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到二○○九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刘再复的写作，包括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内的文字，几乎都离开了简体中文的阅读圈子，而这二十年正是他写作又一次爆发的高峰期。他写作了大量散文，可惜只刊于海外繁体中文的报刊。这些散文在海外华人社会获得巨大的声誉和影响。今次由白烨编次、三联书店出版的十卷本《刘再复散文精编》问世，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刘再复跨越三十多年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就这样，一位在文学和思想的大地不知疲倦的前行者、探索者在简体中文的世界迎来了平静的回归。这套精编兼有刘再复八十年代的创作，但主要选自海外时期的作品。对简体中文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呈现了刘再复在散文园地持之以恒的辛勤耕耘，画出了他的思想、人格和精神追求在社会历史和人生转折的危急关头的蜕变、升华、重获新生的清晰轨迹，也表现了他散文艺术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自我超越的勇气。
　　像人们熟知的那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文革”结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世界观逐渐统一了之前思想和价值观相对多元的局面。尤其是正值“长在红旗下”接受中学乃至大学教育的那一代人，更是接受了它的全部教诲。显然，刘再复不是那一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不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大批判”年代他所写的批判文章，所写的散文，除了能够看出他是“又红又专”的里面特别优异而更胜一筹以外，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要从里面寻找像他日后文章的那种思想锋芒，一定是失望的。就那一代人“文革”结束之后的思考和探索而言，思想的起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刘再复能够走得特别远？是什么因缘使他在那个年代不是被动启蒙而是先人一步自我启蒙？例如，他的创新文学理论如“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以及大量的批评实践，走在了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最前沿，领唱了文坛思想解放的多声部大合唱。不假思索的回答可能是，他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文革”结束思想解放的要紧关头，他在接近中枢的社科院，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可是当年得天时地利的人也有很多，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只是跟着时代社会前行而已，但他却有破有立，既破除理论的旧框框，又创出了更为时代社会欢迎的新思想、新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同一时期的先知先觉者一道，塑造了现在被称为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他不但是得风气之先，更是创造了风气。他是那个时代思想氛围和理论创新风貌的塑造者。八十年代末他去国远游，不但没有沉默失声，反倒如重生一般再次爆发，思想的探索走得更远，文学的创作更开一片新天地。
　　刘再复将自己去国前后的两段人生看成“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他经历了从高峰跌到谷底的变迁，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道路。“第二人生”的比喻恰如其分。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不必说，如学开车、学认路、学语言、学剪草等当然是题中应有。更体现思考和写作前后变化的是，他放下了身处国内时期理论的“前沿”，不再立于山巅引人注目，不再做批评理论大厦的建筑师。如尚未完成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他放下了；他的散文写作洗尽铅华，明心见性；他的学术探索，更见思想锋芒和个性。散文从“第一人生”时期讲究辞藻、讲究气势到“第二人生”时期讲究性情、讲究思想的穿透力。这些都是喜欢他的读者能够感受到的里里外外的巨大变化。那么，在变中有没有不变的呢？如果有，那不变的因素在变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认为他有两种品质数十年来始终不变，前后如一：他有发自天性的爱心，他喜欢至纯至朴的事物。前者为大爱，后者为赤子。这两种品性构成了刘再复散文境界不断升华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成为打开理解他人生变迁的钥匙。
　　一九六四年刘再复从厦大毕业加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说：“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除了这些学术元老外，胡乔木、艾思奇、周扬、胡绳也同属刘再复的思想学术偶像，可是他们身当“文革”，处于“横扫”之列，不是“牛鬼蛇神”就是“黑笔杆子”。当“扫帚”横扫这些红色的学术前辈的时候，刘再复是怎么想的呢？《胡绳纪事》追述了这颠倒变幻对于立志献身人文学术的这位年轻人的冲击：“为此而想不通，为此而坐立不安，为此而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辛勤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推入‘牛鬼蛇神’的深渊了。他们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他的爱心和对事业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心倦》一文描写了他觉悟前夜的心理状态：“第一次感到心倦是在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已被‘文化大革命’折腾得没有多少力气了，又到河南‘五七’干校。在干校里白天要干重活，晚上又要搞‘清查运动’，每天都要念几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几十遍‘最高指示’，向清查对象‘攻心’。……这样数十年把心交上交下，掏进掏出，洗来洗去，老处于革命与被革命、攻击与被攻击之中，的确太累了。这种累，正是‘心累’。”
　　心倦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和尚撞钟，而是厌倦眼前挂着革命名义的无聊把戏。正是从厌倦于外在政治表演的心生发出大怀疑，生发出追问于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索，日后刘再复的人生境界的升华、思索越走越远，如追溯到初始的那一点，我以为是他的爱心。仁爱之心不仅普施万物，亦能唤醒辨别是非曲直的“智的直觉”。思想批判而至于将厕纸篓扣到被批判者的头上，有爱心者纵然不能判别所辩者的曲直，亦自然意识到这种思想批判方式的不公不义，进而看穿它只不过提供给灵魂丑陋者一个表演的场合。当初以“五老”为自己学术追求目标的刘再复，能甘愿在这种无聊的折腾中沉沦而不思考生命的意义？爱心初发，可能不够深刻，但它不仅是一切善的源头，而且也是一切思考和智慧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倒台后，他夜以继日写下大量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文章，积极参与当时思想和理论拨乱反正的合唱。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有“遵命”的味道，然也是他当时真实的见解和心境的体现。亦是出于仁爱之心，使他觉悟到过去大批判的一套，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欠债太多，亏欠太多。他当上文学所所长最先做的大事，就是主办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还俞平伯一个公道，也是一个面向知识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公开姿态。他怀念孙楷第的文章—《还不清的满身债》是他良知自谴之情的真流露。中外闻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楷第原藏有一万余册古籍图书，包含不少珍本善本，但“文革”中迫于形势，不得不卖与中国书店和废纸收购站，得钱四百余元。“文革”之后，老先生逢人便诉如祥林嫂，欲讨回故书，直至临终前，还在手心画个“书”字。这令人心酸的一幕是刘再复的亲历。他写道：“他去世后，我和他的夫人按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当时，我心里除了有一种凄凉感之外，还有一种负疚感：我没有力量和社会一起还给孙先生这笔债，是书债，也是心债。他写在手心的‘书’字，是永恒的请求和永恒的呼唤，这是瞬间的遗嘱，也是永恒的遗憾。”源于仁爱之心的负疚感也是刘再复学术探索的动力之一，他对巴金《真话集》的一再评论，《罪与文学》的写作，他关于文学应该有忏悔意识的灵魂维度的见解，都是最好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