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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打响了垃圾强制分类的打一炮，包括北京、广州、重庆、杭州、宁波、西安、昆明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随之加快垃圾分类各环节建设，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垃圾分类的背后，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保卫战。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在给人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让生活垃圾的产量不断攀升，“垃圾围城”成了全球许多城市的痛点，垃圾分类也是不少发达国家花费数十年才构建起的一套可行且有效的垃圾减量体系。着眼全国，你是否知道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去哪儿了？放眼世界，我们又能从哪些国家身上学到垃圾分类、回收的相关经验？对大多人而言，垃圾分类那点事儿，看似熟悉，实则陌生……
垃圾分类，这次是来真的
今年夏天，对于居住在上海的人们来说有些不一样。走在马路上，垃圾桶明显减少了;进出便利店，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垃圾分类歌”;乘坐地铁，车站广播里不断提醒乘客正确投放垃圾;回到家，小区里四色垃圾桶一字排开，站得整整齐齐;手机上的游戏也不再是王者荣耀，而是“垃圾分类等级测试”……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场生活习惯的革命
六月的某个中午，钱小姐和往常一样在公司茶水间给自己泡了杯挂耳咖啡，然后提着盛有咖啡渣的无纺布小袋子走到垃圾桶边。随即她发现，那里比往常多了一只垃圾桶，上头还贴了一张保洁部门的启事：“为响应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今起增设湿垃圾投放桶。请各位同事自觉将剩菜剩饭、瓜皮果核等易腐垃圾投入指定位置，谢谢配合。”不过这并未令钱小姐措手不及，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垃圾分类宣传和学习，常见生活垃圾的分类完全难不倒她——咖啡渣被倒入湿垃圾，清空后的无纺布袋则被扔进了干垃圾桶，全过程一气呵成。
李阿姨一家也在条例正式实施前就做好了应对垃圾定时投放的准备——把饭点提前一小时，改到了晚上六点，这样就能确保在19：30垃圾桶“关门”前把垃圾扔掉。李阿姨开玩笑说：“本来我们的吃饭时间是配合女儿的下班时间，现在改成配合小区垃圾桶的‘下班’时间。”于是，一到饭点，给女儿分餐、催家里人赶紧吃饭就成了李阿姨的新日常。
方女士则在购物网站上花了约200元采购了一款三桶一体的分类垃圾箱，还有配套的多色垃圾袋。像方女士这样的市民不在少数，根据某网络购物平台数据显示，进入6月后，垃圾桶类目的产品销售量暴涨500%。因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深造，方女士对垃圾分类十分熟悉，也十分支持，她说身边也有朋友考虑过干脆买个厨余粉碎机，把分类湿垃圾这回事“扼杀在摇篮里”，但做过一番功课后发现，“可能不太适合目前大多中国社区的下水管道情况，不仅会堵塞下水道，还会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受到垃圾强制分类影响的不止居民，更有物业公司。在新规实施之前半个月，上海某物业公司已经通知其所负责的一栋办公楼进行分类试运行：每个楼层多配置了两个垃圾桶，并且增加了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人员来处理多出来的二十多桶垃圾。
据该物业公司负责人介绍：“刚开始分类的时候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里仍然是乱七八糟的，湿垃圾桶里有纸巾和塑料便当盒，干垃圾桶里有剩饭。”万事开头难，为了推广垃圾分类意识，物业公司联系了办公楼内公司的负责人做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办公楼内的垃圾桶附近贴上干湿垃圾分类的标语、午休时安排垃圾分类保洁人员指导垃圾分类等，在新规正式实施后办公楼的扔垃圾情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办公楼内的垃圾分类基本步入了正轨。
针对垃圾分类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上海某居民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主动对自己的工作做出了优化。“很多居民反映，湿垃圾桶‘破袋’投放导致恶臭难闻，尤其夏天，容易滋生细菌，吸引蚊虫，是比较大的卫生隐患，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改进了本小区的做法：居民往湿垃圾桶投放垃圾时使用我们发放的透明塑料袋，方便检视，不必破袋，等结束投放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破袋。”这名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样做的确提高了他们的管理成本，但应该是能够让居民和相关部门都满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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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大于利的厨余粉碎机
资料显示，美國是家庭厨余粉碎机使用率最高的国家，约在50%，比第二名的英国足足高出了44个百分点。那么厨余粉碎机是否环保呢？2006年，纽约环保部门做了一项研究，在大规模产生厨余的地方调查其的用情况，结论显示弊大于利。
好的方面在于，它能减少厨余固废的产生，减少卡车的运输，减少餐厅食堂这类商户的开支。但是，会增加城市用水量，有较高污水管道堵塞的风险（主要是油脂），对合流管道以及污水处理厂造成较大负担从而增加基建投资，较大的氮去除负担，产生的大量的污泥。
荷兰、英国，以及我们国内都做过类似的可行性研究。其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王凯军教授团队从理论计算上说明了厨余在下水管道沉积的可能性。（吴远远， 郑明霞， 王凯军. 基于破碎处理的家庭厨余垃圾减量及其对下水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16， 10（5）： 2576-2580.）
总而言之，对于商业使用者来说是省钱省事的，但是对于城市基建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并需要相应的升级改造。
TIPS
垃圾分类小贴士
可回收垃圾
是指未受污染的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玻（玻璃），金（金属），塑（塑料），纸（纸箱），衣（衣物）;
有害垃圾
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药（要）油（有）电灯;
湿垃圾
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易腐烂，易粉碎; 干垃圾
即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从“倡导”到“强制”，兜兜转转二十年
当然，垃圾分类前夜，依然有人心存侥幸，小赵就是其中之一。6月中旬，他接到了租住小区的一则通知，小区将在6月20日正式撤出原有的垃圾桶，配备新的分类桶，并开始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但小赵平时经常加班，到家往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早上出门又是火急火燎，绕到指定地点扔垃圾对他是个大挑战。小区撤桶的第三天，晚上八点多，对新规不以为意的小赵提着积攒了两三天的垃圾来到了垃圾投放点。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投放点的箱房铁将军把门，丝毫不给小赵机会，打算干脆把垃圾袋扔在门外的他还被居委会的志愿者逮了个正着。对小赵进行批评教育后，志愿者张阿姨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再三关照说：“不好再有下次的哦，等7月1号就要罚钱了，格趟是来真额（这次是来真的）！早起10分钟，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正如张阿姨所言，这次上海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不再是“狼来了”，而是“来真的”。据了解，7月1日到6日，新规施行一周内，上海城管总共开出了190张罚单。被罚最多的是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占问题总数的55%，其次为未按规定设置分类容器，占35%，而乱扔堆放垃圾占比9.2%。按地方来看，问题最多的则是商场，超过六成的单位罚单来自商场（66%），其次为企事业单位（35%）、居住小区（32%）、医院（16%）、学校（10%）、党政机关（6%）。
事实上，垃圾分类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结果不尽人意。不少上海市民都记得当时上海也专门搞过垃圾分类宣传，还大张旗鼓地将街头的垃圾桶都换成了分可回收垃圾和干垃圾两种的双桶，但由于缺乏后续的监管考核机制，绝大多数市民还是想怎么扔就怎么扔。
形同虚设近20年的垃圾分类在2017年3月出现了转机。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全国46座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曾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基本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不同以往，这项制度的重要推力来自高层。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时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有了党中央的明确支持，垃圾分类自然加速步入正轨。2019年6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进行了专章规定，并提出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而上海打响的，正是全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第一炮。强制分类后最大的改变在于有了明确的责任人，每个垃圾的生产者（即源头）都要承担后续责任，若不能遵守，还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显示，7月1日起，对于个人将湿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的，若首次被发现且拒不改正，会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次及以上的罰款金额则是100元以上、200元以下。针对单位的处罚更为严格，若拒不执行分类规定，最高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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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中的阵痛，他们也曾经历
日本
在环境问题方面，日本有过沉痛的教训，上世纪50年代先后出现的水俣病和痛痛病，都是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因此，日本从1954年到1970年间，多次出台并修订相关法案，拉开了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的序幕。
然而，接下来的“垃圾分类”道路并不顺畅。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找法规的漏洞，接受东京都23区大部分垃圾的江东区议会发起了反对垃圾在此处理的运动，杉并区政府更是直接反对在区域内设置垃圾焚烧厂等。一时之间，这些此伏彼起的活动，被称为“垃圾战争”。是否要坚持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摆在眼前。
答案是依然要坚持。因为，在垃圾处置方式上，日本当时是以填埋为主，对于土地资源匮乏的岛国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1991年日本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出台了《资源有效利用法》，开始将目光投向垃圾的“再生利用”。1992年9月，日本举办了“第一届垃圾减量化全国推进大会”。1993年5月30日，日本实施了为时一个星期的“垃圾减量化推进周”。各大媒体强势宣传，各种活动接连举办，从法律制约的“被动分类”逐渐转变成“市民意识”的主动分类。
中国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生活垃圾也爆发式增长，“垃圾大战”和“垃圾围城”同样困扰着台湾社会。
1990年代初，台湾街头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分类垃圾桶，叫“外星宝宝”，有红蓝黄绿黑五种颜色，专门用来装可回收垃圾。虽然造型可爱，宣传也很多，但以此来鼓励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台湾街头依然堆满了垃圾。
199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需要垃圾粗分类，未按要求则给予一定处罚;同时加强对儿童、在校学生的宣导工作，把垃圾分类意识植入孩子们的心里。
瑞典
当全球很多国家在为“垃圾围城”头疼时，身处北欧的瑞典不仅实现了高达99%的资源回收和焚烧供能比率，甚至还出现了进口垃圾进行再利用的“怪象”。与所有在垃圾分类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一样，瑞典自上世纪8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后，也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起步过程。
刚开始的几年，没有垃圾分类习惯的瑞典家庭依然将各种垃圾一股脑儿扔进垃圾箱内，为此政府不得不安排监督员在各个社区的垃圾站前“站岗”监督，对不按规定丢弃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可瑞典人觉得这一举措粗暴过激，不愿自己生活的残余物被当众围观窥视，大力反对之下，政府只能作罢。 左右为难的瑞典政府后来意识到，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于是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大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相关知识，参观垃圾回收的过程，再回家向成人普及理念，互相监督，在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民族传统，内化成行为准则。
垃圾围城？分类可实现整体减量并提升焚化比
大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是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举措，但垃圾分类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哪些改变？垃圾分类又为何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以杭州为例，大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人间天堂”，但却鲜有人知道杭州市北郊的青龙坞山谷藏着一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杭州市天子岭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它是全国首座符合国家建设部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山谷型垃圾填埋场，于1991年4月投入使用。大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是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举措，但垃圾分类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哪些改变？垃圾分类又为何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工作人员介绍，杭州市一天生产生活垃圾1.2万吨，三到四年就能把整个西湖完全填满。由于垃圾产量的暴增，原本能使用24年的填埋区，以2倍速提前堆满。2007年至今，已经填了一千七百多万吨垃圾。
这个是杭州唯一一座填埋场，换言之，当这座垃圾场被填满之后，杭州市将没有地方进行垃圾填埋处置，只能等待这些垃圾慢慢自我降解，而易拉罐降解需要200年，塑料制品的降解则需要1000年。
不仅是杭州，中国各地近年来的垃圾生产量也是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國城镇人口约8.1亿，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城市+县城）约2.8亿吨，这意味着我国城市人口平均生产垃圾大约700斤，平均每天2斤左右。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李漱玉和北京建筑大学杨璐明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和多个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就全国而言，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具体到不同的省份或城市，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城市规模扩大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是导致垃圾产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GDP增长和人均消费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垃圾产量上升。（图表1）
填埋占用并污染土地资源，部分生活垃圾降解速度过于缓慢……种种原因使得垃圾焚烧成为了国际上普遍认可和采用的更为清洁的垃圾处置办法。有人或许会问，那把垃圾一股脑全烧了不就行了，何必要分类呢？原因主要有几个：
1.城市垃圾大部分是厨余垃圾，水分过大，不易燃烧，时常需要油来助燃，浪费资源。
2.实现渗沥液产量的减量，可大大降低臭气的产生，垃圾发酵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H2S，CO，CH4 等）也会相应减少。
3.有效控制垃圾焚烧烟气确保达标排放。垃圾焚烧后的烟气中包含诸多气态污染物，如NOx、HCl、SO及重金属等，需要配套相应的复杂烟气净化工艺及设施来确保烟气达标排放。
4.垃圾分类间接提高了入炉垃圾热值。上海市自2013年起就实施垃圾减量计划，对全市湿垃圾另行处理，大大减少了垃圾的水分，以上海老港焚烧厂为例：2013年投产以来，垃圾热值随垃圾含水率的降低而逐年升高，使吨垃圾发电量增加，最终提高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济效益。（图表2）
5.垃圾成分单一，使焚烧稳定，可提高焚烧厂锅炉机组运行稳定性，延长锅炉机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停炉次数，确保焚烧厂安全、环保、稳定运行。
总而言之，分类后的垃圾可以更好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也能提高回收利用率，实现垃圾减量和新的能源再生（如垃圾焚化发电、沼气发电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较低。瑞士垃圾焚烧处理比例高达80%，日本和丹麦分别为73%、70%，而中国仅为40%（2017年数据）。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垃圾焚烧将逐渐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2020年的目标为54%。在这一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制垃圾分类、提高垃圾焚烧比例自然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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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出来的环保意识
城镇化脚步的加速，致使垃圾产量不断上升，中国许多地方“垃圾围城”的现状与数十年前的日本极为相似。
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也随之凸显。当时，垃圾几乎都被丢弃在河流、海洋以及偏僻荒野之地，导致大量苍蝇、蚊子的发生，传染病四处流传，构成城市公共卫生问题。
与此同时，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工业废弃物也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大量生产的塑料产品也造成大气污染和公害。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立法机构痛定思痛，相继出台及修改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及处理进行规范化，使得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可以说，如今为人所称道的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被“逼”出来的。
垃圾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与末端处置工艺有关
上海垃圾分类新规开始前，对于干湿垃圾的称呼，不少人都感到有些困惑。比如，使用过的消毒湿巾算哪类垃圾？为什么大棒骨是干垃圾，但鸡骨头却属于湿垃圾？
对于最常见的这些疑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曾向媒体解释，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湿垃圾经过粉碎后进行无氧或有氧发酵。“大棒骨太硬，如果作为湿垃圾处理，粉碎时容易造成机器磨损，所以被归为干垃圾。”
事实上，判断一个物品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并不能以干燥或湿润为依据。在很多地方，湿垃圾被称为厨余垃圾或有机垃圾，干垃圾则被称为“其它垃圾”，也就是除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以外的垃圾。换言之，垃圾分成哪几类、各自如何归类，跟末端处置工艺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末端处理工艺不同，分类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日本，生活垃级分类细致，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多种分类，500多项条款。 理论上，实行垃圾分类后，意味着有更多样化的垃圾处理方式替代焚烧和填埋。比如，可回收垃圾及部分有害垃圾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占生活垃圾总量一半左右的厨余垃圾，可用来堆肥还田、转化为沼气后发电。理解了这些垃圾的处置方式，也就不难明白它们的“身份”了。
不过，当传出全国其他45个城市即将向上海看齐，展开强制垃圾分类的消息后，新的疑问随之而来。因为人们发现，各地垃圾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比如北京并没有上海的干湿垃圾分类，取而代之的是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及可回收物这四类。不一致的分类标准，讓不少网友无所适从，还有人幽默喊话说：“怎么垃圾分类也搞各地自主命题啊？”
乍看之下，不统一的标准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再看之下，上海的“湿垃圾”和“干垃圾”，其实大体对应了北京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所涵盖垃圾种类并无本质差异，就如同番茄和西红柿，虽然字面上不同，但其指代的都是一种拉丁文学名为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 的管状花目、茄科、番茄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有人认为，上海干湿垃圾的称呼不如北京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表达来得直接简洁，没有站在“用户”的视角上解决问题，给大家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也有人认为，厨余垃圾的提法同样会造成误解，比如用过的一次性餐具、厨房用吸油纸等等都会想当然地被误认为厨余垃圾，还不如用“湿垃圾”这个需要人们再学习的概念来带动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正确认知。
不过，大家调侃归调侃、争论归争论，对强制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普遍认同的。正如有位网友所言：“去日本和一些北欧国家旅行时总羡慕他们的街道干净，说人家国民素质高、垃圾分类执行到位，现在国内搞了，有什么理由不用自己的行动换来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呢？”的确，只要理念上求得了“大同”，也就不怕表述和具体标准上存在的“小异”。
分类后，垃圾去哪儿？
全民动员做好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那么分类完成后，这些垃圾究竟去哪儿了呢？会不会又被混装运走，搞得前功尽弃？
为解答这一疑问，笔者首先走访了上海市徐汇区一栋商务办公楼。大楼物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负责清运的这栋办公楼约有30层楼高，每日收取约30桶垃圾（垃圾桶规格为240升/个）。环卫局工作人员在约定的收取时间抵达之前，物业的保洁员要按照新规的标准把30桶垃圾分类。
前来收取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对已分类的垃圾要求比较严格，通常会当场查验，有不符合分类的垃圾会当场退回。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他们还未有过被环卫局方面退回垃圾桶的情况，“（我们）在做垃圾分类的时候还是比较细心和严格的。”
而在上海市嘉定区的某个居民小区，四类垃圾虽然都交由同一家企业收运，但分类后的它们都有各自的去向：湿垃圾运往某具备餐厨垃圾处理、饮食业废油的收集资质的环境资源利用企业，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则分别运往嘉定区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委托第三方统一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央视财经记者则干脆在上海跟着一辆湿垃圾收运车来了一趟流程追踪。在调查中并未发现混装混运的现象，而且，央视记者还发现，在收运时，操作师傅需要检查是否有干垃圾混杂，为此，一些区还专门引入了智能监管系统。如果湿垃圾里面混有塑料袋等干垃圾，明显不达标，收运员当场拍照上传，监管APP的后台信息就会实时传送给各个管理部门。从7月1日开始，相关部门就会根据这些后台信息上门督促整改。市民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 垃圾去哪儿”微信公众号，以及社区公开的投诉举报电话等，监督、反映混装混运等问题。
当干湿垃圾分类收运以后，它们将分别进入两个末端处理厂。在干垃圾处理区域，工人通过巨大的抓斗，将干垃圾送往焚烧炉焚烧。浦东一家生活垃圾处理厂，每天处理干垃圾2300吨左右，通过焚烧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湿垃圾经分拣去除塑料袋等杂质后，经过粉碎、提油等步骤，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每天沼气产量约2.8万立方米，被用于沼气发电。残余的沼渣则被送入焚烧炉焚烧处理。
在垃圾处理方式上，我国主要采取焚烧和填埋方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数共有1013座，较2016年共增加73座。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厂286座，卫生填埋处理厂654座，其他无害化处理厂73座。（图表3）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以卫生填埋方式进行的无害化处理量达到了12037.62万吨/年，而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渐成主流，垃圾焚烧比例已从2008年的15.23%增长到2017年的40.24%，处理量达到了8463.32万吨/年。（图表4）
焚烧是目前国际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较低。瑞士垃圾焚烧处理比例高达80%，日本和丹麦分别为73%、70%，而中国仅为40%（2017年数据）。在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下垃圾焚烧将是大势所趋。
未来，垃圾焚烧将逐渐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20年的目标为54%。新增焚烧能力继续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项目平均规模相对大，并随之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转移，但项目平均规模有所下降。（图表5）
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到来算本经济账
01个人成本
垃圾分类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最早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上海不但分类严格，还要定时。一般小区的丢垃圾时间为早上6：00-8：00，晚上6：30-8：30左右，这就苦了一批早出晚归、加班成常态的上班族。为此有人开玩笑说，这估计会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代扔垃圾。上班族小何就表示，要是付100元包年扔垃圾，他十分愿意出这钱换早上多睡十分钟。当然，也有市民觉得，花些时间学习下垃圾分类知识就行了，找人代扔也不是很必要。但时间成本同样也是成本，假设玩20分钟垃圾分类小游戏，可以基本掌握生活垃圾的分类知识，这就相当于吃一顿饭、听一节网络课程，或者看半集电视剧的时间。不过，随着各地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铺开，这些相关知识会进入课堂，在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下一代的行为准则。 除了时间成本外，人们付出的还有经济成本，号称有高级分类功能的垃圾桶就借着这股“分类风”大赚了一笔。电商打折日6月18号这天，定价2000元的高级分类垃圾桶卖到脱销，销售额过亿。家用垃圾袋的销量较此前也有一定的增长。
根据京东的数据显示，上海人在“618电商节”这天买走了12%的垃圾处理器。2018 年上海市的垃圾处理器销量只有北京市的60%，而在2019年7月上海市垃圾处理器销量首次超过北京;分类垃圾袋全国销量为去年同期的5.3倍;6月下旬，平台在上海地区分类垃圾桶、分类垃圾袋的搜索量数据同比分别增长357.6倍、436.7倍，销量同比增长105.8倍、67.9倍。
垃圾桶、垃圾袋对我们而言还是有选择性的，所谓贵有贵的买法，便宜有便宜的买法，但是在日本，垃圾分类还带来了一笔强制性的“消费”。日本大部分地区在丢弃可燃等垃圾时，必须使用指定垃圾袋，所以人们必须定期去超市购入。垃圾袋价格根据容量制定，价格兑换为人民币大致如下：5升0.6元/个，10升1.2元/个，20升2.4元/个，30升3.6元/个，40升4.8元/个。
当然，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分类和投放的规矩，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多花钱，入住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寓。
小伊5年前赴日本工作，目前居住在日本神奈川县的川崎市，她介绍说：“我这幢楼的管理公司有请专门的人帮住户分垃圾，所以虽然这里的分类很细，但我们作为住户，平时基本只管分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其他会由物业处理。”尽管如此，公寓大楼的电梯里仍然张贴出了垃圾分类表，住户投放可燃与不可燃垃圾的固定区域也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个细类的搜集框。最后，她还笑着告诉笔者：“不用在意垃圾分类和回收日之类的，也是我不想搬出这幢楼的原因之一。”
那么想要享受这样的服务，究竟要多付多少物业费呢？根据日本某权威地产机构的资料显示，不含每月固定的修缮费，神奈川县的平均管理费是每个月175日元/平米，平均每户11713日元（约合人民币744元）;东京23区的平均管理费是每个月216元/平米，平均每户13055日元（约合人民币830元）。如果是提供垃圾分类服务的公寓，显然价格更为高昂，而根据日本国税厅的数据，日本5810.8万上班族（公务员除外）2017年的平均工资是432.2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6.4万元（年薪）。这样算来，物业管理费绝对不是一笔不足挂齿的开支。
再看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居民们同样因垃圾分类有了额外开支。2000年，台北市开始推行比较严格的措施——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目的就是实现垃圾减量。据一位台湾网友介绍：“厨余”和“资源回收”可用一般的袋子装、仍然免费丢，而“其他”（不可回收）垃圾必須用专用垃圾袋装，否则会遭到垃圾车清洁员的拒收。这些专用垃圾袋有各种尺寸，售价从21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元）到273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元）不等。由于专用垃圾袋比一般的袋子贵，大家感到“肉痛”，所以就加强了资源回收分类的动机，注意垃圾减量。“最初也有一些台北市民不想买垃圾袋，把家庭垃圾偷偷丢到捷运站或者公共厕所里面，或者丢到还没实行这一政策的外地。当时经常有警察去抓这样做的人，一次罚款约合人民币几百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垃圾袋或许会成为帮助人们提高垃圾分类和减量意识的重要突破点。为推进干湿垃圾分离，厦门市从2017年开始，平均每个社区每个月免费发放6万个可降解垃圾袋，用黄、绿色区分干、湿垃圾。这种袋子70%的成分是玉米淀粉，丢弃后两年内就可降解。
02物业公司成本
上海的小区和办公楼的垃圾都是由物业公司承包，他们负责垃圾的清理和收集，并按照环卫局的标准分类。环卫局向物业公司收取费用并回收垃圾。
上海一栋办公楼的物业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7月1日起上海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在此之前半个月的时候物业公司已经通知办公楼开始了试运行分类：物业公司临时采购70多个垃圾桶，雇佣更多的保洁员为新增的垃圾桶分类。对比垃圾分类之前，物业方面投入了资金（购买垃圾桶等配套设施）和人力资源（雇佣分类保洁人员），无疑是增加了人力与物力，但具体增加的成本比例是多少，该负责人表示不方便透露。
03或达两千亿市场规模
居民小区、闹市街道都少不了拾荒者和热心阿姨的身影，他们的目标是你手中的纸箱和饮料瓶。这是人们所知的最基础的垃圾生财之道——卖废品。但这仅仅是垃圾“变废为宝”的开端。在上海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之后，垃圾的收转和再生的潜在市场备受瞩目，在各个环节的监管和设施都成熟的条件下，将会创造不可估量的财富。
根据上海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新增垃圾督导员的岗位约投入11亿元，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来看看垃圾督导员的职责：对居民进行宣传、指导、监督、服务的义务，并按相关要求做好记录， 为各项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对分配范围内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普及， 逐步提高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与率。“知识就是力量”，平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垃圾分类的知识会这么“值钱”。
随着垃圾逐年递增，垃圾运转车和垃圾箱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生活垃圾的清运量为629.37万吨，仅比2015年的613.2万吨增加了不到20万吨，而在2017年垃圾清运量已高达743.07万吨，足足增长了18.1%垃圾转运车的容量大约为1.5-2吨，平均价格为30万元/辆，以这样的增长速度，假设垃圾转运车的使用年限为五年，上海垃圾转运车的市场即将上亿。若全国进行垃圾分类推广和处理，那么全国范围内的垃圾转运车市场可高达几十亿元。
中转设施方面，从上海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来看，2018年上海41座大型中转站将实现干、湿垃圾分类转运，市属中转码头还将设置45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2019年、2020年，湿垃圾专用集装箱将达到90只、180只。垃圾集装箱平均价格约为5000元，以这个数据推算，垃圾箱在全国未来的市场也奖金千万元。 华泰证券认为，垃圾分类上海模式孕育75.56亿市场规模（前端垃圾分类督导费用11亿+垃圾转运环节8.04亿+湿垃圾处理环节 56.52亿）。
若以上海模式向全国城市人口推广，假设普及到5亿城市人口进行垃圾分类管理，则对应330亿运营需求（督导费用250亿+运输费用80亿）、540亿元设备及处理需求（219亿湿垃圾清运车购置+320亿湿垃圾处理费用）和1096亿元湿垃圾投资需求，总计带动市场规模超过1960亿元。（图表6）
04变革催生新业态
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不仅能促进固废处理全产业链的协同整合以及利益最大化，更将优化居民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置方法，直至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卫模式、厨余垃圾处理器市场等均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拾荒者”或将失业
在过去，拾荒大军消化了出现在垃圾桶里的大部分可回收物。然而，随着强制垃圾分类的开展，以及废品回收行业利润的下降，这一体系将在各大城市迅速瓦解。
传统废旧物资回收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源头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品位就越高，获利就越多，该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积极性高。与之相反，传统环卫系统原生垃圾产生量、收运处置量越大，其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外，没有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回收的动力。这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的两套系统缺乏统筹，必然降低城市固废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效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在一些小区，居民要想出售积攒起来的可回收物，只能打电话给指定的废品回收员，这些废品回收员由政府发执照，持证上岗，其他的小商小贩进入小区交易，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罚。如此一来，小区附近回收废品的小商小贩以及街头拾荒者的身影也越来越少。
回收/代扔服务“上线”
新政一出，苦于无法按时扔垃圾的部分上班族纷纷表示愿意花钱请人代扔垃圾。近日，饿了么就上线了一项“代扔垃圾服务”，在App首页的“跑腿”中可以使用。笔者查询这项功能时发现，扔“一单”的价格为12元人民币，快递人员上门收取垃圾，跑腿范围不超过3公里。
如果说“跑腿”代扔只是快递小哥的兼职，那么“易丢丢”“易代扔”这类平台则是专职为可回收物提供上门回收服务的。“易丢丢”是2019年年初由苏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搭建的网络废弃物回收平台，“易代扔”则是支付宝在上海地区新推出的“垃圾分类回收”专栏。上述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均是通过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有机结合，通过上门回收的方式回收各类有二次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只能提供可回收物的上门回收，即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的垃圾并不在其服务的范围内。但随着强制垃圾分类的全面铺开，想必会有更多人愿意在这方面花钱买服务。
餐厨垃圾市场生变
餐厨垃圾是餐饮垃圾（主要来自饭店、食堂等）和厨余垃圾（主要来自家庭）的统称;但前期因为我国厨余垃圾并未单独收集，因此餐厨垃圾基本来自于饭店、食堂等部门。根据“十三五规划”餐厨垃圾行业的年度运营规模有望达到35亿元。然而在过去，餐厨垃圾多流向黑作坊，转换为猪饲料和地沟油，造成许多危害，但在垃圾全程分类的目标下，必将建立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这也将进一步理顺餐厨垃圾的收运体系，打通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流向正规餐厨处理企业的渠道。
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政策要求生活垃圾中的湿垃圾分开收运分开处理，将会带来厨余垃圾（即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废弃下脚料或剩菜剩饭）的处置需求。根据住建部点名的46个重点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常住人口，光大证券计算出各城市的年度厨余垃圾产生量（46个城市2018年的厨余垃圾产生总量为7364万吨，日均产生20.18万吨/日）;假设产生的厨余垃圾在健全的垃圾分类系统下均送至正规的厨余垃圾处置企业处置，需要新增的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建设投资为588亿元（截至2018年10月共有0.59万吨/日的厨余垃圾处理产能，则需新增的产能为19.59万吨/日;单位投资按30万元/（万吨/日）测算）;以收运+ 处置价格200元/吨财政支出支付项目运营，则新增的厨余垃圾运营空间为143亿元/年。
他们怎么做？垃圾分类的海外经验
垃圾分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不少经济发达地区都在践行垃圾分类政策，他们都有着数十年的相关经验。那么国际上主流的做法有哪些？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经验1
基建配套与小区规划
瑞典：垃圾地下通路
瑞典有一套自己的垃圾地下通路。很多小區旁边设有垃圾中央收集站，从中延伸出来的各个管道，穿墙而过、进入地里，连接着社区不同种类的垃圾桶。这些看似邮桶的装置，便是垃圾的入口。居民刷卡支付后，便能打开箱门，将垃圾放入其中。桶内设有自动感应装置。一旦装满，阀门自动开启，垃圾们应声而下，在强劲风力的推动下，顺着管道，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奔向中央收集站的大箱子里。
在一些新小区，这些管道直接连接各家各户的厨房。家庭厨房里安装一个食物粉碎机，吃剩的食物被粉碎后，进入管道，展开地下之旅。这样操作干净、卫生，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运输成本，解决了定时定点投放的难题，也避免了垃圾箱满后的满地狼藉和恶臭萦绕。
当然，这样做需要巨大的投入，还关系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布局，造价高昂，建造过程繁琐艰巨。但瑞典人却乐此不疲，为了城市的干净整洁，为了提高垃圾回收的效率，他们觉得这是必须的牺牲。垃圾处理，已经成为了他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日本：专设垃圾房，配备洗手间和脱臭装置 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从1988年就开始在日本生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他所住公寓的垃圾室。“垃圾室内右侧放着一张大平台，上面不同的三个蓝色塑料箱中是可以扔放铁罐、玻璃瓶的，旁边可以扔放捆绑好的旧报纸、旧杂志、牛奶纸盒、包装纸、厚纸盒、拆开的纸箱等。大平台下面的蓝色塑料箱和塑料桶中，可以分别扔丢快餐的盒子、盘子以及塑料制品的垃圾。垃圾室左侧放置一个高大的带有盖子的蓝色垃圾箱，是可以扔放“可燃”垃圾的。值得关注的是，垃圾室内不仅有洗手池，扔完垃圾已后可以洗手，室内的墙壁上还悬挂着一个‘脱臭装置’，让整个垃圾室内没有异常的味道。”
经验2
创造投递便利性，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德国、瑞典：各大超市设有饮料瓶回收机，可获得现金消费券
为提高大众对垃圾，尤其是塑料瓶、易拉罐等制品的回收积极性，德国企业对塑料瓶之类的制品收取高昂的押金，购买一瓶售价0.5欧元的矿泉水，往往要额外支付0.25欧元的塑料瓶押金。
陶小姐在德国生活了近八年，据她的介绍，德国每家超市都设有塑料瓶回收机，只要把喝空的饮料瓶扔进机器，就能退回先前支付的押金。“塑料瓶基本在0.15-1.25欧元左右一个，易拉罐、啤酒瓶的回收价格也大致相当，最后回收机会吐出一张现金券，你可以在这个超市中当做代金使用，没有最低消费限制。因此，在德国超市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排队，拿着积攒下来的塑料瓶换押金。”
无独有偶，瑞典也对饮料瓶、矿泉水瓶等施行押金制度。这些瓶身上均有识别码，当放到专门的回收机中，机器会对识别码进行读取，并显示相应的退还金额、打印收据，之后同样可以拿着这些押金在超市里购物。在这一运作下，瑞典瓶瓶罐罐的回收率达到了93%。
经验3
进一步提高技术标准，减少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
瑞典：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
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垃圾焚烧厂作为典型的邻避设施常常引发难以化解的矛盾。不过依靠成熟的技术，垃圾焚烧厂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却实现了很好的社会融入。北欧国家对垃圾焚烧技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40年代。现在，这一技术在瑞典、挪威等国已相当成熟，垃圾焚烧厂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
为避免垃圾焚烧产生的PM2.5带来的空气污染，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燃烧产生的气体中灌入冷却水，然后用净化设备层层过滤，直至符合欧盟标准后再排入大气。政府环保部门对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公众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监督。
此外，为化解市民对垃圾处理的刻板印象，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环保的同时追求功能多样性，成为市民观景、健身和聚会的城市公共空间。
经验4
建立完整产业链，提升可回收物的再利用
德国：垃圾全产业每年营业额500亿欧元
早在2013年，德国就实现了生活垃圾回收率83%，其中65%被循环利用，另外18%通过焚烧回收能源。而近年来，德国的垃圾循环利用率始终保持在65%以上，位居世界前列，节省了大量的原料和能源，展示了废物回收利用产业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
依托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将厨余垃圾脱水、脱脂并切碎，经过处理后的油脂被当作燃料使用，而垃圾残渣则送往沼气池变成热能。至于商铺产生的大量包装材料，也被收集之后送往郊区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分类处理再利用。
此前有媒体报道，德国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中，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25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每年的营业额高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
瑞典：垃圾焚烧成城市供暖来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瑞典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此后，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推进，该国成为首批利用垃圾焚烧厂大量消化不可回收垃圾的国家之一。得益于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如今瑞典每年有多达49%的垃圾被焚烧后转变为能源。2016年，焚烧炉产生的能源能够满足瑞典20%城市家庭的供暖需求，同时为5%的家庭提供廉价电力。
日本：过度依赖垃圾出口转移，回收体系深陷困境
日本虽然垃圾分类做得比德国和瑞典更为精细，但在处置和再利用上，却做得并不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民众拼了命在细分垃圾，但最后依旧有80%要被拖去焚烧场，并不能进行再生利用。
由于日本国内的废品处理完全实行市场化行为，在高额的利润诱惑下，日本国内的塑料瓶自消化体系完全解体，全部转向出口。其中2017年日本的废塑料排放量为903万吨，其中约有7成出口到中国，但是由于废塑料再处理过程中会污染环境，中国政府开始禁止进口废塑料。
“洋垃圾”禁令不仅造成日本国内的相关出口业者面临关张，很多回收国内塑料瓶的垃圾处理厂也正“瓶满为患”，整个垃圾回收体系面临崩溃。今年5月17日，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中国禁洋垃圾后，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陷困境，政府正呼吁减少制造垃圾。
此前日本和欧美国家打算在东南亚寻找“接盘侠”，如今这个心愿也即将落空。围绕激增的资源性垃圾，东南亚各国的反对声音正在加强。继中国之后，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将相继出现限制废塑料和废纸等资源性垃圾进口的趋势，对全球垃圾处理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相较上述几个地区，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我们是“后来者”。在见贤思齐的学习过程中，或许我们也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其中的一些做法，因地制宜地做好配套与后续处置工作，形成民众有意识，监管依法规，处置靠产业的健康生态，不要让垃圾分类这桩好事沦为一场“白忙活”。
垃圾分类的背后，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保卫战。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在给人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让生活垃圾的产量不断攀升，“垃圾围城”成了全球许多城市的痛点，垃圾分类也是不少发达国家花费数十年才构建起的一套可行且有效的垃圾减量体系。着眼全国，你是否知道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去哪儿了？放眼世界，我们又能从哪些国家身上学到垃圾分类、回收的相关经验？对大多人而言，垃圾分类那点事儿，看似熟悉，实则陌生……
垃圾分类，这次是来真的
今年夏天，对于居住在上海的人们来说有些不一样。走在马路上，垃圾桶明显减少了;进出便利店，耳边响起的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垃圾分类歌”;乘坐地铁，车站广播里不断提醒乘客正确投放垃圾;回到家，小区里四色垃圾桶一字排开，站得整整齐齐;手机上的游戏也不再是王者荣耀，而是“垃圾分类等级测试”……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场生活习惯的革命
六月的某个中午，钱小姐和往常一样在公司茶水间给自己泡了杯挂耳咖啡，然后提着盛有咖啡渣的无纺布小袋子走到垃圾桶边。随即她发现，那里比往常多了一只垃圾桶，上头还贴了一张保洁部门的启事：“为响应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今起增设湿垃圾投放桶。请各位同事自觉将剩菜剩饭、瓜皮果核等易腐垃圾投入指定位置，谢谢配合。”不过这并未令钱小姐措手不及，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垃圾分类宣传和学习，常见生活垃圾的分类完全难不倒她——咖啡渣被倒入湿垃圾，清空后的无纺布袋则被扔进了干垃圾桶，全过程一气呵成。
李阿姨一家也在条例正式实施前就做好了应对垃圾定时投放的准备——把饭点提前一小时，改到了晚上六点，这样就能确保在19：30垃圾桶“关门”前把垃圾扔掉。李阿姨开玩笑说：“本来我们的吃饭时间是配合女儿的下班时间，现在改成配合小区垃圾桶的‘下班’时间。”于是，一到饭点，给女儿分餐、催家里人赶紧吃饭就成了李阿姨的新日常。
方女士则在购物网站上花了约200元采购了一款三桶一体的分类垃圾箱，还有配套的多色垃圾袋。像方女士这样的市民不在少数，根据某网络购物平台数据显示，进入6月后，垃圾桶类目的产品销售量暴涨500%。因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深造，方女士对垃圾分类十分熟悉，也十分支持，她说身边也有朋友考虑过干脆买个厨余粉碎机，把分类湿垃圾这回事“扼杀在摇篮里”，但做过一番功课后发现，“可能不太适合目前大多中国社区的下水管道情况，不仅会堵塞下水道，还会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受到垃圾强制分类影响的不止居民，更有物业公司。在新规实施之前半个月，上海某物业公司已经通知其所负责的一栋办公楼进行分类试运行：每个楼层多配置了两个垃圾桶，并且增加了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人员来处理多出来的二十多桶垃圾。
据该物业公司负责人介绍：“刚开始分类的时候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里仍然是乱七八糟的，湿垃圾桶里有纸巾和塑料便当盒，干垃圾桶里有剩饭。”万事开头难，为了推广垃圾分类意识，物业公司联系了办公楼内公司的负责人做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办公楼内的垃圾桶附近贴上干湿垃圾分类的标语、午休时安排垃圾分类保洁人员指导垃圾分类等，在新规正式实施后办公楼的扔垃圾情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办公楼内的垃圾分类基本步入了正轨。
针对垃圾分类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上海某居民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主动对自己的工作做出了优化。“很多居民反映，湿垃圾桶‘破袋’投放导致恶臭难闻，尤其夏天，容易滋生细菌，吸引蚊虫，是比较大的卫生隐患，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改进了本小区的做法：居民往湿垃圾桶投放垃圾时使用我们发放的透明塑料袋，方便检视，不必破袋，等结束投放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破袋。”这名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样做的确提高了他们的管理成本，但应该是能够让居民和相关部门都满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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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大于利的厨余粉碎机
资料显示，美國是家庭厨余粉碎机使用率最高的国家，约在50%，比第二名的英国足足高出了44个百分点。那么厨余粉碎机是否环保呢？2006年，纽约环保部门做了一项研究，在大规模产生厨余的地方调查其的用情况，结论显示弊大于利。
好的方面在于，它能减少厨余固废的产生，减少卡车的运输，减少餐厅食堂这类商户的开支。但是，会增加城市用水量，有较高污水管道堵塞的风险（主要是油脂），对合流管道以及污水处理厂造成较大负担从而增加基建投资，较大的氮去除负担，产生的大量的污泥。
荷兰、英国，以及我们国内都做过类似的可行性研究。其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王凯军教授团队从理论计算上说明了厨余在下水管道沉积的可能性。（吴远远， 郑明霞， 王凯军. 基于破碎处理的家庭厨余垃圾减量及其对下水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16， 10（5）： 2576-2580.）
总而言之，对于商业使用者来说是省钱省事的，但是对于城市基建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并需要相应的升级改造。
TIPS
垃圾分类小贴士
可回收垃圾
是指未受污染的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玻（玻璃），金（金属），塑（塑料），纸（纸箱），衣（衣物）;
有害垃圾
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药（要）油（有）电灯;
湿垃圾
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记忆口诀：易腐烂，易粉碎; 干垃圾
即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从“倡导”到“强制”，兜兜转转二十年
当然，垃圾分类前夜，依然有人心存侥幸，小赵就是其中之一。6月中旬，他接到了租住小区的一则通知，小区将在6月20日正式撤出原有的垃圾桶，配备新的分类桶，并开始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但小赵平时经常加班，到家往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早上出门又是火急火燎，绕到指定地点扔垃圾对他是个大挑战。小区撤桶的第三天，晚上八点多，对新规不以为意的小赵提着积攒了两三天的垃圾来到了垃圾投放点。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投放点的箱房铁将军把门，丝毫不给小赵机会，打算干脆把垃圾袋扔在门外的他还被居委会的志愿者逮了个正着。对小赵进行批评教育后，志愿者张阿姨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再三关照说：“不好再有下次的哦，等7月1号就要罚钱了，格趟是来真额（这次是来真的）！早起10分钟，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正如张阿姨所言，这次上海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不再是“狼来了”，而是“来真的”。据了解，7月1日到6日，新规施行一周内，上海城管总共开出了190张罚单。被罚最多的是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占问题总数的55%，其次为未按规定设置分类容器，占35%，而乱扔堆放垃圾占比9.2%。按地方来看，问题最多的则是商场，超过六成的单位罚单来自商场（66%），其次为企事业单位（35%）、居住小区（32%）、医院（16%）、学校（10%）、党政机关（6%）。
事实上，垃圾分类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结果不尽人意。不少上海市民都记得当时上海也专门搞过垃圾分类宣传，还大张旗鼓地将街头的垃圾桶都换成了分可回收垃圾和干垃圾两种的双桶，但由于缺乏后续的监管考核机制，绝大多数市民还是想怎么扔就怎么扔。
形同虚设近20年的垃圾分类在2017年3月出现了转机。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全国46座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曾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基本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不同以往，这项制度的重要推力来自高层。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时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有了党中央的明确支持，垃圾分类自然加速步入正轨。2019年6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进行了专章规定，并提出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而上海打响的，正是全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第一炮。强制分类后最大的改变在于有了明确的责任人，每个垃圾的生产者（即源头）都要承担后续责任，若不能遵守，还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显示，7月1日起，对于个人将湿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的，若首次被发现且拒不改正，会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次及以上的罰款金额则是100元以上、200元以下。针对单位的处罚更为严格，若拒不执行分类规定，最高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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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中的阵痛，他们也曾经历
日本
在环境问题方面，日本有过沉痛的教训，上世纪50年代先后出现的水俣病和痛痛病，都是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因此，日本从1954年到1970年间，多次出台并修订相关法案，拉开了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的序幕。
然而，接下来的“垃圾分类”道路并不顺畅。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找法规的漏洞，接受东京都23区大部分垃圾的江东区议会发起了反对垃圾在此处理的运动，杉并区政府更是直接反对在区域内设置垃圾焚烧厂等。一时之间，这些此伏彼起的活动，被称为“垃圾战争”。是否要坚持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摆在眼前。
答案是依然要坚持。因为，在垃圾处置方式上，日本当时是以填埋为主，对于土地资源匮乏的岛国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1991年日本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出台了《资源有效利用法》，开始将目光投向垃圾的“再生利用”。1992年9月，日本举办了“第一届垃圾减量化全国推进大会”。1993年5月30日，日本实施了为时一个星期的“垃圾减量化推进周”。各大媒体强势宣传，各种活动接连举办，从法律制约的“被动分类”逐渐转变成“市民意识”的主动分类。
中国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生活垃圾也爆发式增长，“垃圾大战”和“垃圾围城”同样困扰着台湾社会。
1990年代初，台湾街头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分类垃圾桶，叫“外星宝宝”，有红蓝黄绿黑五种颜色，专门用来装可回收垃圾。虽然造型可爱，宣传也很多，但以此来鼓励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台湾街头依然堆满了垃圾。
199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需要垃圾粗分类，未按要求则给予一定处罚;同时加强对儿童、在校学生的宣导工作，把垃圾分类意识植入孩子们的心里。
瑞典
当全球很多国家在为“垃圾围城”头疼时，身处北欧的瑞典不仅实现了高达99%的资源回收和焚烧供能比率，甚至还出现了进口垃圾进行再利用的“怪象”。与所有在垃圾分类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一样，瑞典自上世纪8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后，也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起步过程。
刚开始的几年，没有垃圾分类习惯的瑞典家庭依然将各种垃圾一股脑儿扔进垃圾箱内，为此政府不得不安排监督员在各个社区的垃圾站前“站岗”监督，对不按规定丢弃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可瑞典人觉得这一举措粗暴过激，不愿自己生活的残余物被当众围观窥视，大力反对之下，政府只能作罢。 左右为难的瑞典政府后来意识到，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于是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大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相关知识，参观垃圾回收的过程，再回家向成人普及理念，互相监督，在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民族传统，内化成行为准则。
垃圾围城？分类可实现整体减量并提升焚化比
大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是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举措，但垃圾分类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哪些改变？垃圾分类又为何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以杭州为例，大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人间天堂”，但却鲜有人知道杭州市北郊的青龙坞山谷藏着一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杭州市天子岭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它是全国首座符合国家建设部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山谷型垃圾填埋场，于1991年4月投入使用。大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是一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举措，但垃圾分类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哪些改变？垃圾分类又为何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工作人员介绍，杭州市一天生产生活垃圾1.2万吨，三到四年就能把整个西湖完全填满。由于垃圾产量的暴增，原本能使用24年的填埋区，以2倍速提前堆满。2007年至今，已经填了一千七百多万吨垃圾。
这个是杭州唯一一座填埋场，换言之，当这座垃圾场被填满之后，杭州市将没有地方进行垃圾填埋处置，只能等待这些垃圾慢慢自我降解，而易拉罐降解需要200年，塑料制品的降解则需要1000年。
不仅是杭州，中国各地近年来的垃圾生产量也是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國城镇人口约8.1亿，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城市+县城）约2.8亿吨，这意味着我国城市人口平均生产垃圾大约700斤，平均每天2斤左右。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李漱玉和北京建筑大学杨璐明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和多个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就全国而言，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具体到不同的省份或城市，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城市规模扩大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是导致垃圾产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GDP增长和人均消费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垃圾产量上升。（图表1）
填埋占用并污染土地资源，部分生活垃圾降解速度过于缓慢……种种原因使得垃圾焚烧成为了国际上普遍认可和采用的更为清洁的垃圾处置办法。有人或许会问，那把垃圾一股脑全烧了不就行了，何必要分类呢？原因主要有几个：
1.城市垃圾大部分是厨余垃圾，水分过大，不易燃烧，时常需要油来助燃，浪费资源。
2.实现渗沥液产量的减量，可大大降低臭气的产生，垃圾发酵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H2S，CO，CH4 等）也会相应减少。
3.有效控制垃圾焚烧烟气确保达标排放。垃圾焚烧后的烟气中包含诸多气态污染物，如NOx、HCl、SO及重金属等，需要配套相应的复杂烟气净化工艺及设施来确保烟气达标排放。
4.垃圾分类间接提高了入炉垃圾热值。上海市自2013年起就实施垃圾减量计划，对全市湿垃圾另行处理，大大减少了垃圾的水分，以上海老港焚烧厂为例：2013年投产以来，垃圾热值随垃圾含水率的降低而逐年升高，使吨垃圾发电量增加，最终提高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济效益。（图表2）
5.垃圾成分单一，使焚烧稳定，可提高焚烧厂锅炉机组运行稳定性，延长锅炉机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停炉次数，确保焚烧厂安全、环保、稳定运行。
总而言之，分类后的垃圾可以更好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也能提高回收利用率，实现垃圾减量和新的能源再生（如垃圾焚化发电、沼气发电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较低。瑞士垃圾焚烧处理比例高达80%，日本和丹麦分别为73%、70%，而中国仅为40%（2017年数据）。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垃圾焚烧将逐渐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2020年的目标为54%。在这一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制垃圾分类、提高垃圾焚烧比例自然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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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出来的环保意识
城镇化脚步的加速，致使垃圾产量不断上升，中国许多地方“垃圾围城”的现状与数十年前的日本极为相似。
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也随之凸显。当时，垃圾几乎都被丢弃在河流、海洋以及偏僻荒野之地，导致大量苍蝇、蚊子的发生，传染病四处流传，构成城市公共卫生问题。
与此同时，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工业废弃物也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大量生产的塑料产品也造成大气污染和公害。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立法机构痛定思痛，相继出台及修改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及处理进行规范化，使得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可以说，如今为人所称道的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被“逼”出来的。
垃圾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与末端处置工艺有关
上海垃圾分类新规开始前，对于干湿垃圾的称呼，不少人都感到有些困惑。比如，使用过的消毒湿巾算哪类垃圾？为什么大棒骨是干垃圾，但鸡骨头却属于湿垃圾？
对于最常见的这些疑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曾向媒体解释，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湿垃圾经过粉碎后进行无氧或有氧发酵。“大棒骨太硬，如果作为湿垃圾处理，粉碎时容易造成机器磨损，所以被归为干垃圾。”
事实上，判断一个物品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并不能以干燥或湿润为依据。在很多地方，湿垃圾被称为厨余垃圾或有机垃圾，干垃圾则被称为“其它垃圾”，也就是除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以外的垃圾。换言之，垃圾分成哪几类、各自如何归类，跟末端处置工艺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末端处理工艺不同，分类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日本，生活垃级分类细致，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多种分类，500多项条款。 理论上，实行垃圾分类后，意味着有更多样化的垃圾处理方式替代焚烧和填埋。比如，可回收垃圾及部分有害垃圾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占生活垃圾总量一半左右的厨余垃圾，可用来堆肥还田、转化为沼气后发电。理解了这些垃圾的处置方式，也就不难明白它们的“身份”了。
不过，当传出全国其他45个城市即将向上海看齐，展开强制垃圾分类的消息后，新的疑问随之而来。因为人们发现，各地垃圾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比如北京并没有上海的干湿垃圾分类，取而代之的是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及可回收物这四类。不一致的分类标准，讓不少网友无所适从，还有人幽默喊话说：“怎么垃圾分类也搞各地自主命题啊？”
乍看之下，不统一的标准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再看之下，上海的“湿垃圾”和“干垃圾”，其实大体对应了北京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所涵盖垃圾种类并无本质差异，就如同番茄和西红柿，虽然字面上不同，但其指代的都是一种拉丁文学名为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 的管状花目、茄科、番茄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有人认为，上海干湿垃圾的称呼不如北京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表达来得直接简洁，没有站在“用户”的视角上解决问题，给大家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也有人认为，厨余垃圾的提法同样会造成误解，比如用过的一次性餐具、厨房用吸油纸等等都会想当然地被误认为厨余垃圾，还不如用“湿垃圾”这个需要人们再学习的概念来带动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正确认知。
不过，大家调侃归调侃、争论归争论，对强制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普遍认同的。正如有位网友所言：“去日本和一些北欧国家旅行时总羡慕他们的街道干净，说人家国民素质高、垃圾分类执行到位，现在国内搞了，有什么理由不用自己的行动换来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呢？”的确，只要理念上求得了“大同”，也就不怕表述和具体标准上存在的“小异”。
分类后，垃圾去哪儿？
全民动员做好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那么分类完成后，这些垃圾究竟去哪儿了呢？会不会又被混装运走，搞得前功尽弃？
为解答这一疑问，笔者首先走访了上海市徐汇区一栋商务办公楼。大楼物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负责清运的这栋办公楼约有30层楼高，每日收取约30桶垃圾（垃圾桶规格为240升/个）。环卫局工作人员在约定的收取时间抵达之前，物业的保洁员要按照新规的标准把30桶垃圾分类。
前来收取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对已分类的垃圾要求比较严格，通常会当场查验，有不符合分类的垃圾会当场退回。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他们还未有过被环卫局方面退回垃圾桶的情况，“（我们）在做垃圾分类的时候还是比较细心和严格的。”
而在上海市嘉定区的某个居民小区，四类垃圾虽然都交由同一家企业收运，但分类后的它们都有各自的去向：湿垃圾运往某具备餐厨垃圾处理、饮食业废油的收集资质的环境资源利用企业，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则分别运往嘉定区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委托第三方统一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央视财经记者则干脆在上海跟着一辆湿垃圾收运车来了一趟流程追踪。在调查中并未发现混装混运的现象，而且，央视记者还发现，在收运时，操作师傅需要检查是否有干垃圾混杂，为此，一些区还专门引入了智能监管系统。如果湿垃圾里面混有塑料袋等干垃圾，明显不达标，收运员当场拍照上传，监管APP的后台信息就会实时传送给各个管理部门。从7月1日开始，相关部门就会根据这些后台信息上门督促整改。市民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 垃圾去哪儿”微信公众号，以及社区公开的投诉举报电话等，监督、反映混装混运等问题。
当干湿垃圾分类收运以后，它们将分别进入两个末端处理厂。在干垃圾处理区域，工人通过巨大的抓斗，将干垃圾送往焚烧炉焚烧。浦东一家生活垃圾处理厂，每天处理干垃圾2300吨左右，通过焚烧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湿垃圾经分拣去除塑料袋等杂质后，经过粉碎、提油等步骤，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每天沼气产量约2.8万立方米，被用于沼气发电。残余的沼渣则被送入焚烧炉焚烧处理。
在垃圾处理方式上，我国主要采取焚烧和填埋方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数共有1013座，较2016年共增加73座。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厂286座，卫生填埋处理厂654座，其他无害化处理厂73座。（图表3）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以卫生填埋方式进行的无害化处理量达到了12037.62万吨/年，而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渐成主流，垃圾焚烧比例已从2008年的15.23%增长到2017年的40.24%，处理量达到了8463.32万吨/年。（图表4）
焚烧是目前国际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较低。瑞士垃圾焚烧处理比例高达80%，日本和丹麦分别为73%、70%，而中国仅为40%（2017年数据）。在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下垃圾焚烧将是大势所趋。
未来，垃圾焚烧将逐渐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20年的目标为54%。新增焚烧能力继续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项目平均规模相对大，并随之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转移，但项目平均规模有所下降。（图表5）
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到来算本经济账
01个人成本
垃圾分类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最早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上海不但分类严格，还要定时。一般小区的丢垃圾时间为早上6：00-8：00，晚上6：30-8：30左右，这就苦了一批早出晚归、加班成常态的上班族。为此有人开玩笑说，这估计会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代扔垃圾。上班族小何就表示，要是付100元包年扔垃圾，他十分愿意出这钱换早上多睡十分钟。当然，也有市民觉得，花些时间学习下垃圾分类知识就行了，找人代扔也不是很必要。但时间成本同样也是成本，假设玩20分钟垃圾分类小游戏，可以基本掌握生活垃圾的分类知识，这就相当于吃一顿饭、听一节网络课程，或者看半集电视剧的时间。不过，随着各地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铺开，这些相关知识会进入课堂，在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下一代的行为准则。 除了时间成本外，人们付出的还有经济成本，号称有高级分类功能的垃圾桶就借着这股“分类风”大赚了一笔。电商打折日6月18号这天，定价2000元的高级分类垃圾桶卖到脱销，销售额过亿。家用垃圾袋的销量较此前也有一定的增长。
根据京东的数据显示，上海人在“618电商节”这天买走了12%的垃圾处理器。2018 年上海市的垃圾处理器销量只有北京市的60%，而在2019年7月上海市垃圾处理器销量首次超过北京;分类垃圾袋全国销量为去年同期的5.3倍;6月下旬，平台在上海地区分类垃圾桶、分类垃圾袋的搜索量数据同比分别增长357.6倍、436.7倍，销量同比增长105.8倍、67.9倍。
垃圾桶、垃圾袋对我们而言还是有选择性的，所谓贵有贵的买法，便宜有便宜的买法，但是在日本，垃圾分类还带来了一笔强制性的“消费”。日本大部分地区在丢弃可燃等垃圾时，必须使用指定垃圾袋，所以人们必须定期去超市购入。垃圾袋价格根据容量制定，价格兑换为人民币大致如下：5升0.6元/个，10升1.2元/个，20升2.4元/个，30升3.6元/个，40升4.8元/个。
当然，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分类和投放的规矩，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多花钱，入住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寓。
小伊5年前赴日本工作，目前居住在日本神奈川县的川崎市，她介绍说：“我这幢楼的管理公司有请专门的人帮住户分垃圾，所以虽然这里的分类很细，但我们作为住户，平时基本只管分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其他会由物业处理。”尽管如此，公寓大楼的电梯里仍然张贴出了垃圾分类表，住户投放可燃与不可燃垃圾的固定区域也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个细类的搜集框。最后，她还笑着告诉笔者：“不用在意垃圾分类和回收日之类的，也是我不想搬出这幢楼的原因之一。”
那么想要享受这样的服务，究竟要多付多少物业费呢？根据日本某权威地产机构的资料显示，不含每月固定的修缮费，神奈川县的平均管理费是每个月175日元/平米，平均每户11713日元（约合人民币744元）;东京23区的平均管理费是每个月216元/平米，平均每户13055日元（约合人民币830元）。如果是提供垃圾分类服务的公寓，显然价格更为高昂，而根据日本国税厅的数据，日本5810.8万上班族（公务员除外）2017年的平均工资是432.2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6.4万元（年薪）。这样算来，物业管理费绝对不是一笔不足挂齿的开支。
再看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居民们同样因垃圾分类有了额外开支。2000年，台北市开始推行比较严格的措施——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目的就是实现垃圾减量。据一位台湾网友介绍：“厨余”和“资源回收”可用一般的袋子装、仍然免费丢，而“其他”（不可回收）垃圾必須用专用垃圾袋装，否则会遭到垃圾车清洁员的拒收。这些专用垃圾袋有各种尺寸，售价从21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元）到273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元）不等。由于专用垃圾袋比一般的袋子贵，大家感到“肉痛”，所以就加强了资源回收分类的动机，注意垃圾减量。“最初也有一些台北市民不想买垃圾袋，把家庭垃圾偷偷丢到捷运站或者公共厕所里面，或者丢到还没实行这一政策的外地。当时经常有警察去抓这样做的人，一次罚款约合人民币几百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垃圾袋或许会成为帮助人们提高垃圾分类和减量意识的重要突破点。为推进干湿垃圾分离，厦门市从2017年开始，平均每个社区每个月免费发放6万个可降解垃圾袋，用黄、绿色区分干、湿垃圾。这种袋子70%的成分是玉米淀粉，丢弃后两年内就可降解。
02物业公司成本
上海的小区和办公楼的垃圾都是由物业公司承包，他们负责垃圾的清理和收集，并按照环卫局的标准分类。环卫局向物业公司收取费用并回收垃圾。
上海一栋办公楼的物业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7月1日起上海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在此之前半个月的时候物业公司已经通知办公楼开始了试运行分类：物业公司临时采购70多个垃圾桶，雇佣更多的保洁员为新增的垃圾桶分类。对比垃圾分类之前，物业方面投入了资金（购买垃圾桶等配套设施）和人力资源（雇佣分类保洁人员），无疑是增加了人力与物力，但具体增加的成本比例是多少，该负责人表示不方便透露。
03或达两千亿市场规模
居民小区、闹市街道都少不了拾荒者和热心阿姨的身影，他们的目标是你手中的纸箱和饮料瓶。这是人们所知的最基础的垃圾生财之道——卖废品。但这仅仅是垃圾“变废为宝”的开端。在上海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之后，垃圾的收转和再生的潜在市场备受瞩目，在各个环节的监管和设施都成熟的条件下，将会创造不可估量的财富。
根据上海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新增垃圾督导员的岗位约投入11亿元，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来看看垃圾督导员的职责：对居民进行宣传、指导、监督、服务的义务，并按相关要求做好记录， 为各项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对分配范围内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普及， 逐步提高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与率。“知识就是力量”，平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垃圾分类的知识会这么“值钱”。
随着垃圾逐年递增，垃圾运转车和垃圾箱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生活垃圾的清运量为629.37万吨，仅比2015年的613.2万吨增加了不到20万吨，而在2017年垃圾清运量已高达743.07万吨，足足增长了18.1%垃圾转运车的容量大约为1.5-2吨，平均价格为30万元/辆，以这样的增长速度，假设垃圾转运车的使用年限为五年，上海垃圾转运车的市场即将上亿。若全国进行垃圾分类推广和处理，那么全国范围内的垃圾转运车市场可高达几十亿元。
中转设施方面，从上海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来看，2018年上海41座大型中转站将实现干、湿垃圾分类转运，市属中转码头还将设置45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2019年、2020年，湿垃圾专用集装箱将达到90只、180只。垃圾集装箱平均价格约为5000元，以这个数据推算，垃圾箱在全国未来的市场也奖金千万元。 华泰证券认为，垃圾分类上海模式孕育75.56亿市场规模（前端垃圾分类督导费用11亿+垃圾转运环节8.04亿+湿垃圾处理环节 56.52亿）。
若以上海模式向全国城市人口推广，假设普及到5亿城市人口进行垃圾分类管理，则对应330亿运营需求（督导费用250亿+运输费用80亿）、540亿元设备及处理需求（219亿湿垃圾清运车购置+320亿湿垃圾处理费用）和1096亿元湿垃圾投资需求，总计带动市场规模超过1960亿元。（图表6）
04变革催生新业态
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不仅能促进固废处理全产业链的协同整合以及利益最大化，更将优化居民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置方法，直至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卫模式、厨余垃圾处理器市场等均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拾荒者”或将失业
在过去，拾荒大军消化了出现在垃圾桶里的大部分可回收物。然而，随着强制垃圾分类的开展，以及废品回收行业利润的下降，这一体系将在各大城市迅速瓦解。
传统废旧物资回收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源头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品位就越高，获利就越多，该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积极性高。与之相反，传统环卫系统原生垃圾产生量、收运处置量越大，其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外，没有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回收的动力。这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的两套系统缺乏统筹，必然降低城市固废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效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在一些小区，居民要想出售积攒起来的可回收物，只能打电话给指定的废品回收员，这些废品回收员由政府发执照，持证上岗，其他的小商小贩进入小区交易，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罚。如此一来，小区附近回收废品的小商小贩以及街头拾荒者的身影也越来越少。
回收/代扔服务“上线”
新政一出，苦于无法按时扔垃圾的部分上班族纷纷表示愿意花钱请人代扔垃圾。近日，饿了么就上线了一项“代扔垃圾服务”，在App首页的“跑腿”中可以使用。笔者查询这项功能时发现，扔“一单”的价格为12元人民币，快递人员上门收取垃圾，跑腿范围不超过3公里。
如果说“跑腿”代扔只是快递小哥的兼职，那么“易丢丢”“易代扔”这类平台则是专职为可回收物提供上门回收服务的。“易丢丢”是2019年年初由苏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搭建的网络废弃物回收平台，“易代扔”则是支付宝在上海地区新推出的“垃圾分类回收”专栏。上述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均是通过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有机结合，通过上门回收的方式回收各类有二次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两个网络回收平台只能提供可回收物的上门回收，即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的垃圾并不在其服务的范围内。但随着强制垃圾分类的全面铺开，想必会有更多人愿意在这方面花钱买服务。
餐厨垃圾市场生变
餐厨垃圾是餐饮垃圾（主要来自饭店、食堂等）和厨余垃圾（主要来自家庭）的统称;但前期因为我国厨余垃圾并未单独收集，因此餐厨垃圾基本来自于饭店、食堂等部门。根据“十三五规划”餐厨垃圾行业的年度运营规模有望达到35亿元。然而在过去，餐厨垃圾多流向黑作坊，转换为猪饲料和地沟油，造成许多危害，但在垃圾全程分类的目标下，必将建立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这也将进一步理顺餐厨垃圾的收运体系，打通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流向正规餐厨处理企业的渠道。
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政策要求生活垃圾中的湿垃圾分开收运分开处理，将会带来厨余垃圾（即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废弃下脚料或剩菜剩饭）的处置需求。根据住建部点名的46个重点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常住人口，光大证券计算出各城市的年度厨余垃圾产生量（46个城市2018年的厨余垃圾产生总量为7364万吨，日均产生20.18万吨/日）;假设产生的厨余垃圾在健全的垃圾分类系统下均送至正规的厨余垃圾处置企业处置，需要新增的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建设投资为588亿元（截至2018年10月共有0.59万吨/日的厨余垃圾处理产能，则需新增的产能为19.59万吨/日;单位投资按30万元/（万吨/日）测算）;以收运+ 处置价格200元/吨财政支出支付项目运营，则新增的厨余垃圾运营空间为143亿元/年。
他们怎么做？垃圾分类的海外经验
垃圾分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不少经济发达地区都在践行垃圾分类政策，他们都有着数十年的相关经验。那么国际上主流的做法有哪些？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经验1
基建配套与小区规划
瑞典：垃圾地下通路
瑞典有一套自己的垃圾地下通路。很多小區旁边设有垃圾中央收集站，从中延伸出来的各个管道，穿墙而过、进入地里，连接着社区不同种类的垃圾桶。这些看似邮桶的装置，便是垃圾的入口。居民刷卡支付后，便能打开箱门，将垃圾放入其中。桶内设有自动感应装置。一旦装满，阀门自动开启，垃圾们应声而下，在强劲风力的推动下，顺着管道，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奔向中央收集站的大箱子里。
在一些新小区，这些管道直接连接各家各户的厨房。家庭厨房里安装一个食物粉碎机，吃剩的食物被粉碎后，进入管道，展开地下之旅。这样操作干净、卫生，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运输成本，解决了定时定点投放的难题，也避免了垃圾箱满后的满地狼藉和恶臭萦绕。
当然，这样做需要巨大的投入，还关系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布局，造价高昂，建造过程繁琐艰巨。但瑞典人却乐此不疲，为了城市的干净整洁，为了提高垃圾回收的效率，他们觉得这是必须的牺牲。垃圾处理，已经成为了他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日本：专设垃圾房，配备洗手间和脱臭装置 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从1988年就开始在日本生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他所住公寓的垃圾室。“垃圾室内右侧放着一张大平台，上面不同的三个蓝色塑料箱中是可以扔放铁罐、玻璃瓶的，旁边可以扔放捆绑好的旧报纸、旧杂志、牛奶纸盒、包装纸、厚纸盒、拆开的纸箱等。大平台下面的蓝色塑料箱和塑料桶中，可以分别扔丢快餐的盒子、盘子以及塑料制品的垃圾。垃圾室左侧放置一个高大的带有盖子的蓝色垃圾箱，是可以扔放“可燃”垃圾的。值得关注的是，垃圾室内不仅有洗手池，扔完垃圾已后可以洗手，室内的墙壁上还悬挂着一个‘脱臭装置’，让整个垃圾室内没有异常的味道。”
经验2
创造投递便利性，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德国、瑞典：各大超市设有饮料瓶回收机，可获得现金消费券
为提高大众对垃圾，尤其是塑料瓶、易拉罐等制品的回收积极性，德国企业对塑料瓶之类的制品收取高昂的押金，购买一瓶售价0.5欧元的矿泉水，往往要额外支付0.25欧元的塑料瓶押金。
陶小姐在德国生活了近八年，据她的介绍，德国每家超市都设有塑料瓶回收机，只要把喝空的饮料瓶扔进机器，就能退回先前支付的押金。“塑料瓶基本在0.15-1.25欧元左右一个，易拉罐、啤酒瓶的回收价格也大致相当，最后回收机会吐出一张现金券，你可以在这个超市中当做代金使用，没有最低消费限制。因此，在德国超市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排队，拿着积攒下来的塑料瓶换押金。”
无独有偶，瑞典也对饮料瓶、矿泉水瓶等施行押金制度。这些瓶身上均有识别码，当放到专门的回收机中，机器会对识别码进行读取，并显示相应的退还金额、打印收据，之后同样可以拿着这些押金在超市里购物。在这一运作下，瑞典瓶瓶罐罐的回收率达到了93%。
经验3
进一步提高技术标准，减少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
瑞典：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
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垃圾焚烧厂作为典型的邻避设施常常引发难以化解的矛盾。不过依靠成熟的技术，垃圾焚烧厂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却实现了很好的社会融入。北欧国家对垃圾焚烧技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40年代。现在，这一技术在瑞典、挪威等国已相当成熟，垃圾焚烧厂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
为避免垃圾焚烧产生的PM2.5带来的空气污染，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燃烧产生的气体中灌入冷却水，然后用净化设备层层过滤，直至符合欧盟标准后再排入大气。政府环保部门对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公众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监督。
此外，为化解市民对垃圾处理的刻板印象，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环保的同时追求功能多样性，成为市民观景、健身和聚会的城市公共空间。
经验4
建立完整产业链，提升可回收物的再利用
德国：垃圾全产业每年营业额500亿欧元
早在2013年，德国就实现了生活垃圾回收率83%，其中65%被循环利用，另外18%通过焚烧回收能源。而近年来，德国的垃圾循环利用率始终保持在65%以上，位居世界前列，节省了大量的原料和能源，展示了废物回收利用产业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
依托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将厨余垃圾脱水、脱脂并切碎，经过处理后的油脂被当作燃料使用，而垃圾残渣则送往沼气池变成热能。至于商铺产生的大量包装材料，也被收集之后送往郊区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分类处理再利用。
此前有媒体报道，德国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中，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25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每年的营业额高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
瑞典：垃圾焚烧成城市供暖来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瑞典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此后，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推进，该国成为首批利用垃圾焚烧厂大量消化不可回收垃圾的国家之一。得益于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如今瑞典每年有多达49%的垃圾被焚烧后转变为能源。2016年，焚烧炉产生的能源能够满足瑞典20%城市家庭的供暖需求，同时为5%的家庭提供廉价电力。
日本：过度依赖垃圾出口转移，回收体系深陷困境
日本虽然垃圾分类做得比德国和瑞典更为精细，但在处置和再利用上，却做得并不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民众拼了命在细分垃圾，但最后依旧有80%要被拖去焚烧场，并不能进行再生利用。
由于日本国内的废品处理完全实行市场化行为，在高额的利润诱惑下，日本国内的塑料瓶自消化体系完全解体，全部转向出口。其中2017年日本的废塑料排放量为903万吨，其中约有7成出口到中国，但是由于废塑料再处理过程中会污染环境，中国政府开始禁止进口废塑料。
“洋垃圾”禁令不仅造成日本国内的相关出口业者面临关张，很多回收国内塑料瓶的垃圾处理厂也正“瓶满为患”，整个垃圾回收体系面临崩溃。今年5月17日，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中国禁洋垃圾后，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陷困境，政府正呼吁减少制造垃圾。
此前日本和欧美国家打算在东南亚寻找“接盘侠”，如今这个心愿也即将落空。围绕激增的资源性垃圾，东南亚各国的反对声音正在加强。继中国之后，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将相继出现限制废塑料和废纸等资源性垃圾进口的趋势，对全球垃圾处理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相较上述几个地区，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我们是“后来者”。在见贤思齐的学习过程中，或许我们也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其中的一些做法，因地制宜地做好配套与后续处置工作，形成民众有意识，监管依法规，处置靠产业的健康生态，不要让垃圾分类这桩好事沦为一场“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