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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通过报道框架的选择和语言策略的使用等惯用路径，对中国阅兵的目的、裁军的动机、大陆的抗战史观及阅兵准备活动等进行非议，消解了中国本应当传达的和平信息。
【关键词】华盛顿邮报；报道框架；语言策略；消解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一符号盛宴唤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集体记忆，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全球媒介事件吸引了包括美媒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的目光。然而，当“一个事件，多种叙事”成为对华报道的常态时，美媒对中国这个“他者”的阅兵式的差异化解读甚至弱化呈现再次展现了美媒思维的固化。
无论从报纸的发行量还是行业声誉来看，有“东部精英报纸”之称的《华盛顿邮报》在9月3日由Emily Rauhala撰写的两篇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阅兵的新闻建构。由于囿于熟悉的对华报道框架和媒体的自动价值过滤功能，《华盛顿邮报》虽表面上遵循了“报喜亦报忧”的平衡报道模式，但其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字里行间隐含的映射，遮蔽了目标受众对阅兵的整体性认知。
妄谈中国阅兵的目的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国阅兵的主要叙事框架下，或明或暗地内嵌上其他叙事框架。中国举行阅兵式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华盛顿邮报》也认为阅兵可以增强政治忠诚性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该报臆测阅兵可显示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a man in control）。此外，该报在议题建构时，还将阅兵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联系了起来，从而进一步引导受众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席卷中共党内和解放军高层的反腐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经济略显疲态，中国股市行情急转直下之际，阅兵可以很好地分散公众的注意力（a welcome distraction）且让人民意识到中国至今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叙事框架也暗指中国阅兵的目的并不那么单纯。
在消息来源方面，文章倾向于选择与本土的意识形态或报纸本身立场较为一致的消息源。如果出现了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情况，作者也会尽量进行新闻话语的包装，使之服从于自身所持立场。文章中对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话语的片段式理解，将中国阅兵的目标直指日本，并间接地突出了中美两国的军事对立。其中一篇文章更是用“既炫耀武力又纪念抗战（ part mili-tarism，part memorial）”来形容此次阅兵。给美国读者留下了中国人很好斗，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敌人的印象。
妄评中国裁军的动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这一举动无疑显示了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而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将重心转移到空军和海军发展，加速军事现代化的一步。文章转而提到了中国军费的增长和亚洲国家和世界对中国海岛主权的声索和军事力量的关注，并由此认为阅兵会让中国的邻居投入到美国的怀抱，裁军的举动效果实在有限（a tough sell），甚至认为中国传达的信息有点复杂（complicated）。
文章也引用了习主席的讲话，“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但紧接着作者就评论道，此举不太可能缓解其他国家的紧张的神经（ unlikely to calmnerve outside the country）。不管该评论还是此前对中国裁军动机的臆测其实都是对中国追求和平这一主题的消解。
妄论中国大陆的抗战史观
任何对于世界的摹写都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报道中意识形态的植入已屡见不鲜。被污名化了的“共产主义”一词无疑会唤起西方世界民众内心的恐惧与偏见。而作者却“以党代国”数次使用communist -词代指中国政府，并认为中共肆意歪曲历史（ takes liberties with his-tory），历史观矛盾重重（conflicted），甚至抢了国民党的战功。该文章还揪住了二战题材影片《开罗宣言》公布的海报中毛泽东形象一事不放，刻意突出电影的官方制作背景，以此来佐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美化”和“不可信”。这些语言策略的使用会逐步涵化美国公众对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错误认知，也在客观上解构了大陆传统的抗战史观。
妄议中国阅兵准备活动
作者貌似漫不经心的报道话语却可能有着固定的意义指向，隐含着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语言偏见。如文章指出，经过国有媒体数月的准备，在公共假期期间，娱乐节目让位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仅“国有”（state-controlled）一词就足以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媒体对政府的依附性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另外，涉及阅兵安保的议题时，作者描写了因为严密的安保而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以及为飞行表演而对北京上空飞鸟的驱逐。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符号化的描述看似客观真实，却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也迎合了美国民众对中国“集权（政治不民主）”固有的认知期待。
中国此次阅兵式为了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然而，正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言，“新闻是在其信源素材基础上构建出来版本。它既是一种叙事，也是一种媒体再现，还是一种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正如所有的公共性记录一样，新闻是一种被构建出来的现实。”作者在对中国阅兵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消息来源的选择上肯定被固有的价值观这个“缔造的共识”所宰制，从而通过多重叙事框架、语言策略的使用等方式解构中国这个“他者”意图传达的信息。
【关键词】华盛顿邮报；报道框架；语言策略；消解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一符号盛宴唤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集体记忆，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全球媒介事件吸引了包括美媒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的目光。然而，当“一个事件，多种叙事”成为对华报道的常态时，美媒对中国这个“他者”的阅兵式的差异化解读甚至弱化呈现再次展现了美媒思维的固化。
无论从报纸的发行量还是行业声誉来看，有“东部精英报纸”之称的《华盛顿邮报》在9月3日由Emily Rauhala撰写的两篇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阅兵的新闻建构。由于囿于熟悉的对华报道框架和媒体的自动价值过滤功能，《华盛顿邮报》虽表面上遵循了“报喜亦报忧”的平衡报道模式，但其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字里行间隐含的映射，遮蔽了目标受众对阅兵的整体性认知。
妄谈中国阅兵的目的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国阅兵的主要叙事框架下，或明或暗地内嵌上其他叙事框架。中国举行阅兵式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华盛顿邮报》也认为阅兵可以增强政治忠诚性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该报臆测阅兵可显示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a man in control）。此外，该报在议题建构时，还将阅兵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联系了起来，从而进一步引导受众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席卷中共党内和解放军高层的反腐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经济略显疲态，中国股市行情急转直下之际，阅兵可以很好地分散公众的注意力（a welcome distraction）且让人民意识到中国至今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叙事框架也暗指中国阅兵的目的并不那么单纯。
在消息来源方面，文章倾向于选择与本土的意识形态或报纸本身立场较为一致的消息源。如果出现了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情况，作者也会尽量进行新闻话语的包装，使之服从于自身所持立场。文章中对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话语的片段式理解，将中国阅兵的目标直指日本，并间接地突出了中美两国的军事对立。其中一篇文章更是用“既炫耀武力又纪念抗战（ part mili-tarism，part memorial）”来形容此次阅兵。给美国读者留下了中国人很好斗，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敌人的印象。
妄评中国裁军的动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这一举动无疑显示了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而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将重心转移到空军和海军发展，加速军事现代化的一步。文章转而提到了中国军费的增长和亚洲国家和世界对中国海岛主权的声索和军事力量的关注，并由此认为阅兵会让中国的邻居投入到美国的怀抱，裁军的举动效果实在有限（a tough sell），甚至认为中国传达的信息有点复杂（complicated）。
文章也引用了习主席的讲话，“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但紧接着作者就评论道，此举不太可能缓解其他国家的紧张的神经（ unlikely to calmnerve outside the country）。不管该评论还是此前对中国裁军动机的臆测其实都是对中国追求和平这一主题的消解。
妄论中国大陆的抗战史观
任何对于世界的摹写都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报道中意识形态的植入已屡见不鲜。被污名化了的“共产主义”一词无疑会唤起西方世界民众内心的恐惧与偏见。而作者却“以党代国”数次使用communist -词代指中国政府，并认为中共肆意歪曲历史（ takes liberties with his-tory），历史观矛盾重重（conflicted），甚至抢了国民党的战功。该文章还揪住了二战题材影片《开罗宣言》公布的海报中毛泽东形象一事不放，刻意突出电影的官方制作背景，以此来佐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美化”和“不可信”。这些语言策略的使用会逐步涵化美国公众对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错误认知，也在客观上解构了大陆传统的抗战史观。
妄议中国阅兵准备活动
作者貌似漫不经心的报道话语却可能有着固定的意义指向，隐含着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语言偏见。如文章指出，经过国有媒体数月的准备，在公共假期期间，娱乐节目让位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仅“国有”（state-controlled）一词就足以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媒体对政府的依附性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另外，涉及阅兵安保的议题时，作者描写了因为严密的安保而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以及为飞行表演而对北京上空飞鸟的驱逐。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符号化的描述看似客观真实，却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也迎合了美国民众对中国“集权（政治不民主）”固有的认知期待。
中国此次阅兵式为了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然而，正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言，“新闻是在其信源素材基础上构建出来版本。它既是一种叙事，也是一种媒体再现，还是一种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正如所有的公共性记录一样，新闻是一种被构建出来的现实。”作者在对中国阅兵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消息来源的选择上肯定被固有的价值观这个“缔造的共识”所宰制，从而通过多重叙事框架、语言策略的使用等方式解构中国这个“他者”意图传达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