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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在多元文化资源共生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花儿”就是最富有群众基础的文化，成为中国“大西北之魂”。在世界民歌的广阔视野中，“花儿”因其传承历史之久、流传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歌词之浩瀚、曲令之繁富、内涵之丰厚、风格之独特，而备受海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丝绸之路上青海东部的河湟谷地，是“花儿”文化的走廊，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也是各民族文化最活跃的区域。一路“花儿”一路歌，人们把“花儿”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了远方，它们为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繁荣发挥过重要作用，也逐渐成为青海的一个特色文化。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打造“花儿”品牌逐渐成为全省共识之时，处理好它的传承和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花儿”具有多民族风情和鲜明的民族个性，在文学艺术和人类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是青海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青海“花儿”意蕴深刻、风格独特，展示了各族群众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情感的宣泄。
汉族、回族“花儿”。具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是《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王”朱仲禄先生作为“花儿”歌手，1950年第一次将《上去高山望平川》带进首都，其独特的歌词格律，优美动人的音乐旋律，及朱仲禄先生高亢、粗犷、明朗的演唱，使得这首“花儿”从此飞出河湟而驰名全国，享誉海外。土族“花儿”。主要流传在东部农业区各县土族聚集地。土族以能歌善舞著称，土族“花儿”的曲式大多具有上、下两个乐句，以五声音阶的商、徵为主要调式，旋律起伏频繁、曲折婉转，体现出土族个性含蓄、性情纯朴、真挚的艺术风格和独具魅力的特征。撒拉族“花儿”。撒拉族是我国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青海循化、化隆等地。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和周围藏族的频繁交往，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话，而且历史上有过交往甚密的婚姻关系，语言自然出现一些藏语借词，“花儿”的风格上，除具有“花儿”的共性以外，还有藏风旋律和善于抒情的独特个性。
“花儿”艺术地体现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凝聚着人们的理想与感情，其题材广、种类多，语汇丰富而独特。从本质上讲，“花儿”体现了人对自身的关注，蕴含着对人性美的追求，集中反映了男女相恋过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情感，浓缩了最能打动人心的精美词汇和曲调，集中体现了青海各民族质朴奔放的审美心理，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情感姿态和纯朴坦诚的精神风貌。从“花儿”的表现内容中我们发现，“花儿”更多的是表达来自不幸、来自痛苦、来自对美好事物被压抑的愤懑。作为苦难时代心灵的唯一慰藉，“花儿”也更深刻地表现出了生活本身的一幕幕悲剧。深沉的相爱总和刻骨的思念相伴，诚挚的爱情总和艰难曲折相随，生活启迪着人们，人们在“花儿”中思考着人生，而“花儿”也熏陶着人们。这就是“花儿”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花儿”以它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唱腔和丰富的内容成为青海民间文化的璀璨之星，其丰富的曲调、幽默风趣的用词、工整对仗的比兴，以及各民族用同一种语言演唱的文化现象堪称民歌史的一绝。奔放的、婉转的、刚劲的、悠扬的、悲怆的“花儿”也是青海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素质和审美倾向形成的民族特性。
（一）“花儿”的继承
对”花儿”的继承和发展，许多有志之士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从张亚雄先生的《花儿集》开始，到“花儿王”朱仲禄、黄荣恩、张谷密、包恒智、杨沛英、周娟姑、张更有、朱刚、董绍宣等人，他们长期致力于“花儿”的挖掘与研究。在20世纪后期，罗耀南、刘凯、巨奇君、赵宗福、马正元、滕晓天、杨少青、屈文昆、马占山等一批“花儿”研究者，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将“花儿”的理论和创新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早在20世纪40年代，青海省就成立了花儿研究机构。步入新世纪后，连续召开了多次大型的研讨会，确定了打造青海“花儿”品牌的思路，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者和爱好者，拓宽了“花儿”的研究视野，更新了角度，在许多领域有了新突破。“花儿”的继承与保护工作，更是少不了像朱仲禄、苏平、马俊、冶进元、张存秀、索南孙斌、温桂兰等“花儿”演唱家和歌手，他们用自己对“花儿”的衷心热爱、执著追求和细腻理解，通过各自独具特色的优美歌声，用心传唱，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向外传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花儿”剧目。值得一提的是，马俊率领的“青海省花儿艺术团”，唱遍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的50多个县市，使“花儿”的穿透力影响了一大批群众，为传播“花儿”文化，使它走出青海，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二）“花儿”的保护与发展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化遗产，更能折射出青海各民族所蕴涵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不但打破了地域界限和民族界限，而且以悠扬高亢的山野气息和豪迈奔放的民族热情展现了各民族坦荡、朴实的性格特征。无论从社会学、语言学、音乐学、民族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讲，“花儿”学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一样具有重要的位置，应该予以充分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广大。
1、以各级文化馆、站为依托，建立自上而下的“花儿”分级保护工程的组织工作机构，使“花儿”的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文化部门的日常工作。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手段和措施，使“花儿”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2、研究并制定出合乎“花儿”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和政策，使青海“花儿”的保护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3、由文化部门牵头、研究会协助建立“花儿”人才库，使歌手、编词者、“花儿”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研究者都能得到有效保护。对所有的“花儿人”进行录音、录像，并建立个人艺术档案，使之能得以传承。
4、综合治理各地“花儿会”的环境，保护“花儿会”的原生态人文环境，削弱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对“花儿会”原生态环境的影响，限制进入“花儿会”的商业摊点数量，使其在相应的“花儿”保护法规和政策下，努力恢复“花儿会”的原生态面貌。 5、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花儿”的底数，用现代的录音录像手段将它们保存下来，编辑出版“花儿”大全，使”花儿”以书面形式全面而集中地将曲调和歌词加以保存和流传。
6、定期举办“花儿讲习班”，对现有的青年歌手进行“花儿”传统曲令的培训，可请有造诣的歌手和有研究的专家授课，使“花儿”的曲令不致流失，“花儿”原生态的演唱方法得以传承。
7、参考体育赛事的做法，文化部门和研究会分级举办定期的原生态“花儿”歌手大奖赛，推出和奖励优秀的“花儿”歌手。对有实力参加全国及部分省区民歌大赛的歌手给予一定的补贴，使有实力获奖的歌手不因经济能力而失去机会，对获奖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8、在各地“花儿会”的基础上，持续性地办好“丝绸之路花儿艺术节”，吸引整个西部的“花儿”歌手和国内外的“花儿”研究者、学者和专家等。以此来提升河湟花儿的品位和知名度，活跃旅游和商贸活动，把“丝路花儿艺术节”创办成国内外知名的民歌艺术品牌。2009年编排的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花儿”音乐剧《雪白的鸽子》，是一次将“花儿”以新的形式搬上现代舞台的最新尝试，可惜和普通老百姓距离甚远而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希望省政府在整合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坚持依靠本土的人文资源，继续创作一台以青海当地民歌为基本素材，当地老百姓认可的接地气的具有青海文化特色的、具有现代精神和国际水准的节目。持续遵照政府支持、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演艺市场规律，在国内外推广，使其成为宣传青海、扩大影响的文化品牌剧目。
在2009中国“红歌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海省歌舞剧院年轻的男高音歌唱家董万基（青海省湟源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声乐系，在2003- 2006年间学习师从于著名艺术家金铁霖。）就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首次将青海“花儿”唱到了“红歌会”大舞台，并进入郑州唱区八强。董万基也有遗憾，他说站在“红歌会”的舞台上感觉好孤單，他真切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青海歌手将花儿唱到“红歌会”的舞台上。在这方面，其实早就有先例可以学习借鉴。内蒙古就曾成功举办蒙古族长调训练班，由著名的蒙古族长调演唱家宝音徳力格领衔执教，教学效果及社会效益很好，培养的学员大多活跃在内蒙古各旗、盟艺术团体，为长调这一蒙古族音乐艺术瑰宝的弘扬、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教授在这方面曾做了许多工作，建议教授们能够持续下去。
9、“原生态”固然要保留传承，但继承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要做到创新不离本，继承不泥古。在这方面，朱仲禄、苏平两位大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保持“花儿”风味的前提下，大量吸收民间小调、戏曲和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艺术手法，和时代节奏巧妙结合，大大丰富了“花儿”的内涵，承上启下，对“花儿”唱法的创新、对曲令的创新使“花儿”走向了全中国、全世界，许多花儿音乐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创新才使之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对弘扬“花儿”演唱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花儿”的音乐、唱词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花儿”发展的生命力。我们既反对违背“花儿”格律的胡编乱改，又要面对年轻群体，面对城市群体，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面对未来，鼓励作家、演唱家、艺术家大胆创新；既要克服“花儿”表现形式单一、内容单薄，过度使用方言等薄弱环节，又要扬长避短，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地方音乐、舞蹈，使之丰富完善。
正如滕晓天在《推出艺术精品是成功的关键———关于花儿演唱的思考之三》中所说，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到青海“花儿”的研究、演唱、演奏中来，从河湟音乐的母液中吸取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花儿”音乐作品。在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新生事物不断产生的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前车之鉴，在“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可以使我们少走些弯路，在“花儿”发展史上少留些遗憾。在和“花儿”皇后苏平老师的一次探讨中，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花儿”艺术的演唱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花儿”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条路，固步自封。如果因循守旧，那么最终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博物馆。从保护的角度讲，原生态程度越高越好，不能随意改动。但从发展的角度讲，“花儿”亟待创新，可以合理改造。否则，排斥创新难成品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仅仅把它夹在档案中做成干蝴蝶，太对不起先人了。在新形势下，合理创新实质上是原生态艺术的再生和延伸。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花儿”也不能例外。唯有创新，才能使“花儿”赋予更鲜活更强劲的生命力。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巨变，许多人对“花儿”的未来产生疑虑。我认为“花儿”的明天和未来是乐观的、辉煌的。“花儿”是高原上的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现在青海“花儿”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某些年轻群体的流失，歌手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但“花儿”的未来和明天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接地气，有源源不断的鲜活的生命力。虽然本土音乐一时被现代音乐抢占了市场，但这种现象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每个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奠定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选择了最能代表本民族个性与审美趣味的文化发展模式。青海“花儿”也不例外，其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本土民族的精神实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三）展望“花儿”的发展
青海“花儿”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大对“花儿”的宣传力度，使“花儿”的保护工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应更注重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工作越细致、全面，研究的成果也就越有价值。
2、应将“花儿”引入学校教育，使“花儿”的传播能更有根基更深入。青海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花儿”进校园、“花儿”进课堂等活动。还以“花儿”为媒，积极拓展民族民间艺术交流，在北京、江苏、天津、四川、山西、云南、广西等地举行大型“花儿”演唱会，有效拓展了“花儿”的听众群。这些应该进一步巩固成果，扩大战果。 3、为“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提供良好平台。建议《青海花儿》杂志在政府支持下成为公开刊物，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持续性收集较经典的叙事“花儿”、“花儿”剧、“花儿”音乐创作及具有代表性的“花儿”研究论文，出版更多有价值的“花儿”著作。
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空前的城镇化大变革新潮在席卷着华夏大地，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老百姓享受着与日俱增的生活红利。庄稼人走出了大山深处，告别了昔日的土村落、土庄廓、土炕炕，喜迁新居，走进了城镇。伴随着古老村落的消失，一股浓浓的乡愁也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这种新变化让我们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也遇到了新困境。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在城镇化面前，依存于古老农耕文明的“花儿”向何处去？“花儿”传承之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在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的关注和支持下，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把城镇化背景下的“花儿”保护与传承，当作我们持续性重点探索的一个课题。2016年6月我们高兴地看到青海“花儿”研究会编著出版的两本佳作《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和演唱篇，应时而出，理论篇和演唱篇，可以看作是两个姊妹篇。前者重在对“花儿”的理论探讨，后者完全是对优秀的青海“花儿”和青海小调等歌词的整理记录，可作为歌手演唱“花儿”的唱词，同时也为有关学者进一步研究“花儿”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正如编者在《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序言中所指出的：“《青海花儿传承新探》和《青海花儿新传承》上下篇紧密联系，旨在使理论研究与演唱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护与传承之中产生实效。”《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内容极为丰富，对“花儿”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工作，论述得非常全面系统详实，价值也最高。（1）参与编撰的学者众多。它是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和众多“花儿”学者，近几年来最新研究的汇集。同时参加本书编撰的还有青海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热心“花儿”事业的企业家和其他人士。本书编撰过程中还邀请外省区一些“花儿”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本书是集体努力、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大西北“花儿”学界携手合作的首创。（2）篇幅浩大。二十九万多字。（3）涉及问题面广。从“花儿”的源流、“花儿”与各民族的关系、“花儿”的产生地、“花儿”与各种文化的关系、“花儿”的保护和传承、振兴“花儿”、提聚“花儿”会文化特色、建立持续性“花儿”保护“围墙”等问题，都做了全面系统详尽的论述。（4）研究深入。对“花儿”进行了多学科多层面透视，该书是对新时期几十年來“花儿”保护传承，特别是对青海“花儿”保护传承方面的工作经验总结，有多方面的价值，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著作、作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为做好保护与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其中提供的大量资料为学者进一步研究“花儿”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例如：该书对河湟“花儿”目前流行区域一一进行了介绍，其中青海有22市县，甘肃有14市县、宁夏有10市县、新疆有6市县，还有西藏、陕西、内蒙、四川、青甘宁交界地区。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所在的地区的“花儿”提供了非常切实宝贵的线索。第二，其中正确观点可帮助人们端正对“花儿”的认识。例如该书“第六章新举措：建立持续性保护‘围墙’”对端正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花儿”的认识有很好的教育作用。第三，其中介绍的众多“花儿”保护传承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其他省区的“花儿”保护传承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5）培养年轻的“花儿”民间歌手和研究者。截至目前，“花儿”艺术传承人培养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青海省有国家级“花儿”传承人5名，省级“花儿”传承人14名，在册“花儿”歌手300余名，其中在省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歌手有20余名。
2015年“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是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全力推进“文化名省”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文化自觉。“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创办12年来得到了传唱“花儿”的西北五省区）十一个民族歌手的响应。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活动特别邀请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加盟，这也是“花儿”演唱会开唱以来，首次邀请国外歌手加盟演出，开辟了“花儿”艺术贯通国内丝路西北五省（区）和中亚之间联系的先河。这是青海省文化界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倡导的具体体现，也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将会对推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群文事业的繁荣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做好做实文化惠民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实现了“花儿”保护、企业支持、政府引领的良性循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和价值理念，成为我省优秀文化品牌和人民自己的盛大节日，成为宣传大美青海的金名片。通过演唱、巡演活动、“花儿”艺术进校园、“花儿”歌手培训、媒体宣传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回顾和展示青海省“花儿十年”取得的成就，引导“花儿”艺术向纵深、规模、常态发展，为“花儿”艺术搭建更加广阔的交流合作平台，实现“花儿”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为“花儿”走出西北、唱响全国、推动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海是花儿的海洋，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花儿的歌声……”“花儿”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西北五省区的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4月15日，由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花儿艺术团、平弦剧团、社会知名“花儿”歌手承演的花儿风情歌舞剧《花海情缘》正式开排，计划该剧已于2016年7月在首届丝路“花儿”艺术节上亮相，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花儿”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花儿”的发掘与研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外宣传青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花儿”是一种文化，而且是青海省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一种特色文化。它的传承与保护，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花儿”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是祖先给我们遗留的值得骄傲的非遗文化。在当今，谁及早认识到非遗文化的价值，谁就能将珍贵的遗产留住，进而发挥它极具潜力的文化价值。穿梭在古老文化，感受民族古老的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古老文化的结晶，在快节奏，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守望住我们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精神文化遗产，“非遗”人民是其活态载体的重要承载与传递者。我们不能只享受前人留下的文化，而是要保护好、传承好“非遗”，让后人享受到更好的精华。
充分调动草根阶层的积极性。青海“花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其主体是人民大众。一代又一代老百姓川流不息的参与，是其得到保护与传承的根本。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真心参与，关键是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花儿”不被看作文化，对它的非遗文化价值也所知甚少，因而一直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它看作是粗俗文化和底层文化而被盲目排斥，不被重视。人们往往认识不到，其实它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文化，我们绝大多数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要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举措，千方百计改变少数群众对“花儿”文化的陈旧认识，切实把它作为青海省的非遗文化和特色文化来对待，它才会在民间扎根开花，得以真正传承，发出活力。
青海，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无数为追求财富而奔波忙碌的中外商贾们的身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个个古老的民族随着历史的长河驰骋不息。随着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这些民族世代和睦相处培育的绚烂多彩的“花儿”文化在长河浪尖绽放更新鲜的奇葩，绽放更新鲜的芬芳。
（作者简介：马桂花，女，回族，青海文化厅艺术研究所、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秘书长。）
一、“花儿”的个性和审美意蕴
“花儿”具有多民族风情和鲜明的民族个性，在文学艺术和人类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是青海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青海“花儿”意蕴深刻、风格独特，展示了各族群众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情感的宣泄。
汉族、回族“花儿”。具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是《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王”朱仲禄先生作为“花儿”歌手，1950年第一次将《上去高山望平川》带进首都，其独特的歌词格律，优美动人的音乐旋律，及朱仲禄先生高亢、粗犷、明朗的演唱，使得这首“花儿”从此飞出河湟而驰名全国，享誉海外。土族“花儿”。主要流传在东部农业区各县土族聚集地。土族以能歌善舞著称，土族“花儿”的曲式大多具有上、下两个乐句，以五声音阶的商、徵为主要调式，旋律起伏频繁、曲折婉转，体现出土族个性含蓄、性情纯朴、真挚的艺术风格和独具魅力的特征。撒拉族“花儿”。撒拉族是我国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青海循化、化隆等地。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和周围藏族的频繁交往，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话，而且历史上有过交往甚密的婚姻关系，语言自然出现一些藏语借词，“花儿”的风格上，除具有“花儿”的共性以外，还有藏风旋律和善于抒情的独特个性。
“花儿”艺术地体现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凝聚着人们的理想与感情，其题材广、种类多，语汇丰富而独特。从本质上讲，“花儿”体现了人对自身的关注，蕴含着对人性美的追求，集中反映了男女相恋过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情感，浓缩了最能打动人心的精美词汇和曲调，集中体现了青海各民族质朴奔放的审美心理，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情感姿态和纯朴坦诚的精神风貌。从“花儿”的表现内容中我们发现，“花儿”更多的是表达来自不幸、来自痛苦、来自对美好事物被压抑的愤懑。作为苦难时代心灵的唯一慰藉，“花儿”也更深刻地表现出了生活本身的一幕幕悲剧。深沉的相爱总和刻骨的思念相伴，诚挚的爱情总和艰难曲折相随，生活启迪着人们，人们在“花儿”中思考着人生，而“花儿”也熏陶着人们。这就是“花儿”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花兒”的文化价值与保护、继承、发展
“花儿”以它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唱腔和丰富的内容成为青海民间文化的璀璨之星，其丰富的曲调、幽默风趣的用词、工整对仗的比兴，以及各民族用同一种语言演唱的文化现象堪称民歌史的一绝。奔放的、婉转的、刚劲的、悠扬的、悲怆的“花儿”也是青海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素质和审美倾向形成的民族特性。
（一）“花儿”的继承
对”花儿”的继承和发展，许多有志之士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从张亚雄先生的《花儿集》开始，到“花儿王”朱仲禄、黄荣恩、张谷密、包恒智、杨沛英、周娟姑、张更有、朱刚、董绍宣等人，他们长期致力于“花儿”的挖掘与研究。在20世纪后期，罗耀南、刘凯、巨奇君、赵宗福、马正元、滕晓天、杨少青、屈文昆、马占山等一批“花儿”研究者，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将“花儿”的理论和创新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早在20世纪40年代，青海省就成立了花儿研究机构。步入新世纪后，连续召开了多次大型的研讨会，确定了打造青海“花儿”品牌的思路，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者和爱好者，拓宽了“花儿”的研究视野，更新了角度，在许多领域有了新突破。“花儿”的继承与保护工作，更是少不了像朱仲禄、苏平、马俊、冶进元、张存秀、索南孙斌、温桂兰等“花儿”演唱家和歌手，他们用自己对“花儿”的衷心热爱、执著追求和细腻理解，通过各自独具特色的优美歌声，用心传唱，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向外传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花儿”剧目。值得一提的是，马俊率领的“青海省花儿艺术团”，唱遍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的50多个县市，使“花儿”的穿透力影响了一大批群众，为传播“花儿”文化，使它走出青海，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二）“花儿”的保护与发展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化遗产，更能折射出青海各民族所蕴涵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不但打破了地域界限和民族界限，而且以悠扬高亢的山野气息和豪迈奔放的民族热情展现了各民族坦荡、朴实的性格特征。无论从社会学、语言学、音乐学、民族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讲，“花儿”学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一样具有重要的位置，应该予以充分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广大。
1、以各级文化馆、站为依托，建立自上而下的“花儿”分级保护工程的组织工作机构，使“花儿”的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文化部门的日常工作。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手段和措施，使“花儿”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2、研究并制定出合乎“花儿”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和政策，使青海“花儿”的保护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3、由文化部门牵头、研究会协助建立“花儿”人才库，使歌手、编词者、“花儿”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研究者都能得到有效保护。对所有的“花儿人”进行录音、录像，并建立个人艺术档案，使之能得以传承。
4、综合治理各地“花儿会”的环境，保护“花儿会”的原生态人文环境，削弱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对“花儿会”原生态环境的影响，限制进入“花儿会”的商业摊点数量，使其在相应的“花儿”保护法规和政策下，努力恢复“花儿会”的原生态面貌。 5、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花儿”的底数，用现代的录音录像手段将它们保存下来，编辑出版“花儿”大全，使”花儿”以书面形式全面而集中地将曲调和歌词加以保存和流传。
6、定期举办“花儿讲习班”，对现有的青年歌手进行“花儿”传统曲令的培训，可请有造诣的歌手和有研究的专家授课，使“花儿”的曲令不致流失，“花儿”原生态的演唱方法得以传承。
7、参考体育赛事的做法，文化部门和研究会分级举办定期的原生态“花儿”歌手大奖赛，推出和奖励优秀的“花儿”歌手。对有实力参加全国及部分省区民歌大赛的歌手给予一定的补贴，使有实力获奖的歌手不因经济能力而失去机会，对获奖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8、在各地“花儿会”的基础上，持续性地办好“丝绸之路花儿艺术节”，吸引整个西部的“花儿”歌手和国内外的“花儿”研究者、学者和专家等。以此来提升河湟花儿的品位和知名度，活跃旅游和商贸活动，把“丝路花儿艺术节”创办成国内外知名的民歌艺术品牌。2009年编排的大型音画歌舞史诗《秘境青海》、“花儿”音乐剧《雪白的鸽子》，是一次将“花儿”以新的形式搬上现代舞台的最新尝试，可惜和普通老百姓距离甚远而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希望省政府在整合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坚持依靠本土的人文资源，继续创作一台以青海当地民歌为基本素材，当地老百姓认可的接地气的具有青海文化特色的、具有现代精神和国际水准的节目。持续遵照政府支持、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演艺市场规律，在国内外推广，使其成为宣传青海、扩大影响的文化品牌剧目。
在2009中国“红歌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海省歌舞剧院年轻的男高音歌唱家董万基（青海省湟源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声乐系，在2003- 2006年间学习师从于著名艺术家金铁霖。）就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首次将青海“花儿”唱到了“红歌会”大舞台，并进入郑州唱区八强。董万基也有遗憾，他说站在“红歌会”的舞台上感觉好孤單，他真切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青海歌手将花儿唱到“红歌会”的舞台上。在这方面，其实早就有先例可以学习借鉴。内蒙古就曾成功举办蒙古族长调训练班，由著名的蒙古族长调演唱家宝音徳力格领衔执教，教学效果及社会效益很好，培养的学员大多活跃在内蒙古各旗、盟艺术团体，为长调这一蒙古族音乐艺术瑰宝的弘扬、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教授在这方面曾做了许多工作，建议教授们能够持续下去。
9、“原生态”固然要保留传承，但继承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要做到创新不离本，继承不泥古。在这方面，朱仲禄、苏平两位大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保持“花儿”风味的前提下，大量吸收民间小调、戏曲和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艺术手法，和时代节奏巧妙结合，大大丰富了“花儿”的内涵，承上启下，对“花儿”唱法的创新、对曲令的创新使“花儿”走向了全中国、全世界，许多花儿音乐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创新才使之成为传世经典之作，对弘扬“花儿”演唱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花儿”的音乐、唱词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花儿”发展的生命力。我们既反对违背“花儿”格律的胡编乱改，又要面对年轻群体，面对城市群体，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面对未来，鼓励作家、演唱家、艺术家大胆创新；既要克服“花儿”表现形式单一、内容单薄，过度使用方言等薄弱环节，又要扬长避短，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地方音乐、舞蹈，使之丰富完善。
正如滕晓天在《推出艺术精品是成功的关键———关于花儿演唱的思考之三》中所说，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到青海“花儿”的研究、演唱、演奏中来，从河湟音乐的母液中吸取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花儿”音乐作品。在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新生事物不断产生的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前车之鉴，在“花儿”的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可以使我们少走些弯路，在“花儿”发展史上少留些遗憾。在和“花儿”皇后苏平老师的一次探讨中，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花儿”艺术的演唱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花儿”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条路，固步自封。如果因循守旧，那么最终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博物馆。从保护的角度讲，原生态程度越高越好，不能随意改动。但从发展的角度讲，“花儿”亟待创新，可以合理改造。否则，排斥创新难成品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仅仅把它夹在档案中做成干蝴蝶，太对不起先人了。在新形势下，合理创新实质上是原生态艺术的再生和延伸。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花儿”也不能例外。唯有创新，才能使“花儿”赋予更鲜活更强劲的生命力。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巨变，许多人对“花儿”的未来产生疑虑。我认为“花儿”的明天和未来是乐观的、辉煌的。“花儿”是高原上的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现在青海“花儿”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某些年轻群体的流失，歌手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但“花儿”的未来和明天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接地气，有源源不断的鲜活的生命力。虽然本土音乐一时被现代音乐抢占了市场，但这种现象只会是暂时的。因为每个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奠定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选择了最能代表本民族个性与审美趣味的文化发展模式。青海“花儿”也不例外，其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本土民族的精神实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三）展望“花儿”的发展
青海“花儿”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大对“花儿”的宣传力度，使“花儿”的保护工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应更注重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工作越细致、全面，研究的成果也就越有价值。
2、应将“花儿”引入学校教育，使“花儿”的传播能更有根基更深入。青海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花儿”进校园、“花儿”进课堂等活动。还以“花儿”为媒，积极拓展民族民间艺术交流，在北京、江苏、天津、四川、山西、云南、广西等地举行大型“花儿”演唱会，有效拓展了“花儿”的听众群。这些应该进一步巩固成果，扩大战果。 3、为“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提供良好平台。建议《青海花儿》杂志在政府支持下成为公开刊物，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持续性收集较经典的叙事“花儿”、“花儿”剧、“花儿”音乐创作及具有代表性的“花儿”研究论文，出版更多有价值的“花儿”著作。
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空前的城镇化大变革新潮在席卷着华夏大地，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老百姓享受着与日俱增的生活红利。庄稼人走出了大山深处，告别了昔日的土村落、土庄廓、土炕炕，喜迁新居，走进了城镇。伴随着古老村落的消失，一股浓浓的乡愁也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这种新变化让我们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也遇到了新困境。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在城镇化面前，依存于古老农耕文明的“花儿”向何处去？“花儿”传承之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在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的关注和支持下，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把城镇化背景下的“花儿”保护与传承，当作我们持续性重点探索的一个课题。2016年6月我们高兴地看到青海“花儿”研究会编著出版的两本佳作《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和演唱篇，应时而出，理论篇和演唱篇，可以看作是两个姊妹篇。前者重在对“花儿”的理论探讨，后者完全是对优秀的青海“花儿”和青海小调等歌词的整理记录，可作为歌手演唱“花儿”的唱词，同时也为有关学者进一步研究“花儿”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正如编者在《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序言中所指出的：“《青海花儿传承新探》和《青海花儿新传承》上下篇紧密联系，旨在使理论研究与演唱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护与传承之中产生实效。”《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内容极为丰富，对“花儿”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工作，论述得非常全面系统详实，价值也最高。（1）参与编撰的学者众多。它是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和众多“花儿”学者，近几年来最新研究的汇集。同时参加本书编撰的还有青海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热心“花儿”事业的企业家和其他人士。本书编撰过程中还邀请外省区一些“花儿”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本书是集体努力、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大西北“花儿”学界携手合作的首创。（2）篇幅浩大。二十九万多字。（3）涉及问题面广。从“花儿”的源流、“花儿”与各民族的关系、“花儿”的产生地、“花儿”与各种文化的关系、“花儿”的保护和传承、振兴“花儿”、提聚“花儿”会文化特色、建立持续性“花儿”保护“围墙”等问题，都做了全面系统详尽的论述。（4）研究深入。对“花儿”进行了多学科多层面透视，该书是对新时期几十年來“花儿”保护传承，特别是对青海“花儿”保护传承方面的工作经验总结，有多方面的价值，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著作、作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为做好保护与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其中提供的大量资料为学者进一步研究“花儿”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例如：该书对河湟“花儿”目前流行区域一一进行了介绍，其中青海有22市县，甘肃有14市县、宁夏有10市县、新疆有6市县，还有西藏、陕西、内蒙、四川、青甘宁交界地区。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所在的地区的“花儿”提供了非常切实宝贵的线索。第二，其中正确观点可帮助人们端正对“花儿”的认识。例如该书“第六章新举措：建立持续性保护‘围墙’”对端正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花儿”的认识有很好的教育作用。第三，其中介绍的众多“花儿”保护传承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其他省区的“花儿”保护传承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5）培养年轻的“花儿”民间歌手和研究者。截至目前，“花儿”艺术传承人培养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青海省有国家级“花儿”传承人5名，省级“花儿”传承人14名，在册“花儿”歌手300余名，其中在省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歌手有20余名。
2015年“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是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全力推进“文化名省”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文化自觉。“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创办12年来得到了传唱“花儿”的西北五省区）十一个民族歌手的响应。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活动特别邀请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加盟，这也是“花儿”演唱会开唱以来，首次邀请国外歌手加盟演出，开辟了“花儿”艺术贯通国内丝路西北五省（区）和中亚之间联系的先河。这是青海省文化界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倡导的具体体现，也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将会对推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群文事业的繁荣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做好做实文化惠民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实现了“花儿”保护、企业支持、政府引领的良性循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和价值理念，成为我省优秀文化品牌和人民自己的盛大节日，成为宣传大美青海的金名片。通过演唱、巡演活动、“花儿”艺术进校园、“花儿”歌手培训、媒体宣传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回顾和展示青海省“花儿十年”取得的成就，引导“花儿”艺术向纵深、规模、常态发展，为“花儿”艺术搭建更加广阔的交流合作平台，实现“花儿”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为“花儿”走出西北、唱响全国、推动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海是花儿的海洋，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花儿的歌声……”“花儿”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西北五省区的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4月15日，由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花儿艺术团、平弦剧团、社会知名“花儿”歌手承演的花儿风情歌舞剧《花海情缘》正式开排，计划该剧已于2016年7月在首届丝路“花儿”艺术节上亮相，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花儿”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花儿”的发掘与研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外宣传青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花儿”是一种文化，而且是青海省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一种特色文化。它的传承与保护，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花儿”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是祖先给我们遗留的值得骄傲的非遗文化。在当今，谁及早认识到非遗文化的价值，谁就能将珍贵的遗产留住，进而发挥它极具潜力的文化价值。穿梭在古老文化，感受民族古老的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古老文化的结晶，在快节奏，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守望住我们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精神文化遗产，“非遗”人民是其活态载体的重要承载与传递者。我们不能只享受前人留下的文化，而是要保护好、传承好“非遗”，让后人享受到更好的精华。
充分调动草根阶层的积极性。青海“花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其主体是人民大众。一代又一代老百姓川流不息的参与，是其得到保护与传承的根本。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真心参与，关键是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花儿”不被看作文化，对它的非遗文化价值也所知甚少，因而一直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它看作是粗俗文化和底层文化而被盲目排斥，不被重视。人们往往认识不到，其实它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文化，我们绝大多数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要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举措，千方百计改变少数群众对“花儿”文化的陈旧认识，切实把它作为青海省的非遗文化和特色文化来对待，它才会在民间扎根开花，得以真正传承，发出活力。
青海，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无数为追求财富而奔波忙碌的中外商贾们的身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个个古老的民族随着历史的长河驰骋不息。随着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这些民族世代和睦相处培育的绚烂多彩的“花儿”文化在长河浪尖绽放更新鲜的奇葩，绽放更新鲜的芬芳。
（作者简介：马桂花，女，回族，青海文化厅艺术研究所、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