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社会急剧转型、快速城镇化变迁等背景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熟人社会公共性弱化、老年人精神孤独、留守和托管儿童心理成长发生偏差、青年农民婚恋观改变等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理技术的应用对于了解和促进人民群众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当前，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技术应用方面存在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不相适应、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错位、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嵌合度不够、外生技术退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心理技术下乡，与农村生活世界相契合，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促进心理技术与传统秩序融合，创新心理服务宣传方式与内容，加快内生性技术力量的成长，使心理服务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心理技术下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技术与制度;农村生活世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心理学、精神卫生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协同应用。技术治理的思维路线和模式嵌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了解和促进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水平，推进社会治理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关于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人们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现阶段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只有先保证物质生活的富足，才能探讨心理服务方面的事情。有的观点认为，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锦上添花”，属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生活有基本保证之后的“高需求”，目前农村还不太需要。还有观点认为，目前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接受不了心理学的“大道理”，明白不了“专业术语”，心理学与农民还有一段“心理距离”，农村暂时还接纳不了社会心理服务。我们认为，亿万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体力量，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参与者，农民的心态直接影响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要且急迫。心理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作为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急需深入广大农村，切实与农村特殊的生活文化相契合，发挥其关键作用。
一、农村需要心理服务技术下乡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不良趋势。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快速城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1.农村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弱化
在市场经济强力渗透之下，我国许多村庄呈现常住人口锐减、劳动力外流现象。在农业生产获利空间相对偏小、获利不确定性相对偏大的客观现实面前，村庄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萎缩态势，公共事务内生机制和力量退化，血缘地缘关系纽带逐渐淡化，农民选择回到自己的个人空间，注重个人生活的空间界限和信息隐私的保护，熟人或半熟人之间的亲密交往减少。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使人们工具理性不断增强，利益成为人们决定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①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这些变化，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新生代农民身上。他们不常住村庄，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到家乡，与其他村民的来往主要是礼节性寒暄，未必深入交往，对村庄公共性话题和事务也不太关心。还有一些村庄因土地租种或房屋用地出租等原因，存在一些长期或临时的外来人员，他们对村庄的认同度也不高。可见，村庄社会存在团结和互助型文化的断裂风险，利己、原子式村庄文化值得警惕。在从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局部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村庄生活中产生的利益纠纷没有减少，村庄解决纠纷的能力却在下降。特别是外来人口承包土地以及原住村民因宅基地、土地界限等问题出现争议时，村庄化解机制往往捉襟见肘。这些纠纷和冲突对基层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
2.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孤独
随着全国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实现同步提升，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使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面临新的挑战。②基于文化传统与劳作习惯，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从事中低度的农业生产，以满足其日常所需。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农民劳动能力逐步下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逐渐减少，家庭话语权也慢慢弱化，精神需求的重点从对土地耕作的热情、繁重农业劳动的坚持和农业丰收的期盼转移到对从土地耕作退出后的怀旧、成为家庭“负担”的愧疚和子女“反哺”的期望等方面。然而，农村公共性空间和活动的萎缩，人情关系的淡漠，均给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带来不小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组织化程度低，受农村基础设施、正规活动场所、经济能力与消费习惯等的限制，精神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少量的休闲活动主要是在村内闲逛、与村民唠嗑打牌等，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逢年过节时出门在外的子女能够返乡团聚，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总的来看，老年人精神孤独问题日趋突出。丧偶、患病、年事已高的老年人情况更为糟糕，他们生活空间隔离程度较高，独居情况较普遍，生活自理存在困难，生活質量较差，精神状态普遍不好，严重的个体会偶发自杀等极端行为。
3.留守和托管儿童心理成长的偏差
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规模经济生产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参与城市建设，催生了遍及全国的“打工经济”现象。调研发现，为了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加上务工地入学条件的限制，一些远赴他乡就业的农民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祖辈照看或亲戚代管。也有不少农民工考虑到乡村教育的落后，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借读。如果祖辈不方便到县城照料孩子，一些农民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公办学校。还有一些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寄宿在社会力量办的托管机构。这些托管机构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需要，解决了留守和托管儿童的生活问题，解除了打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但也存在安全隐患。父母不在身边，客观上造成了孩子们的亲情缺失，加之外界对这些孩子的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也有欠缺，使得他们在面对挫折和烦恼的时候，更容易选择逃避现实，一些孩子甚至沉迷在网络游戏世界中寻求刺激和解脱。长此以往，这些孩子容易出现人格缺陷等心理健康问题。 4.青年农民婚恋观的改变
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迁居城市（镇）生活，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有的村庄人口寥寥，许多村庄以老年人和儿童居多，农业生产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成片土地被抛荒。目前，大多数青年农民的农村情结较弱、土地情怀偏低、乡土情感模糊，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劳作能力逐渐低下，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都更加趋于城市化。农村青年的婚姻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去农村化”色彩。从选择未来居住地看，农村人娶媳妇的“标配”是城里有一套房。从恋爱过程来看，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已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观念发展为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观念。③近些年“性自由”“性解放”等思想也对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促成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④从婚姻状况来看，农村青年的婚姻与城市婚姻几乎没有差异，农村青年的离婚率也较高，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闪婚闪离”情况。显然，青年农民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远远比不上老一辈农民。
二、农村心理服务技术应用的困境
在当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技術治理逐步深化。政府一方面日益注重引用新的信息技术和工具来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能⑤，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日常社会治理中工作手段的“技术化”⑥。有学者指出，中国已处于“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治理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工作已具有“量化考核”“项目管理”“行政吸纳政治”等技术治理的特点。⑦政府技术治理的运行逻辑可总结为两点：一是政府外部服务体制的技术性创新;二是政府内部工作机制的技术性优化。政府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科技工具来提高自身公共服务的效能，让公众、社会组织以及机构多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利用技术监管社会成员的行为。现代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与飞速发展，为公众提供了了解社会治理的途径，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政府顺应社会需求，利用技术赋权，创建网络参与平台，以征集民意，与民同治。⑧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理技术下乡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逐渐凸显。
1.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适应问题
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理技术主要有两大功能：普查预警的发现功能和心理恢复的干预功能。就前者来看，心理技术的应用在农村十分有限。由于现有技术太复杂，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难以理解专业词汇和术语，更没有能力独立使用心理技术。如心理测评软件需要有人指导且翻译成白话，才能被农民所用，而一些老人因理解能力有限很难搞清楚心理测评软件这一现代技术手段。此外，现代心理咨询技术面对传统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起相反效果。“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导致村民在接受软件排查时拒绝反映真实情况。并且，村庄中一个人如果被贴上排查预警的标签，很容易被其他人另眼看待，不利于当事人以后的正常生活。实际上，在农村，村干部和扶贫帮扶小组通过走访，就可以很好地掌握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这些人非常熟悉村民，很容易发现有心理服务需求的个体。可见，基于农村固有的特殊人际关系网络，村干部负责任的判断可以部分替代心理测评软件的普查预警功能。对于重点人群还可使用专业软件和量表进行进一步测评。就后者来看，心理技术的体现不甚明显。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村之前，村庄内部已经存在自发的、制度内外的矛盾调解以及心理疏导的机制和实践。针对家庭和邻里矛盾，由妇女主任、网格小组长、治安主任以及自然形成的村庄家族“管事儿”的人入户调解与安抚，很多时候村民的服务需求并没有上升到心理咨询的程度，只要“气儿顺了”、评了理就能够解决。因此，技术机制中的部分功能基本上都能由传统社会内在机制或者已有的治理模式所替代，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需要专业的技术专家提供帮助。
2.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博弈问题
签署服务合同是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典型工作手段。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信息沟通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与社会招标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数量等方面占有话语优势。社会组织在服务技术、服务质量、服务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由于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并不一定有全面的了解，部分社会组织在服务时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减少服务数量，降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以达到最快获得合同契约金的目的。而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政府即使选择正规的社会机构来提供服务，也很难避免机构钻空子的情况，从而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水平和质量。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重点人群的心理服务主要依靠机构的专家系统，而对于技术应用的流程和操作，政府尚没有规范的评定考核标准。另外，对于治疗结束后技术使用成效的考核，基层政府也没有相关明确的规范标准，一般只是从被服务者的家人或邻居那里获得反馈信息，这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疗服务情况，但这种反馈不够规范，也不严谨。政府行政部门需要对心理问题的判定、心理治疗方案的确定、治疗过程以及治疗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3.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嵌合问题
将技术引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往往要求村干部与技术一同“落地”，以此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真实信息，通过使用心理测评软件摸清村民整体心理健康状态，用技术结果、数据信息来解决上级与基层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即使干部与技术同时下乡，技术使用以及信息生产都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和组织过程，这为后期信息“注水”即社会图像失真埋下隐患。政策的设计者作为信息的需求方要求信息的真实性，这对于基层来说很难做到。一方面，信息的真实性并不是村干部关注的重点，他们更在意政策的推行情况即绩效问题，也就是面上有多少人注册并参与了测评系统，追求信息的真实性意味着村干部在入户排查测评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被测评对象村民作为信息的供给方，由于缺乏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以及对心理健康等专业知识的必要了解，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使用测评系统提供信息时会存在知识方面的疑惑，出于个人隐私保护会拒绝回答真实情况。由此，制度设计者与实际执行者之间的不契合显而易见。鉴于村民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村干部，心理技术下乡突破不了对村干部的基层信息依赖，专业技术引入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值得深思。 4.外生技术退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外生与内生两种技术机制：政府购买机构服务和政府内生技术应用。外生技术机制主要是基层政府向专业心理技术机构购买社会服务。内生技术机制包括以政府培训的公务员和基层工作人员、通过购买岗位服务培养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群体、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个体心理咨询从业人员为主要力量，增加整体心理咨询服务的供给。基层政府希望利用已有的心理服务资源，增加县域内提供心理服务的多元主体，减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构建“造血式”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即便如此，上述人员专业心理咨询技能仍然较为欠缺。在农村，经过培训的村干部可以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把所学到的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运用到调解村民日常矛盾纠纷、情绪安抚等工作中，但离实际担当专业心理咨询服务者的角色还有较大差距，对少数重点人群的心理服务还需要依靠外来的专业机构组织。显然，如果遇到基层政府没有充足资金购买服务时，这种“输血式”的心理服务模式可能就无法持续，外生技术的退出以及内生力量的不足使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难以持续深入推进。如何利用好县域范围内已有的人才队伍，建立“造血式”工作循环模式，需要基层政府认真考虑。
三、農村心理服务技术应用的制度保障
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技术下乡障碍，既是技术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又是技术面临的对象群体契合性问题，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下乡服务的对象是农民，需要注意农村社会自身已有的传统运行机制既可部分发挥技术功能，也会排斥外生技术的加入，使技术下乡面临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二是基层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社会组织，使社会心理服务提供者更加多元化，同时也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能。不过，由于基层政府提供的专业性心理服务不足，对社会组织的运行监督机制和成效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客观上造成了技术下乡面临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博弈问题。三是心理技术下乡在形式上趋于合理，但仍被“行政发包制”等体制束缚，上层设计者与村民群众之间存在一些信息壁垒，造成了基层收集信息时的“数字失真”，技术下乡面临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嵌合问题。四是政府购买服务时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有实效性，一旦社会组织因某种原因退出，政府必须面对内生技术力量能否承担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的重要技术角色的问题，技术下乡面临着外生技术退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的现实矛盾。对于上述问题，只有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发挥心理技术下乡的科学功能和实际作用。
1.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辐射面广、应用性强，与基层群众工作联系密切、息息相关。当前，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扫黑除恶、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推进和深化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基层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要求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站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创新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升领导能力，善于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形势下，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的共建共促、有机融合，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根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积极参与到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提升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基层党组织还要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与党建工作结合起来，将心理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定期开展与心理服务相关的主题讲座，积极宣传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工作，让群众了解并接纳心理服务;定期开展“面对面谈心”活动，把握群众心理状态和情绪，及时提供帮助并加以干预，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加强党员同志心理服务知识的相关培训，提升党员同志的专业技能，定期让党员同志入户帮助心理服务对象，使党员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加强心理技术与传统秩序结合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需要党政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通过合理的资源投入、“接地气”的工作方式，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快速发展。每个人的生活场域既是心理问题生长的温床，也是自我调适、自我疏导的“天然咨询室”。农村是一个较为封闭和固化的熟人社会，自身有一定的运行秩序，生活较为单纯，对于外生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总是需要高级别的专业人才来解决，可以主要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来发现问题、调解矛盾、疏导情绪。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当注意避免生硬的“学院式”心理技术干预，切实提高专业心理服务技术与传统乡土社会的适应性，打造适应基层实际的社会心理服务技术和程序。要重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朴素智慧和经验，将心理技术与传统秩序相结合，避免“唯技术化”地完全照搬西方的心理技术手段，重视心理技术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柔性使用。针对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可以通过朋辈关心疏导、休闲娱乐活动、专业人员主动介入等方式帮助服务对象，让其放下抵触心理，使其在服务过程中获得心理支持与心理归属。可以建设一支人脉广、人缘好、有威望、有能力、责任感强的党员、积极分子组成的本地“心理服务队”，积极发挥本地优秀文化的作用，营造基层社会乐观向上的氛围，为邻里乡亲心理问题的自我调节、自我服务和自我完善提供一定的辅导和帮助。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传统秩序、宗族力量与传统伦理的权威性消减、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农村传统社会内生性机制遭遇一定挑战的大环境中，只有将传统机制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才能加快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3.创新心理服务的方式和内容
对于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说，社会心理服务知识宣传是一项重要任务。目前，知识的普及宣传面临着一些挑战。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还存在一些“污名化”现象，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社会心理服务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对社会心理服务的认识具有滞后性，从了解、认可到接纳、使用存在一个缓慢的适应过程。因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需要常态化、精细化的宣传，需要专业化、针对性的培训，从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出发，提高村民心理健康意识，消除不良偏见与歧视。要培养村民的心理自我疏导能力，预防少数非理性事件和极端事件发生。加强农村一线基层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将心理学的思维和技巧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真实了解村民利益诉求的发生环境，平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针对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留守老人孤独、留守儿童缺乏关爱等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发挥党员模范、乡贤能人、积极分子等的作用，在熟人社会关系中逐步培育出解决心理困扰的有效力量。 4.加快内生性技术力量的成长
农村社會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注重加快内生性技术力量的成长。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意识，提升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专业心理机构的服务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导向偏弱、持续动力不足、监督评估机制缺乏等。政府作为购买方遵循人本导向，专业心理机构作为服务方遵循利益导向，这二者在行动逻辑上的错位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实际运行中工作成本的增加和工作成效的降低。专业心理机构服务人员缺乏本地生活体验，在心理技术应用时往往容易脱离当地的生活场域，影响心理服务效果。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的资源支持，需要重视本地心理服务力量的培育，形成“造血式”工作循环模式，从而降低对外部“输入型”资源的依赖。与成本高、兼容性差的外来心理服务资源相比，本地心理服务资源成本更低、兼容性更高、可持续性更强。不仅如此，本地力量提供的服务更具人本性，追求服务效果，利益导向要弱于商业化的专业心理机构。
四、结语
中国的权威体制有着复杂的治理链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刚性的科层组织面对各个基层政府，一统性的决策与地方多变、复杂的具体情况之间有着巨大偏差，造成了治理成本增加等多重问题。⑨技术嵌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同样存在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心态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功能等发生变化，老龄化趋势、城市化冲击、现代性入侵、市场化渗透等带来了农村熟人社会公共性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在不断进行的农村人口社会流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组织之间发生交往和互动的机会及场合不断增多，这些过程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也显著增加。个体在自由边界不断拓展的同时，社会依赖性的场域和新的内容也显著拓宽。而农民对于参与社会交往和互动的可靠性仍然心存怀疑并保持警惕，对外界的信心需要进一步强化。心理技术引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发挥最大效能，必须与农村生活世界相契合，必须分析清楚心理技术引入体系建设时面对的既有结构，梳理清楚由此带来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技术治理在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发挥技术与结构相互推动的最大效能。国家需要帮助广大农民有效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提出的新要求，化解社会各单元及个体在保持独立性时所出现的各种心理不适和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经济收入低、拥有资源少、遭遇特殊变故的农村个体。总体上，他们无论从社会权益的获得感、心理层面的自尊感，还是物质基础的安全感、精神状态的舒展感等多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在遭遇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们自我恢复的信心不足、能力偏弱，尤其需要国家根据不同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从实际出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思想上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注释
①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周绍斌、李建平：《浙江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与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年第21期。
③陈锋：《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④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动因探析——以皖北Y村为个案的研究》，《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⑤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年第4期。
⑥黄毅、文军：《从“总体—支配型”到“技术—治理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⑦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⑧张丙宣：《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5期。
⑨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海 玉
关键词：心理技术下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技术与制度;农村生活世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心理学、精神卫生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协同应用。技术治理的思维路线和模式嵌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了解和促进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水平，推进社会治理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关于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人们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现阶段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只有先保证物质生活的富足，才能探讨心理服务方面的事情。有的观点认为，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锦上添花”，属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生活有基本保证之后的“高需求”，目前农村还不太需要。还有观点认为，目前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接受不了心理学的“大道理”，明白不了“专业术语”，心理学与农民还有一段“心理距离”，农村暂时还接纳不了社会心理服务。我们认为，亿万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体力量，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参与者，农民的心态直接影响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要且急迫。心理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作为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急需深入广大农村，切实与农村特殊的生活文化相契合，发挥其关键作用。
一、农村需要心理服务技术下乡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不良趋势。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快速城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1.农村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弱化
在市场经济强力渗透之下，我国许多村庄呈现常住人口锐减、劳动力外流现象。在农业生产获利空间相对偏小、获利不确定性相对偏大的客观现实面前，村庄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萎缩态势，公共事务内生机制和力量退化，血缘地缘关系纽带逐渐淡化，农民选择回到自己的个人空间，注重个人生活的空间界限和信息隐私的保护，熟人或半熟人之间的亲密交往减少。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使人们工具理性不断增强，利益成为人们决定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①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这些变化，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新生代农民身上。他们不常住村庄，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到家乡，与其他村民的来往主要是礼节性寒暄，未必深入交往，对村庄公共性话题和事务也不太关心。还有一些村庄因土地租种或房屋用地出租等原因，存在一些长期或临时的外来人员，他们对村庄的认同度也不高。可见，村庄社会存在团结和互助型文化的断裂风险，利己、原子式村庄文化值得警惕。在从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局部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村庄生活中产生的利益纠纷没有减少，村庄解决纠纷的能力却在下降。特别是外来人口承包土地以及原住村民因宅基地、土地界限等问题出现争议时，村庄化解机制往往捉襟见肘。这些纠纷和冲突对基层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
2.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孤独
随着全国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质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实现同步提升，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使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面临新的挑战。②基于文化传统与劳作习惯，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从事中低度的农业生产，以满足其日常所需。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农民劳动能力逐步下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逐渐减少，家庭话语权也慢慢弱化，精神需求的重点从对土地耕作的热情、繁重农业劳动的坚持和农业丰收的期盼转移到对从土地耕作退出后的怀旧、成为家庭“负担”的愧疚和子女“反哺”的期望等方面。然而，农村公共性空间和活动的萎缩，人情关系的淡漠，均给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带来不小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组织化程度低，受农村基础设施、正规活动场所、经济能力与消费习惯等的限制，精神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少量的休闲活动主要是在村内闲逛、与村民唠嗑打牌等，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逢年过节时出门在外的子女能够返乡团聚，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总的来看，老年人精神孤独问题日趋突出。丧偶、患病、年事已高的老年人情况更为糟糕，他们生活空间隔离程度较高，独居情况较普遍，生活自理存在困难，生活質量较差，精神状态普遍不好，严重的个体会偶发自杀等极端行为。
3.留守和托管儿童心理成长的偏差
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规模经济生产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参与城市建设，催生了遍及全国的“打工经济”现象。调研发现，为了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加上务工地入学条件的限制，一些远赴他乡就业的农民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祖辈照看或亲戚代管。也有不少农民工考虑到乡村教育的落后，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借读。如果祖辈不方便到县城照料孩子，一些农民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公办学校。还有一些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寄宿在社会力量办的托管机构。这些托管机构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需要，解决了留守和托管儿童的生活问题，解除了打工农民的后顾之忧，但也存在安全隐患。父母不在身边，客观上造成了孩子们的亲情缺失，加之外界对这些孩子的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也有欠缺，使得他们在面对挫折和烦恼的时候，更容易选择逃避现实，一些孩子甚至沉迷在网络游戏世界中寻求刺激和解脱。长此以往，这些孩子容易出现人格缺陷等心理健康问题。 4.青年农民婚恋观的改变
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迁居城市（镇）生活，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有的村庄人口寥寥，许多村庄以老年人和儿童居多，农业生产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成片土地被抛荒。目前，大多数青年农民的农村情结较弱、土地情怀偏低、乡土情感模糊，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劳作能力逐渐低下，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都更加趋于城市化。农村青年的婚姻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去农村化”色彩。从选择未来居住地看，农村人娶媳妇的“标配”是城里有一套房。从恋爱过程来看，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已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观念发展为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观念。③近些年“性自由”“性解放”等思想也对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促成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④从婚姻状况来看，农村青年的婚姻与城市婚姻几乎没有差异，农村青年的离婚率也较高，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闪婚闪离”情况。显然，青年农民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远远比不上老一辈农民。
二、农村心理服务技术应用的困境
在当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技術治理逐步深化。政府一方面日益注重引用新的信息技术和工具来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能⑤，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日常社会治理中工作手段的“技术化”⑥。有学者指出，中国已处于“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治理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工作已具有“量化考核”“项目管理”“行政吸纳政治”等技术治理的特点。⑦政府技术治理的运行逻辑可总结为两点：一是政府外部服务体制的技术性创新;二是政府内部工作机制的技术性优化。政府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科技工具来提高自身公共服务的效能，让公众、社会组织以及机构多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利用技术监管社会成员的行为。现代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与飞速发展，为公众提供了了解社会治理的途径，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政府顺应社会需求，利用技术赋权，创建网络参与平台，以征集民意，与民同治。⑧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理技术下乡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逐渐凸显。
1.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适应问题
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理技术主要有两大功能：普查预警的发现功能和心理恢复的干预功能。就前者来看，心理技术的应用在农村十分有限。由于现有技术太复杂，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难以理解专业词汇和术语，更没有能力独立使用心理技术。如心理测评软件需要有人指导且翻译成白话，才能被农民所用，而一些老人因理解能力有限很难搞清楚心理测评软件这一现代技术手段。此外，现代心理咨询技术面对传统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起相反效果。“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导致村民在接受软件排查时拒绝反映真实情况。并且，村庄中一个人如果被贴上排查预警的标签，很容易被其他人另眼看待，不利于当事人以后的正常生活。实际上，在农村，村干部和扶贫帮扶小组通过走访，就可以很好地掌握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这些人非常熟悉村民，很容易发现有心理服务需求的个体。可见，基于农村固有的特殊人际关系网络，村干部负责任的判断可以部分替代心理测评软件的普查预警功能。对于重点人群还可使用专业软件和量表进行进一步测评。就后者来看，心理技术的体现不甚明显。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村之前，村庄内部已经存在自发的、制度内外的矛盾调解以及心理疏导的机制和实践。针对家庭和邻里矛盾，由妇女主任、网格小组长、治安主任以及自然形成的村庄家族“管事儿”的人入户调解与安抚，很多时候村民的服务需求并没有上升到心理咨询的程度，只要“气儿顺了”、评了理就能够解决。因此，技术机制中的部分功能基本上都能由传统社会内在机制或者已有的治理模式所替代，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需要专业的技术专家提供帮助。
2.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博弈问题
签署服务合同是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典型工作手段。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信息沟通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与社会招标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数量等方面占有话语优势。社会组织在服务技术、服务质量、服务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由于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并不一定有全面的了解，部分社会组织在服务时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减少服务数量，降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以达到最快获得合同契约金的目的。而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政府即使选择正规的社会机构来提供服务，也很难避免机构钻空子的情况，从而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水平和质量。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重点人群的心理服务主要依靠机构的专家系统，而对于技术应用的流程和操作，政府尚没有规范的评定考核标准。另外，对于治疗结束后技术使用成效的考核，基层政府也没有相关明确的规范标准，一般只是从被服务者的家人或邻居那里获得反馈信息，这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疗服务情况，但这种反馈不够规范，也不严谨。政府行政部门需要对心理问题的判定、心理治疗方案的确定、治疗过程以及治疗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3.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嵌合问题
将技术引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往往要求村干部与技术一同“落地”，以此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真实信息，通过使用心理测评软件摸清村民整体心理健康状态，用技术结果、数据信息来解决上级与基层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即使干部与技术同时下乡，技术使用以及信息生产都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和组织过程，这为后期信息“注水”即社会图像失真埋下隐患。政策的设计者作为信息的需求方要求信息的真实性，这对于基层来说很难做到。一方面，信息的真实性并不是村干部关注的重点，他们更在意政策的推行情况即绩效问题，也就是面上有多少人注册并参与了测评系统，追求信息的真实性意味着村干部在入户排查测评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被测评对象村民作为信息的供给方，由于缺乏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以及对心理健康等专业知识的必要了解，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使用测评系统提供信息时会存在知识方面的疑惑，出于个人隐私保护会拒绝回答真实情况。由此，制度设计者与实际执行者之间的不契合显而易见。鉴于村民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村干部，心理技术下乡突破不了对村干部的基层信息依赖，专业技术引入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值得深思。 4.外生技术退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外生与内生两种技术机制：政府购买机构服务和政府内生技术应用。外生技术机制主要是基层政府向专业心理技术机构购买社会服务。内生技术机制包括以政府培训的公务员和基层工作人员、通过购买岗位服务培养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群体、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个体心理咨询从业人员为主要力量，增加整体心理咨询服务的供给。基层政府希望利用已有的心理服务资源，增加县域内提供心理服务的多元主体，减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构建“造血式”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即便如此，上述人员专业心理咨询技能仍然较为欠缺。在农村，经过培训的村干部可以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把所学到的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运用到调解村民日常矛盾纠纷、情绪安抚等工作中，但离实际担当专业心理咨询服务者的角色还有较大差距，对少数重点人群的心理服务还需要依靠外来的专业机构组织。显然，如果遇到基层政府没有充足资金购买服务时，这种“输血式”的心理服务模式可能就无法持续，外生技术的退出以及内生力量的不足使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难以持续深入推进。如何利用好县域范围内已有的人才队伍，建立“造血式”工作循环模式，需要基层政府认真考虑。
三、農村心理服务技术应用的制度保障
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技术下乡障碍，既是技术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又是技术面临的对象群体契合性问题，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下乡服务的对象是农民，需要注意农村社会自身已有的传统运行机制既可部分发挥技术功能，也会排斥外生技术的加入，使技术下乡面临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二是基层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社会组织，使社会心理服务提供者更加多元化，同时也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能。不过，由于基层政府提供的专业性心理服务不足，对社会组织的运行监督机制和成效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客观上造成了技术下乡面临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博弈问题。三是心理技术下乡在形式上趋于合理，但仍被“行政发包制”等体制束缚，上层设计者与村民群众之间存在一些信息壁垒，造成了基层收集信息时的“数字失真”，技术下乡面临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嵌合问题。四是政府购买服务时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有实效性，一旦社会组织因某种原因退出，政府必须面对内生技术力量能否承担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的重要技术角色的问题，技术下乡面临着外生技术退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的现实矛盾。对于上述问题，只有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发挥心理技术下乡的科学功能和实际作用。
1.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辐射面广、应用性强，与基层群众工作联系密切、息息相关。当前，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扫黑除恶、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推进和深化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基层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要求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站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创新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升领导能力，善于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形势下，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的共建共促、有机融合，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根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积极参与到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提升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基层党组织还要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与党建工作结合起来，将心理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定期开展与心理服务相关的主题讲座，积极宣传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工作，让群众了解并接纳心理服务;定期开展“面对面谈心”活动，把握群众心理状态和情绪，及时提供帮助并加以干预，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加强党员同志心理服务知识的相关培训，提升党员同志的专业技能，定期让党员同志入户帮助心理服务对象，使党员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加强心理技术与传统秩序结合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需要党政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通过合理的资源投入、“接地气”的工作方式，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快速发展。每个人的生活场域既是心理问题生长的温床，也是自我调适、自我疏导的“天然咨询室”。农村是一个较为封闭和固化的熟人社会，自身有一定的运行秩序，生活较为单纯，对于外生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总是需要高级别的专业人才来解决，可以主要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来发现问题、调解矛盾、疏导情绪。在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当注意避免生硬的“学院式”心理技术干预，切实提高专业心理服务技术与传统乡土社会的适应性，打造适应基层实际的社会心理服务技术和程序。要重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朴素智慧和经验，将心理技术与传统秩序相结合，避免“唯技术化”地完全照搬西方的心理技术手段，重视心理技术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柔性使用。针对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可以通过朋辈关心疏导、休闲娱乐活动、专业人员主动介入等方式帮助服务对象，让其放下抵触心理，使其在服务过程中获得心理支持与心理归属。可以建设一支人脉广、人缘好、有威望、有能力、责任感强的党员、积极分子组成的本地“心理服务队”，积极发挥本地优秀文化的作用，营造基层社会乐观向上的氛围，为邻里乡亲心理问题的自我调节、自我服务和自我完善提供一定的辅导和帮助。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传统秩序、宗族力量与传统伦理的权威性消减、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农村传统社会内生性机制遭遇一定挑战的大环境中，只有将传统机制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才能加快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3.创新心理服务的方式和内容
对于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说，社会心理服务知识宣传是一项重要任务。目前，知识的普及宣传面临着一些挑战。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还存在一些“污名化”现象，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社会心理服务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对社会心理服务的认识具有滞后性，从了解、认可到接纳、使用存在一个缓慢的适应过程。因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需要常态化、精细化的宣传，需要专业化、针对性的培训，从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出发，提高村民心理健康意识，消除不良偏见与歧视。要培养村民的心理自我疏导能力，预防少数非理性事件和极端事件发生。加强农村一线基层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将心理学的思维和技巧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真实了解村民利益诉求的发生环境，平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针对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留守老人孤独、留守儿童缺乏关爱等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发挥党员模范、乡贤能人、积极分子等的作用，在熟人社会关系中逐步培育出解决心理困扰的有效力量。 4.加快内生性技术力量的成长
农村社會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注重加快内生性技术力量的成长。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意识，提升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专业心理机构的服务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导向偏弱、持续动力不足、监督评估机制缺乏等。政府作为购买方遵循人本导向，专业心理机构作为服务方遵循利益导向，这二者在行动逻辑上的错位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实际运行中工作成本的增加和工作成效的降低。专业心理机构服务人员缺乏本地生活体验，在心理技术应用时往往容易脱离当地的生活场域，影响心理服务效果。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的资源支持，需要重视本地心理服务力量的培育，形成“造血式”工作循环模式，从而降低对外部“输入型”资源的依赖。与成本高、兼容性差的外来心理服务资源相比，本地心理服务资源成本更低、兼容性更高、可持续性更强。不仅如此，本地力量提供的服务更具人本性，追求服务效果，利益导向要弱于商业化的专业心理机构。
四、结语
中国的权威体制有着复杂的治理链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刚性的科层组织面对各个基层政府，一统性的决策与地方多变、复杂的具体情况之间有着巨大偏差，造成了治理成本增加等多重问题。⑨技术嵌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同样存在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心态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功能等发生变化，老龄化趋势、城市化冲击、现代性入侵、市场化渗透等带来了农村熟人社会公共性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在不断进行的农村人口社会流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组织之间发生交往和互动的机会及场合不断增多，这些过程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也显著增加。个体在自由边界不断拓展的同时，社会依赖性的场域和新的内容也显著拓宽。而农民对于参与社会交往和互动的可靠性仍然心存怀疑并保持警惕，对外界的信心需要进一步强化。心理技术引入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发挥最大效能，必须与农村生活世界相契合，必须分析清楚心理技术引入体系建设时面对的既有结构，梳理清楚由此带来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完善技术治理在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发挥技术与结构相互推动的最大效能。国家需要帮助广大农民有效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提出的新要求，化解社会各单元及个体在保持独立性时所出现的各种心理不适和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经济收入低、拥有资源少、遭遇特殊变故的农村个体。总体上，他们无论从社会权益的获得感、心理层面的自尊感，还是物质基础的安全感、精神状态的舒展感等多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在遭遇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们自我恢复的信心不足、能力偏弱，尤其需要国家根据不同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从实际出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思想上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注释
①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周绍斌、李建平：《浙江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与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年第21期。
③陈锋：《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④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动因探析——以皖北Y村为个案的研究》，《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⑤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年第4期。
⑥黄毅、文军：《从“总体—支配型”到“技术—治理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⑦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⑧张丙宣：《政府的技术治理逻辑》，《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5期。
⑨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海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