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景观激动人心。文学在遭受了多年的践踏和压抑后，终于又焕发了生机。张贤亮便是涌现的一颗新星。1980年他发表《灵与肉》获全国优秀小说奖，1983年《肖尔布拉克》、1984年《绿化树》获全国优秀小说奖，198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一、时代的压抑与人性的抗争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轰动文坛，是因为他在文本中涉及性描写。评论家吴炫说：“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便是说，评论界在对其进行批评时，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的道德层面，而不是纯粹的文学性的争议。就其文本内容而言，它确实给文坛吹进一股新鲜空气。
　　文本中，作者塑造知识分子“章永璘”的形象。“文革”期间，章永璘，面对黄香久展开持久的人性与政治的搏斗与自搏。作者向我们展示一个个在扭曲的环境中畸形的个体，一个关于道德良心与个体生命感觉究竟谁为永恒必然的话题。在“章永璘”所处的时代环境，吃饱成为一种奢求。由于身体受损，章永璘丧失性能力。章永璘在遇到黄香久后默默忍受着被扼杀了创造力的身心所带来的无助，逐步承受着不能追寻渴望中的爱情而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终于还是放弃了黄香久的情爱，只身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权利。在这里，作者把章永璘刻画成了一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在本能以外还追求着更高的需要，如创造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找到生命感觉的需要等。
　　
　　二、性的重获与权力争夺
　　
　　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张贤亮求得心理平衡的天平，诚如弗洛伊德所说，“通过某种艺术创作的途径，艺术家实际上成为自己所渴望成为的英雄、帝王、创造者、受人钟爱的人物。”黄香久为他收拾起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庭，用怜爱使他恢复了男人的正常功能，但他始终在心理上把黄香久当成权宜的伴侣。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无疑是可怜的，她们很少能展示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在文本中，章永璘从“无性”到“有性”这一情节的设计是一种策略性质的转变，“文革”始于思想界与文化界的争论，这种争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波及社会的每个领域。当十年“文革”猝然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能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动向的改变。
　　于是，从“文革”中解脱的知识分子必须打破一种“被阉割”的处境，性便和权力发生了关系。章永璘最后果断地离开了黄香久，就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或者权力。
　　
　　三、爱的荒原与遗弃方式的批判
　　
　　对张贤亮笔下“章永璘”形象的批评，评论界也是褒贬不一。例如，张陵和李洁非发表的文章“两个章永璘和马缨花、黄香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深刻阐述张贤亮在塑造章永璘这个人物形象时的精神困惑。“章永璘的全部困顿来自作家在塑造他的时候受着理性化倾向的约束。”然而，评论家李遇春发表在《小说评论》上的“挥不去的阴霾——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心理分析”。这篇论文谈到了章永璘具有施虐心理，对两位拯救他的女性马缨花和黄香久始乱终弃。文中写道：“他们不仅沦为了反抗自的异己存在，而且还绝望地将整个外部世界虚拟为一个庞大的，具有无边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施虐狂形象，从而在心理深层中让受虐狂一举僭越为他们的深层心理人格的本质。于是，我们看到了章永璘在《绿化树》中把挨谢队长的骂视为一种“生活享受”，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把接受曹书记的人格污辱当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
　　那么，章永璘和黄香久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可言?章永璘从在农场窥视黄香久洗浴开始，一直到他们的结合还有遗弃，其实质上是与章永璘的性冲动、无能、厌倦等隐秘的欲望密切相关。生存欲望的压抑是人的解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章永璘的活动是受生存和名利欲望驱使的。所以，我们容易理解章永璘对黄香久的遗弃。然而，黄香久毕竟为章永璘付出了全部，从他们的分手方式看，章永璘没有表现出对人的起码的尊重以及对一个曾经为自己付出全部的弱女子的怜悯之情。对于一个只是想有个家的黄香久来讲，维持婚姻之形也比立即拆除婚姻之形要人道的多。但是，章永璘没有采用人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作家张贤亮心中，本身就存在着“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所以他笔下的章永璘有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作家在写作时的思想意识也决定了创作的思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女性的轻视和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