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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站在这个转型期的起点，是最先感受到它痛点的人。
2018年4月25日下午四点，装修声笼罩着深圳龙岗华区坂田片区新水围村，不刺耳，但持续不断，让人有被干扰的感觉。
21岁，刚刚从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半年的琪琪绕着村里的每一条巷子，把每一张贴在布告栏的寻租启事都细细读了一遍。看到合适的户型，她挨个拨打电话联系房东，希望有机会看房。不料，打出去6个电话，均被告知房源已出租。
琪琪只是摆摆手，没有表露出一点伤心，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身高174厘米的她主要靠着模特兼职赚取收入，空余时间就参加英语培训，直到近一个月，才计划找一份正式稳定的行政类工作，以及租一套1000元以内的房子。但认认真真找了一个月，她依然没有达成这两个心愿。
在看房子的路上，琪琪把“现实一点”“现实是最重要的”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也会反复提到如果能住进理想的房子，她的日子会更有奔头。对于未来，她一脸期待：“找个好一点的房子，收拾收拾还能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多有面子啊。”
在“琪琪们”所理解的“未来”里，挥之不去的还有一个内容：房租会上涨，它可能会蚕食收入上涨的预期。这推动着“琪琪们”加快寻找租房的步伐。这个未来，也许是一年后，也许是五年后，也许是十年后，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未来将是一个房租上涨的时代。
在朦胧之中，他们已经从各个利益主体对“万亿房租市场”的抢滩介入，从各种分析中，看到了房地产的“转型”趋势一一从房价上涨到房租上涨。而现在，他们正站在这个转型期的起点，是最先感受到它痛点的人。
飞涨的租金
租金上涨已是大势所趋。2018年2月、3月，深圳市的房租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王逸亲身感受到了。
她和一个初中同学合租住在龙华区鑫海公寓，共同分摊房租，2017年3月入住时租金是2480元，6月份涨到2780元，2018年3月，房租已经涨到了3180元。一年上涨700元租金，分摊到王逸头上是350元。这意味着，王逸努力了一年才增加的500元薪水，大部分都要用来支付上涨的租金了。
1993年出生的王逸是广东汕头人，在东北读完大学后，2016年夏天来到深圳一家房地产企业从事会计工作。自2017年3月转正起，她的工资是4000元。2018年的春节，她第一次涨薪水，每个月多了500元，钱还没有在口袋里捂热，就交了租金。
像王逸这些毕业三年内，年龄在21～26岁之间的深圳年轻租客们，普遍对租金很敏感，其偏好和选择，与家庭型租客和毕业已久的白领不太一样。由于刚毕业，收入有限，他们倾向于选择城中村里农民房改建的青年公寓，或是距离市区较远的小区房作为安居之所。在户型上，如果找不到认识的朋友合租，他们更青睐单间或是一房一厅;在租金上，他们倾向于选择800～1500元范围内的租房;在位置上，他们倾向于住在地铁站附近，方便上下班。
这些偏好导致这些年轻租客们在这次租金上涨的浪潮中受影響颇大：由于租金基数低，农民房的涨幅比小区房和长租公寓更明显。即，由于城中村农民房的租金大幅上涨，原先支付低房租的年轻租客最先过上收入与房租赛跑的日子。
面对租金上涨，王逸的心态既乐观又着急。对比鑫海公寓里其他有家庭负担的租客，她自称是“工资能跟得上房租上涨，又不用考虑买房”的未婚月光族。未来她每半年月收入能上涨一次，一次500元，也就是每年月收入能增加1000元。这些钱，未来有可能都要花在房租上。
再舍不得，也要舍得。王逸明白，她每年的涨薪将帮助她承担越来越大的生活成本。只要房租不上涨至远超她每月收入的13%这个临界点，她就还能在深圳继续拼搏下去。
但房租上涨依然带给王逸想法上的变化：她比刚毕业时更想赚钱了。开源节流，就是她为应对房租上涨而想出的制胜办法。她下定决心开始发展副业，或是找一个更高薪的工作，再不行就换一个更便宜的新租房。
难觅的房源
从4月初开始，天生行动派的王逸一有空闲就投入到找新房子的大计中。
在寻找的过程中，王逸全程皱着眉头，也不吭声。突然，她把手机重重地丢在床上，再也不看一眼：“根本就看不到一间适合的房子。”她总忍不住将网页上展示的租房与鑫海公寓作对比，越找越失望，越找越烦躁。
在深圳白石龙地铁口，两个自称是鑫海公寓管理处的业务员带着记者看房子时介绍，目前鑫海公寓1000套房间里，仅剩2间单间和5间一房一厅。而距离鑫海公寓一公里的鑫茂公寓，已经没有空余的单间或一房一厅了。“我们每天带来看房的人，是房源数量的五六倍。”两个业务员用“火烧眉毛”的比喻，劝说记者快点租房。
4月25日晚上7点，琪琪跟着管理员爬上八楼，带着喘气走进了管理员力荐的单间。细细环顾四周后，琪琪眼里藏不住喜欢。她毫不掩饰地招呼着记者快去厨房和卫生间看看，说这里干净又相对宽敞。
这是一栋距离地铁站步行3分钟的正在改建的农民房，楼道里装修工人忙着粉刷墙壁，地面泥泞，许多家电还没来得及拆开包装。但从楼道和每一间租房里黄绿相间的墙壁背景，可以窥见将来这栋青年公寓的年轻气息。
改建城中村农民房为青年公寓的浪潮，始于2017年。改建后的青年公寓装修洋气、价格低廉，为刚毕业的青年提供了新的租房选项。
在琪琪眼里，这间租房唯一的缺点是房租略高需要1280元。对她而言，这需要压缩饭钱才能匀出。在她正准备组织语言，与管理员讨价还价时，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女生走进来告知琪琪，他们已经抢先一步将这间房定下了。
琪琪的神情明显有些泄气和无奈。她已经轮轴转了一天：早上六点起床做模特的兼职工作，下午参加了一场面试，结束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坂田附近找房子，一刻都没有歇过。她急切地希望快点找到租房，免得再过几天房租又会再度上涨，而拖得越久，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管理员留意到琪琪的神情，神神秘秘地拉着琪琪下楼。走到无人处，他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小声暗示琪琪马上付钱能抢到这间房子，因为那两个女生还没付定金。他不管谁先来到房间，谁先口头预订，反正谁先付定金，房子就是谁的。
但模特兼职的收入不固定，稳定的工作还没有找到，琪琪一时间掏不出这笔钱。再加上模特市场越来越差，她对收入跟上房租的涨幅更加没有信心了。
边缘的生活
地铁三号龙岗线搭载的，除了有顺着地铁沿线来来回回找房子的琪琪，还有选择去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租房子的纪立。每一个夜晚，纪立在地铁三号龙岗线上，望着窗外一路的风景：楼房越来越矮，灯火越来越暗。这提醒着他，地铁正开往城市的边缘。
25岁的纪立从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深圳从事着媒体记者的工作。他自嘲思想传统，特别“老干部”，对房租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想把辛辛苦苦賺的钱更多地花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上：文学、诗歌、写生、旅行……总之，不是房租。为此，他对长租品牌公寓持抵抗的态度，因为其中的利益方太多，连清洁管理费都要另外计算，特别不值得。
他租住在龙岗区天昊华庭小区30平米的单间，每个月房租只需1500元。该小区是为建设大运场馆而兴建的拆迁安置小区，楼盘很新，但去一趟33公里外的CBD，几乎要横跨半个深圳。从住处出发，纪立需要搭乘10分钟的公交车，再转乘地铁三号线，22站以后才能到达CBD附近的福田区购物公园站，单程耗时一个半小时。
纪立也考虑过重新寻找离市区近一点的房子。他在4月份去了趟龙岗区布吉片区，在中介的介绍下看了两套房子，但他觉得2500元以上的房租太贵。然而，低房租并不能帮助纪立舒舒服服地过上没有被剥夺的生活。每次看到房东没有工作，依靠着房租就能过上安逸的生活，纪立总忍不住暗暗在心里比较，尽管房租仅占他每月收入的16%，尽管他忍受着交通不便，尽管他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生活，他还是逃不开为房东打工的事实。他羡慕不用参与赛跑的房东。
论学历、论工作、论社会贡献，纪立一点也不差。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像房东一样过上轻松自由、不用为房租拼命工作的生活。这个想法导致他越发不愿意掏钱支付高昂的房租，住得离市中心近一点。
在这场与房租赛跑的竞赛中，与纪立截然不同的是，王逸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再找新的租房，继续租住在鑫海公寓里，实在不行就借用蚂蚁花呗、借呗的额度，维持基本的生活费。“有时间花力气找房子，不如拼命赚钱交房租。”
即便知道深圳不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归属地，王逸仍然拒绝计划回老家的归期。她更加努力地加班，准备趁着年轻，赢得这场赛跑的胜利。
2018年4月25日下午四点，装修声笼罩着深圳龙岗华区坂田片区新水围村，不刺耳，但持续不断，让人有被干扰的感觉。
21岁，刚刚从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半年的琪琪绕着村里的每一条巷子，把每一张贴在布告栏的寻租启事都细细读了一遍。看到合适的户型，她挨个拨打电话联系房东，希望有机会看房。不料，打出去6个电话，均被告知房源已出租。
琪琪只是摆摆手，没有表露出一点伤心，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身高174厘米的她主要靠着模特兼职赚取收入，空余时间就参加英语培训，直到近一个月，才计划找一份正式稳定的行政类工作，以及租一套1000元以内的房子。但认认真真找了一个月，她依然没有达成这两个心愿。
在看房子的路上，琪琪把“现实一点”“现实是最重要的”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也会反复提到如果能住进理想的房子，她的日子会更有奔头。对于未来，她一脸期待：“找个好一点的房子，收拾收拾还能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多有面子啊。”
在“琪琪们”所理解的“未来”里，挥之不去的还有一个内容：房租会上涨，它可能会蚕食收入上涨的预期。这推动着“琪琪们”加快寻找租房的步伐。这个未来，也许是一年后，也许是五年后，也许是十年后，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未来将是一个房租上涨的时代。
在朦胧之中，他们已经从各个利益主体对“万亿房租市场”的抢滩介入，从各种分析中，看到了房地产的“转型”趋势一一从房价上涨到房租上涨。而现在，他们正站在这个转型期的起点，是最先感受到它痛点的人。
飞涨的租金
租金上涨已是大势所趋。2018年2月、3月，深圳市的房租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王逸亲身感受到了。
她和一个初中同学合租住在龙华区鑫海公寓，共同分摊房租，2017年3月入住时租金是2480元，6月份涨到2780元，2018年3月，房租已经涨到了3180元。一年上涨700元租金，分摊到王逸头上是350元。这意味着，王逸努力了一年才增加的500元薪水，大部分都要用来支付上涨的租金了。
1993年出生的王逸是广东汕头人，在东北读完大学后，2016年夏天来到深圳一家房地产企业从事会计工作。自2017年3月转正起，她的工资是4000元。2018年的春节，她第一次涨薪水，每个月多了500元，钱还没有在口袋里捂热，就交了租金。
像王逸这些毕业三年内，年龄在21～26岁之间的深圳年轻租客们，普遍对租金很敏感，其偏好和选择，与家庭型租客和毕业已久的白领不太一样。由于刚毕业，收入有限，他们倾向于选择城中村里农民房改建的青年公寓，或是距离市区较远的小区房作为安居之所。在户型上，如果找不到认识的朋友合租，他们更青睐单间或是一房一厅;在租金上，他们倾向于选择800～1500元范围内的租房;在位置上，他们倾向于住在地铁站附近，方便上下班。
这些偏好导致这些年轻租客们在这次租金上涨的浪潮中受影響颇大：由于租金基数低，农民房的涨幅比小区房和长租公寓更明显。即，由于城中村农民房的租金大幅上涨，原先支付低房租的年轻租客最先过上收入与房租赛跑的日子。
面对租金上涨，王逸的心态既乐观又着急。对比鑫海公寓里其他有家庭负担的租客，她自称是“工资能跟得上房租上涨，又不用考虑买房”的未婚月光族。未来她每半年月收入能上涨一次，一次500元，也就是每年月收入能增加1000元。这些钱，未来有可能都要花在房租上。
再舍不得，也要舍得。王逸明白，她每年的涨薪将帮助她承担越来越大的生活成本。只要房租不上涨至远超她每月收入的13%这个临界点，她就还能在深圳继续拼搏下去。
但房租上涨依然带给王逸想法上的变化：她比刚毕业时更想赚钱了。开源节流，就是她为应对房租上涨而想出的制胜办法。她下定决心开始发展副业，或是找一个更高薪的工作，再不行就换一个更便宜的新租房。
难觅的房源
从4月初开始，天生行动派的王逸一有空闲就投入到找新房子的大计中。
在寻找的过程中，王逸全程皱着眉头，也不吭声。突然，她把手机重重地丢在床上，再也不看一眼：“根本就看不到一间适合的房子。”她总忍不住将网页上展示的租房与鑫海公寓作对比，越找越失望，越找越烦躁。
在深圳白石龙地铁口，两个自称是鑫海公寓管理处的业务员带着记者看房子时介绍，目前鑫海公寓1000套房间里，仅剩2间单间和5间一房一厅。而距离鑫海公寓一公里的鑫茂公寓，已经没有空余的单间或一房一厅了。“我们每天带来看房的人，是房源数量的五六倍。”两个业务员用“火烧眉毛”的比喻，劝说记者快点租房。
4月25日晚上7点，琪琪跟着管理员爬上八楼，带着喘气走进了管理员力荐的单间。细细环顾四周后，琪琪眼里藏不住喜欢。她毫不掩饰地招呼着记者快去厨房和卫生间看看，说这里干净又相对宽敞。
这是一栋距离地铁站步行3分钟的正在改建的农民房，楼道里装修工人忙着粉刷墙壁，地面泥泞，许多家电还没来得及拆开包装。但从楼道和每一间租房里黄绿相间的墙壁背景，可以窥见将来这栋青年公寓的年轻气息。
改建城中村农民房为青年公寓的浪潮，始于2017年。改建后的青年公寓装修洋气、价格低廉，为刚毕业的青年提供了新的租房选项。
在琪琪眼里，这间租房唯一的缺点是房租略高需要1280元。对她而言，这需要压缩饭钱才能匀出。在她正准备组织语言，与管理员讨价还价时，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女生走进来告知琪琪，他们已经抢先一步将这间房定下了。
琪琪的神情明显有些泄气和无奈。她已经轮轴转了一天：早上六点起床做模特的兼职工作，下午参加了一场面试，结束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坂田附近找房子，一刻都没有歇过。她急切地希望快点找到租房，免得再过几天房租又会再度上涨，而拖得越久，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管理员留意到琪琪的神情，神神秘秘地拉着琪琪下楼。走到无人处，他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小声暗示琪琪马上付钱能抢到这间房子，因为那两个女生还没付定金。他不管谁先来到房间，谁先口头预订，反正谁先付定金，房子就是谁的。
但模特兼职的收入不固定，稳定的工作还没有找到，琪琪一时间掏不出这笔钱。再加上模特市场越来越差，她对收入跟上房租的涨幅更加没有信心了。
边缘的生活
地铁三号龙岗线搭载的，除了有顺着地铁沿线来来回回找房子的琪琪，还有选择去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租房子的纪立。每一个夜晚，纪立在地铁三号龙岗线上，望着窗外一路的风景：楼房越来越矮，灯火越来越暗。这提醒着他，地铁正开往城市的边缘。
25岁的纪立从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深圳从事着媒体记者的工作。他自嘲思想传统，特别“老干部”，对房租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想把辛辛苦苦賺的钱更多地花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上：文学、诗歌、写生、旅行……总之，不是房租。为此，他对长租品牌公寓持抵抗的态度，因为其中的利益方太多，连清洁管理费都要另外计算，特别不值得。
他租住在龙岗区天昊华庭小区30平米的单间，每个月房租只需1500元。该小区是为建设大运场馆而兴建的拆迁安置小区，楼盘很新，但去一趟33公里外的CBD，几乎要横跨半个深圳。从住处出发，纪立需要搭乘10分钟的公交车，再转乘地铁三号线，22站以后才能到达CBD附近的福田区购物公园站，单程耗时一个半小时。
纪立也考虑过重新寻找离市区近一点的房子。他在4月份去了趟龙岗区布吉片区，在中介的介绍下看了两套房子，但他觉得2500元以上的房租太贵。然而，低房租并不能帮助纪立舒舒服服地过上没有被剥夺的生活。每次看到房东没有工作，依靠着房租就能过上安逸的生活，纪立总忍不住暗暗在心里比较，尽管房租仅占他每月收入的16%，尽管他忍受着交通不便，尽管他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生活，他还是逃不开为房东打工的事实。他羡慕不用参与赛跑的房东。
论学历、论工作、论社会贡献，纪立一点也不差。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像房东一样过上轻松自由、不用为房租拼命工作的生活。这个想法导致他越发不愿意掏钱支付高昂的房租，住得离市中心近一点。
在这场与房租赛跑的竞赛中，与纪立截然不同的是，王逸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再找新的租房，继续租住在鑫海公寓里，实在不行就借用蚂蚁花呗、借呗的额度，维持基本的生活费。“有时间花力气找房子，不如拼命赚钱交房租。”
即便知道深圳不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归属地，王逸仍然拒绝计划回老家的归期。她更加努力地加班，准备趁着年轻，赢得这场赛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