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民政府”这个带有一定民间性的名称是怎么提出和确立的？据笔者查索，未见有关介绍。为此，笔者翻阅了相关文献，在此作点整理探略，就教于方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先后有过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但都不是人民政府。国民党政府虽也叫国民政府，但正如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所指出的，国民政府只是“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有其名无其实。我们共产党人则要“循名责实”。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建立过党领导的政府。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二者都是民主政府，但在表述上没有使用“人民政府”的名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对于国民党“搜刮政府”而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帮忙政府”。但未用“人民政府”的名称。那么，“人民政府”的提法在有关资料中是否出现过呢？
谢觉哉在1944年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前日即1944年2月27日。当天的日记记录：“边区宪政促进会在交际处召开座谈会，到四五十人，至晚七时才散。”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报道称：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二十七日假边府交际处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各界出席者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林主席、李副主席、吴玉章、续范亭、徐特立、谢觉哉……吴满有、乌兰夫、周扬、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乔木、蒋南翔等五十余人。会议自上午十一时开始，直至夜晚八时始散，发言者共达十九人，因时间已晚，尚有多人未及发表意见。……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接着，劳动英雄吴满有微笑发言，他首先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吴满有提出一个要求和一个建议，他说：“一个要求，不要封锁边区，让我们的报纸发出去，叫全国大家都看看，咱边区怎样实行民主的，我们的办法对不对，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提意见。一个建议给蒋委员长，请他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最后吴满有说：“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先吃饱饭，现在后方有好些地方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那叫啥民主？那就不叫民主。……最后乔木同志提议：延安宪政促进会应将今天各个人的意见，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代表的意见，以便将来发表，当经全场一致同意，座谈会遂圆满结束。”解放日报的这则约占头版1/3版面的报道以最长的篇幅引述了吴满有的发言，从一个农民的口中道出了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的发言朴实而又含蓄，引起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注意并被永久地记录在日记中。这是“人民政府”名称的首次表达。
那么，吴满有发言中提到“人民的政府”和谢觉哉日记中记录的“人民政府”在含义上讲是不是一致的呢？笔者认为不论从语法上讲还是从实体上讲并无二致。即使如此，有人也许从概念权威性的角度对“人民政府”的名称是由吴满有首先提出的说法能否成立表示疑义。但是，来自人民大众或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某一名称具有权威和生命力的真正源泉。
毛泽东首次提出“人民政府”是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他接着又说：“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制就铜质“华北人民政府之印”一枚启用。当选为政府委员和司法部长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就职会上我讲话：人民政府——以前没有过，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只有无产阶级当政的苏联，才叫他的政府为人民委员会。少数人不是人民，多数人才是人民。”华北人民政府在政权名称表述里首次加上了“人民”二字。至此，人民政府的名称及其实体跃然纸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后各级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
综上，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人民政府”的名称最早是在延安时期，由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首先提出的，时间是在1944年2月27日。由毛泽东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最后真正成为现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梅 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先后有过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但都不是人民政府。国民党政府虽也叫国民政府，但正如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所指出的，国民政府只是“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有其名无其实。我们共产党人则要“循名责实”。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建立过党领导的政府。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二者都是民主政府，但在表述上没有使用“人民政府”的名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对于国民党“搜刮政府”而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帮忙政府”。但未用“人民政府”的名称。那么，“人民政府”的提法在有关资料中是否出现过呢？
谢觉哉在1944年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前日即1944年2月27日。当天的日记记录：“边区宪政促进会在交际处召开座谈会，到四五十人，至晚七时才散。”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报道称：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二十七日假边府交际处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各界出席者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林主席、李副主席、吴玉章、续范亭、徐特立、谢觉哉……吴满有、乌兰夫、周扬、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乔木、蒋南翔等五十余人。会议自上午十一时开始，直至夜晚八时始散，发言者共达十九人，因时间已晚，尚有多人未及发表意见。……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接着，劳动英雄吴满有微笑发言，他首先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吴满有提出一个要求和一个建议，他说：“一个要求，不要封锁边区，让我们的报纸发出去，叫全国大家都看看，咱边区怎样实行民主的，我们的办法对不对，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提意见。一个建议给蒋委员长，请他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最后吴满有说：“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先吃饱饭，现在后方有好些地方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那叫啥民主？那就不叫民主。……最后乔木同志提议：延安宪政促进会应将今天各个人的意见，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代表的意见，以便将来发表，当经全场一致同意，座谈会遂圆满结束。”解放日报的这则约占头版1/3版面的报道以最长的篇幅引述了吴满有的发言，从一个农民的口中道出了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的发言朴实而又含蓄，引起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注意并被永久地记录在日记中。这是“人民政府”名称的首次表达。
那么，吴满有发言中提到“人民的政府”和谢觉哉日记中记录的“人民政府”在含义上讲是不是一致的呢？笔者认为不论从语法上讲还是从实体上讲并无二致。即使如此，有人也许从概念权威性的角度对“人民政府”的名称是由吴满有首先提出的说法能否成立表示疑义。但是，来自人民大众或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某一名称具有权威和生命力的真正源泉。
毛泽东首次提出“人民政府”是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他接着又说：“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制就铜质“华北人民政府之印”一枚启用。当选为政府委员和司法部长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就职会上我讲话：人民政府——以前没有过，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只有无产阶级当政的苏联，才叫他的政府为人民委员会。少数人不是人民，多数人才是人民。”华北人民政府在政权名称表述里首次加上了“人民”二字。至此，人民政府的名称及其实体跃然纸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后各级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
综上，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人民政府”的名称最早是在延安时期，由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首先提出的，时间是在1944年2月27日。由毛泽东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最后真正成为现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