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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此前了解畲族，多是从书本上，而且大都与畲族的历史有关。此次因为参与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才有了与畲族同胞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从一张张笑容可掬的脸庞上，从一幕幕辛勤劳作的画面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畲族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它们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也带给我们文化上的撞击。眼前的畲村是美丽的，畲民是温和的淳朴的，他们的文化积淀更是深厚的。
历史源流
我们此次调查的目标是罗源县八井村。八井村坐落于蜿蜒弯曲的罗源海湾内侧，距离海岸约二三里，行政上属罗源县松山镇。在古代，八井村名曰“陈伯井”，隶属拜井里。这里的畲民姓雷，属罗源县松山镇牛洋支派，传说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后迁入福建兴化府的莆田一带。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他们的先祖从莆田迁至罗源，住居罗源城西南的笔架山。弘治年间（1488～1505年），又入迁松山镇牛洋村，并分衍八井村。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迁界的缘故，分别迁往吕洞、贝溪(南洋)和尖山。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时回迁，其后裔分衍牛坪（已废）、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等村。如此算来，雷氏畲民在八井村居住的时间已逾500年。
据八井畲民称，他们的远祖是忠勇王盘瓠，肇基祖则是雷安居、雷安和兄弟俩。1998年新修的《罗源县志》在介绍“八井拳”时提到过这两人：“在罗源畲族中流行的武术有棒术和拳术，尤以‘八井拳’最具代表性。明成化年间由雷安居、雷安和两兄弟传到牛洋村，其后裔迁居八井后逐渐出名，故称之‘八井拳’”。
县志所述八井拳的发端时间与畲民祖先迁入牛洋村的年代（明弘治年间）有明显出入，因为按照常理，如果八井拳确是明成化年间由兄弟二人传入牛洋村，那么他们入迁牛洋村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此之前，而不应该是在此之后的“明弘治年间”。综合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将八井村畲民入迁牛洋村的年代折中定为明成化至弘治年间，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雷安居、雷安和兄弟俩在八井村安家落户后，辛勤耕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子孙的繁衍，终于使昔日的单门独户衍化成今天比屋而邻的同姓宗族。
八井村畲姓宗族分福、禄两房，福房分居牛洋、八井、横埭诸村，禄房主要住八井村，至今已繁衍17代。通过口头调查与早期土地契约文书、墓碑文字等的验证，我们了解到，八井畲村的字辈有两个系统，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在这两个系统中，“安”字辈都是八井畲民的第一代，看来，雷安居与雷安和应是八井畲民的开基祖。
初入八井村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出这里的畲族和我们所熟悉的汉族有什么两样。
他们的装束、他们的新居样式、室内摆设甚至神灵牌位等，都和周边的汉族没有多大分别。直到在村长家落下脚来，我们才愕然发现，村长的奶奶和母亲的发式有稍许的特别：将头发卷成两股，缠以红毛线，再交叉拢至脑后，中部高凸，恰似耸立的鸡冠。这应该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所谓“凤凰头”了。由此看来，经过和汉民族长期的密切交往，八井村畲民汉化的程度可谓甚深了。如果不是事先被告知，一般人恐怕很难明了他们的民族身份。
从八井村所保留的大量清中期以后的契约文书看，至晚在清雍正年间，八井村畲民已被“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在这一时期的土地山林典当、买卖契约中，出现了大量“红契”，表明八井村畲民已被编入民籍，向清政府完粮纳赋。与汉民族的融合，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以歌伴婚
畲族同胞靠“打歌”（对山歌）培育感情，缔结婚姻，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浪漫性。从男女青年交往开始，到情投意合，谈婚论嫁，再到洞房花烛夜，山歌始终陪伴着他们。畲族谚语说：“无歌不成婚。”的确，如果一个小伙子或姑娘家连“打歌”都不会，那他（她）就注定只能单身过一辈子了。上了年纪的长者说，以前去邻村串亲戚时，哪个小伙子要是被姑娘家看上了，而又不会或不愿“打歌”，那他可就惨了，要么会被姑娘家逼上绝壁，要么会被枝条抽得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现在还会“打歌”的已属凤毛麟角，以至调查组为了了解八井村畲民的音乐文化，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个人来对歌。而且，还都是男性。至于女性，大概是面对陌生的外来人，羞于开口吧。几个打扮入时的少年说：“我们昨晚还与几个宁德来的姑娘们对歌到天亮呢。”仔细询问方知，他们唱的原来只是流行歌曲，而且还兼有卡拉ok伴奏呢。
畲族一般通行族内婚，即在蓝、雷、钟三姓内通婚，同姓是不能婚配的。根据习俗，如果同姓婚配，他村畲族可以前来抢亲。但在八井村，只要不属同一祠堂，同姓之间是可以婚配的。从分布在村落四周的墓碑来看，至少在清代中叶，八井村即有同姓通婚的个例。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与新婚姻法不相矛盾，同姓结婚的渐次增加，同祠堂婚配的也已常见。根据我们的统计，现在的比例已达40%之多。相反，尽管八井村与汉族村落毗邻，但与汉族之间的通婚，比例始终偏少。
夫妻关系
八井村畲族家庭规模不大，以核心家庭为主，累世同堂的极为少见。即使有，也大多因为是独子，或兄弟分了家，父母和幼子同居。据1958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统计，当时村里人口最多的一家有8人，平均每户3.7人。现在的八井村家庭以四口之家为数最多，最多的一户仍为8人，全村每户平均人口为4.07人，比1958年略有上升。
家庭内部，长幼有序，夫妻关系和睦。在田头地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夫妻亲密合作的景象。休息时，夫妻各自叼着香烟，手里攥着瓶啤酒，有说有笑，让人好不羡慕。夫妻关系的和睦，可能与一项制约性的风俗有关。根据该习俗，如果丈夫虐待了妻子，妻子娘家会组织一干人前来干涉，称为“做娘家头”。花费的开支，包括旅费、招待费等，均由女婿负责，他人不得干涉。通常，女婿为平息事态，还得杀猪宰鸡，好生款待。所以，丈夫如果不想让自家破产，就得对妻子宽容些、体贴些。
其实，畲族男子本来就是温和敦厚的。关于这一点，很多古地方志都有同样的记载。道光《建阳县志》说：畲族“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我们的体认也确是如此。调查期间，恰逢八井村遭遇1949年以后最严重的高温干旱，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奇缺，生活用水仅靠每天傍晚5点至7点近两小时的自来水供应，田间用水则仰赖每天早晚上游养鳗厂的废水排放，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也从未见村民因争水发生重大纠纷。
畲族女子是勤劳的。从早到晚，她们都奔波在田间，只有到了傍晚时分，才可见一些女子陆续走出房门，拿个小凳子，坐在自家门前纳凉、休息。倒是一些年岁稍长的男子，经常三五成群地围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在香烟缭绕中，谈论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由此观之，认为畲族妇女社会地位高的看法，值得进一步商榷。
鬼神信仰
八井村的道士似乎特别多，和我们调查组熟稔的就有好几位。在我们的印象中，道士应该是不苟言笑的长者，脸容瘦削，蓄着长长的白胡子。而在八井村，所见的道士多是年轻小伙子，开朗豁达。只要不是在做仪式时，他们都是面带笑容，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他们也乐于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多数道士都不是职业性的，但他们经常被邻村甚至邻县请去，为他们禳福消灾。对他们而言，从中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八井村畲民的观念中，鬼神似乎无处不在，大树有灵，大石头有灵，田野乡间四处都是神灵的寄身场所。哪家大人或小孩生病了，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在什么地方冲撞了神灵。于是，请来的道士便忙碌开了，又是念咒，又是祈祷，求得的当然是心灵上的安慰。只是到万不得已时，他们才去看医生。
调查期间，我们从一村民家征集到一批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村长和他的太太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回家（我们寄宿在他们家中），放在村委会办公室就可以了，否则他们“会害怕”（村长太太的原话）。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和紧张，我们直到离开八井村时，才将这些契约文书直接从村委会带上了公共汽车。他们认为，如果将此类物品放置在住宅中，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厄运。八井村精英人物、原罗源县政协主席雷××七八年前不幸遭遇车祸，族人便认为是他把族谱存放在自己家里的结果。他本人可能也这么认为，所以事故之后，他便将族谱从家中转移到了哪个政府部门的资料室，致使我们在调查期间始终未能找寻到该族谱，留下一个最大的遗憾。
他们相信，凡是与已逝祖先相关的物品，都带有神性。这种泛灵式的信仰，使得八井村畲民对此类物品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要不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近亲，凡他们用过的甚或与他们有关的物品，都尽量不去接触它，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祸害。
这种观念和心理使我们对其祖先崇拜产生了质疑。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崇拜祖先，就应该相信祖先神灵的庇佑，而不是对他们采取时时处处提防的态度。我们据此认为，祖先崇拜并非畲族信仰的原生形态，而是因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中隐含的这种矛盾性。
古今经济
八井村地处罗源湾内侧的山区地带，古代时自然条件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应该是艰难的。但是，至少在清中叶以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清代八井村的墓葬形制来看，与周边汉族村落的墓葬并无二致。坟墓均用巨石砌成，占地面积不小。墓碑碑文阴刻，涂以红漆，字体遒劲有力，明显出自行家之手。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建造这样奢华的坟墓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种坟墓在八井村还不在少数。
清乾隆年间，八井村还出现了像雷君恒这样富甲一方的人物。他在村中建造了两栋规模宏大的八扇房，一栋留给长子，一栋留给次子和三子。时至今日，其中的一栋还矗立在旧村中，另一栋据说也是数年前才拆毁。
雷君恒的第7代孙雷坤照是当时村中惟一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八井村所属的地方享有不错的声望。八井村清代的契约文书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悉心保管而得以留存至今。一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地主还把自己的契约寄存在他家。从这些契约来看，清光绪九年（1883年）直至民国初期，他一直都致力于典买山林、田地，还大肆在民间放贷，赚取高额利润。
如今，雷君恒的后代子孙已过上更为幸福的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始，率先富起来的村民就搬离了半山腰的八扇房，纷纷在山脚平地盖起了高大宽敞的新房，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八井新村。走进村民家，彩电、洗衣机、电话等应有尽有，一些人还置有在农村并不实用的冰箱。摩托车也成为了年轻人便捷的交通工具。
历史源流
我们此次调查的目标是罗源县八井村。八井村坐落于蜿蜒弯曲的罗源海湾内侧，距离海岸约二三里，行政上属罗源县松山镇。在古代，八井村名曰“陈伯井”，隶属拜井里。这里的畲民姓雷，属罗源县松山镇牛洋支派，传说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后迁入福建兴化府的莆田一带。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他们的先祖从莆田迁至罗源，住居罗源城西南的笔架山。弘治年间（1488～1505年），又入迁松山镇牛洋村，并分衍八井村。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迁界的缘故，分别迁往吕洞、贝溪(南洋)和尖山。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时回迁，其后裔分衍牛坪（已废）、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等村。如此算来，雷氏畲民在八井村居住的时间已逾500年。
据八井畲民称，他们的远祖是忠勇王盘瓠，肇基祖则是雷安居、雷安和兄弟俩。1998年新修的《罗源县志》在介绍“八井拳”时提到过这两人：“在罗源畲族中流行的武术有棒术和拳术，尤以‘八井拳’最具代表性。明成化年间由雷安居、雷安和两兄弟传到牛洋村，其后裔迁居八井后逐渐出名，故称之‘八井拳’”。
县志所述八井拳的发端时间与畲民祖先迁入牛洋村的年代（明弘治年间）有明显出入，因为按照常理，如果八井拳确是明成化年间由兄弟二人传入牛洋村，那么他们入迁牛洋村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此之前，而不应该是在此之后的“明弘治年间”。综合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将八井村畲民入迁牛洋村的年代折中定为明成化至弘治年间，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雷安居、雷安和兄弟俩在八井村安家落户后，辛勤耕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子孙的繁衍，终于使昔日的单门独户衍化成今天比屋而邻的同姓宗族。
八井村畲姓宗族分福、禄两房，福房分居牛洋、八井、横埭诸村，禄房主要住八井村，至今已繁衍17代。通过口头调查与早期土地契约文书、墓碑文字等的验证，我们了解到，八井畲村的字辈有两个系统，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一为“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在这两个系统中，“安”字辈都是八井畲民的第一代，看来，雷安居与雷安和应是八井畲民的开基祖。
初入八井村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出这里的畲族和我们所熟悉的汉族有什么两样。
他们的装束、他们的新居样式、室内摆设甚至神灵牌位等，都和周边的汉族没有多大分别。直到在村长家落下脚来，我们才愕然发现，村长的奶奶和母亲的发式有稍许的特别：将头发卷成两股，缠以红毛线，再交叉拢至脑后，中部高凸，恰似耸立的鸡冠。这应该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所谓“凤凰头”了。由此看来，经过和汉民族长期的密切交往，八井村畲民汉化的程度可谓甚深了。如果不是事先被告知，一般人恐怕很难明了他们的民族身份。
从八井村所保留的大量清中期以后的契约文书看，至晚在清雍正年间，八井村畲民已被“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在这一时期的土地山林典当、买卖契约中，出现了大量“红契”，表明八井村畲民已被编入民籍，向清政府完粮纳赋。与汉民族的融合，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以歌伴婚
畲族同胞靠“打歌”（对山歌）培育感情，缔结婚姻，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浪漫性。从男女青年交往开始，到情投意合，谈婚论嫁，再到洞房花烛夜，山歌始终陪伴着他们。畲族谚语说：“无歌不成婚。”的确，如果一个小伙子或姑娘家连“打歌”都不会，那他（她）就注定只能单身过一辈子了。上了年纪的长者说，以前去邻村串亲戚时，哪个小伙子要是被姑娘家看上了，而又不会或不愿“打歌”，那他可就惨了，要么会被姑娘家逼上绝壁，要么会被枝条抽得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现在还会“打歌”的已属凤毛麟角，以至调查组为了了解八井村畲民的音乐文化，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个人来对歌。而且，还都是男性。至于女性，大概是面对陌生的外来人，羞于开口吧。几个打扮入时的少年说：“我们昨晚还与几个宁德来的姑娘们对歌到天亮呢。”仔细询问方知，他们唱的原来只是流行歌曲，而且还兼有卡拉ok伴奏呢。
畲族一般通行族内婚，即在蓝、雷、钟三姓内通婚，同姓是不能婚配的。根据习俗，如果同姓婚配，他村畲族可以前来抢亲。但在八井村，只要不属同一祠堂，同姓之间是可以婚配的。从分布在村落四周的墓碑来看，至少在清代中叶，八井村即有同姓通婚的个例。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与新婚姻法不相矛盾，同姓结婚的渐次增加，同祠堂婚配的也已常见。根据我们的统计，现在的比例已达40%之多。相反，尽管八井村与汉族村落毗邻，但与汉族之间的通婚，比例始终偏少。
夫妻关系
八井村畲族家庭规模不大，以核心家庭为主，累世同堂的极为少见。即使有，也大多因为是独子，或兄弟分了家，父母和幼子同居。据1958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统计，当时村里人口最多的一家有8人，平均每户3.7人。现在的八井村家庭以四口之家为数最多，最多的一户仍为8人，全村每户平均人口为4.07人，比1958年略有上升。
家庭内部，长幼有序，夫妻关系和睦。在田头地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夫妻亲密合作的景象。休息时，夫妻各自叼着香烟，手里攥着瓶啤酒，有说有笑，让人好不羡慕。夫妻关系的和睦，可能与一项制约性的风俗有关。根据该习俗，如果丈夫虐待了妻子，妻子娘家会组织一干人前来干涉，称为“做娘家头”。花费的开支，包括旅费、招待费等，均由女婿负责，他人不得干涉。通常，女婿为平息事态，还得杀猪宰鸡，好生款待。所以，丈夫如果不想让自家破产，就得对妻子宽容些、体贴些。
其实，畲族男子本来就是温和敦厚的。关于这一点，很多古地方志都有同样的记载。道光《建阳县志》说：畲族“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我们的体认也确是如此。调查期间，恰逢八井村遭遇1949年以后最严重的高温干旱，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奇缺，生活用水仅靠每天傍晚5点至7点近两小时的自来水供应，田间用水则仰赖每天早晚上游养鳗厂的废水排放，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也从未见村民因争水发生重大纠纷。
畲族女子是勤劳的。从早到晚，她们都奔波在田间，只有到了傍晚时分，才可见一些女子陆续走出房门，拿个小凳子，坐在自家门前纳凉、休息。倒是一些年岁稍长的男子，经常三五成群地围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在香烟缭绕中，谈论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由此观之，认为畲族妇女社会地位高的看法，值得进一步商榷。
鬼神信仰
八井村的道士似乎特别多，和我们调查组熟稔的就有好几位。在我们的印象中，道士应该是不苟言笑的长者，脸容瘦削，蓄着长长的白胡子。而在八井村，所见的道士多是年轻小伙子，开朗豁达。只要不是在做仪式时，他们都是面带笑容，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他们也乐于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多数道士都不是职业性的，但他们经常被邻村甚至邻县请去，为他们禳福消灾。对他们而言，从中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八井村畲民的观念中，鬼神似乎无处不在，大树有灵，大石头有灵，田野乡间四处都是神灵的寄身场所。哪家大人或小孩生病了，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在什么地方冲撞了神灵。于是，请来的道士便忙碌开了，又是念咒，又是祈祷，求得的当然是心灵上的安慰。只是到万不得已时，他们才去看医生。
调查期间，我们从一村民家征集到一批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村长和他的太太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回家（我们寄宿在他们家中），放在村委会办公室就可以了，否则他们“会害怕”（村长太太的原话）。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和紧张，我们直到离开八井村时，才将这些契约文书直接从村委会带上了公共汽车。他们认为，如果将此类物品放置在住宅中，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厄运。八井村精英人物、原罗源县政协主席雷××七八年前不幸遭遇车祸，族人便认为是他把族谱存放在自己家里的结果。他本人可能也这么认为，所以事故之后，他便将族谱从家中转移到了哪个政府部门的资料室，致使我们在调查期间始终未能找寻到该族谱，留下一个最大的遗憾。
他们相信，凡是与已逝祖先相关的物品，都带有神性。这种泛灵式的信仰，使得八井村畲民对此类物品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要不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近亲，凡他们用过的甚或与他们有关的物品，都尽量不去接触它，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祸害。
这种观念和心理使我们对其祖先崇拜产生了质疑。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崇拜祖先，就应该相信祖先神灵的庇佑，而不是对他们采取时时处处提防的态度。我们据此认为，祖先崇拜并非畲族信仰的原生形态，而是因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中隐含的这种矛盾性。
古今经济
八井村地处罗源湾内侧的山区地带，古代时自然条件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应该是艰难的。但是，至少在清中叶以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清代八井村的墓葬形制来看，与周边汉族村落的墓葬并无二致。坟墓均用巨石砌成，占地面积不小。墓碑碑文阴刻，涂以红漆，字体遒劲有力，明显出自行家之手。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建造这样奢华的坟墓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种坟墓在八井村还不在少数。
清乾隆年间，八井村还出现了像雷君恒这样富甲一方的人物。他在村中建造了两栋规模宏大的八扇房，一栋留给长子，一栋留给次子和三子。时至今日，其中的一栋还矗立在旧村中，另一栋据说也是数年前才拆毁。
雷君恒的第7代孙雷坤照是当时村中惟一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八井村所属的地方享有不错的声望。八井村清代的契约文书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悉心保管而得以留存至今。一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地主还把自己的契约寄存在他家。从这些契约来看，清光绪九年（1883年）直至民国初期，他一直都致力于典买山林、田地，还大肆在民间放贷，赚取高额利润。
如今，雷君恒的后代子孙已过上更为幸福的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始，率先富起来的村民就搬离了半山腰的八扇房，纷纷在山脚平地盖起了高大宽敞的新房，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八井新村。走进村民家，彩电、洗衣机、电话等应有尽有，一些人还置有在农村并不实用的冰箱。摩托车也成为了年轻人便捷的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