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网络和微博，很多原本只是自娱自乐的雷人之语便不胫而走，还能让人暴得大名。新近从网上传布开来的一些“雷”声貌似新锐，却让人从弦外之音里听出诸多早该在历史垃圾堆里喘息的腐朽气来。
　　在北京，北师大房地产专业的一位教授在微博中谆谆告诫学生：“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在深圳，一位大学生肇祸后大骂被撞的车主道：“看你的车，就不如我爸！”在西安，出了一位驾车撞人后又杀人的大学生药家鑫，又有自称是他师妹的人放言：“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
　　在13亿人的中国，时不时冒出个把惊人之语，本不奇怪。然而，上述“雷”声有两个共同的迹象值得深究。一是都出自“象牙塔”——大学，不是大学生就是教授，都流露出对自己身份的自矜以及对草根阶层居高临下的蔑视；二是迅速在网上得到传播，并无一例外饱受挞伐，显然犯了众怒。
　　大众何以如此愤怒？且看这几位“大人物”在“小人物”面前拚爹、拚命、拚财富，语气轻松自在，仿佛一语道破这个钱权阶层与草根阶层存在着的鲜明壁垒。其实，在大众的愤怒底下涌动着的，是一种对“被不平等”的敏感与痛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在纪念的日子里，这样“被不平等”的敏感和痛楚显得格外醒目。先贤与烈士们一个世纪的流血、奋斗、牺牲，“生死一事付鸿毛”，原是因为“世无平权只强权”（秋瑾诗句），为了“平等”二字，一百年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不惜赴汤蹈火，头颅掷处血斑斑。江姐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这牢底坐穿！”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雄鸡一唱，江山易帜，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当年，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重要一条，就是沉甸甸的“平等”二字，争取劳动人民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奋斗目标。当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紧紧握住掏粪工人时传祥粗糙的手，温暖的是整个中国的“下苦人”。李泽厚曾经这样描述：“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称呼、礼节等各方面，广大人民空前地相对平等。”
　　這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从来不曾出现的情形，也是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成功。为了平等，战争年代，刘胡兰、董存瑞等“小人物”拼将一死，催生了崭新的共和国；建设时期，王进喜、雷锋等“小人物”节衣缩食、万众一心，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改革时期，小岗村、年广久、步鑫生等“小人物”突破僵化的观念与体制，撕开中国改革大幕，创下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小人物”们成了执政党最强大的依靠力量。
　　在这样的一个世纪里，另一件大事，是大学的诞生，随之而来的是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甫一诞生以救亡和启蒙为己任，成为社会的良心，其中的精英更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小人物”的解放。然而，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各种政治运动的打压，加之近二三十年以来商业化浪潮的诱惑，知识阶层与草根阶层曾经的唇齿相依关系正渐渐式微，“平等”意识也似乎渐渐淡去。那些从大学生和教授嘴里冒出的雷人之语，只不过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漫画式表达，触动了大众最敏感的神经。
　　敏感的根源，在于在中国等级意识大有卷土重来的汹汹之势，“小人物”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地位的走低息息相关。虽然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有若干年不曾有过权威发布了，但它的节节攀升、远超国际警戒线已经无人怀疑。一方面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后起之秀，另一方面按照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阶层如果只安于自己的所谓精英地位，甚至以攀附钱权阶层为荣，失去社会担当，耻于与草根阶层为伍，丧失平等意识，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就全球而言，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高张平等大旗的人道主义者，多半是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从秋瑾到江姐，为争取中国“平权”而牺牲的中国知识分子更不计其数。而对正在致力于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等方略，让最广泛的人民平等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而言，知识阶层的努力不可或缺。否则，一再“被不平等”的“小人物”们，将更无人代言、无人同行。
　　也许，在知识界重新经历一次思想启蒙，重温先贤关于平权（平等）的教诲，是对辛亥革命百年、中共建党90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