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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巴黎，处处烙着萨特的标记。
塞纳河边的树绿了，春风中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犹近。
萨特生于1905~6月21日，死于1980年4月15日，2005年是萨特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都举行丁许多纪念活动。
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由法国官方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举行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
萨特的鼎盛期是20世纪50-60年代， 70年代后期开始，对他的批评渐多。甚至有人宣称“萨特死了”，要告别“萨特一代”。
不过，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来看，人们并没有忘记萨特，包括他的对手。虽然，这种场面或许是萨特所不喜的，他一生中都拒绝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写作机器”
1940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
法军兵营里，一个30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
为了节省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厘米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士兵有了15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辨，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
这位“写作狂”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自幼失去父亲，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萨特，从小就自视甚高，自律甚严。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既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成为了现实。
1936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象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1938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墙》(小说，1939年)、《想象》(哲学著作，1940年)、《苍蝇》(剧作，1943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1943年)，《间隔》(剧作，1944年)……
这些作品在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是少有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近日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像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做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萨特把笔耕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胀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
咖啡馆叫“花神咖啡馆”，坐落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一个路口。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
2004年，我陪国内来访的复旦大学童兵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浓郁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
这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童教授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人世精神。
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 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波伏娃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7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
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萨特，以表彰他“丰富的思想，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但萨特拒绝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
有不少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更大的沽名钓誉。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颁奖前，当萨特知道自己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时，就写信给皇家科学院，希望不要选他，并简要说明了理由。
获奖消息一公布，萨特再次致信给科学院，委婉而又坚定地表达了拒绝之意。他在信中说，他之所以不能领奖，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前者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作家，不愿接受任何正式的桂冠；后者是在当时东西方文化如此冲突的形势下，接受任何一方的授奖都是不合适的。
1968年，巴黎发生“五月事件”，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与戴高乐政府以及警察发生冲突。萨特是学生们的支持者，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在当时其他一些法国的工潮和学潮中，萨特同样亲自出马，走上街头，为之振臂。
整个60年代，萨特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有—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萨特恐惧症”
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轻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批评愈演愈烈，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加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
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
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口来临时，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真是把萨特弄成—个千面人。
萨特爱好者协会在网上警告说，值此萨特纪念日之时，“萨特恐惧症”大约又要爆发。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
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萨特对当代社会发出的哲学疑问，他在文学领域所作的探索，以及他作为一个文人所表现出的罕见的政治热情，将继续启发人们的思路，引起人们的心动。
塞纳河边的树绿了，春风中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犹近。
萨特生于1905~6月21日，死于1980年4月15日，2005年是萨特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都举行丁许多纪念活动。
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由法国官方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举行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
萨特的鼎盛期是20世纪50-60年代， 70年代后期开始，对他的批评渐多。甚至有人宣称“萨特死了”，要告别“萨特一代”。
不过，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来看，人们并没有忘记萨特，包括他的对手。虽然，这种场面或许是萨特所不喜的，他一生中都拒绝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写作机器”
1940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
法军兵营里，一个30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
为了节省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厘米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士兵有了15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辨，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
这位“写作狂”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自幼失去父亲，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萨特，从小就自视甚高，自律甚严。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既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成为了现实。
1936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象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1938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墙》(小说，1939年)、《想象》(哲学著作，1940年)、《苍蝇》(剧作，1943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1943年)，《间隔》(剧作，1944年)……
这些作品在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是少有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近日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像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做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萨特把笔耕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胀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
咖啡馆叫“花神咖啡馆”，坐落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一个路口。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
2004年，我陪国内来访的复旦大学童兵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浓郁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
这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童教授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人世精神。
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 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波伏娃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7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
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萨特，以表彰他“丰富的思想，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但萨特拒绝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
有不少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更大的沽名钓誉。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颁奖前，当萨特知道自己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时，就写信给皇家科学院，希望不要选他，并简要说明了理由。
获奖消息一公布，萨特再次致信给科学院，委婉而又坚定地表达了拒绝之意。他在信中说，他之所以不能领奖，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前者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作家，不愿接受任何正式的桂冠；后者是在当时东西方文化如此冲突的形势下，接受任何一方的授奖都是不合适的。
1968年，巴黎发生“五月事件”，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与戴高乐政府以及警察发生冲突。萨特是学生们的支持者，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在当时其他一些法国的工潮和学潮中，萨特同样亲自出马，走上街头，为之振臂。
整个60年代，萨特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有—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萨特恐惧症”
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轻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批评愈演愈烈，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加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
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
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口来临时，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真是把萨特弄成—个千面人。
萨特爱好者协会在网上警告说，值此萨特纪念日之时，“萨特恐惧症”大约又要爆发。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
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萨特对当代社会发出的哲学疑问，他在文学领域所作的探索，以及他作为一个文人所表现出的罕见的政治热情，将继续启发人们的思路，引起人们的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