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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参加国庆欢庆活动的家庭相册,一部共和国的庆典史
天安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以前,皇帝的权威就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随着皇权的消逝,防卫功能日益消退,象征意义逐渐增强,这里成了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国庆庆典,天安门都是全国瞩目的地方。
这里虽被称作广场,但笔者的童年从来没有在这里荡漾过。不过,作为首都的一分子,我的家庭很多成员都或多或少与这里发生过一段联系。
最初是二姨,1959年,镜头里那些手持鲜花涌向天安门城楼的浪花里有一个是她,虽然后来她搜尽了当年所有的纪录片也没有找到她的花裙子;接下来是二姨父,1984年他行进在“小平您好”的方阵里,于是我们翻出当年的照片,一律的黑框眼镜,早已面目不清;那一年的游行队伍里还有我的父亲,他走在一群立领制服白球鞋的队伍中;然后是我,1999年,我是那个一系列大背景字底下的十万分之一,我们学校的数千学生据说是“国庆”的“庆”字的那一撇。
滚滚潮水中的一朵浪花
1999年国庆,我读高中一年级,共和国50岁。那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还珠格格”,那是当年最热的人物。
学校里是高一、高二和初二3个年级接受了任务,高三和初三没有参加是考虑到影响毕业考试,初一年纪太小。我们的任务是在欢庆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参加背景组字。
我們开始训练是在1999年的三四月份。每天下午两节课后,要在学校操场上练几个小时。操场那时还不是塑胶跑道,尘土飞扬。
一次,一个高二女生的训练时脖子被蜜蜂叮了,但她不想打断训练忍着没说。后来这事被校长知道,把这个同学叫到主席台上大大表扬了一番,说她有邱少云的精神。
那时,校园里的偶像已经被小燕子和木村拓哉取代,此前最后一个留守在辅导员嘴边的偶像好像是赖宁——那个为救山火献出宝贵生命的三好学生。
1999年夏天,我们满怀自豪地投入到了这项集体荣誉当中。训练内容不难,那些口诀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大家都能倒背如流。
暑假也没停止训练,真是苦。但我那个夏天去了日本,参加了民宿活动,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听说,暑假里许多同学热得虚脱晕倒,于是自己心中生出很多愧疚。
就这么进入了高二,训练还在继续,这时各种各样的合练多了起来。
第一次是全西城区的合练,在一个更大的土操场上。各校同学坐着公共汽车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大家穿着统一的白色上衣。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老师站在高处,挥着旗子给我们指挥,然后我们就跑来跑去,似乎地方总没站对,只记得灰头土脸,狼狈至极。
在第一次合练后,据说效果很乱,我看到校长和训导主任的脸色铁青。于是下午课不上了,整个下午都要练。对此,没有老师提出反对意见,学生也乐得不上课。
然后西城区又合练了一次,依然是在土里奔来奔去。这次的效果似乎还可以,老师们松了口气。
训练虽苦,但也给中学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接下来是全北京大合练,这时同学们渐渐发现原来这事是如此好玩。每一次大合练,北京都要提前戒严,那时我们没想过这会给上班族带来不便。我们被主角的情绪填满,为所有人都要给我们让路而沾沾自喜。
那时去天安门合练都是步行,从我们学校的所在地南礼士路走到天安门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我们排着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边走一边喊着“为国争光”之类的口号,沿途有路人停下来观看,有的还为我们鼓掌,大家心里充满自豪。
我们到了天安门才知道,原来北京有这么多中学生参加背景组字,广场上全是人。根本不知道西城的学生是哪一撇,东城的学生是哪一横。我只记得我们学校是在天安门西侧第二根灯柱的位置,从主席台望过去,一个人只是个墨点。
大合练对我们来说,等待的时间远远要超过排练的时间,等待的乐趣也远远超过排练。大家从来没有在晚上八九点还和同学在一起,而且还是在外面参加集体活动,于是都很兴奋。没人管的时候,学生们就在一起唱歌、聊天、做游戏,也在广场上瞎逛。那时由于全北京的中学都到了,有人忙着找自己的初中同学,记得广场的大喇叭里还广播过寻人启事。
广场上临时搭建了很多厕所,都是露天的,就在大会堂前面,后来有人告诉我大会堂里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学生们要练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再步行回学校,有时练得更晚,回到学校都已是凌晨两三点了。老师就让我们待到天亮再由家长接走。
几次大合练,学校都发吃的,最后一次发了麦当劳。那时麦当劳在北京设店没几年,1992年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张,麦当劳很快成了学生们的午间时尚快餐。而这一次,学校发麦当劳,有人说标志了集体趣味的转向。
已经记不清在广场上合练过多少次了,但最后一次合练最热闹,除了天上没有飞机,基本都全了。出乎意料的是,替代飞机的是绚烂的烟花,足足响了有一个小时之久,那是我看过的最美丽的烟花。
也许是合练太多次了,等到真的国庆那一天,我都没感觉了。9月30日那天一直下雨,妈妈怕我坐在广场上湿,还给我做了一个塑料垫。当晚夜里3点就到天安门附近集合,当时一直想如果下雨怎么办,结果到了早上雨停了。
我们跟随命令闭着眼睛就把字组完了。头顶每飞过一架飞机,同学们都仰着头看。男生们议论这个飞机应该飞去南斯拉夫,扬我国威。那年的5月8日,美国的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决定了我们此后很久对于美国的看法,虽然我们依然吃麦当劳。
后来我发现,忙活了大半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翻的是什么字。直到10月1日那天,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家,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组的背景那么美。
好多年后,我看过一个视频,朝鲜也做万人组字。在组金日成画像时,有个人举错了,正好错在金日成的牙上,从整体看就成了一个缺牙的金日成。那时我才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看了电视,才知道整个国庆庆典是怎么回事,因为组字看不到游行的队伍,我们大多是听声音想象,谁在讲话?什么方阵通过了天安门?后来看电视得知,实际情况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国庆结束后,学校给每个人发了100元钱。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种说法是规定一人给300元,剩下的被学校扣掉了。学生们都觉得不该就这么被打发了,但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光荣,50年大庆不是谁都能赶上的。
后来也听说,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高三第一学期因为国庆训练耽误了学习,影响了高考成绩。而且还听说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参加,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就以影响学习为由拒绝参加,他们的校长是个牛脾气的人。
“祖国万岁”
二姨是个充满无限情怀的人,属于那种小的时候是学习尖子,年轻的时候是文学青年,工作的时候是车间里的积极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如今志得意满,生活优越却感叹人生来去匆匆。
二姨说,不能参加今年国庆60周年的游行十分遗憾。她前后参加了8次国庆游行,因为“文革”前年年都有游行。她小学时是手持鲜花冲向天安门的少先队员中的一员,这就3次,从3年级到5年级都没落下。中学时,跳藤圈操和集体舞也参加了3次。毕业参加工作后还参加过彩车游行。
二姨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那次她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当时她上小学四年级,站在第一排,作为少先队员站在金水桥南,先是背对着天安门,然后游行队伍都走过去后,他们转身冲向天安门城楼,拿着花欢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时,二姨在朝阳区东大桥小学读书,她是少先队大队长,她们学校只有20多人被选上,和朝阳区其他小学的代表一起大概两百个少先队员。
那次要求穿白衬衫花裙子,二姨只有条蓝裙子,姥姥特意去东四市场扯了块花布回来,给二姨做了条花裙子,还在背后掐了腰。国庆那天,二姨特意别着大队长的“三道杠”去了天安门,原本以为这会让她鹤立鸡群,谁曾想,很多同学都戴着大队长的袖标,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是给学生干部的一种待遇。
那几年,国庆游行年年有。二姨的一双白球鞋年年都穿着参加大型活动,从大穿到合适再穿到小,每次都要用白粉笔涂白。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二姨虽然参加了10年的国庆游行,但她没能参加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庆典。那次国庆意味非凡,用父亲的话说,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向世界昭告巨龙苏醒的标志。
1984年,二姨已经下海了,不再是单位的人了,游行队伍中没有个体户或者私企方阵,这让二姨很失落。一转眼二姨已经60岁了,但她看到60周年国庆彩排仍然热血沸腾。
到了1984年,参加国庆游行的就是二姨父和我的父亲了。那一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自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父亲那时在中央团校首届大专班学习,团中央的方阵就由这200多个青年干部组成,为此父亲练习了半年的高踢腿和正步走。
而真到了天安门前,大家都激动得不知该怎么迈腿了。后来,这群踌躇满志的青年集体在天安门前留了影。当年那个方阵中的青年干部很多都今非昔比了。
当时二姨父走在航天部的方阵里,他们和北京大学的方阵紧挨着。在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方阵里突然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条幅。这句话在人们心里憋了很久,但第一次打出来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是局面一时混乱,人们都挤过去看,还有很多人拍照,把航天部的彩车方阵都给冲散了。
那一年人们普遍面带微笑,第一批弄潮儿浮出水面:柳传志成立了联想,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经超过40家,人们把这一切变化汇聚为一声最普通的“小平您好”。★
天安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以前,皇帝的权威就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随着皇权的消逝,防卫功能日益消退,象征意义逐渐增强,这里成了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国庆庆典,天安门都是全国瞩目的地方。
这里虽被称作广场,但笔者的童年从来没有在这里荡漾过。不过,作为首都的一分子,我的家庭很多成员都或多或少与这里发生过一段联系。
最初是二姨,1959年,镜头里那些手持鲜花涌向天安门城楼的浪花里有一个是她,虽然后来她搜尽了当年所有的纪录片也没有找到她的花裙子;接下来是二姨父,1984年他行进在“小平您好”的方阵里,于是我们翻出当年的照片,一律的黑框眼镜,早已面目不清;那一年的游行队伍里还有我的父亲,他走在一群立领制服白球鞋的队伍中;然后是我,1999年,我是那个一系列大背景字底下的十万分之一,我们学校的数千学生据说是“国庆”的“庆”字的那一撇。
滚滚潮水中的一朵浪花
1999年国庆,我读高中一年级,共和国50岁。那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还珠格格”,那是当年最热的人物。
学校里是高一、高二和初二3个年级接受了任务,高三和初三没有参加是考虑到影响毕业考试,初一年纪太小。我们的任务是在欢庆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参加背景组字。
我們开始训练是在1999年的三四月份。每天下午两节课后,要在学校操场上练几个小时。操场那时还不是塑胶跑道,尘土飞扬。
一次,一个高二女生的训练时脖子被蜜蜂叮了,但她不想打断训练忍着没说。后来这事被校长知道,把这个同学叫到主席台上大大表扬了一番,说她有邱少云的精神。
那时,校园里的偶像已经被小燕子和木村拓哉取代,此前最后一个留守在辅导员嘴边的偶像好像是赖宁——那个为救山火献出宝贵生命的三好学生。
1999年夏天,我们满怀自豪地投入到了这项集体荣誉当中。训练内容不难,那些口诀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大家都能倒背如流。
暑假也没停止训练,真是苦。但我那个夏天去了日本,参加了民宿活动,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听说,暑假里许多同学热得虚脱晕倒,于是自己心中生出很多愧疚。
就这么进入了高二,训练还在继续,这时各种各样的合练多了起来。
第一次是全西城区的合练,在一个更大的土操场上。各校同学坐着公共汽车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大家穿着统一的白色上衣。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老师站在高处,挥着旗子给我们指挥,然后我们就跑来跑去,似乎地方总没站对,只记得灰头土脸,狼狈至极。
在第一次合练后,据说效果很乱,我看到校长和训导主任的脸色铁青。于是下午课不上了,整个下午都要练。对此,没有老师提出反对意见,学生也乐得不上课。
然后西城区又合练了一次,依然是在土里奔来奔去。这次的效果似乎还可以,老师们松了口气。
训练虽苦,但也给中学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接下来是全北京大合练,这时同学们渐渐发现原来这事是如此好玩。每一次大合练,北京都要提前戒严,那时我们没想过这会给上班族带来不便。我们被主角的情绪填满,为所有人都要给我们让路而沾沾自喜。
那时去天安门合练都是步行,从我们学校的所在地南礼士路走到天安门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我们排着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边走一边喊着“为国争光”之类的口号,沿途有路人停下来观看,有的还为我们鼓掌,大家心里充满自豪。
我们到了天安门才知道,原来北京有这么多中学生参加背景组字,广场上全是人。根本不知道西城的学生是哪一撇,东城的学生是哪一横。我只记得我们学校是在天安门西侧第二根灯柱的位置,从主席台望过去,一个人只是个墨点。
大合练对我们来说,等待的时间远远要超过排练的时间,等待的乐趣也远远超过排练。大家从来没有在晚上八九点还和同学在一起,而且还是在外面参加集体活动,于是都很兴奋。没人管的时候,学生们就在一起唱歌、聊天、做游戏,也在广场上瞎逛。那时由于全北京的中学都到了,有人忙着找自己的初中同学,记得广场的大喇叭里还广播过寻人启事。
广场上临时搭建了很多厕所,都是露天的,就在大会堂前面,后来有人告诉我大会堂里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学生们要练到晚上12点左右,然后再步行回学校,有时练得更晚,回到学校都已是凌晨两三点了。老师就让我们待到天亮再由家长接走。
几次大合练,学校都发吃的,最后一次发了麦当劳。那时麦当劳在北京设店没几年,1992年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张,麦当劳很快成了学生们的午间时尚快餐。而这一次,学校发麦当劳,有人说标志了集体趣味的转向。
已经记不清在广场上合练过多少次了,但最后一次合练最热闹,除了天上没有飞机,基本都全了。出乎意料的是,替代飞机的是绚烂的烟花,足足响了有一个小时之久,那是我看过的最美丽的烟花。
也许是合练太多次了,等到真的国庆那一天,我都没感觉了。9月30日那天一直下雨,妈妈怕我坐在广场上湿,还给我做了一个塑料垫。当晚夜里3点就到天安门附近集合,当时一直想如果下雨怎么办,结果到了早上雨停了。
我们跟随命令闭着眼睛就把字组完了。头顶每飞过一架飞机,同学们都仰着头看。男生们议论这个飞机应该飞去南斯拉夫,扬我国威。那年的5月8日,美国的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决定了我们此后很久对于美国的看法,虽然我们依然吃麦当劳。
后来我发现,忙活了大半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翻的是什么字。直到10月1日那天,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家,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组的背景那么美。
好多年后,我看过一个视频,朝鲜也做万人组字。在组金日成画像时,有个人举错了,正好错在金日成的牙上,从整体看就成了一个缺牙的金日成。那时我才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看了电视,才知道整个国庆庆典是怎么回事,因为组字看不到游行的队伍,我们大多是听声音想象,谁在讲话?什么方阵通过了天安门?后来看电视得知,实际情况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国庆结束后,学校给每个人发了100元钱。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种说法是规定一人给300元,剩下的被学校扣掉了。学生们都觉得不该就这么被打发了,但家长普遍支持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光荣,50年大庆不是谁都能赶上的。
后来也听说,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高三第一学期因为国庆训练耽误了学习,影响了高考成绩。而且还听说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参加,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就以影响学习为由拒绝参加,他们的校长是个牛脾气的人。
“祖国万岁”
二姨是个充满无限情怀的人,属于那种小的时候是学习尖子,年轻的时候是文学青年,工作的时候是车间里的积极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如今志得意满,生活优越却感叹人生来去匆匆。
二姨说,不能参加今年国庆60周年的游行十分遗憾。她前后参加了8次国庆游行,因为“文革”前年年都有游行。她小学时是手持鲜花冲向天安门的少先队员中的一员,这就3次,从3年级到5年级都没落下。中学时,跳藤圈操和集体舞也参加了3次。毕业参加工作后还参加过彩车游行。
二姨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那次她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当时她上小学四年级,站在第一排,作为少先队员站在金水桥南,先是背对着天安门,然后游行队伍都走过去后,他们转身冲向天安门城楼,拿着花欢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时,二姨在朝阳区东大桥小学读书,她是少先队大队长,她们学校只有20多人被选上,和朝阳区其他小学的代表一起大概两百个少先队员。
那次要求穿白衬衫花裙子,二姨只有条蓝裙子,姥姥特意去东四市场扯了块花布回来,给二姨做了条花裙子,还在背后掐了腰。国庆那天,二姨特意别着大队长的“三道杠”去了天安门,原本以为这会让她鹤立鸡群,谁曾想,很多同学都戴着大队长的袖标,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是给学生干部的一种待遇。
那几年,国庆游行年年有。二姨的一双白球鞋年年都穿着参加大型活动,从大穿到合适再穿到小,每次都要用白粉笔涂白。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二姨虽然参加了10年的国庆游行,但她没能参加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庆典。那次国庆意味非凡,用父亲的话说,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向世界昭告巨龙苏醒的标志。
1984年,二姨已经下海了,不再是单位的人了,游行队伍中没有个体户或者私企方阵,这让二姨很失落。一转眼二姨已经60岁了,但她看到60周年国庆彩排仍然热血沸腾。
到了1984年,参加国庆游行的就是二姨父和我的父亲了。那一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自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父亲那时在中央团校首届大专班学习,团中央的方阵就由这200多个青年干部组成,为此父亲练习了半年的高踢腿和正步走。
而真到了天安门前,大家都激动得不知该怎么迈腿了。后来,这群踌躇满志的青年集体在天安门前留了影。当年那个方阵中的青年干部很多都今非昔比了。
当时二姨父走在航天部的方阵里,他们和北京大学的方阵紧挨着。在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方阵里突然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条幅。这句话在人们心里憋了很久,但第一次打出来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是局面一时混乱,人们都挤过去看,还有很多人拍照,把航天部的彩车方阵都给冲散了。
那一年人们普遍面带微笑,第一批弄潮儿浮出水面:柳传志成立了联想,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经超过40家,人们把这一切变化汇聚为一声最普通的“小平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