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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邦，20世纪90年代供职于佳士得上海办事处，曾亲身参与1996年由佳士得举办的第一场“宫廷艺术”拍卖专场的筹备。上世纪90年代，宫廷或御用皇家制品受到港台买家的热烈推崇，这成为佳士得推出第一个“宫廷艺术”拍卖专场的契机，如今“宫廷艺术”专场已在大小拍卖行中遍地开花。对于“宫廷艺术”大热所引发对其价值的质疑，石建邦认为雅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宫廷艺术”需要辨证看待。第一场“宫廷艺术”专场拍卖诞生记
那是1995年末的事情，当时我在佳士得上海办事处谋事。一天，时任香港佳士得总经理林华田飞来上海，与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朱仁明女士一起去故宫拜访杨伯达先生，共同商定于翌年春季举办宫廷御用艺术拍卖专场。专场的名称英文为“Imperial Sale”，记得当时朱小姐为中文译名特地和我商量了老半天，到底是叫“帝王艺术”，还是“御用艺术”，还是“皇家收藏”什么的?最后她听从我的建议，将中文定名为“宫廷艺术”，通知香港公关部门做有关新闻宣传。
林华田绝顶聪明，和朱小姐有同学之谊，曾一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国艺术鉴赏，中国陶瓷器的研究是两人的专长。很快林华田被佳士得看中，并以其卓越干练的能力，成为香港佳士得总经理，充分展露其才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艺术品市场刚刚经历了一场日本金融危机以后的复苏，渐渐有回暖的气色。因为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新劲买家的积极参与。中国艺术品也呈现派日益繁荣的景象。尤其在中国瓷器市场，清三代官窑瓷器开始崭露头角，市价升温，与以往日本和欧美买家注重高古及宋元瓷器的审美趣昧泾渭分明。林华田敏锐地察觉到，只要是宫廷或御用皇家的制品，往往受到港台买家的热烈推崇，价格扶摇直上。于是他率先决定，由佳士得先发制人，举办以宫廷艺术为主题的专场拍卖。为此专程拜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宫廷艺术研究权威、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并请其撰写专文作序，对拍卖做高屋建瓴的介绍。
1996年4月28日，拍卖会如期举行，获得空前成功。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一专场拍卖有点简陋，拍品不多，仅仅65件，收件质量也似乎有些参差不齐，并非如今日一样件件东西惊天动地，但市场表现却非常热烈。不过仔细翻翻这本拍卖图录，明确作者身份的印记字样其实很少。开首的11件玉器只有两件有“御用”、“御笔”之类的款识，其他均为无款。而且除了瓷器上多数有官窑款识外。其余拍品有标志皇室身份的款识字样是极其少见的。杨伯达在序文中也说：“凡宫廷御用艺术品是否题款均由皇帝决定。……经查清宫旧藏院画及各类工艺品上书刻‘御制’、‘御用’、‘御赏’等款者，确实寥寥可数，而大多作品题‘臣某某恭画’、‘大清乾隆年制’或‘乾隆年制’等款，也有未题款者。……又如官窑瓷器有年款者较多，无年款者较少，然玉、漆、玻璃等御用器则反之，具年款者少，未具年款者多。而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木器、家具、宝座、服饰、地毯、珠宝、首饰则鲜有款识者。”这好像不如现在的宫廷艺术专场，拍品大多流传有序，款识清楚，皇帝的印记到处都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雅俗相对：乾隆藏品的艺术价值
今天宫廷艺术拍卖红翻天，特别以当年乾隆的藏品为代表，均拍出天价，这些现象令人深思。它们的艺术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别对待。
一方面，乾隆皇帝确实在客观上对中国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做过许多积极的贡献，成就卓著。这尤其在历代书画金石的保存上可圈可点。宫廷收藏有系统有条件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在瓷器杂项等器物工艺的制造方面，清三代空前绝后，堪称绝响，这样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乾隆工”已经成为奢华极致的一个代名词，而且乾隆或整个清三代国力强盛，堪比今天的美国，是当时全球的老大，因此欧洲的顶尖工匠同样也为中国的皇帝服务，尤其在钟表珍宝的制作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为中国订制，当时的西洋画家或者科技也为乾隆皇帝拿来利用，显示了一种非凡的大国气度。郭庆祥先生曾撰文认为清代皇家收藏格调低下，庸俗不堪。笔者对此观点曾撰文予以回击，认为雅俗是个相对的概念，需要我们辨证看待。相对于明代永宣成化的瓷器，乾隆的东西是有点庸俗繁缛。或者说相对于唐宋来说，在格调上清代的许多东西简直不值一提。但毕竟清三代也有它卓越的成就，仅就瓷器工艺而言，清末晚期慈禧太后时期烧造的“大雅斋”瓷器在整体格调上就比三代瓷器粗俗得多，更不要说后面的民国瓷器了。更令人汗颜的是，解放以后我们的瓷器工艺更是一落千丈，甚至拿不出一样可以代表这六十年器物风格的实物出来。难怪周总理曾多次批评景德镇的瓷器工作者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判断，那么如今社会上收藏家们对清三代器物的推崇，借乾隆爷的“眼睛”，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热捧，屡屡有天价纪录，则是有它合理因素在里面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乾隆皇帝对艺术品的收藏往往从自己的趣味出发，所以其收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乾隆皇帝的收藏也良莠不齐，并非全是精品，甚至有像高士奇、梁清标这样的大收藏家竟敢冒欺君之罪，以次充好，将许多不值文的赝品进呈宫中愚弄皇上的事情，这个乌龙案一直到许多年后才为人们知悉，正好说明强权之下并非一片清明，文化艺术的雅俗之辨若不内行，即使是一代君主也很容易被“忽悠”。
艺术品拍卖既是收藏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是艺术资源的再分配。一方面“宫廷艺术”在拍卖场上遭遇热捧，而另一方面，这些“天价”的频频诞生，折射出当前艺术市场出现的特别现象一些资本金融大鳄和海外游资等投机势力在艺术品市场中导演了投资行为，这些行为让人们遗憾地看到艺术品投资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日益与艺术和审美情趣没有任何关联的博弈工具。我相信随着时司的推移，清者自清，优胜劣汰，市场终有一个自我清洗的过程。但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艺术品市场在中国畸形发展，恶性竞争，客观上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阻碍。
行文至此，恰好翻到同样是1996年的一本《读书》杂志，封二有陈四益、丁聪画的一篇文字加漫画，画面上讽刺那些所谓的“高雅文玩拍卖”，陈文非常有意思：“家里挂几幅字画，据说是‘雅’。若是进而有了些收藏，就更‘雅’了。然而钻山打洞去索画，索来之后又变着方儿去卖钱，‘雅’得便变了味儿。”又说：“变味儿，恐怕是免不了的，也未见得一定就是坏事。不过，也不必在变了味儿的事物上再硬加上那已经失去的‘神圣光环’，就像用大葱和馅的速冻小笼，不必再打上‘豫园风味’的招牌一样。”
链接一：宫廷艺术“价值”之论战
杨伯达(著名文物鉴定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宫廷御用艺术是中国历代艺术宝库中极为珍贵的部分，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她包括玉、木、石、牙、骨、漆、丝织、青铜、金银、瓷、珐琅等器物以及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 等，几乎包罗了中华文化艺术的所有品种。
宫廷艺术泛指皇室朝廷的建筑陈设及典章文物。而御用艺术则指专供皇帝风雅怡乐、鉴玩清赏时艺术和生活所用的工艺品，也就是宫内所称“上”用之物。它是宫廷艺术品的精华。但，两者界限有时不易划分，故于文物界、艺术史界往往泛称宫廷御用艺术品。
宫廷御用艺术品是由最优秀的艺术家、工艺匠师在宫廷作坊或外厂，按照皇帝旨意创作产生的。宫廷御用艺术品是否提款均由皇帝决定，但是也不可忽视有无必要和可能等内廷惯例。我认为，一件文物是否宫廷御用品，除了以款识论外，无款者若在材质、形式、做工、风格上与有年款者类同者亦当定位宫廷御用艺术品。因而，在鉴定宫廷御用艺术品时必须顾及到清宫日藏中确有一大批无款者。
宫廷御用艺术的土壤和基础是民间艺术，而在定条件下她可给予民间艺术发展以提高和指导。这是两者相依为命、互为促进的辨证关系和历史逻辑。然而两者毕竟有着精粗文野之别，引导收藏家、鉴赏家无不珍重宫廷御用艺术文物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庆祥撰文讽刺迷信《石渠宝笈》和清宫皇家收藏是反映了这些收藏者的“文化自卑”，其实俯视和藐视更反映了当下某些收藏者盲目的“文化自傲２。１文化自傲”和“文化自卑”同样不足取，因为在“文化自卑”的背后，作祟的是对古人和皇家的盲目崇拜，而在“文化自傲”的背后，潜藏的是对历史的虚无态度。
任何艺术品收藏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汰，这是古今通则。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著录的，大都是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淘汰而积淀下来的精品，即便其中有平庸之作，其历史文物价值也已使作品变得沉甸甸。而被当下某些炒家标榜和炒作的某些所谓的“当代大师”作品，最终也并未经过历史的淘汰，谁能保证它们的价位永远“翻跟头似地往上涨”呢?依个人浅见，被当下某些炒家高调收藏的某些“大师”精品，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要被历史淘汰掉。
吴树(《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作者)：根据我的调查，目前我国大部分富豪收藏者的侧重点是元明清官窑瓷器和清代宫廷玉器。实质上透露出国人的皇权崇拜，极缺少艺术收藏个性。且不说宫廷用具普遍缺乏艺术含量，就是大拍行拍品的真伪同样存在质疑。从有关人士透露的信息，就可以预知大部分富豪收藏的结局。有关文物专家出言：目前世界拍场拍出的明清官窑瓷器已经数倍于实际历史产量。玉器也一样，乾隆玉玺共才几枚，现在已经拍出上百枚。
链接二：关于《石渠宝笈》和《秘殿：殊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专门记录清朝宫廷收藏绘画、书法和缂丝艺术品的图书。该书是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自清乾隆八年开始编撰，直到完成。耗时74年。两书汇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作品，其中《秘殿珠林》收录的是反映宗教主题的作品，编撰人员均为当时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而《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44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等9类。每类分上、下册，再根据收藏之处各自成编，记录详尽，收录丰富。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编、续编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收录书画藏品2000余件。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套现存台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均为宫廷珍藏。但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成为目前寻觅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线索。
在现代拍卖史上，凡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都身价百倍，如宋微宗《写生珍禽图》、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隋人书出师颂》等都以千万以上价位成交。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作品全是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上等精品，而收藏家们都以收藏《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为荣。
但《石渠宝笈》一书也有它的局限。书中对作品作者的认定、对作品时代的判断、对作品真伪的鉴别，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这已是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证明了的。再有，收入《石渠宝笈》一书中的清朝书画作品只是当时画坛中的很少一部分。诸如出于政治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朱耷)、髡残、弘仁的画幅是见不到的；又如出于艺术门派的因素，“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之类的作品也是不能进入该书的：出于政治和艺术趣味的双重考虑，明朝宫廷绘画的作品亦很少被《石渠宝笈》所收载。另外，清朝很多供职宫廷的职业画家的作品，大概是由于对编著者来说是司空见惯，太熟悉不过的东西，所以收人该书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当多的画幅失载。比如王蕈等画家合作的十二巨卷《康熙南巡图》以及郎世宁所画的“双胞胎”《平安春信图》轴，两幅作品就都没有被《石渠宝笈》所收录。
那是1995年末的事情，当时我在佳士得上海办事处谋事。一天，时任香港佳士得总经理林华田飞来上海，与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朱仁明女士一起去故宫拜访杨伯达先生，共同商定于翌年春季举办宫廷御用艺术拍卖专场。专场的名称英文为“Imperial Sale”，记得当时朱小姐为中文译名特地和我商量了老半天，到底是叫“帝王艺术”，还是“御用艺术”，还是“皇家收藏”什么的?最后她听从我的建议，将中文定名为“宫廷艺术”，通知香港公关部门做有关新闻宣传。
林华田绝顶聪明，和朱小姐有同学之谊，曾一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国艺术鉴赏，中国陶瓷器的研究是两人的专长。很快林华田被佳士得看中，并以其卓越干练的能力，成为香港佳士得总经理，充分展露其才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艺术品市场刚刚经历了一场日本金融危机以后的复苏，渐渐有回暖的气色。因为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新劲买家的积极参与。中国艺术品也呈现派日益繁荣的景象。尤其在中国瓷器市场，清三代官窑瓷器开始崭露头角，市价升温，与以往日本和欧美买家注重高古及宋元瓷器的审美趣昧泾渭分明。林华田敏锐地察觉到，只要是宫廷或御用皇家的制品，往往受到港台买家的热烈推崇，价格扶摇直上。于是他率先决定，由佳士得先发制人，举办以宫廷艺术为主题的专场拍卖。为此专程拜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宫廷艺术研究权威、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并请其撰写专文作序，对拍卖做高屋建瓴的介绍。
1996年4月28日，拍卖会如期举行，获得空前成功。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一专场拍卖有点简陋，拍品不多，仅仅65件，收件质量也似乎有些参差不齐，并非如今日一样件件东西惊天动地，但市场表现却非常热烈。不过仔细翻翻这本拍卖图录，明确作者身份的印记字样其实很少。开首的11件玉器只有两件有“御用”、“御笔”之类的款识，其他均为无款。而且除了瓷器上多数有官窑款识外。其余拍品有标志皇室身份的款识字样是极其少见的。杨伯达在序文中也说：“凡宫廷御用艺术品是否题款均由皇帝决定。……经查清宫旧藏院画及各类工艺品上书刻‘御制’、‘御用’、‘御赏’等款者，确实寥寥可数，而大多作品题‘臣某某恭画’、‘大清乾隆年制’或‘乾隆年制’等款，也有未题款者。……又如官窑瓷器有年款者较多，无年款者较少，然玉、漆、玻璃等御用器则反之，具年款者少，未具年款者多。而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木器、家具、宝座、服饰、地毯、珠宝、首饰则鲜有款识者。”这好像不如现在的宫廷艺术专场，拍品大多流传有序，款识清楚，皇帝的印记到处都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雅俗相对：乾隆藏品的艺术价值
今天宫廷艺术拍卖红翻天，特别以当年乾隆的藏品为代表，均拍出天价，这些现象令人深思。它们的艺术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别对待。
一方面，乾隆皇帝确实在客观上对中国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做过许多积极的贡献，成就卓著。这尤其在历代书画金石的保存上可圈可点。宫廷收藏有系统有条件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在瓷器杂项等器物工艺的制造方面，清三代空前绝后，堪称绝响，这样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乾隆工”已经成为奢华极致的一个代名词，而且乾隆或整个清三代国力强盛，堪比今天的美国，是当时全球的老大，因此欧洲的顶尖工匠同样也为中国的皇帝服务，尤其在钟表珍宝的制作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为中国订制，当时的西洋画家或者科技也为乾隆皇帝拿来利用，显示了一种非凡的大国气度。郭庆祥先生曾撰文认为清代皇家收藏格调低下，庸俗不堪。笔者对此观点曾撰文予以回击，认为雅俗是个相对的概念，需要我们辨证看待。相对于明代永宣成化的瓷器，乾隆的东西是有点庸俗繁缛。或者说相对于唐宋来说，在格调上清代的许多东西简直不值一提。但毕竟清三代也有它卓越的成就，仅就瓷器工艺而言，清末晚期慈禧太后时期烧造的“大雅斋”瓷器在整体格调上就比三代瓷器粗俗得多，更不要说后面的民国瓷器了。更令人汗颜的是，解放以后我们的瓷器工艺更是一落千丈，甚至拿不出一样可以代表这六十年器物风格的实物出来。难怪周总理曾多次批评景德镇的瓷器工作者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判断，那么如今社会上收藏家们对清三代器物的推崇，借乾隆爷的“眼睛”，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热捧，屡屡有天价纪录，则是有它合理因素在里面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乾隆皇帝对艺术品的收藏往往从自己的趣味出发，所以其收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乾隆皇帝的收藏也良莠不齐，并非全是精品，甚至有像高士奇、梁清标这样的大收藏家竟敢冒欺君之罪，以次充好，将许多不值文的赝品进呈宫中愚弄皇上的事情，这个乌龙案一直到许多年后才为人们知悉，正好说明强权之下并非一片清明，文化艺术的雅俗之辨若不内行，即使是一代君主也很容易被“忽悠”。
艺术品拍卖既是收藏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是艺术资源的再分配。一方面“宫廷艺术”在拍卖场上遭遇热捧，而另一方面，这些“天价”的频频诞生，折射出当前艺术市场出现的特别现象一些资本金融大鳄和海外游资等投机势力在艺术品市场中导演了投资行为，这些行为让人们遗憾地看到艺术品投资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日益与艺术和审美情趣没有任何关联的博弈工具。我相信随着时司的推移，清者自清，优胜劣汰，市场终有一个自我清洗的过程。但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艺术品市场在中国畸形发展，恶性竞争，客观上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阻碍。
行文至此，恰好翻到同样是1996年的一本《读书》杂志，封二有陈四益、丁聪画的一篇文字加漫画，画面上讽刺那些所谓的“高雅文玩拍卖”，陈文非常有意思：“家里挂几幅字画，据说是‘雅’。若是进而有了些收藏，就更‘雅’了。然而钻山打洞去索画，索来之后又变着方儿去卖钱，‘雅’得便变了味儿。”又说：“变味儿，恐怕是免不了的，也未见得一定就是坏事。不过，也不必在变了味儿的事物上再硬加上那已经失去的‘神圣光环’，就像用大葱和馅的速冻小笼，不必再打上‘豫园风味’的招牌一样。”
链接一：宫廷艺术“价值”之论战
杨伯达(著名文物鉴定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宫廷御用艺术是中国历代艺术宝库中极为珍贵的部分，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她包括玉、木、石、牙、骨、漆、丝织、青铜、金银、瓷、珐琅等器物以及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 等，几乎包罗了中华文化艺术的所有品种。
宫廷艺术泛指皇室朝廷的建筑陈设及典章文物。而御用艺术则指专供皇帝风雅怡乐、鉴玩清赏时艺术和生活所用的工艺品，也就是宫内所称“上”用之物。它是宫廷艺术品的精华。但，两者界限有时不易划分，故于文物界、艺术史界往往泛称宫廷御用艺术品。
宫廷御用艺术品是由最优秀的艺术家、工艺匠师在宫廷作坊或外厂，按照皇帝旨意创作产生的。宫廷御用艺术品是否提款均由皇帝决定，但是也不可忽视有无必要和可能等内廷惯例。我认为，一件文物是否宫廷御用品，除了以款识论外，无款者若在材质、形式、做工、风格上与有年款者类同者亦当定位宫廷御用艺术品。因而，在鉴定宫廷御用艺术品时必须顾及到清宫日藏中确有一大批无款者。
宫廷御用艺术的土壤和基础是民间艺术，而在定条件下她可给予民间艺术发展以提高和指导。这是两者相依为命、互为促进的辨证关系和历史逻辑。然而两者毕竟有着精粗文野之别，引导收藏家、鉴赏家无不珍重宫廷御用艺术文物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庆祥撰文讽刺迷信《石渠宝笈》和清宫皇家收藏是反映了这些收藏者的“文化自卑”，其实俯视和藐视更反映了当下某些收藏者盲目的“文化自傲２。１文化自傲”和“文化自卑”同样不足取，因为在“文化自卑”的背后，作祟的是对古人和皇家的盲目崇拜，而在“文化自傲”的背后，潜藏的是对历史的虚无态度。
任何艺术品收藏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汰，这是古今通则。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著录的，大都是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淘汰而积淀下来的精品，即便其中有平庸之作，其历史文物价值也已使作品变得沉甸甸。而被当下某些炒家标榜和炒作的某些所谓的“当代大师”作品，最终也并未经过历史的淘汰，谁能保证它们的价位永远“翻跟头似地往上涨”呢?依个人浅见，被当下某些炒家高调收藏的某些“大师”精品，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要被历史淘汰掉。
吴树(《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作者)：根据我的调查，目前我国大部分富豪收藏者的侧重点是元明清官窑瓷器和清代宫廷玉器。实质上透露出国人的皇权崇拜，极缺少艺术收藏个性。且不说宫廷用具普遍缺乏艺术含量，就是大拍行拍品的真伪同样存在质疑。从有关人士透露的信息，就可以预知大部分富豪收藏的结局。有关文物专家出言：目前世界拍场拍出的明清官窑瓷器已经数倍于实际历史产量。玉器也一样，乾隆玉玺共才几枚，现在已经拍出上百枚。
链接二：关于《石渠宝笈》和《秘殿：殊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专门记录清朝宫廷收藏绘画、书法和缂丝艺术品的图书。该书是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自清乾隆八年开始编撰，直到完成。耗时74年。两书汇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作品，其中《秘殿珠林》收录的是反映宗教主题的作品，编撰人员均为当时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而《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44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等9类。每类分上、下册，再根据收藏之处各自成编，记录详尽，收录丰富。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编、续编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收录书画藏品2000余件。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套现存台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均为宫廷珍藏。但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成为目前寻觅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线索。
在现代拍卖史上，凡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都身价百倍，如宋微宗《写生珍禽图》、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隋人书出师颂》等都以千万以上价位成交。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作品全是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上等精品，而收藏家们都以收藏《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为荣。
但《石渠宝笈》一书也有它的局限。书中对作品作者的认定、对作品时代的判断、对作品真伪的鉴别，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这已是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证明了的。再有，收入《石渠宝笈》一书中的清朝书画作品只是当时画坛中的很少一部分。诸如出于政治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朱耷)、髡残、弘仁的画幅是见不到的；又如出于艺术门派的因素，“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之类的作品也是不能进入该书的：出于政治和艺术趣味的双重考虑，明朝宫廷绘画的作品亦很少被《石渠宝笈》所收载。另外，清朝很多供职宫廷的职业画家的作品，大概是由于对编著者来说是司空见惯，太熟悉不过的东西，所以收人该书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当多的画幅失载。比如王蕈等画家合作的十二巨卷《康熙南巡图》以及郎世宁所画的“双胞胎”《平安春信图》轴，两幅作品就都没有被《石渠宝笈》所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