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曾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开辟了皖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获得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谭震林一生敢说敢做，他讲话作报告，有着浓厚的“谭氏风味”。一次，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在基层考察，参加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打瞌睡。见此现状，谭震林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吐吐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不能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
　　新中国成立初期，谭震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兄弟先后与谭震林联络上了。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余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队起义。谭震林根据党的政策，安排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同意，要求到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你不能搞特殊，按规定当干部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
　　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被答应，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了一场。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你们给我把他关起来！”后来，谭云向兄长承认了错误。不久，军管会按照谭震林的要求，把弟弟安排在某工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1957年4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亲率工作组，到故乡湖南省攸县的上云桥乡蹲点。谭震林在1930年秋率部攻占攸县县城离开后，一直没回过家乡。当他到县城以后，县委领导决定将他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招待所里，指派专人为他服务，并另开了“小灶”。谭震林知道后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怎么能作这样的安排？这样搞，势必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自己回家乡蹲点不是“衣锦还乡”，决不能搞这样的“特殊接待”。
　　翌日早饭后，他就带了工作组全班人马，一道搬进县委大院，住进普通宿舍，在机关大食堂吃饭。事后，在攸县县委会议上，谭震林还专门讲了干部不自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特别是搞合作社的这些领导干部，要懂得我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我们不是老板，而是当经理。你—个合作社的社长，不是这个合作社的老板，社员不是你的雇农。合作社的老板是谁呢？是社员，你只是为社员谋福利的经理。”
　　1961年春，谭震林家来了几位客人。客人走时对谭震林说：“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首长，只是带了一桶油、一袋米，这是我们老区人民的一点心意。”
　　谭震林听后问：“这是你们掏腰包买的？”客人连忙解释说：“这是我们老区人民的一点心意。”谭震林生气地说：“同志，你们这可不是好习惯，这点心意是老区人民的血汗哪！拿公家的东西送礼，我看这就是慷国家之慨！”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湖南省攸县县委的领导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情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1982年，谭震林80寿辰之时，弟弟谭德尘特地赶往北京看望。他发现哥哥和嫂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又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便主动提出，让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服侍，谭震林当场应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谭震林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对弟弟说：“七弟，我们就算要人服侍，应该由组织上安排，我们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孙女通过这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
　　邢大军据《广州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