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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是个硬骨头的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在殖民地中人民所拥有的最高的品格。在文化战线上,在唤醒民族精神的战场上,他是第一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是中国这颗东方之珠的最亮的新星——启明星。
年轻的鲁迅丧父,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救治像其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他决心从医,孤身到日本学医。在种种现实的打击下,鲁迅认识到: “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毅然绝然地提起了手中的武器,在精神领域这个没有硝烟却比炮火轰鸣更可怕的战场上进行猛烈的反击。
鲁迅的这场反击战打响了!《阿Q正传》的发表利用阿Q的自我安慰精神等,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刻划了孔孟之道严重地毒害劳动人民,以及假洋鬼子之流混入革命对革命的危害。1926年的四月,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诞生了,文中“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蔑视了统治者的怯弱,叹息着良民的安分,而歌颂并期望着叛逆的猛士站起来。
鲁迅针对当时中国的反动政府的“力禁”革命文艺,而有些革命的文艺家则“空嚷”着什么什么主义的现状,深刻的指出:“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在中国才有新兴的希望。”这便是鲁迅考察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发展之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吁。
鲁迅曾经说过“艺术无止境,”他劝导作家不要“自己形成一种型,陷在那里面,”他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博取众长,要具有天马行空的精神。鲁迅引导知识分子: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必须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外来的文化,择取、吸收好的东西,营养自己,繁荣创作。他提倡“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似黑夜的天空中一颗明亮的启明星,引导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五四”新文学社团如春笋地萌生,日益走向成熟时,鲁迅对于中国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一种基本一致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这是社团能够维系、流派能够形成的基本条件。在祖国外遭列强的欺凌，内受封建桎梏的那些黑暗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人士。鲁迅同当时的许多启蒙者一样，看到了国民思想的麻木愚昧，甚至把这当作了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因而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和培养人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能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他指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
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遭受通缉时，蒋介石派人来说：只要愿去日本居住，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保留职位，而且如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鲁迅坚决地拒绝，在黑暗的社会下，依然拿着手中的武器继续战斗，毫不躲闪、退避，启明星永远是黑暗的星空中最亮的星。
但是，世间万物没有完美的，鲁迅也是。在他的性格和言词举止中，也有缺憾。在我看来，鲁迅是个不会给人留面子的人，对他的所感所言和对事物的批判总是一股脑地抛出。鲁迅的言词直白、袒露、过激，当然，这有它好的一面存在，也有不好的一面存在。在对待敌人，是应该慷慨激昂、言词猛击，但是，在对待自己的国人时，就不应该使用过激的言词。正如在与旧派文艺的社团、流派——鸳鸯蝴蝶派作斗争中。鸳鸯蝴蝶派是成型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所作的文章都是同一种形式——才子佳人的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鸳鸯蝴蝶派代表中国旧文学的末流和堕落，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掀起后，就必然要同这个旧文学流派进行斗争。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第一篇批判文章随感录《有无相通》，在这篇随录中鲁迅有意识地对当时的言情、黑幕小说进行了一次大展览。后来说这种同一形式应改为“才子+婊子”，指出他们写这类文章是人格的堕落，所以需要“改良点自己”。“婊子”是个极其低下、粗俗的人才能说出口的词语，竟从鲁迅口中说出，他是否像市井中、菜场里与人吵架的“泼妇”，对自己的言语不加以修饰就脱口而出，这能是个文人所说的词语吗？何况是那么“大”的一个文人。
鲁迅内心的矛盾、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伤感与痛苦，完完全全是在他不完美的婚姻中显现出来。鲁迅一生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旧文化、旧思想，而自己的婚姻却逃不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鲁迅与朱安在亲戚的祝福下结婚了，嫁给那么一个大文学家，朱安应该是幸福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鲁迅完婚后就离家出走，抛下新家，抛下发妻，一切只因为朱安有一双小脚，不爱。从此，朱安就成了一个弃妇、一个活寡妇。
鲁迅厌恶小脚，它代表了封建社会的势力和思想，在他看来，反对封建就要从反对小脚开始。所以，他不愿意和朱安过夫妻生活，不曾给朱安留下一男半女，让朱安孤老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被“大文学家”毁掉。
鲁迅在婚姻、爱情道路上的作为是很多人不能苟同的。在“抛弃”朱安过后，鲁迅与许广平走到了一起，他们无视于朱安的存在，居然同居。用现在的话来讲，他们的这种生活叫做婚外情。这一不正确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批判，鲁迅的内心的矛盾、分裂、痛苦、孤独、彷徨、软弱与绝望一下子涌现出来。朱安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女人选择沉默了。她只一心作好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照顾好鲁迅的母亲成为了她生活的重心。沉默，并没有使鲁迅回心转意，反而更加过分。他与许广平有了孩子，并且带回家给老母看，完全不顾在一旁的朱安的感受。“第三者”似乎才是真正的发妻。朱安不知是嫁给了鲁迅，还是嫁给了鲁迅的母亲？她没有与鲁迅幸福的生活过，一生只有鲁迅的母亲与她相伴！
鲁迅这个用一生的精力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大文人,实际上骨子里还残留少许的封建思想。不然,在与朱安的婚姻中,鲁迅更应该去阻止他与朱安的悲剧发生,让朱安另寻幸福,这显现了他骨子里存在的少许封建旧思想。
在别的女人身上,鲁迅看到了她们的悲剧,但他却无视朱安的悲剧。他的作品里多数描写了封建思想对女性的迫害,正如《祝福》,他控诉了封建礼教迫害女性的残酷,揭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不能和工农相结合,将空虚、动摇而沦为助虐者。而鲁迅却无视到自己本身仅存的一点旧思想,没有意识到封建旧思想使他论为朱安的悲剧的助虐者。
当然,我们不该以点盖面,应该从整体来肯定鲁迅。就像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虽然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损失,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否认他领导中国人民走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不能忽视、忘掉他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所经受的苦痛。所以,鲁迅虽然有“黑点”,但是我们看待鲁迅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的成功,也要看到他的不足。他的光亮已把那小小的黑点掩盖。鲁迅始终是中国这颗东方之珠的启明星。
（作者单位：557203贵州省榕江县寨蒿中学）
鲁迅是个硬骨头的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在殖民地中人民所拥有的最高的品格。在文化战线上,在唤醒民族精神的战场上,他是第一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是中国这颗东方之珠的最亮的新星——启明星。
年轻的鲁迅丧父,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救治像其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他决心从医,孤身到日本学医。在种种现实的打击下,鲁迅认识到: “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毅然绝然地提起了手中的武器,在精神领域这个没有硝烟却比炮火轰鸣更可怕的战场上进行猛烈的反击。
鲁迅的这场反击战打响了!《阿Q正传》的发表利用阿Q的自我安慰精神等,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刻划了孔孟之道严重地毒害劳动人民,以及假洋鬼子之流混入革命对革命的危害。1926年的四月,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诞生了,文中“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蔑视了统治者的怯弱,叹息着良民的安分,而歌颂并期望着叛逆的猛士站起来。
鲁迅针对当时中国的反动政府的“力禁”革命文艺,而有些革命的文艺家则“空嚷”着什么什么主义的现状,深刻的指出:“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在中国才有新兴的希望。”这便是鲁迅考察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发展之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吁。
鲁迅曾经说过“艺术无止境,”他劝导作家不要“自己形成一种型,陷在那里面,”他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博取众长,要具有天马行空的精神。鲁迅引导知识分子: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必须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外来的文化,择取、吸收好的东西,营养自己,繁荣创作。他提倡“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似黑夜的天空中一颗明亮的启明星,引导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五四”新文学社团如春笋地萌生,日益走向成熟时,鲁迅对于中国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一种基本一致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这是社团能够维系、流派能够形成的基本条件。在祖国外遭列强的欺凌，内受封建桎梏的那些黑暗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人士。鲁迅同当时的许多启蒙者一样，看到了国民思想的麻木愚昧，甚至把这当作了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因而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和培养人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能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他指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
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遭受通缉时，蒋介石派人来说：只要愿去日本居住，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保留职位，而且如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鲁迅坚决地拒绝，在黑暗的社会下，依然拿着手中的武器继续战斗，毫不躲闪、退避，启明星永远是黑暗的星空中最亮的星。
但是，世间万物没有完美的，鲁迅也是。在他的性格和言词举止中，也有缺憾。在我看来，鲁迅是个不会给人留面子的人，对他的所感所言和对事物的批判总是一股脑地抛出。鲁迅的言词直白、袒露、过激，当然，这有它好的一面存在，也有不好的一面存在。在对待敌人，是应该慷慨激昂、言词猛击，但是，在对待自己的国人时，就不应该使用过激的言词。正如在与旧派文艺的社团、流派——鸳鸯蝴蝶派作斗争中。鸳鸯蝴蝶派是成型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所作的文章都是同一种形式——才子佳人的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鸳鸯蝴蝶派代表中国旧文学的末流和堕落，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掀起后，就必然要同这个旧文学流派进行斗争。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第一篇批判文章随感录《有无相通》，在这篇随录中鲁迅有意识地对当时的言情、黑幕小说进行了一次大展览。后来说这种同一形式应改为“才子+婊子”，指出他们写这类文章是人格的堕落，所以需要“改良点自己”。“婊子”是个极其低下、粗俗的人才能说出口的词语，竟从鲁迅口中说出，他是否像市井中、菜场里与人吵架的“泼妇”，对自己的言语不加以修饰就脱口而出，这能是个文人所说的词语吗？何况是那么“大”的一个文人。
鲁迅内心的矛盾、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伤感与痛苦，完完全全是在他不完美的婚姻中显现出来。鲁迅一生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旧文化、旧思想，而自己的婚姻却逃不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鲁迅与朱安在亲戚的祝福下结婚了，嫁给那么一个大文学家，朱安应该是幸福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鲁迅完婚后就离家出走，抛下新家，抛下发妻，一切只因为朱安有一双小脚，不爱。从此，朱安就成了一个弃妇、一个活寡妇。
鲁迅厌恶小脚，它代表了封建社会的势力和思想，在他看来，反对封建就要从反对小脚开始。所以，他不愿意和朱安过夫妻生活，不曾给朱安留下一男半女，让朱安孤老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被“大文学家”毁掉。
鲁迅在婚姻、爱情道路上的作为是很多人不能苟同的。在“抛弃”朱安过后，鲁迅与许广平走到了一起，他们无视于朱安的存在，居然同居。用现在的话来讲，他们的这种生活叫做婚外情。这一不正确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批判，鲁迅的内心的矛盾、分裂、痛苦、孤独、彷徨、软弱与绝望一下子涌现出来。朱安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女人选择沉默了。她只一心作好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照顾好鲁迅的母亲成为了她生活的重心。沉默，并没有使鲁迅回心转意，反而更加过分。他与许广平有了孩子，并且带回家给老母看，完全不顾在一旁的朱安的感受。“第三者”似乎才是真正的发妻。朱安不知是嫁给了鲁迅，还是嫁给了鲁迅的母亲？她没有与鲁迅幸福的生活过，一生只有鲁迅的母亲与她相伴！
鲁迅这个用一生的精力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大文人,实际上骨子里还残留少许的封建思想。不然,在与朱安的婚姻中,鲁迅更应该去阻止他与朱安的悲剧发生,让朱安另寻幸福,这显现了他骨子里存在的少许封建旧思想。
在别的女人身上,鲁迅看到了她们的悲剧,但他却无视朱安的悲剧。他的作品里多数描写了封建思想对女性的迫害,正如《祝福》,他控诉了封建礼教迫害女性的残酷,揭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不能和工农相结合,将空虚、动摇而沦为助虐者。而鲁迅却无视到自己本身仅存的一点旧思想,没有意识到封建旧思想使他论为朱安的悲剧的助虐者。
当然,我们不该以点盖面,应该从整体来肯定鲁迅。就像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虽然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损失,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否认他领导中国人民走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不能忽视、忘掉他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所经受的苦痛。所以,鲁迅虽然有“黑点”,但是我们看待鲁迅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的成功,也要看到他的不足。他的光亮已把那小小的黑点掩盖。鲁迅始终是中国这颗东方之珠的启明星。
（作者单位：557203贵州省榕江县寨蒿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