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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用参与某项工作或某个事件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其对自己人生经历的重要性。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就可以看到我与《开放导报》结缘在我人生经历中具有怎样的地位。我调入综合开发研究院工作是1993年12月，那时《开放导报》刚创刊一年多，直到2010年8月我不再担任开放导报杂志社的社长为止，我的工作和经历始终与《开放导报》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长达17年，占了我将近1／4或者1／5的人生岁月，已经成为我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事求是地说，我刚调入研究院时，《开放导报》正处于“万事开头难”阶段，与当时的研究院一样，惨淡经营，条件十分艰苦。那时在《开放导报》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的陈开国、彭尧同志，面临的困难极大，不仅经费紧张，人手紧缺，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杂志社全体员工在研究院的领导和支持下，满怀对事业的高度赤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埋头苦干，终于为《开放导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可贵的是，他们在《开放导报》创刊期所体现的全心全意和艰苦奋斗精神，已经成为杂志社不断传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1998年6月，《开放导报》荣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奖”。正因如此，我要为他们，也包括为创办《开放导报》杂志付出极大努力的张旭等同志，以及研究院领导班子中始终负责此项工作的唐惠建同志，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一声喝彩!
1996年后，随着研究院银湖基地专家公寓楼建成以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研究院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自我生存发展能力也不断提高。与此相应的是研究院对《开放导报》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此形势下，《开放导报》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已在国内崭露头角，进入一流智库行列，作为其喉舌和门面的《开放导报》，怎样进入国内研究领域第一流刊物的行列。这个目标，是由2000年后担任《开放导报》主要负责工作的张朝中同志领导实现的。
张朝中同志调来研究院之前，任国内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天津社会科学》主编。他不但具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丰富的办刊经验，而且拥有一个有影响力刊物必不可少的“财富”，那就是丰富的人脉资源——国内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所形成的作者群。这与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青年改革先锋和精英队伍，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和各级党政领导，许多人都是朝中交情甚笃的朋友。
正是在张朝中同志和杂志社新老成员的努力拼搏下，《开放导报》日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并先后荣获“深圳市优秀期刊”、“广东省优秀期刊”等称号，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开放导报》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为社会所肯定，在全国主要转载刊物上的转载量、转载率和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名列前茅，成为重要的转载来源期刊。此外，《开放导报》还被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近20所重点高校指定为博士生获得答辩资格、教师评定高级职称发表论文的期刊之一，跻身于我国一流学术期刊行列。正因为如此，我要为张朝中和他的团队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二声喝彩!
《开放导报》所获成果的背后，是她自创刊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力和办刊人的精神，其中，有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作风，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追求。为进一步提升杂志质量和水平，《开放导报》自2011年起，借鉴国外一些权威期刊的做法，试行主编委员会制度，建立开放式轮值主编机制。根据每期“本期论题”的内容，由相关专家担任轮值主编，重点负责“本期论题”栏目的策划和组稿。这样，进一步扩大了作者队伍，有利于杂志更好地面向现实，紧贴理论研究前沿，更富于实践指导性和理论价值，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赋予了《开放导报》新的强大的生命力，杂志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不断跃上新的台阶。2011年，《开放导报》在第二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012年，《开放导报》第三次分别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曾分别致函杂志社，对《开放导报》的创新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目前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刘喜耕同志。为此，我要为刘喜耕同志和编辑部所有同仁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三声喝彩!
虽然我与《开放导报》结缘17年，甚至担任杂志社长长达11年之久(1999年5月开始接替林凌同志担任社长直到2010年8月卸任)，但我自知对《开放导报》的发展直接贡献并不大。期间更多是作为研究院的领导，给予经济上和其它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对《开放导报》的工作不断提出更高的原则性的要求。这一点我与林凌、沈立人等老先生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是刊物的直接创办者和直接领导者，付出的心血比我要多得多，与《开放导报》的感情也比我深得多，所做的贡献也大得多(事实上，我应该更早为他们送上更响亮的一声充满敬意和钦佩的喝彩)，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担任社长后最大的“功劳”也可能就是“无为而治”，让编辑部的同志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使杂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水平。
在这篇纪念文章的结尾，我要特别感谢彭尧同志，是她强烈建议并且几乎是强制性地要求我在《开放导报》上以“经济走笔”方式，发表经济类的系列评论文章。它对我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从1998年到2003年我发表了50多篇系列评论文章，而且它实际上成为我重启学者“笔耕”生涯的重要开端。因为自1988年我调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工作后，以至在研究院担任秘书长的前几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几乎都在忙于管理工作，很少去探索、思考和研究问题，更鲜有研究文章。自从开始写“经济走笔”，我重新将自己的兴趣和部分精力转向研究领域，并且开始大量“生产”自己的理论成果。
最后，顺便说一句，这么多年来我写的所有文章，除非其他杂志有特别约稿，几乎都发表在《开放导报》上，这也算是我对《开放导报》的一份忠诚和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在这里我要再次衷心地祝福《开放导报》，祝她在今后的岁月中创造出更多的精彩，在国家一流刊物的发展道路上再创更大的辉煌。
实事求是地说，我刚调入研究院时，《开放导报》正处于“万事开头难”阶段，与当时的研究院一样，惨淡经营，条件十分艰苦。那时在《开放导报》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的陈开国、彭尧同志，面临的困难极大，不仅经费紧张，人手紧缺，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杂志社全体员工在研究院的领导和支持下，满怀对事业的高度赤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埋头苦干，终于为《开放导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可贵的是，他们在《开放导报》创刊期所体现的全心全意和艰苦奋斗精神，已经成为杂志社不断传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1998年6月，《开放导报》荣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奖”。正因如此，我要为他们，也包括为创办《开放导报》杂志付出极大努力的张旭等同志，以及研究院领导班子中始终负责此项工作的唐惠建同志，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一声喝彩!
1996年后，随着研究院银湖基地专家公寓楼建成以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研究院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自我生存发展能力也不断提高。与此相应的是研究院对《开放导报》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此形势下，《开放导报》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已在国内崭露头角，进入一流智库行列，作为其喉舌和门面的《开放导报》，怎样进入国内研究领域第一流刊物的行列。这个目标，是由2000年后担任《开放导报》主要负责工作的张朝中同志领导实现的。
张朝中同志调来研究院之前，任国内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天津社会科学》主编。他不但具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丰富的办刊经验，而且拥有一个有影响力刊物必不可少的“财富”，那就是丰富的人脉资源——国内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所形成的作者群。这与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青年改革先锋和精英队伍，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和各级党政领导，许多人都是朝中交情甚笃的朋友。
正是在张朝中同志和杂志社新老成员的努力拼搏下，《开放导报》日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并先后荣获“深圳市优秀期刊”、“广东省优秀期刊”等称号，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开放导报》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为社会所肯定，在全国主要转载刊物上的转载量、转载率和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名列前茅，成为重要的转载来源期刊。此外，《开放导报》还被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近20所重点高校指定为博士生获得答辩资格、教师评定高级职称发表论文的期刊之一，跻身于我国一流学术期刊行列。正因为如此，我要为张朝中和他的团队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二声喝彩!
《开放导报》所获成果的背后，是她自创刊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力和办刊人的精神，其中，有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作风，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追求。为进一步提升杂志质量和水平，《开放导报》自2011年起，借鉴国外一些权威期刊的做法，试行主编委员会制度，建立开放式轮值主编机制。根据每期“本期论题”的内容，由相关专家担任轮值主编，重点负责“本期论题”栏目的策划和组稿。这样，进一步扩大了作者队伍，有利于杂志更好地面向现实，紧贴理论研究前沿，更富于实践指导性和理论价值，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赋予了《开放导报》新的强大的生命力，杂志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不断跃上新的台阶。2011年，《开放导报》在第二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012年，《开放导报》第三次分别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曾分别致函杂志社，对《开放导报》的创新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毫无疑问，在这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目前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刘喜耕同志。为此，我要为刘喜耕同志和编辑部所有同仁送上充满敬意和钦佩的第三声喝彩!
虽然我与《开放导报》结缘17年，甚至担任杂志社长长达11年之久(1999年5月开始接替林凌同志担任社长直到2010年8月卸任)，但我自知对《开放导报》的发展直接贡献并不大。期间更多是作为研究院的领导，给予经济上和其它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对《开放导报》的工作不断提出更高的原则性的要求。这一点我与林凌、沈立人等老先生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是刊物的直接创办者和直接领导者，付出的心血比我要多得多，与《开放导报》的感情也比我深得多，所做的贡献也大得多(事实上，我应该更早为他们送上更响亮的一声充满敬意和钦佩的喝彩)，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担任社长后最大的“功劳”也可能就是“无为而治”，让编辑部的同志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使杂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水平。
在这篇纪念文章的结尾，我要特别感谢彭尧同志，是她强烈建议并且几乎是强制性地要求我在《开放导报》上以“经济走笔”方式，发表经济类的系列评论文章。它对我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从1998年到2003年我发表了50多篇系列评论文章，而且它实际上成为我重启学者“笔耕”生涯的重要开端。因为自1988年我调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工作后，以至在研究院担任秘书长的前几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几乎都在忙于管理工作，很少去探索、思考和研究问题，更鲜有研究文章。自从开始写“经济走笔”，我重新将自己的兴趣和部分精力转向研究领域，并且开始大量“生产”自己的理论成果。
最后，顺便说一句，这么多年来我写的所有文章，除非其他杂志有特别约稿，几乎都发表在《开放导报》上，这也算是我对《开放导报》的一份忠诚和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在这里我要再次衷心地祝福《开放导报》，祝她在今后的岁月中创造出更多的精彩，在国家一流刊物的发展道路上再创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