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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民，1906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浏阳。1957年9月27日，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的李志民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与李志民一同被任命的还有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和副院长陈伯钧。10月，李志民离开工作达7年之久的朝鲜，到高等军事学院就职。
确定正确的办学方针
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高院）位于北京黑山扈，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创建，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李志民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之初，主要是协助刘伯承、叶剑英（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欠佳离职后，职务由叶剑英接任）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员队伍的培养提高，大力抓环境的治理。
1959年1月，李志民升任政治委员。他在中央军委领导和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的关怀、支持下，与学院其他领导一起，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努力把高等军事学院办成陶冶将军的熔炉。3月，
李志民在与其他党委成员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教学工作要坚持“四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训练与战备相结合。使学院始终保持正确的办学发展方向。
围绕教学开展工作
李志民十分重视教员的选拔和培养。李志民经常宣传毛泽东在抗大时强调的要重视教员作用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发挥革命熔炉的作用，关键在于有一支很强的教员队伍。李志民亲自参与教员的选调工作，要干部部门在军内外广招贤才，优中选优。李志民爱护教员，对他们非常关心。196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李志民得知军事教员路精武患脑溢血，生命垂危，已送三○九医院抢救，他马上驱车赶到医院，把院长、主治医师请到病房，当面了解病情。他接受了医院领导的建议，立即派车到北京市协和医院请脑外科专家一起会诊、抢救，终于使路精武转危为安。李志民尊重和关心教员，使教员感到很温暖，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全院教学工作搞得很有起色。
李志民很重视教材的编写。他在教学中既注重学习外军的理论和实践，更注重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经验。李志民常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别人的经验，而且更应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自己的实践。30年来，党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这都是我们学习科学的最宝贵的基础。”他要求各教研部门自己动手编自己的教材。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到1962年1月，学院编出了一大批教材。李志民看后欣喜地说：“这些教材不再是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以我为主’的，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李志民相当重视学院和学员的作风建设。他认为，“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如果领导骨干能够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养成一种优良的作风，回到部队就会对部队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对于拖拖拉拉、疲疲沓沓的作风，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而要提高到革命意志的高度来看。一个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的人，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而拖拖拉拉、疲疲沓沓，往往是意志衰退的表现，这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作风，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李志民还常说：“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为此，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6月1日，合唱团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开幕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听说这件事之后，亲自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演出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
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上将、中将、少将，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将军业余合唱团”在李志民指挥下，演唱了《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志民很重视请高层领导和知名专家来学院授课。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曾到学院来视察或作过报告。杨献珍、艾思奇、许涤新、薛暮桥等先后来学院讲过哲学、政治经济学。陈毅外长作过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农业问题的报告，商业部长姚依林作过商业问题的报告，钱学森作过尖端技术方面的报告，等等。当时中央各部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学员们对请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作报告，反映非常强烈，视为来北京学习的重大收获。
重视高级干部读书班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读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找陈伯达列出了马、恩、列、斯的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决定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3个月，每次学二三本书。
李志民和学院其他领导对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光荣任务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专门教学组，由社会科学教研室副主任李方担任组长，认真备课，编写辅导材料和名词解释等资料，并在轮训前组织试教。
高干读书班共办了4期，学员为来自各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1期只有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学员都在100人以上。学员以自学为主，每个学习小组有一名教员辅导，有疑难问题，教学组经过讨论后再作小结。
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高级干部读书班越办越好，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元帅来到学院，接见第2期学员并合影留念。参加读书班的高级干部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读书，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孜孜不倦。经过学习，他们普遍感到受益匪浅。他们毕业以后，回到工作岗位，还亲自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亲自辅导。一时间，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得知高等军事学院的高级干部读书班的情况后，专门请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介绍他们的经验。李志民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全国高级干部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的文章。后来，林彪别有用心，贬低马列，搞“活学活用”、“立杆见影”那一套，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又把学习30本书作为他的“罪状”之一，致使读书班中断。
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最后岁月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学院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强大的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一开始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立即把矛头转向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指责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而杨献珍在学院讲课时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思想，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观点。“合二而一”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不应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30本书教学本来是有很大成绩的，这时却成了一大罪状，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与他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院经过这次灾难性的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校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6月2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要求全军院校要积极投入这次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给李志民强加罪名，煽动造反派不分昼夜地轮番批斗，甚至拳脚相加，进行残酷迫害，还株连家属。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李志民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
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原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消，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3年之久，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李志民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取得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87年11月16日，李志民与世长辞，享年81岁，新华社播发的《李志民同志生平》中，对李志民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长期致力于院校建设的军事教育家”；“他创建的革命功绩，将永垂青史”！
确定正确的办学方针
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高院）位于北京黑山扈，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创建，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李志民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之初，主要是协助刘伯承、叶剑英（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欠佳离职后，职务由叶剑英接任）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员队伍的培养提高，大力抓环境的治理。
1959年1月，李志民升任政治委员。他在中央军委领导和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的关怀、支持下，与学院其他领导一起，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努力把高等军事学院办成陶冶将军的熔炉。3月，
李志民在与其他党委成员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教学工作要坚持“四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训练与战备相结合。使学院始终保持正确的办学发展方向。
围绕教学开展工作
李志民十分重视教员的选拔和培养。李志民经常宣传毛泽东在抗大时强调的要重视教员作用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发挥革命熔炉的作用，关键在于有一支很强的教员队伍。李志民亲自参与教员的选调工作，要干部部门在军内外广招贤才，优中选优。李志民爱护教员，对他们非常关心。196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李志民得知军事教员路精武患脑溢血，生命垂危，已送三○九医院抢救，他马上驱车赶到医院，把院长、主治医师请到病房，当面了解病情。他接受了医院领导的建议，立即派车到北京市协和医院请脑外科专家一起会诊、抢救，终于使路精武转危为安。李志民尊重和关心教员，使教员感到很温暖，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全院教学工作搞得很有起色。
李志民很重视教材的编写。他在教学中既注重学习外军的理论和实践，更注重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经验。李志民常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别人的经验，而且更应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自己的实践。30年来，党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这都是我们学习科学的最宝贵的基础。”他要求各教研部门自己动手编自己的教材。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到1962年1月，学院编出了一大批教材。李志民看后欣喜地说：“这些教材不再是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以我为主’的，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李志民相当重视学院和学员的作风建设。他认为，“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如果领导骨干能够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养成一种优良的作风，回到部队就会对部队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对于拖拖拉拉、疲疲沓沓的作风，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而要提高到革命意志的高度来看。一个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的人，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而拖拖拉拉、疲疲沓沓，往往是意志衰退的表现，这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作风，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李志民还常说：“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为此，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6月1日，合唱团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开幕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听说这件事之后，亲自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演出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
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上将、中将、少将，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将军业余合唱团”在李志民指挥下，演唱了《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志民很重视请高层领导和知名专家来学院授课。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曾到学院来视察或作过报告。杨献珍、艾思奇、许涤新、薛暮桥等先后来学院讲过哲学、政治经济学。陈毅外长作过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农业问题的报告，商业部长姚依林作过商业问题的报告，钱学森作过尖端技术方面的报告，等等。当时中央各部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学员们对请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作报告，反映非常强烈，视为来北京学习的重大收获。
重视高级干部读书班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读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找陈伯达列出了马、恩、列、斯的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决定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3个月，每次学二三本书。
李志民和学院其他领导对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光荣任务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专门教学组，由社会科学教研室副主任李方担任组长，认真备课，编写辅导材料和名词解释等资料，并在轮训前组织试教。
高干读书班共办了4期，学员为来自各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1期只有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学员都在100人以上。学员以自学为主，每个学习小组有一名教员辅导，有疑难问题，教学组经过讨论后再作小结。
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高级干部读书班越办越好，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元帅来到学院，接见第2期学员并合影留念。参加读书班的高级干部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读书，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孜孜不倦。经过学习，他们普遍感到受益匪浅。他们毕业以后，回到工作岗位，还亲自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亲自辅导。一时间，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得知高等军事学院的高级干部读书班的情况后，专门请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介绍他们的经验。李志民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全国高级干部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的文章。后来，林彪别有用心，贬低马列，搞“活学活用”、“立杆见影”那一套，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又把学习30本书作为他的“罪状”之一，致使读书班中断。
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最后岁月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学院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强大的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一开始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立即把矛头转向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指责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而杨献珍在学院讲课时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思想，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观点。“合二而一”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不应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30本书教学本来是有很大成绩的，这时却成了一大罪状，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与他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院经过这次灾难性的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校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6月2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要求全军院校要积极投入这次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给李志民强加罪名，煽动造反派不分昼夜地轮番批斗，甚至拳脚相加，进行残酷迫害，还株连家属。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李志民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
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原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消，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3年之久，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李志民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取得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87年11月16日，李志民与世长辞，享年81岁，新华社播发的《李志民同志生平》中，对李志民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长期致力于院校建设的军事教育家”；“他创建的革命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