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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与领导力这个领域，我们通常是从现在的公司案例中推导出可以学习的经验和一般原则。然而，法人公司的历史尚不足200年，而我们有两千年的数据躺在那里无人问津。我们为什么不使用那个更庞大、更复杂，而且有着更明显的变革轨迹的数据库呢？那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领导力与组织的种种现象
领导活动作为以领导者为轴心，以组织绩效提升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多元主体互动的社会现象，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与之相伴相随。但是，领导学日渐独立并成为专门的学科，若从托马斯 ·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于1840年出版《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算起，迄今不到二百年。
在过去这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领导学研究的根基并不坚实。为此，著名华人学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许倬云先生曾感言：“在管理与领导力这个领域，我们通常是从现在的公司案例中推导出可以学习的经验和一般原则。然而，法人公司的历史尚不足200年，而我们有两千年的数据躺在那里无人问津。我们为什么不使用那个更庞大、更复杂，而且有着更明显的变革轨迹的数据库呢？那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领导力与组织的种种现象。”
领导研究：本土文化缺位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自诞生以来唯一不曾消亡，也是迄今为止存续时间最长的人类文明，按照许倬云的观点，自当在领导学研究上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自领导学研究开启以来的170余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对领导理论的贡献，与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极不相称，也与日渐崛起的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很不相符。
一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渐遭践踏后，迄今还没有得到有效重建。领导学研究肇始之际，中国正值鸦片战争爆发，随后遭受多次外敌入侵，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按照传统朝贡体制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遭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扩张的殖民体系”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因此屡受打击和践踏，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开始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并在此过程中渐渐淡忘了自己的根本，虽然此间不少仁人志士也曾呼吁并试图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力量和声音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唤起一致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心与物之间关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就难以在领导学研究的公众视野得到应有的展现了。
二是既有研究对历史的当代价值发掘和凸显不足。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形式，当有“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语）之效。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教育之最大目的，古今中外，亘古未变，简而言之，就是“修己安人”。所谓“修己”，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大学之“明明德”；而“安人”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大学之“新民”。梅师认为，学子要“明明德”继而能达“新民”之期，以能“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的古人为友来“督励”自己是必修功夫。用今天的话来说，鉴史镜人是领导者领导力自我提升必不可少的有效方法。
很可惜的是，梅师指出，虽“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若不易。”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史学读本多不重视历史与现实人生的因果关系发掘，缺乏鲜活的生命和灵魂。“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之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因此，历史本应有的“如对古人”、“以人鉴人”的督励作用就被无端湮没了。
由此看来，发掘历史的当代价值，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事关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学研究本真地位的应然回归，也是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培养既能“修己”，又能“安人”人才的必然选择。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发掘中国历史智慧，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既然是历史智慧，相关研究就当与现实问题充分回应，采用适宜的研究方法，选择正确的研究主线，从历史数据去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接下来对此稍加阐述。
聚焦历代精英人物得失
用历史数据来构建领导理论，有三个方面独到的优势（Dean，2003）：一是历史数据来自于“真实的世界”并不会产生难以推广的实验室效应（Webb，1981），外部效度能得到有效保证。二是历史数据记载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行为的海量信息，为创建跨文化和超越历史的领导学领域的公共知识提供了可能，因此基于历史数据建构的理论更具有普适性（Sales，1972；Martindale，1973）。三是历史数据更具有现实仿真性并满足研究所需的基本伦理要求。比如，对人类暴力的研究，任何试图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都会招致强烈的道德谴责而被迫终止，而通过收集历史资料，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过去真实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回溯和分析，从而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同现实充分契合。
但历史数据或历史记忆本质上是观念（价值系统）和社会行动的互动过程（整体和片断）的记录。一方面，人在某种观念（价值系统）支配下参与或记录社会行动，形成历史记忆；凡是成为某种普遍公共历史记忆的，必定是和某一人群（国家、民族、族群）共同经历的相关事件，特别是人们在普遍观念支配下参与的事件。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一旦发生，会反过来改变（或强化）人们参与该行动时初始观念；当某一重大事件成为某一群体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过去时，该记忆常常会导致人们原有价值系统的重塑形成新的普遍观念，从而影响到下一步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构成真实历史记忆核心的是由该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的结果反过来改变或强化某种观念的互为因果链（金观涛，刘钦云，2007）。
因此，从历史数据中构建领导理论所要做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是寻找支配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把历史记录还原成观念支配下发生的社会行动。要达到此目标，按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需用“前进与逆溯”的方法。所谓“前进”，就是从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出发，从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出发，去分析并说明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是从历史背景分析历史人物价值和行为系统的必然性。所谓“逆溯”，就是反过来从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出发，再现他和周围环境之间的一切复杂的关系，并进一步从这些关系回溯到该时代经济状况，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是从历史人物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中透射历史背景。比如，要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就当把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和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恢复他的真实历史现象，显露出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微分”或“变数”。要发现这些“微分”，就要既着眼于历史人物的大的方面，还要着眼于他身上许多隐蔽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特征。这也是历史学家周兴（2004）所竭力提倡的从“史事中求史实，从史实中求史是”的研究方法。因此，“前进与逆溯”的方法重在考证时代和历史人物之间丰富的矛盾关系，试图揭示历史人物的多样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历史数据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鉴于领导学所要研究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和领导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因此，要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离不开人；而历史镜像中的人，自然离不开对其功过善恶的价值评判（瞿林东，1997）。“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史通 · 人物》）。 “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于无穷”（李翱《答皇甫书》，见《全唐文》卷635）。因此，历史的核心和主体是历史人物，所以历史的当代价值的展现，必然要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来完成。鉴于中国历史总体是一个精英主导型的社会，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就更为突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左双文，2014；徐国利，李天星，2012）。因此，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必然以历史上的精英人物为主体。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智慧的发掘，以对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才的研究和评价为主线，按照如前所述的历史数据的三角互证要求，其本质上在于激活历史数据并特别强调各种数据之间的交互验证。具体来说，在研究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时，历史数据来源不仅要包括背景（如时代背景，传主所处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等）、他说（如评传，后人对传主的经典研究等）、自说（如个人自传、文集、诏书等）、说他（传主为其他重要人物的评价、撰写的碑文，以及传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及所采取的行动等）和史说（如官方正史如何评价传主等）等多个通道和途径，且需特别关注各种来源的数据之间是否能得到彼此的交互验证，必要时还需要对相关存疑和矛盾之处进行专门考证。
用案例研究求索答案
要发掘并凸显历史人物研究与评价的当代价值，展现其鲜活的生命力和灵魂，就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导向，采用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对比研究与评价，继而回应现实问题并提炼出相应的本土领导法则。
案例研究是一种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当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为什么？”，调查者不能控制事件的发生或进程，而研究的问题是现实生活背景下的当代现象时，案例研究就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案例研究更贴近管理问题情境，更能直接说明因果关系。依照规范的案例研究的方法和程序，在具体操作上可分为问题驱动与理论回溯、案例选择与数据分析、理论回应与管理启示三个部分。
首先是问题驱动与理论回溯。驱动案例研究的问题，要么是现有理论研究中存在观点冲突的“矛盾”问题，要么是现有的理论忽略了某些重点变量的“空白”问题。比如，组织领导者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现有研究中，有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问题。那么，在这些“矛盾”背后是否存在更为重要的变量中介或调节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呢？这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空白”问题。
其次是案例选择与数据分析。案例选择的原因或是因为它们非同寻常的启发性，或是极端的范例，或是难得的研究机会。鉴于案例研究的深度和对案例背景了解的程度不是由案例的个数决定，而是由案例研究的方法所决定，同时考虑到所能研究的案例数目通常有限，那么就有理由去选择那些极端情境和极端类型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感兴趣的过程被“清晰透明地观察到”，以便启发全新理论的创建或原有理论改进。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抽样方法就是“两极模式”：即抽取极端的案例（如绩效非常高与非常低的情况），以便更容易地发现数据中对立的模式，这种抽样方法更能够清楚识别所研究对象中的核心构念、关系和逻辑的模式。
比如，同是创业身份的刘邦和项羽，刘邦平民出生且武功平平，而项羽贵族出生且神勇无敌。项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都远远高于刘邦，那为何两者的结局却与常识的预期截然不同，项羽高开低走而刘邦低开高走？刘邦和项羽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他们人生结局（组织绩效）的对比就是典型的“两极模式”。
在案例的数据分析上，由于案例研究采用“分析性概括”，而非“统计性概括”的方法，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指导下的资料分析。所以不论是没有明确命题或假设的探索性案例研究，还是有明确命题或假设的验证性案例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都要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确定一些类别或维度，使用结构化和多样化的视角来实施案例内和案例间的数据分析。以对比案例研究为例，结构化视角是把对比案例中或正或反的案例按照既定的理论框架看成独立的整体进行全面分析，多样化视角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正反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的抽象和归纳，进而得出更精辟的描述和更有力的解释。
在刘邦和项羽的对比案例研究中，基于《史记》等史料和相关研究文献，我们最后决定从刘邦和项羽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起义动机、起义目标、部属目标、认知人性、本真情绪、一致行为、成员进退、团队演进、结局对比等维度来进行对比分析。
第三是理论回应与管理启示。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就是通过案例数据、形成的理论及现有文献三者之间的反复循环而进行的。虽然由案例构建的理论常常看似“很主观”，但成功的案例理论却往往令人惊讶地“客观”，因为其与数据的唇齿相依而使得研究者保持“坦诚”。这些数据对理论的约束，与数学在正式的分析模型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案例研究涌现的理论，只有凌驾于案例的特殊性之上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因此案例研究当使读者以一个崭新的视角来了解世界并充分回应现实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将研究结论和现有理论联系起来很重要，但在由案例构建理论的研究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所得结论常常是基于数量有限的案例，此举有助于提高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内部效度、普适性和理论水平。 理论的回应是为管理启示服务的，管理启示就是对案例研究启动时的现实问题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某种模型的提出，也可能是某种概念的创新，或者兼而有之。在刘邦和项羽的案例对比研究中，我们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导者心智模式的概念——是经先天遗传和后天成长经历熔铸而成，是决定行为主体反射式的情绪表现和一贯性的行为风格的行为主体内隐的认知图式。并从领导者心智模式与TMT（Top Management Team，高层管理团队）成员进退互动角度将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区分为聚智增慧（如刘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低，但心理资本水平高，对应的TMT团队成员走势是低开高走）与唯我独尊（如项羽，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高，但心理资本水平低，对应TMT团队成员走势是高开低走）两种极端类型。进而构建了领导者心智模式、TMT团队管理绩效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模型图。
综上所述，以历史人物的对比为主线，采用规范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本土领导理论的流程、内容及每个部分的主要工作见表1。
关注历史的当代价值
关注历史的当代价值众所周知，当今人类正面临天人关系中的生态危机、国际关系中的战争危机、南北关系中的单方面发展与贫困危机、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明冲突危机、西方文明中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价值观念危机等五大危机，要破解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这些危机，自当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义利统一和为贵的价值观中去寻找答案（王东，2003）。也因为如此，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日内瓦聚会时就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如果人类21世纪要生存，就必须回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孔夫子的思想方法上去。随后于1997年10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 · 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 · 现在 · 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上，全世界与会学者一致呼吁，“中国文明和文化对全球文明和文化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需要在领导和管理领域有自己的独到创见。成思危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农民占大多数、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中国古代精英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当关注和展示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也就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勘探，通过揭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驱使真理认识与价值目标的统一，展示其社会价值，以警示、教育和激励世人。然而，符合这一标准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梅贻琦，1941；周兴，2004；杜君立，2013），亟需进一步发掘和提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借鉴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对比为研究主线，进而澄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构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不仅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必然，也是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应然选择。
通过对中国历史数据的研究和分析来凸显中国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重塑中华文明在领导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就需要激活历史数据、借力人物对比，采用规范案例研究来建构本土领导理论，主动回应世界难题，并提供切实可行、简单有效的解决之道。
领导活动作为以领导者为轴心，以组织绩效提升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多元主体互动的社会现象，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与之相伴相随。但是，领导学日渐独立并成为专门的学科，若从托马斯 ·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于1840年出版《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算起，迄今不到二百年。
在过去这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领导学研究的根基并不坚实。为此，著名华人学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许倬云先生曾感言：“在管理与领导力这个领域，我们通常是从现在的公司案例中推导出可以学习的经验和一般原则。然而，法人公司的历史尚不足200年，而我们有两千年的数据躺在那里无人问津。我们为什么不使用那个更庞大、更复杂，而且有着更明显的变革轨迹的数据库呢？那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领导力与组织的种种现象。”
领导研究：本土文化缺位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自诞生以来唯一不曾消亡，也是迄今为止存续时间最长的人类文明，按照许倬云的观点，自当在领导学研究上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自领导学研究开启以来的170余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对领导理论的贡献，与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极不相称，也与日渐崛起的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很不相符。
一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渐遭践踏后，迄今还没有得到有效重建。领导学研究肇始之际，中国正值鸦片战争爆发，随后遭受多次外敌入侵，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按照传统朝贡体制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遭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扩张的殖民体系”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因此屡受打击和践踏，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开始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并在此过程中渐渐淡忘了自己的根本，虽然此间不少仁人志士也曾呼吁并试图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力量和声音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唤起一致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心与物之间关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就难以在领导学研究的公众视野得到应有的展现了。
二是既有研究对历史的当代价值发掘和凸显不足。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形式，当有“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语）之效。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教育之最大目的，古今中外，亘古未变，简而言之，就是“修己安人”。所谓“修己”，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大学之“明明德”；而“安人”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大学之“新民”。梅师认为，学子要“明明德”继而能达“新民”之期，以能“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的古人为友来“督励”自己是必修功夫。用今天的话来说，鉴史镜人是领导者领导力自我提升必不可少的有效方法。
很可惜的是，梅师指出，虽“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若不易。”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史学读本多不重视历史与现实人生的因果关系发掘，缺乏鲜活的生命和灵魂。“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之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因此，历史本应有的“如对古人”、“以人鉴人”的督励作用就被无端湮没了。
由此看来，发掘历史的当代价值，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事关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学研究本真地位的应然回归，也是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培养既能“修己”，又能“安人”人才的必然选择。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发掘中国历史智慧，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既然是历史智慧，相关研究就当与现实问题充分回应，采用适宜的研究方法，选择正确的研究主线，从历史数据去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接下来对此稍加阐述。
聚焦历代精英人物得失
用历史数据来构建领导理论，有三个方面独到的优势（Dean，2003）：一是历史数据来自于“真实的世界”并不会产生难以推广的实验室效应（Webb，1981），外部效度能得到有效保证。二是历史数据记载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行为的海量信息，为创建跨文化和超越历史的领导学领域的公共知识提供了可能，因此基于历史数据建构的理论更具有普适性（Sales，1972；Martindale，1973）。三是历史数据更具有现实仿真性并满足研究所需的基本伦理要求。比如，对人类暴力的研究，任何试图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都会招致强烈的道德谴责而被迫终止，而通过收集历史资料，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过去真实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回溯和分析，从而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同现实充分契合。
但历史数据或历史记忆本质上是观念（价值系统）和社会行动的互动过程（整体和片断）的记录。一方面，人在某种观念（价值系统）支配下参与或记录社会行动，形成历史记忆；凡是成为某种普遍公共历史记忆的，必定是和某一人群（国家、民族、族群）共同经历的相关事件，特别是人们在普遍观念支配下参与的事件。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一旦发生，会反过来改变（或强化）人们参与该行动时初始观念；当某一重大事件成为某一群体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过去时，该记忆常常会导致人们原有价值系统的重塑形成新的普遍观念，从而影响到下一步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构成真实历史记忆核心的是由该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的结果反过来改变或强化某种观念的互为因果链（金观涛，刘钦云，2007）。
因此，从历史数据中构建领导理论所要做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是寻找支配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把历史记录还原成观念支配下发生的社会行动。要达到此目标，按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需用“前进与逆溯”的方法。所谓“前进”，就是从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出发，从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出发，去分析并说明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是从历史背景分析历史人物价值和行为系统的必然性。所谓“逆溯”，就是反过来从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出发，再现他和周围环境之间的一切复杂的关系，并进一步从这些关系回溯到该时代经济状况，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是从历史人物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中透射历史背景。比如，要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就当把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和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恢复他的真实历史现象，显露出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微分”或“变数”。要发现这些“微分”，就要既着眼于历史人物的大的方面，还要着眼于他身上许多隐蔽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特征。这也是历史学家周兴（2004）所竭力提倡的从“史事中求史实，从史实中求史是”的研究方法。因此，“前进与逆溯”的方法重在考证时代和历史人物之间丰富的矛盾关系，试图揭示历史人物的多样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历史数据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鉴于领导学所要研究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和领导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因此，要凸显历史与现实人生等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离不开人；而历史镜像中的人，自然离不开对其功过善恶的价值评判（瞿林东，1997）。“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史通 · 人物》）。 “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于无穷”（李翱《答皇甫书》，见《全唐文》卷635）。因此，历史的核心和主体是历史人物，所以历史的当代价值的展现，必然要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来完成。鉴于中国历史总体是一个精英主导型的社会，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就更为突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左双文，2014；徐国利，李天星，2012）。因此，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必然以历史上的精英人物为主体。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智慧的发掘，以对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才的研究和评价为主线，按照如前所述的历史数据的三角互证要求，其本质上在于激活历史数据并特别强调各种数据之间的交互验证。具体来说，在研究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时，历史数据来源不仅要包括背景（如时代背景，传主所处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等）、他说（如评传，后人对传主的经典研究等）、自说（如个人自传、文集、诏书等）、说他（传主为其他重要人物的评价、撰写的碑文，以及传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及所采取的行动等）和史说（如官方正史如何评价传主等）等多个通道和途径，且需特别关注各种来源的数据之间是否能得到彼此的交互验证，必要时还需要对相关存疑和矛盾之处进行专门考证。
用案例研究求索答案
要发掘并凸显历史人物研究与评价的当代价值，展现其鲜活的生命力和灵魂，就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导向，采用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对比研究与评价，继而回应现实问题并提炼出相应的本土领导法则。
案例研究是一种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当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为什么？”，调查者不能控制事件的发生或进程，而研究的问题是现实生活背景下的当代现象时，案例研究就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案例研究更贴近管理问题情境，更能直接说明因果关系。依照规范的案例研究的方法和程序，在具体操作上可分为问题驱动与理论回溯、案例选择与数据分析、理论回应与管理启示三个部分。
首先是问题驱动与理论回溯。驱动案例研究的问题，要么是现有理论研究中存在观点冲突的“矛盾”问题，要么是现有的理论忽略了某些重点变量的“空白”问题。比如，组织领导者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现有研究中，有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问题。那么，在这些“矛盾”背后是否存在更为重要的变量中介或调节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呢？这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空白”问题。
其次是案例选择与数据分析。案例选择的原因或是因为它们非同寻常的启发性，或是极端的范例，或是难得的研究机会。鉴于案例研究的深度和对案例背景了解的程度不是由案例的个数决定，而是由案例研究的方法所决定，同时考虑到所能研究的案例数目通常有限，那么就有理由去选择那些极端情境和极端类型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感兴趣的过程被“清晰透明地观察到”，以便启发全新理论的创建或原有理论改进。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抽样方法就是“两极模式”：即抽取极端的案例（如绩效非常高与非常低的情况），以便更容易地发现数据中对立的模式，这种抽样方法更能够清楚识别所研究对象中的核心构念、关系和逻辑的模式。
比如，同是创业身份的刘邦和项羽，刘邦平民出生且武功平平，而项羽贵族出生且神勇无敌。项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都远远高于刘邦，那为何两者的结局却与常识的预期截然不同，项羽高开低走而刘邦低开高走？刘邦和项羽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他们人生结局（组织绩效）的对比就是典型的“两极模式”。
在案例的数据分析上，由于案例研究采用“分析性概括”，而非“统计性概括”的方法，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指导下的资料分析。所以不论是没有明确命题或假设的探索性案例研究，还是有明确命题或假设的验证性案例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都要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确定一些类别或维度，使用结构化和多样化的视角来实施案例内和案例间的数据分析。以对比案例研究为例，结构化视角是把对比案例中或正或反的案例按照既定的理论框架看成独立的整体进行全面分析，多样化视角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正反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的抽象和归纳，进而得出更精辟的描述和更有力的解释。
在刘邦和项羽的对比案例研究中，基于《史记》等史料和相关研究文献，我们最后决定从刘邦和项羽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起义动机、起义目标、部属目标、认知人性、本真情绪、一致行为、成员进退、团队演进、结局对比等维度来进行对比分析。
第三是理论回应与管理启示。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就是通过案例数据、形成的理论及现有文献三者之间的反复循环而进行的。虽然由案例构建的理论常常看似“很主观”，但成功的案例理论却往往令人惊讶地“客观”，因为其与数据的唇齿相依而使得研究者保持“坦诚”。这些数据对理论的约束，与数学在正式的分析模型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案例研究涌现的理论，只有凌驾于案例的特殊性之上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因此案例研究当使读者以一个崭新的视角来了解世界并充分回应现实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将研究结论和现有理论联系起来很重要，但在由案例构建理论的研究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所得结论常常是基于数量有限的案例，此举有助于提高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内部效度、普适性和理论水平。 理论的回应是为管理启示服务的，管理启示就是对案例研究启动时的现实问题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某种模型的提出，也可能是某种概念的创新，或者兼而有之。在刘邦和项羽的案例对比研究中，我们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导者心智模式的概念——是经先天遗传和后天成长经历熔铸而成，是决定行为主体反射式的情绪表现和一贯性的行为风格的行为主体内隐的认知图式。并从领导者心智模式与TMT（Top Management Team，高层管理团队）成员进退互动角度将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区分为聚智增慧（如刘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低，但心理资本水平高，对应的TMT团队成员走势是低开高走）与唯我独尊（如项羽，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高，但心理资本水平低，对应TMT团队成员走势是高开低走）两种极端类型。进而构建了领导者心智模式、TMT团队管理绩效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模型图。
综上所述，以历史人物的对比为主线，采用规范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本土领导理论的流程、内容及每个部分的主要工作见表1。
关注历史的当代价值
关注历史的当代价值众所周知，当今人类正面临天人关系中的生态危机、国际关系中的战争危机、南北关系中的单方面发展与贫困危机、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明冲突危机、西方文明中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价值观念危机等五大危机，要破解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这些危机，自当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义利统一和为贵的价值观中去寻找答案（王东，2003）。也因为如此，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日内瓦聚会时就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如果人类21世纪要生存，就必须回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孔夫子的思想方法上去。随后于1997年10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 · 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 · 现在 · 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上，全世界与会学者一致呼吁，“中国文明和文化对全球文明和文化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需要在领导和管理领域有自己的独到创见。成思危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农民占大多数、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中国古代精英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当关注和展示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也就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勘探，通过揭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驱使真理认识与价值目标的统一，展示其社会价值，以警示、教育和激励世人。然而，符合这一标准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梅贻琦，1941；周兴，2004；杜君立，2013），亟需进一步发掘和提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借鉴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对比为研究主线，进而澄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构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不仅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必然，也是破解人类共同难题的应然选择。
通过对中国历史数据的研究和分析来凸显中国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重塑中华文明在领导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就需要激活历史数据、借力人物对比，采用规范案例研究来建构本土领导理论，主动回应世界难题，并提供切实可行、简单有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