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格教授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世界考古学的展望,不如说是对考古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深刻思考。他对考古学家的主观性、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考古学阐释的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考古学虽然是一门凭材料说话的实证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和历史重建不可避免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与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阶级立场乃至个人偏好的左右而浑然不觉。因此,对考古学材料的阐释方式在世界各国会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共识。对新方法的态度虽然也会因研究领域和学者观念的不同而异,但是只要是能增进我们了解过去的方法,最终会被大家所青睐。由此可见,接受新理论要比采纳新方法明显困难得多。特里格也探讨了考古学材料的局限性,第一,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考古学家必须用间接方法从物质遗存来破译人类的行为;第二,考古材料的废弃特点和不完整性会严重影响到信息解读和历史重建;第三,从考古材料来推断人类行为普遍存在一种递增的难度级别,即研究技术经济较易,研究社会结构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尽管存在这样的难度,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努力去透物见人,那么这门学科就将一事无成。而且,考古学发展虽然有赖于材料的积累,但研究方法的积累和精进比材料的积累更重要,这是因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老方法和旧材料来解答了。特里格认为,考古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社会演变提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种阐释会因各国学者信奉不同理论而异,但是它们必须接受事实和材料的检验。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及材料的积累,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最终会成为促进研究的动力。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会对考古学的不同阐释作出最终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