
　　从1988年开始，她连续四届被选为 全国政协委员，并且是全国青联副主席。
　　她祖籍河南淇县，生在汉口，却在台 湾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直到23岁时负笈 美国之前，她都在台湾度过。
　　在赵玉芬教授的履历中，清华大学是 关键词：她的本科就读于台湾新竹的清华 大学，1988年到2000年却在北京的清华 大学任教。
　　她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拿到博士 学位，并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 这个学校有一个著名的中国人——诺贝尔 奖获得者杨振宁，正是这个著名中国人的 一次演讲改变了赵玉芬的人生轨迹。
　　1972年，杨振宁来大陆访问，回到 美国后，在学校做报告，据赵玉芬的回忆， 来了几千人，很多人都只能在会场旁的教 室里看电视。当时所有的台湾留学生都到 了，正是这次报告激起了赵玉芬回大陆看 一看的念头。
　　此后，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在美的 台湾留学生一再感受到祖国的力量。周培 源、钱伟长、钱人元等著名科学家也组团 赴美慰问台湾留学生，其中一站就设在石 溪分校。
　　1978年，她参加了一个小规模的参 观团访问大陆。随后，已经在磷化学领域 崭露头角的赵玉芬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选择：应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老所长柳大纲 盛情相邀，决定到该所工作。
　　她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和高 薪工作，当时已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丈夫也 随她一起回国。
　　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国内给予她的 条件也是最好的，普通的研究人员的工 资是100元，赵玉芬能拿300元，住的 条件也要好得多。此后，赵玉芬先后在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厦门大 学任教。
　　她的学生们从不认为赵老师属于“女 强人”之列，他们说她心地善良，作风民 主，且身上有着一种矛盾的和谐统一：学 术思想上的西方开放性和文化取向上的东 方传统。
　　如果没有厦门的PX事件，赵玉芬在 化学界和台胞界有着大体不错的声望。阴 差阳错之下，这位低调的化学家成为厦门 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
　　早在2006年11月底，赵玉芬、田中 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6位 院士联名写信给厦门市领导，力陈PX项 目不可在厦门投产。此时企业还处于建厂 房的时期，尚未投产，这时候搬迁企业的 损失不会很大。
　　12月上旬，赵玉芬直接分别给福建 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黄小晶去信反映， 提议将PX项目迁出厦门，但还在该省范 围内重新选址，由省政府负责协调税收等 问题。
　　在反复争取无法取得积极回应后，赵 院士选择履行自己政协委员的职责，在全 国政协会议上力邀104名政协委员共同提 案反对厦门投产PX项目。
　　在赵玉芬院士和厦门普通市民的共同 努力下，PX项目得以缓建。6月7日厦 门市政府宣布，海沧PX项目的建设与否， 将根据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的结论进行决 策。决策后将严格按照规划环评的要求， 认真做好落实。
　　国家环保总局也重新介入了此事。
　　就在本刊“2007中国魅力榜”即将 推出之际，在厦门海沧南部地区环评座谈 会上，超过半数的代表表示反对政府弱化 海沧新市区的定位，以石化产业为主导发 展海沧南部工业区。
　　十年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苏珊 ·桑塔格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 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说，“一 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 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2007，赵玉芬院士正是这样的人。
　　居住在鼓浪屿的专栏作家连岳评价 她：“从赵玉芬院士身上，我们看到了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气脉的延续。”
　　
　　张鸣　牛虻之魅
　　
　　五十岁，应该是 一个知天命的年龄了， 对一位潜心研究中国历 史、深谙政治运行之道 的政治学教授来说，尤 应该如此。可张鸣不， 2007年，他炮声隆隆。
　　他高分贝批评顶 头上司，说高校“衙门 化、黑社会化”，他一 如既往地疾呼教师权利在哪里?学生的权利在哪里?家乐 福踩死人事件、孕妇死亡事件、本科评估造假……大事基 本不漏，拍砖基本不累。当然，历史还是他喜欢和擅长的， 嬉笑怒骂，隔山打牛，皆成文章。
　　因为炮火猛烈，他甚至还被一份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砖 家”之一，他喜欢这个称号。他说：这年头，当“砖家” 是有风险的，“砖家”，往往被人当成大头，傻，可是，没 人做傻子，欺负人的人、这个世界的不平事，就会越来越多。 是谓风骨。
　　
　　张五常　狂傲之魅
　　
　　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每一次“姓社姓资”、“向左向右”的 大讨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也一次次给中国的市场改革开出 药方，药方涉及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方面面。
　　1981年，张五常就曾预言中国将放弃大锅饭转向市场经济， 很多人难以置信；1983年，他又说中国改革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历史证明他是对的。而且类似这样的“巧合”还有不少。也许我 们可以说，他的“预见”和“判断”不总是对，但却不得不承认， 这些“惊人之语”自有独特之处。
　　2007年，这位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 71岁老人，又为中国改革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张思之　良心之魅
　　
　　在早年的岁月被时代强加的命运所误之后，近二十多年 来，张思之先生以引人注目和独具艰辛的工作，成为“中国律 师界的荣耀和良心”。
　　张先生坎坷的命运一如这个时代的苦难。右派身份的政 治压力和劳改营的艰苦生活，把他的善良和正直磨炼得更加纯 净。他坚持理想的价值，不计现实的利害，为公正辩护，为弱 者辩护，为无辜、但“必输”的官司辩护。这类辩护给他赢得 了“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奇迹般的声誉。他被称为中国的人 权律师。“当代汉语贡献奖”赞扬他为“异端的辩护”发出了“黄 金般的辩词”。
　　同时，张先生也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公共 知识分子。他的阅历、品格和意志，亦被广为传颂。而今，张先 生以八十高龄，仍然保持不变的激情，为他选择的价值忘我工作。
　　
　　展江　耿介之魅　　吴虹飞
　　
　　有些人认为中国新闻立法时机不成熟，我认为恰恰相反。长期积累矛 盾而不揭发，才更可怕
　　下过冬天的第一场雪，北京的气温已 降到了零下五度。晚上十点，西三环的车流 已渐疏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校园有些冷 清，夜归的学生低着头行色匆匆，办公楼下 的保安裹着军大衣一边呵气一边搓手。
　　展江的办公室。灯火初上。
　　“要喝什么自己拿。”屋子的主人斜背 着包进门，从柜子高处翻出纸杯和咖啡。 这位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新闻与传播系 主任，在外地开了几天会，早晨返京，上 完了一天的课，刚刚回到散落着书籍和文 案的办公桌前，旋开随身的大茶壶呷了两 口。他想着就在办公室过夜算了。
　　“外界对我们这个专业有十二个字的 评价：‘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 我是牢记这十二个字的。不那么保守，但 也谈不上激进；不那么浅薄，当然离渊博 还很远；不那么自鸣得意，跟他们多少有 点相反而已。在这个保守的专业里，我是 说话比较放肆的，所以就只能呆在小地 方。”展江耸耸肩。
　　
　　“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
　　“除了偶尔看看英超，没有什么消遣， 经常在办公室过夜，一有时间就校译稿， 领导来了也不回头。”谈起自己的生活， 展江自嘲“枯燥无聊”。
　　翻看展江的履历，钳工学徒、海军一 兵、图书馆管理员、地方日报文艺副刊编 辑、大龄研究生、新闻学者、系主任、翻 译者、公共事务热心人、媒体走向评论人、 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身 份如同电影镜头一样轮转。
　　再定神细看，当兵的时候学英语，在 图书馆工作期间准备自考，做日报采编期 间准备考研……展江的路径与许多同龄人 相比，算不得艰辛，谈不上不幸，却十足 迂回，似乎一直都在“不务正业”，又“不 务正业”得踏实非常，毅力惊人。
　　即便现在，在许多同行眼里，展江 依然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名誉，更多 来自他独立和主持翻译的众多西方新闻典 籍和教材，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 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 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 集》等等，而不是原创的学术著作。
　　这种“不务正业”非但不讨巧，而 且实在吃力不讨好：翻译的著作不能作为 评选职称的成果，不能赢得学术地位，即 便单从经济上考量也只能领稿费不能抽版 税。展江清晰地记得，当他拿着自己的第 一部译著去拜访前辈老教授时，对方好言 相劝：“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翻译来翻 译去终归是人家的东西……”
　　展江的态度却也鲜明：“虚心接受， 坚决不从”，因为：“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 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的 新闻业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业还不甚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 著作，自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你要是做过翻译就会知道，简直是 要连命都搭进去。”展江转身对着电脑， 作弓着身子翻原著资料左右开工状。此言 不虚，社科院美国所的老所长，著名的翻 译家董乐山，便南于太过劳心劳力而辞世。 但这在展江看来，非但不是前车之鉴，反 而是大力推崇的楷模。
　　更何况，他有腰伤，因为三级伤残光 荣退伍。有个比较极致的例子，展江组织 翻译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新 闻报道与写作》，翻译工作耗时两年多， 联系好的出版社责任编辑换了五任，期间， 原著从第八版改编为第九版，翻译小组愣 是不依不饶地与之相对应，更改了二十多 万字。如果从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量，这 事非但不经济，简直有点“傻”，连展江 的海外学者朋友也纷纷劝阻他，翻译这本 书“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我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只是一介 武夫、江北土著。行为鲁莽，不懂为人处 世之道。”展江这样概括自己的性格。然 而作为学者的展江，从博士毕业到升教授 并担当系主任职位，只用了五年。“纯属 偶然”，展江笑着自我总结：“我基本就是 一条‘漏网之鱼’。”
　　因为容易被人利用，引起无谓争论， 他放弃了从部队便开始积累的新闻与战争 关系的研究。“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 者。”展江说，“做事情，有时候要少想作 用不作用，有没有作用不是短时间内能看 出来的。觉得对的就去做，只要做就一定 是有效果的，只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部队九年
　　出身于扬州的一个中层干部家庭， 1976年，19岁的展江在一家工厂做钳工学 徒。这时，哥哥已经下乡，妹妹希望能留在 城市，摆在展江面前最好的出路便是当兵。
　　遂加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一支海 军，驻扎在茫茫东海中的一个小岛，远离 人群，连听收音机也不被允许，这样的生 活被告知要持续十五年，而命运在第二年 就与他开了一个玩笑：恢复高考。
　　背石头、造房子、巡逻、站岗、当会 计、看管保险柜……相比身体的辛劳、生 活的单调，青春的反复虚掷、才华的无处 归依，比无边的海更加幽暗，更加令人绝 望。就读部队院校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79年，最晚80年便能入学，但展江放弃了， 他要的是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不愿将就， 不惜搭上时间的筹码，生生把九年的军旅 生涯，写成了一段退伍申请史。
　　入伍前，展江得到过一本薄冰的《英 语语法手册》，花两三个月手抄了一份，带 进了连队。但最初的两届高考都没把英语纳 入考核范围，与此同时，展江多次提出复员， 他不想在部队呆到超过当时参加地方高考 的年龄上限——25岁，但都被否决了。
　　所在部队的团政委看重展江的英语， 请他为自己的儿子补习功课，这一补习， “糊里糊涂”补出个新闻干事的职位。新 闻干事可以接触到新华社的影印资料，展 江于是订阅了外刊资料的军事部分，并挑 选其中篇章翻译成中文，投稿给《解放军 报》。据说，当时军报之外的投稿作者只 有两人，一个供职于某司令部，另一个就 是展江。一年十多篇稿子，帮东海舰队摘 掉了“新闻光头”的帽子，按照当时在军 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立一次三等功的规定， 展江军功卓著，但这一切对于他实现复员 愿望越发无益。
　　1984年，展江背石头受伤的腰椎旧 疾复发，住了大半年院仍不能痊愈。此时 部队恰有一批复员名额，于是以“不愿因 为伤病给部队造成负担”为由再次要求复 员。这次竟然成功了!
　　九年从戎，结局令人哑然失笑。离开部 队，回到家乡，28岁的展江拿回的是一张三 等伤残军人证明。超过了高考年龄，近三十 却不能而立，求学之路漫漫，看不到尽头。
　　
　　摘掉新闻领域法制盲区的帽子
　　在《扬州日报》做了三年副刊编辑和 三年广告业务后，1990年，已经成家、出 入有车接送的展江决定考研。
　　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读 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药可救。”可 展江就是一心一意往“歧途”里钻，先考 上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再读博士。住三 人间的宿舍，最小的同学比他小十二岁。 吃食堂，骑脚踏车上课，从前的同事来北 京看望他后，撇撇嘴直说“让我来都不来。”
　　博士毕业，展江放弃了留人大执教， 落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的抉择有些无 奈却不含糊：“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要来北 京，当时人大只给一间筒子楼，没法生活， 这里起码给我一套二十几平米的房子。”
　　十几年笔耕，让展江赢得了越来越多 渴望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坚守新闻伦 理精神的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的赞誉。展 江自己形容为这是“书呆子气”使然：
　　“我之所以对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如此 看重，是因为对当下中国这个转型社会里 效率提升、公平缺失的现状仍有所寄望， 希望通过它的发展来帮助公民社会成长， 同时抑制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滥用。做 学问的人的书呆子气，就是在这里。”
　　谈及当下媒体，展江表示“不乐观”， 并认为传统的人治和“官家的市场经济”正 胁迫传媒趋向“双重封建化”，“值得警惕”。
　　对认为值得警惕的东西，展江的方式 是：批评。“批评在当下中国是最有效的 表达方式，我是能批评的一定批评。你挑 战一个事情，如果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 对决策层也必然有所触动。体现到制度层 面需要时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更长， 但总是看得到希望。”
　　展江举了个律师朋友为了诸如“列车 餐车不能开发票”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 频频起诉铁道部又屡屡败诉的例子，“法院 判决你败诉，但补充一句，列车餐车以后 必须开具发票，你说这实际上是败诉吗?”
　　从2001年开始，展江每年都组织海 内外学者，协同新闻界人士，举办新闻监 督研讨会，讨论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困境和 自身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 道，在他认为是：法制。
　　“中国不应该没有新闻法，有些人认 为中国新闻立法时机不成熟，我认为恰恰 相反。长期积累矛盾而不揭发，才是更可 怕的。系统的制度建设需要时间，而媒 体监督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降低社会成 本，让我们能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 正视问题，同时也解决一些问题。”
　　他马上要出版一本书，是他对二十 个国家新闻监督的研究成果，他在转型国 家中找到许多新闻监督推动社会转型的先 例，“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新闻的公信力 甚至能超过法院”。
　　谈到未了的心愿，展江脱口而出：“下 一个五年立法计划即将制定，我一定要把 新闻法的立法建议提出来。摘掉新闻领域 法制盲区的帽子需要时间，但起码我们应 该付出努力，有努力才有希望。”
　　
　　韩三明　祛魅之魅
　　
　　一个平凡的山西矿工，挖了18年煤，却在2007年成了国际电 影节上名副其实的影帝。他温和地对待别人的粗暴，迟钝却从容； 坚定地对待认定的目标，固执也执著。他的表演没有任何雕琢痕迹， 为世人描画出一段中国滋味十足的平凡人生。
　　他和导演贾樟柯的关系也颇耐寻味：一个挖煤工，一个知名电 影人，又是亲表兄弟，这种反差，同样是当代万花筒般急剧变幻的
　　
　　吴苹　杨武　抗争之魅
　　
　　“钉子户”一词在诞生之初，应该是一个不乏轻蔑和 贬损的称号。而吴苹的出现，刷新了“钉子户”的形象。 以行动相抵抗，一个举着鲜红的宪法文本，面对从全国 和全世界蜂拥而来的记者，熟练自信地引用法律条文， 从容镇定地阐述个人物权，显示了新时期逐渐觉醒的公 民意识，赢得了公众的尊敬。
　　“最牛钉子户”以捍卫个人财产的顽强姿态，把自己 的命运锲入了中国“拆迁史”，也促进了各地政府更加审 慎地对待民众的房屋权，在此以后，中国“钉子户”的 李评无畏之魅
　　“什么最让人痛苦?”“是撒谎，是言不由衷!”
　　李评，这位陕西镇坪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因为在 “虎照门”事件中不愿违心地说假话，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质 疑照片为假，而被网民视为英雄。
　　有人这么写：中国头号打虎英雄现在不是武松，是李评。 感谢镇坪县政府、感谢陕西省林业厅、感谢参与鉴定华南虎 照片的田鼠专家，你们对李评的这一称呼亦有贡献。
　　
　　连岳　笔刀之魅
　　
　　有老婆，有无敌海景。还有自由——这是住在厦门鼓浪屿上的专 栏作家连岳的生活状态。他可以睡到自然醒、去咖啡馆泡上一天、对
　　在厦门“PX项目”环评事件中，悠闲的专栏作家坐不住了，他 选择了自己的战斗方式——以博客和《南方都市报》评论版为战地， 对政府作为、环保、公民意识等议题发表了一篇篇针对性极强的评论。 尤其是他的博客，更被视为厦门民众声音的出声筒，也让他对互联网 时代的公民表达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做好自己的工作，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评论员就是要发出自己 的声音。连岳是慵懒的，但是这一次，他让人们大吃一惊。在他看来， 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呼吸安全洁净的空气而已。
　　
　　孟氏兄弟　意志之魅
　　
　　不是所有的不幸都有惊喜出现，不是所 有的奇迹都有英雄诞生。但当矿工孟宪臣兄 弟从冒塌的地下煤窑意外返回人间时，这个 最初的不幸居然孕育出一个奇迹。
　　生命何其宝贵，130小时，求生，就紧 紧攥在自己手中的小镐头里。一边是官方放 弃救援，一边是他们艰难自救，两相对照， 怎么不发人深醒。
　　
　　孙大午　刚正之魅
　　
　　关注孙大午，一个是他作为企业家遭遇到的具 有标本意味的融资困境，一个是他作为民间思 想者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充满真知灼见 万静波
　　“有些什么手续该办吗?”陷在沙发 深处，孙大午自己也有些迷惑。
　　四年了。2003年的10月底，被羁押 近半年的孙大午终于被地方法院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期四年执行。现在，正是缓刑期满的日子。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 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 办免费的农民技校、不指望赚钱的中学、 极便宜的合作医疗事务；
　　“他深知商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 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他在事业高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 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几乎 一语成谶。”
　　当时的《南方周末》试图以这段概括 性文字，来描述这个有着严肃的道德诉求、 律己甚严的农民企业家的性格和命运。
　　由于他不愿靠向银行送礼甚至是行贿 获取贷款，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 款，但没想到的是律师认为合法的“民间 借贷”行为，却让孙大午坠入了无妄之灾。 他的既获罪又判缓刑，也许是一个双方都 可以接受的妥协。原定“从严从重从速” 的孙大午案，戏剧性地演变为“从宽从轻 再从缓”。他说：我无罪，但我服法。
　　他个性依旧，相比过去也许少了点激 越和悲壮，多了散淡和内敛；除了在公开 场合讲话时慎重了一些，精明强干的企业 家性格、求真人世的思想者气质仍然兼而 存在。
　　也许，还隐隐有些失望。
　　孙志刚的死，换来了不人道的收容遣 返制度的崩塌。对解决民间融资的法律制 度难题，“孙大午案”本来被视为具有标 杆意义。在他之前，“吉林孙大午”沈太 孚因民间融资被枪毙，“湖北孙大午”陈 远豪从2000年起就被羁押；与他同时，“四 川孙大午”肖安宁被重判收监，“山西孙 大午”同样被判三缓四，但企业被廉价拍 卖；在他身后，各地仍有断断续续的新“孙 大午”们，同样在为融资而揪心奔忙，甚 至同样身陷囹圄。历史的演进，看来并非 总是笔直向前。
　　他失去了清白名分，企业几乎被这场 飞来横祸冲垮，创业以来从未亏损过，当 年却陡然损失近两千万。但他说，他已能 做到心态平静。
　　和狱友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发 现，牢房里的犯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冤 枉或被重判的。
　　在监狱里，一个抢劫犯跟他说，他和 同伙早就注意到了孙大午的行踪，包括他 妻子和两个儿子的，但要动手时又都犹豫 了：他给乡亲做了很多善事，他们下不了 手。他说，“我感觉到了暖意、快乐和收获。”
　　作为一个多年关注孙大午的记者，在 我看来，他有两点值得记者追踪记录：一 个是他作为企业家遭遇到的具有标本意味 的融资困境；一个是他作为民间思想者和 农业企业家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视角新颖， 观点独特，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真知灼见。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 学家阿马蒂亚·森有本名作《以自由看 待发展》。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 罗评论本书说：“森阐述了这样一个概 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 长。广义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 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
　　如果说，经济学大师的著作是富于逻 辑性、结构完整的饱满的理论推演，在我 看来，孙大午的思考，则是一个有着敏感 直觉和现实精神的思想者对大师观点的朴 素印证——只有自由增加，才能带来经济 发展。
　　在那些怀疑自由效能的人看来，这些， 也许是罔顾中国复杂现实的“新白南主义” 论调。也许，我们应该对阿马蒂亚·森 其人多一点了解——正由于他对全世界各 地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关怀，他被称为 “经济学的良心”，如下这段概括他学术贡 献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引用：
　　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 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 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 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 的主体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人物周刊：毛泽东的名言，严重的问题在 于教育农民。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三农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而你认为“三农” 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松绑放权。是你标新立 异吗?我看到过文章，经济学家张曙光也 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官员，约束官员 的反市场行为。”
　　孙大午：我的看法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实 质是权力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 以前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 主张撤并机构，“拆庙赶和尚”，现在我建 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不动现行体制， “养庙养和尚”。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2年，最大的 感受就是农村发展受制约太多，形象的说 法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 经过好几个部门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 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 技术监督局来了；技监局走了，卫生防 疫局来了；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了 ……同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机构化验， 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 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 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 ……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 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 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还只 是账面费用，实际交易成本远高于此。
　　作为我们保定养鸡协会的会长，我说 某批鸡运到某县不用检疫，我有北京和省 里的专家做技术服务，但畜牧局的初中生 用肉眼一看就说不行，最后还得他说了算。 专家和高科技不顶用，他的服装肩章顶用。
　　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 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 限制和管制，林林总总的部门法规，都不 同程度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 村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就是农业”的 格局。
　　其实，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 发3个“1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 36条”，其主旨都在于放开搞活。但，同 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格局。
　　因此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乡村创业 促进法”，即用“促进法”这一个大檐帽， 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 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搞多种生产 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靠自 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 利而无一害。
　　人物周刊：你何以对这些部门法有如此强 烈的批评?
　　孙大午：很多部门法规跟我们国家的大 法——《宪法》不相吻合，总书记、国务 院总理他考虑的是全局利益，而这些部门 考虑的是部门利益、部门管制。
　　比如说杀猪，从中国历史t看，哪有 养猪不能杀猪的呢?而我们就搞了个《生 猪屠宰条例》，他让谁杀谁才能杀。理由 也很好：为了防止注水肉。为了防止猪肉 质量不好，就要把它管制起来，以此类推， 是不是也该有个《生鸡屠宰条例》、《生鸭 屠宰条例》，牛屠宰是不是也该有条例呢? 再以此推论下去，岂不全都要垄断起来?
　　这些管理部门，以管理管制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如何让农民搞活。这些部门铁律 又贴上了一个正义的、所谓为老百姓着想 的标签，有很大的隐蔽性、欺骗性。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部门法从立法初衷上 都是错的、没有合理性?有管理的情况下， 农村假酒案、大头婴儿奶粉事件尚且层出 不穷，完全放权会不会更乱?
　　孙大午：不是说这些法律全不好。只是太 超前，跟西方接轨太早，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农村目前还大多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应该先发展，后规范， 等发展起来了，这些部门法也许还用得上。
　　人物周刊：很多管制。表面上是强调管理，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是人为提高市 场准入门槛，造成“权力寻租”。
　　孙大午：是这样，你要过我这个河就要搭 我这个船，就要拿钱买路。
　　人物周刊：你以“松绑放权”作为复杂的“三 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会不会太乐观?作 为企业家，你的想法能代表普通农民吗?
　　孙大午：中央调查组到基层访问时，一般 农民只会说：电费高，税费重，种粮不赚 钱，村霸如何厉害。那么上面会认为：这 还是干部作风问题，是吏治腐败问题。其 实农村的落后，农业的低水平，农民的贫 困，原因都在于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 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 干、不敢干，就是想干也很难干得成。
　　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 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压力， 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越保护越不值钱
　　孙大午在创业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了 不少现行政策、法律的不切实际甚至是荒 唐之处。
　　资金、土地、劳动力是企业生产的三 大要素。孙大午的企业，除了劳动力外， 资金和土地都缺。他的无妄之灾得自融资 困难，土地则是困扰广大农业企业发展的 制度障碍。
　　传统观念认为，我国人多地少，耕地 资源紧缺，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因此要节 约用地，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行 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物以稀为贵，紧缺的资源才宝贵，从 这个角度推论，既然耕地紧缺，租种耕地 的收益就该很高，农民应该抢着承包才对。
　　但农村的现实恰恰相反。
　　大量农村形成空心村，土地大量闲置， 没有人耕种，青壮年农民一般都离乡进城， 剩下来种地的是“386199”部队(即妇女、 儿童和老人)。很多地方的废弃地或荒地 反而比耕地价格高。以大午集团为例，长 期租用的耕地只用付给农民每亩400元 (农民还会很高兴，自己辛苦耕种一年， 最后纯收入也许一亩地还达不到400元)， 而租用废地反而要每亩1500到2000元。
　　这是一个荒谬的现实：国家现在还大 力补贴粮食生产，但受保护的耕地不值钱， 废弃地反而值钱。这是不是反常?
　　人物周刊：为什么耕地越保护反而越不值 钱?
　　孙大午：保护大熊猫是因为它稀少，因为 珍贵。如果保护的东西越保护越不值钱， 保护的意义何在?关键的问题是种粮食不 挣钱，耕地不值钱。
　　人物周刊：种田不赚钱。但还是要控制住 耕地，你怎么看待这种严控耕地面积、保 护粮食生产的做法?
　　孙大午：其实，古往今来都没有缺过粮食。 说李自成造反，农民没有粮食吃，那不是 农民不种地，是农民种不了地，没法种地， 要么兵荒马乱无人敢种地，只好荒着，要 不就是种地收成还不够交税，这都是国家 政策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地少了， 粮食少了。现在全国人口13亿多不缺粮 食，1950年代末才6亿多人口，三年灾害 期间也饿死那么多人。因此不是人多地少 的问题。
　　其次就是粮食流通不畅，限制流通。 现在，东北的粮食运不出来，老是烂在库 里。怎么会缺粮食?
　　再者，世界上的粮食堆积如山，都为 出口发愁。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 那么澳大利亚、加拿大也不卖给 我们吗?非洲也不卖吗?全世界 都不卖吗?要是那样咱们是个什 么国家?
　　人物周刊：你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粮 食供应。你对市场真有这么大信心?
　　孙大午：市场经济下有什么是买不到的? 除了买原子弹有人干涉外，坦克大炮、飞 机军舰导弹都能买。粮食这么不值钱的东 西，怎么会买不到?按说咱们买谁的粮食 咱就是老大，他得给咱送礼，现在买哪样 东西不是这样呢?
　　人物周刊：如这一观点被接受，所谓守住 18亿耕地红线的政策就没必要了。
　　孙大午：国家说人地矛盾非常紧张，浙江 人均才四分地，怎么那么富?日本资源那 么缺乏，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发达?朝 鲜半岛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北韩面积 差不多，环境气候条件也比较接近，南韩 4000多万人口，是北韩的两倍，可北韩没 饭吃，南韩丰衣足食，粮食多得找不到出 口国。只要是民主体制下采取自由贸易政 策的国家地区，哪有缺粮的?
　　对于所谓“粮食安全”问题，经济学 家茅于轼认为：“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 耕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 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害多于利 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 问题已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 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 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 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曾研究过全世界范围内从1974年到1997 年的粮食产量问题。
　　他注意到：不仅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并 没有发生真的下降(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而且人均粮食产量最大的增长是发生在第 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中国、 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的粮食产 量下降，主要是一次普遍性经济危机的反 映(实际上是一次包含了重大的社会、政 治以及经济因素的危机)，而并不特别是 一次“粮食危机”。
　　他的结论是：“当前世界粮食生产并 不存在任何显著危机，当然，粮食生产的 增长速度确实是随时间而变的(在某些气 候不好的年份产量甚至会下降，在一两年 内为那些危言耸听者们提供了一个借口)， 但是粮食产量上升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引自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 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 1版，第208页)
　　去年冬，澳门大学两位教授访问大午 集团，带来了一个消息：在美国纽约市郊 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地，大约有600个农场 正向全世界发售，1000亩地20万美金， 合一亩耕地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他们 建议孙大午成立一个农业跨国公司，到纽 约去购买农场经营。
　　这件事后来没谈成，但给了孙大午很 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人家向世 界招商，等着盼着外围人帮他搞农业生产， 中国还在把粮食立足本国，把土地的使用 权冻结，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不能进行交 易流转，这其实有悖于世界潮流。立足于 本国农业的农业大国思维应该成为历史， 得赶紧转向以工商业立国，工商业才是现 代国家的根本。”
　　
　　他们就是那种大老爷情结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干部李昌平以一封 致朱镕基的万言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 乡党委书记”。从此，久被遮蔽的“三农 问题”进入学界中人的视野，并成为21 世纪初中国社科界的显学之一。
　　中国农村问题该怎么解决?工业化、 城市化是必然的演变路径吗?围绕“该 不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农民的人身流 动权”、“土地该不该私有化(明晰产权)、 进而可以自由流转”、“该不该开放市场、 充分参与国际竞争”等问题，学者间大致 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
　　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美国耶鲁大学 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 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 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 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 扩大，‘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 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 题。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 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 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 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 流动，这当然意味着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 和生活选择。”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认为，农民问题 的核心是基本权利被剥夺。无论是农村的 386199部队现象、农村教育和文化的日益 衰落、基层政权的腐败、农民工讨不着工 资和受歧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农民犯 罪率上升等等，都是这一实质的反映。
　　而另一派学者从“保持稳定”和质疑 “市场化”的角度，批评以上学者的意见。
　　“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 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 解决了，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拿美国 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 想，行吗?”学者温铁军写道。
　　他认为：“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 化地去信那些万金油或灵丹妙药，不妨先 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主流意见认为，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一个包袱，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任务 艰巨。但孙大午不服气，他认为只要国家 给农民一个政策，就像1978年一样，中国 农村一定会迎来第二次腾飞。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数十年创 业于农村的孙大午，亲历了中国农村艰 难变革的全部过程。几十年来和政府各 个主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让他伤透脑 筋——从1985年开始办企业，工商局就 卡猪，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 在还卡粮食。2002年扣了他一车粮食， 一车罚款3000元。那么怎样才不扣呢? 你得给粮食部门交合法的单据费，最高 一年他交了60万元。这就是粮食的改革。 他不理解，粮食都烂在 家里了，为什么不让流 通?
　　他认为核心还在于 政府松开管制，放开市 场，还农民以自主权。
　　人物周刊：为什么有些 学者害怕市场化、害怕 产权明晰，害怕土地流 转和农民的大规模流 动，还美其名曰“保护 农民利益”?
　　孙大午：“保护”是什 么意思?保护就是管 制，保护农民恰恰是对 农民的不尊重。城市早 就出现大资本家了，为 何你们独独反对在农村 出现?小农经济向现代 农业的过渡是必然的， 有些人想方设法抵制资 本，不愿资本下乡，还 希望保持小农经济，这 是反市场、反进步、反 历史潮流的。
　　说名不好听的，他 们就是那种大老爷情 结。“我们现在是新社 会了”，他从这个出发 点考虑——他是青天大 老爷，有能力给你做主，他见识了世界大 多数地方的贫穷，我们不能解放世界，就 解放你，我管着你让你有饭吃，就是这个 想法。不能说他坏，但真是误国误民。他 们目前还可以影响执政者，还会造成一时 的思想混乱。
　　人物周刊：某些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稳 定当头。认为农民一“动”就不好管理。 就会“乱”，用限制流动性来保持社会稳定。
　　孙大午：政治放开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但 经济放开绝不会有问题。物有其主贫富不 争，经济自由不会乱，改革开放初期假冒 伪劣泛滥，但出了什么事呢?农民在历史 上作乱，是由于温饱问题没解决，现在农 民不是没吃的，而是有饭吃但没钱花，中 国农村这么广阔的市场，消费却起不来。
　　亿万个家庭就是亿万个有民事行为能 力的主体，应该相信他们，出了问题有法 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着。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学者的意见完全没道 理吗?比如说在长期的政府管制之后，突 然就放开了，把大群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 推向市场，这种突然的自由，会不会带来 很残酷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资本兼并。 造成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
　　孙大午：1978年土地大承包时，上层也有 你这种担心，土地承包给农民会怎么办? 走资本主义不是穷的穷、富的富吗?会种 地的产量增多，不会种地的地不就荒了 吗?你家有2个壮劳力，就可以把柴油机 拉到地里去，孤儿寡母家谁去帮她弄，地 怎么浇?所以1950年代才改集体化，所 谓互帮互助，集体经济不能放松。结果一 承包，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哪家地不会种， 孤儿寡母家的地也没少打粮食。
　　这些人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浪漫想 法，他认为土地私有了，农民会一时糊涂 或者上当受骗把土地卖了，以后就没饭 吃，就会引起社会混 乱。他不仅替农民着 想，还替农民的儿子、 孙子着想，认为农民 的子子孙孙都要种地。 但他就没想过，每个 人做决策都是理性的， 农民说不定比你还聪 明了，他该打工就打 工，该去讨饭就讨饭， 为什么怕他不能掌握 自己的命运呢。
　　知名企业家黄明 评价孙大午说：我们吃 到了苍蝇就咽下去，只 有你公开拒绝吃下去。
　　孙大午说：我就 想做个愚公，既然不 能选择历史，那我就 服从历史的选择—— 黄河已经到了人海口， 历史已经过了激流险 滩，即将进入世界的 大潮流。
　　今天看来，倡言 公平、立志为弱势农 民群体代言的儒家知 识分子，“大午出了头， 成了大牛”、不愿低眉 做顺民的爽朗个性， 郁结于心不吐不快的对现实的犀利观察， 以及和地方权力部门的长期拉扯，最终汇 成了四年前的那场不自之冤。
　　一直关注孙大午的杜润生老人这样安 慰出事后的他：别以为你掌握了真理，就 可以大声说出来，原来的体制有着强烈的 路径依赖和运转惯性，要学会等待。
　　是的，等待，学会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