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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中，常会遇到文物保护的问题。工程建设中文物遭到破坏和流失被毁的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家文物部门统计，在所有被毁的文物中，90%以上是毁于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按文物保护法规定，建设单位在基本建设施工之前，必须先经过文物勘探和保护，在发现重要文物时还要进行抢救性发掘或者回避。
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并重
“但有很多建设方却不情愿按文物保护法规定去做。一是不愿意出钱，二是怕延迟工期增加成本，这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中表现尤其突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中国古代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古代城市的核心区必然也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区域。建设方在没有提前勘探的情况下对敏感地区进行挖掘，很有可能会碰触文物，造成大量传统建筑被毁，地下文物流失。对此，我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建设方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地方面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问题时不够明确的态度。”
的确，很多地方在面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问题时难以达到真正的平衡。但要解决二者的矛盾，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梅田表示，实际上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两驾马车。只要两者能够科学发展、不偏不倚，就能得到“双赢”的结果。
对此，王巍也表示，做到两者的共同进步需要统筹发展。“第一是在城市文物集中之地建立特殊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托文物本体，进行周边环境整治。将文物展示、休闲旅游、文化交流、教育培训集为一体，达到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共赢的局面。第二，提高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局提前勘探和建立文物保护追责制度。要求建设方在敏感地区开工前期，提前到文物局备案，经文物局勘探无问题后再进行施工，避免建设施工中碰触文物。”
加大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国家支持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加大奖励力度也使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王巍说道。
王巍介绍，为了更好地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推出了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的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批准挂牌了两批共2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批准了4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由国家给予经费支持。对于远离城市，不太适合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区，采用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方式予以展示。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博物馆，就是在李克强总理的关怀下，列入“十三五”规划，目前已经着手筹建。
但对此文物界也有一种担心，就是国家在“十三五”期间会不会改弦更张，不再支持遗址公园的建设？
基于上述担心，王巍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国家文物局在“十三五”期间，应继续加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支持力度，使更多符合基本条件的考古遗址尽快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或进入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获准立项的系列之中。对于具有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前景，但目前还不完全拥有建设条件的，国家文物局可以给予帮助和指导，先建设规模适度、展示手段丰富的遗址博物馆，再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后，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其次，我国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时常有在施工动土过程中发现文物的情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发生这种情况时，当事人一般都会主动将文物交给国家。但近10多年来，由于文物收藏热持续升温，文物的价格较20多年前飙升了数10倍乃至百倍以上。这样的诱惑就会导致一些在施工动土中发现文物的人将其据为己有，并偷偷卖给文物贩子，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到个人手中。”王巍说。
但是，也有一些淳朴守法的民众在发现了文物后，将其交给各级文物管理部门。2014年秋，陕西农民魏炳祥将取土时挖到的12件周代青铜器交给文物管理部门，得到1万元的奖励。陕西工人李磊将施工作业时发现的2500年前的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也交给国家。
此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当时有文物贩子出价10万元收买这件青铜剑，却被李磊拒绝。他将这把剑交给国家时，文物管理部门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500元奖金。很多人就‘该不该给奖金，给500元奖金少不少’，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并相持不下。就此来看，这个事件非但没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倒起了反面的作用。”王巍说道。
王巍表示，实际上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任何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在盗掘现象猖獗，文物价格飙升的大背景下，面对文物贩子的高价诱惑而不为所动，主动将珍贵文物交给国家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对于这样的人，在精神奖励的同时，应当给予不同数额的物质奖励。王巍建议，国家应从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中抽出一部分（总额的百分之一）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加大物质奖励的力度，根据文物的价值，酌情给予物质奖励。就此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以避免珍贵文物的流失。
培养道德力量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主要是由政府的文物部门负责，近些年在资金投入、政策支持方面的力度着实很大，很多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修缮和维护，可移动文物也得到了妥善修复。一些重要的文物点也被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一批国家遗址公园等，这些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王巍介绍说。
但不可否认，在政府文物保护力度日益加大的同时，也显露出来很多问题。“例如中国文物的数量太大，未被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有数十万处，民间流散的可移动文物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李梅田说道，“要想对所有文物进行妥善的保护，仅靠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显然是不够的，适当引入社会民间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方法。”
“所以为了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我们在进行文物保护时，应该发掘和研究文物所蕴含的核心价值，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宣传和展示，并通过公众共享优秀文化遗产，让文物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既让死的文物活起来，也让公众从中体会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从而达到群众自发保护文物的目的。”李梅田最后总结道。
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并重
“但有很多建设方却不情愿按文物保护法规定去做。一是不愿意出钱，二是怕延迟工期增加成本，这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中表现尤其突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中国古代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古代城市的核心区必然也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区域。建设方在没有提前勘探的情况下对敏感地区进行挖掘，很有可能会碰触文物，造成大量传统建筑被毁，地下文物流失。对此，我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建设方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地方面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问题时不够明确的态度。”
的确，很多地方在面对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问题时难以达到真正的平衡。但要解决二者的矛盾，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梅田表示，实际上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两驾马车。只要两者能够科学发展、不偏不倚，就能得到“双赢”的结果。
对此，王巍也表示，做到两者的共同进步需要统筹发展。“第一是在城市文物集中之地建立特殊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托文物本体，进行周边环境整治。将文物展示、休闲旅游、文化交流、教育培训集为一体，达到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共赢的局面。第二，提高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局提前勘探和建立文物保护追责制度。要求建设方在敏感地区开工前期，提前到文物局备案，经文物局勘探无问题后再进行施工，避免建设施工中碰触文物。”
加大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国家支持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加大奖励力度也使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王巍说道。
王巍介绍，为了更好地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推出了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的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批准挂牌了两批共2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批准了4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由国家给予经费支持。对于远离城市，不太适合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区，采用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方式予以展示。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博物馆，就是在李克强总理的关怀下，列入“十三五”规划，目前已经着手筹建。
但对此文物界也有一种担心，就是国家在“十三五”期间会不会改弦更张，不再支持遗址公园的建设？
基于上述担心，王巍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国家文物局在“十三五”期间，应继续加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支持力度，使更多符合基本条件的考古遗址尽快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或进入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获准立项的系列之中。对于具有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前景，但目前还不完全拥有建设条件的，国家文物局可以给予帮助和指导，先建设规模适度、展示手段丰富的遗址博物馆，再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后，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其次，我国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时常有在施工动土过程中发现文物的情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发生这种情况时，当事人一般都会主动将文物交给国家。但近10多年来，由于文物收藏热持续升温，文物的价格较20多年前飙升了数10倍乃至百倍以上。这样的诱惑就会导致一些在施工动土中发现文物的人将其据为己有，并偷偷卖给文物贩子，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到个人手中。”王巍说。
但是，也有一些淳朴守法的民众在发现了文物后，将其交给各级文物管理部门。2014年秋，陕西农民魏炳祥将取土时挖到的12件周代青铜器交给文物管理部门，得到1万元的奖励。陕西工人李磊将施工作业时发现的2500年前的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也交给国家。
此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当时有文物贩子出价10万元收买这件青铜剑，却被李磊拒绝。他将这把剑交给国家时，文物管理部门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500元奖金。很多人就‘该不该给奖金，给500元奖金少不少’，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并相持不下。就此来看，这个事件非但没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倒起了反面的作用。”王巍说道。
王巍表示，实际上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任何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在盗掘现象猖獗，文物价格飙升的大背景下，面对文物贩子的高价诱惑而不为所动，主动将珍贵文物交给国家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对于这样的人，在精神奖励的同时，应当给予不同数额的物质奖励。王巍建议，国家应从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中抽出一部分（总额的百分之一）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加大物质奖励的力度，根据文物的价值，酌情给予物质奖励。就此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以避免珍贵文物的流失。
培养道德力量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主要是由政府的文物部门负责，近些年在资金投入、政策支持方面的力度着实很大，很多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修缮和维护，可移动文物也得到了妥善修复。一些重要的文物点也被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一批国家遗址公园等，这些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王巍介绍说。
但不可否认，在政府文物保护力度日益加大的同时，也显露出来很多问题。“例如中国文物的数量太大，未被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有数十万处，民间流散的可移动文物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李梅田说道，“要想对所有文物进行妥善的保护，仅靠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显然是不够的，适当引入社会民间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方法。”
“所以为了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我们在进行文物保护时，应该发掘和研究文物所蕴含的核心价值，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宣传和展示，并通过公众共享优秀文化遗产，让文物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既让死的文物活起来，也让公众从中体会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从而达到群众自发保护文物的目的。”李梅田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