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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再密不透风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世贸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剧，“越反越恐”困局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自己？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欧洲一系列内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从去年11月中旬的第二次巴黎暴恐，到最近的布鲁塞尔爆炸式袭击，短短四个月欧洲两大都市先后遭遇重大恐怖袭击，这反映出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
各国纷纷拉响“恐袭警报”。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后说：“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恐怖威胁保持在最高级别。”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去年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法国已经进入战争”。
虽然用‘战争’来形容目前的状况可能夸张，但也的确反映出欧洲人的坐立难安。正如CNN所说，恐怖主义在欧洲已成气候，恐怖主义将成为欧洲新常态。
接下来的哀恸、声讨和全欧洲掀起的争论热潮都在情理之中，但冷静下来的人们需要反思的是，欧洲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再密不透风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世贸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剧，“越反越恐”困局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自己？
“欧洲心脏”在哭泣
这是战后布鲁塞尔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痛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也是迄今最靠近“欧盟心脏”——欧盟总部的一次。
尽管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分析家和西方媒体普遍表示，这起极端暴恐事件的导火索是巴黎恐袭案主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前几日在布鲁塞尔被活捉。萨拉赫落网当日，比利时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本就“预警”，比利时应高度戒备，防止遭遇报复性攻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尔更是披露，萨拉赫在落网前正与同伙预谋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他藏匿的公寓里警方发现了爆炸用的雷管及一些重武器。
“这是对四天前萨拉赫·阿卜杜勒落网的报复之举……要么会选在别的地点实施计划，要么是怕他泄露最新计划的细节。”《经济学人》表示。
让这个“欧洲心脏”更加滴血的是，除去受害者的身份，自己俨然成为了滋生恶势力的土壤。从2001年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刺杀事件，到2004年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再到2015年《沙尔利周刊》袭击案、比法高铁袭击案和巴黎恐怖袭击……包括这次的布鲁塞尔爆炸案，作案的“圣战主义者”几乎都和比利时有着联系。
《卫报》援引比利时当局早前发布的数据称，约有800个拥有比利时国籍的人在中东成为“圣战分子”从事恐怖活动（从2012至今，约有500名“圣战分子”前往中东）。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外国人里，比利时排名第一，每100万的公民里就有40人上了战场，该比例位居全欧洲之首，是第二名丹麦的两倍。这些兴致高昂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集中区莫伦比克，这里9.5万的人口中，80%是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黑户。值得一提的是，该区也是欧洲“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恐怖活动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圣战分子”回欧洲开展恐怖活动的聚集地。
CNN撰文称，按人均来算，欧洲国家中比利时前往中东参加恐怖活动的“圣战分子”是最多的，它也已经成为了“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比利时的现实映射出整个欧洲愁云笼罩的未来。经济的不景气加上长期的“激进化”注定了这不是比利时第一次遭受袭击，也绝不可能是欧洲最后一次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比利时恐袭案发生后不久，法国警方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企图。
有趣的是，不论是在电视里还是新媒体中，人们不难发现那一张张中东面孔的年轻恐怖分子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德国人，总之都是欧洲公民。更讽刺的是，他们既不是哪怕葬身深海也坚持偷渡的战争难民，也不是背井离乡来打工的无知黑户，他们是自小就出生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是欧洲各国的合法公民。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腾飞，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国、德国和英国。以法国为例，仅1962年，就有10万左右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移居法国。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力量涌入，目前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500万，尤以法国、德国和英国居多，其中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为642万，约占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自己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好日子，反而投身ISIS这种臭名昭著的极端恐怖组织呢？
答案非常简单，他们没能过上父辈规划出的美好生活，无法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满足的归属感、荣誉感、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在ISIS身上得到寄托。更确切地说，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欧洲一系列内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崇尚尊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简单说，官方并不关心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只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但这并不代表她开始主张封闭和排外，默克尔表示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赞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不仅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更是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
从去年11月中旬的第二次巴黎暴恐，到最近的布鲁塞尔爆炸式袭击，短短四个月欧洲两大都市先后遭遇重大恐怖袭击，这反映出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
各国纷纷拉响“恐袭警报”。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后说：“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恐怖威胁保持在最高级别。”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去年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法国已经进入战争”。
虽然用‘战争’来形容目前的状况可能夸张，但也的确反映出欧洲人的坐立难安。正如CNN所说，恐怖主义在欧洲已成气候，恐怖主义将成为欧洲新常态。
接下来的哀恸、声讨和全欧洲掀起的争论热潮都在情理之中，但冷静下来的人们需要反思的是，欧洲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再密不透风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世贸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剧，“越反越恐”困局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自己？
“欧洲心脏”在哭泣
这是战后布鲁塞尔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痛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也是迄今最靠近“欧盟心脏”——欧盟总部的一次。
尽管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分析家和西方媒体普遍表示，这起极端暴恐事件的导火索是巴黎恐袭案主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前几日在布鲁塞尔被活捉。萨拉赫落网当日，比利时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本就“预警”，比利时应高度戒备，防止遭遇报复性攻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尔更是披露，萨拉赫在落网前正与同伙预谋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他藏匿的公寓里警方发现了爆炸用的雷管及一些重武器。
“这是对四天前萨拉赫·阿卜杜勒落网的报复之举……要么会选在别的地点实施计划，要么是怕他泄露最新计划的细节。”《经济学人》表示。
让这个“欧洲心脏”更加滴血的是，除去受害者的身份，自己俨然成为了滋生恶势力的土壤。从2001年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刺杀事件，到2004年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再到2015年《沙尔利周刊》袭击案、比法高铁袭击案和巴黎恐怖袭击……包括这次的布鲁塞尔爆炸案，作案的“圣战主义者”几乎都和比利时有着联系。
《卫报》援引比利时当局早前发布的数据称，约有800个拥有比利时国籍的人在中东成为“圣战分子”从事恐怖活动（从2012至今，约有500名“圣战分子”前往中东）。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外国人里，比利时排名第一，每100万的公民里就有40人上了战场，该比例位居全欧洲之首，是第二名丹麦的两倍。这些兴致高昂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集中区莫伦比克，这里9.5万的人口中，80%是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黑户。值得一提的是，该区也是欧洲“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恐怖活动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圣战分子”回欧洲开展恐怖活动的聚集地。
CNN撰文称，按人均来算，欧洲国家中比利时前往中东参加恐怖活动的“圣战分子”是最多的，它也已经成为了“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比利时的现实映射出整个欧洲愁云笼罩的未来。经济的不景气加上长期的“激进化”注定了这不是比利时第一次遭受袭击，也绝不可能是欧洲最后一次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比利时恐袭案发生后不久，法国警方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企图。
有趣的是，不论是在电视里还是新媒体中，人们不难发现那一张张中东面孔的年轻恐怖分子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德国人，总之都是欧洲公民。更讽刺的是，他们既不是哪怕葬身深海也坚持偷渡的战争难民，也不是背井离乡来打工的无知黑户，他们是自小就出生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是欧洲各国的合法公民。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腾飞，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国、德国和英国。以法国为例，仅1962年，就有10万左右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移居法国。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力量涌入，目前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500万，尤以法国、德国和英国居多，其中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为642万，约占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自己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好日子，反而投身ISIS这种臭名昭著的极端恐怖组织呢？
答案非常简单，他们没能过上父辈规划出的美好生活，无法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满足的归属感、荣誉感、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在ISIS身上得到寄托。更确切地说，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欧洲一系列内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崇尚尊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简单说，官方并不关心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只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但这并不代表她开始主张封闭和排外，默克尔表示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赞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不仅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更是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