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经济变革，抱着救急的态度，容易急功近利，依附旧有经济体制生存的各个利益集团，则将在变革中利益受损——而一旦掺入利益之争，财政危机便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回顾并搜索西周王朝传留至今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约略捕捉到其经济治理模式的变化轨迹。
　　武王、成王、康王时代，奉行财政收缩政策，周成王临终前给太子周康王的遗命就是“务在节俭，毋多欲”，即约束王室开支——在家国产权合一的情况下，君王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家族的领袖，又是一个帝国政府的领袖。因此，君王之欲，也包含了为私、为公的两个层面。从而，其经济政策的收缩，意味着中央威权政府在王室私欲和公共职责上的同时退缩，利弊兼而有之。
　　接下来，昭王好巡游，穆王好征伐。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帝国经济政策全面走向财政扩张型，昭王与穆王恰恰代表着财政扩张原因的两个方面：为一己之私与为公共需求的问题。
　　关于周昭王的记载不多，《史记》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典型的一名玩得忘乎所以的游乐天子，关于周穆王的传说很多，最著名的是他与西王母瑶池相会的香艳故事，并渐渐演变成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的传说。后世诗人，不惜用大量的文墨来渲染这一段传奇，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而西汉东方朔的《十洲记》中记载，周穆王时西朝胡献夜光杯，用白玉之精制成，光明夜照。
　　但神话归神话，周穆王好征伐，主要是为了解决来自帝国西部太戎部落的军事威胁，是一个具有合理意义的公共举措。据说，周穆王曾两次率军西征，大败西戎各部落，俘虏过五个部落首领，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西域打通之后，周穆王开始了具有示威性质的西巡活动，从镐京出发，至西王母之邦，行程一万多里。有学者考证，认为西王母之国就是今天的西亚或东欧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对周穆王的征伐犬戎，王朝内部有不同意见。祭公谋父认为应当以德服人，况且周穆王表面上的胜利战果有潜在风险，犬戎只是被赶入大漠，实力并没有彻底消灭，未来仍会卷土重来——这从周穆王的战利品就可以看出，仅仅获了四匹白狼和四头白鹿，而“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或更多的边远部落再也不来朝贡——即战争胜利的代价是周天子作为“国际领导者”地位的丧失。
　　从财政角度上看，这次战争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王朝的实力因此而大伤元气，并从此埋下了巨大的风险。尽管一场战争的消耗可以得到恢复，但自此开始的与犬戎势力的长期军事对峙，将使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财政“导利”政策难以为继。与犬戎势力之间的战争，有史可考的，有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的千亩之战，对阵姜姓之戎，大败；周幽王十一年（公元771年），诸侯申侯联合犬戎攻下了周的首都镐京，周平王东迁洛阳，西周灭亡。
　　而财政困局早己变得不可收拾。考虑到周穆王时代到周厉王时代这一百多年的形势格局的演变，促成财政困局的主要原因就是军事备战这一包袱，而传统农业经济并不能支撑这种临战或备战体制。周厉王选择任用荣夷公，专山海之利，当属事出有因，不排除有救急的考虑。
　　但大凡经济变革，抱着救急的态度，容易急功近利，依附旧有经济体制生存的各个利益集团，则将在变革中利益受损——而一旦掺入利益之争，财政危机便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并因为某个特殊事件而突然爆发，完全越出权力的掌控。
　　观察周厉王的执政败局，就印证了这一点：他不恰当地使用暴力手段，派卫巫钳制国人言论；当他自以为得计的同时，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政治危机瞬间就被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