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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冻卵的灰色地带里，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受到排挤
当一个女人被贴上“大龄”的标签，各种问题就会扑面而来了——怎么还不找对象，为什么不结婚，怎么还不要小孩……
也许你心理强大到足以抵御身边亲友们的以上质问，经济和人格上也都足够独立，但也可能对一个问题难以释怀：假如我错过了生孩子的年龄，可还是想要一个孩子，怎么办？
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冷冻卵子以备后需。而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是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于是有的人选择远赴他国进行冻卵，比如女星徐静蕾。而有的人，或是付不起巨额费用，或是不甘于这样的安排，比如徐枣枣。
一年多前，31岁的单身女子徐枣枣决定在国内医院进行冻卵，但遭到拒绝。于是，她开启了被称为“中国冻卵首起诉讼”的法律程序。
一年多过去了，这场官司仍未结案，而关于冻卵的争议也远未止息。
“剩女”的选择
2019年年底，身为自由职业者的徐枣枣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相关事宜，并通过医院一系列检查确认身体正常、卵子健康。但是，医院最终以“行业规范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为由拒绝了她的冻卵申请。
在徐枣枣的人生规划里，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婚姻显得遥遥无期，难道婚育必须捆绑在一起，选择晚结婚甚至不结婚就意味着同时要选择放弃孩子吗？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单身女性的歧视。”徐枣枣说，“我觉得自己的正当选择权利被别人操控了。”
在徐枣枣提起诉讼之后，案子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医院方面主要以中国技术不成熟以及现有的法条框架进行抗辩。由于此案涉及相关专业领域，比较复杂，第一次庭审后法官并没有当庭宣判，案件进入休庭状态。
“案子有进展了吗？”徐枣枣经常收到这样的问询，询问的人除了有关心她的亲友以外，还有许多与她处境类似的女性。一开始，徐枣枣并没有预料到案子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也完全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女性有着和她类似的困惑和焦虑。
“大家的感受非常相似，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旁敲侧击各种花样式催婚、催生，被无孔不入的传统思想‘摧残’，被告知一定年纪的女性应该做你这个年纪女性该做的事。不管你在职场上有多努力，不管你自己的人生规划有多好，活得多漂亮，如果没有把生孩子的事提上议事日程或者没有结婚对象，那你就是不完美的。至少，是美中不足。”徐枣枣告诉《中国慈善家》。
梁格对这种“美中不足”感同身受。她毕业于国内名校，就职于北京金融行业，收入丰厚。除了感情外，人生的其他方面都是顺风顺水。这几年，看着比自己小好几岁的朋友、同事都有了孩子，梁格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但感情上她也不愿意将就。2019年，梁格35岁，而那位真命天子依然没有出现，她最终做出冻卵的决定。
关于冻卵的念头，起初是受到了女星徐静蕾的启发。2015年，徐静蕾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在美国进行了冻卵手术，并称其为“世上唯一的后悔药”。也正是她的这一番话，在国内掀起了一波关于冻卵和女性生育权的讨论。
梁格赞同徐静蕾的做法——冻卵就相当于给自己买一个生育保险，这是一个她买得起的后悔药。下定决心之后，她鼓起勇气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并费了不少心思给他们进行了解释，最终获得了他们的默许。
在真正付诸行动之前，梁格对国内外的冻卵现状做了大量的研究，了解到冻卵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说明技术层面问题不大。她注意到，根据新华社2016年3月8日报道，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马晓伟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紧跟世界先进潮流，达到国际水平，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國外去。”
但是，对于单身女性的冻卵，国内的政策仍未开放，梁格最终选择了美国。2020年2月，36岁的梁格终于在纽约做完了冻卵手术。虽然打了麻药，但取卵过程要比她想象的痛苦。
手术结束后，护士告诉她“非常成功，你很棒”，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摁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暂时缓解了身为大龄“剩女”担心以后要不上孩子的焦虑。她躺在手术台上痛哭了起来，觉得这一切都值了。为了这一趟冻卵，她付出了大约30万元的费用。
随着单身女性群体的逐步扩大，有生殖焦虑和冻卵需求的单身人士也越来越多。由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撰写的《中国婚姻报告2021》显示：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至2015年期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
“自从打官司以后，我发现有冻卵需求的女性超乎想象地多。”徐枣枣告诉《中国慈善家》，“但有条件去国外做冻卵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都寄希望于国内政策的开放。有些人实在太迫切了，甚至会在国内‘黑市’做。”
徐枣枣的代理律师于丽颖也是一名单身女性，对于冻卵也有同样的需求。她说，想通过这个案件来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为更多有着相同需求的单身女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灰色商机
在冻卵等辅助生殖方面，中国现行的法律及部门规章制度只有2001年和2003年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文件，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显然，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这就使得冷冻卵子成为辅助生殖技术的“灰色地带”。《中国慈善家》调查发现，不管是国内的地下市场还是海外市场，从事冻卵相关业务的机构均以“医疗管理”“医疗咨询”进行宣传。
《中国慈善家》记者联系了广州一家名为“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机构，其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有渠道，可以在国内实施冻卵。 他解释说，冻卵前需要先在当地医院做卵巢功能、卵泡数量、性激素等6项检查，报告单交由公司评估。符合条件者可在月经结束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打促排卵针，10天以后就可以取卵冷冻。公司的合作医院是海南的一家民营医院，可以提供在国内冻卵服务。整一套服务费用为6.5万元人民币。
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上述医院授权书显示，广州这家公司负责该医院辅助生殖项目广州地区的营销推广与售前、售后服务。
该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服务套餐信息显示，这个收费6.5万元人民币的套餐，包括国内医生主刀进行取卵、冻卵的费用，还有100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自选检查项目，其中“单基因病分子遗传检测”“染色体分子遗传检测”“染色体易位携带检测”单项都高达两三万元。
而如果选择国外专家，则费用会更高。这些费用需要在打催卵针前一次性交给公司。
对于记者提出的“单身女性冻卵在国内的合法性”的疑问，上述工作人员称：“国内可以冻啊，不违法，安全的。”
他进一步解释说：“要不是疫情原因，冻卵是在泰国进行。现在出国需要隔离，没有几个人愿意隔离，所以冻卵在国内进行。”
《中国慈善家》拨打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及民办医院电话，对方均明确表示：“不能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这是政策不允许的。”
因为单身女性冻卵在国内存在合法性问题，一些有需求的人只能选择国外冻卵，由此也带来了商机。
一家海外冻卵机构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只要有钱，即使单身，也可以在国外合法合规地冻卵。”她表示，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单身女性，“主要是高知而且有這方面意识的女性，我们为她们做生育能力的保存。我们提供的服务属于医疗咨询，负责具体实施的是国外有牌照的诊所，完全是合法经营。”
该机构的办事处设在杭州，诊所设在纽约。申请者需要在中国做一系列的检查，视身体情况决定是否适合做冻卵。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等出入境比较方便后，客户先在国内付款，然后直接飞往纽约。“钱打到个人账户，打包收费，前后大概一个月。”
做一次冻卵收费约2万美元，保存费用是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开始每年为800美元。加上往返机票以及在美国的住宿等等，需花费人民币25万至30万元。
当记者提出为何这个冻卵服务过程不签署任何合同的疑问，上述负责人答称，“我们没有合同，只有病人登记表。就像你去医院看病，只需留下你的身份信息，建立病历档案。我们和医院的性质一样，你看病不可能和医院签个合同。我们只有知情告知书，告诉你有哪些风险，要做哪些事情，可能会产生哪些费用。我们也不属于中介机构，纽约的诊所就是我们亲戚开的，我们只是中国业务的咨询中心。”
她还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客户可以取两至三次卵，这样就是“双保险”，打包价是4.5万美元，涵盖三次取卵的费用。
正在打冻卵官司的徐枣枣也想过出国冻卵，也曾找中介机构咨询过。在她的官司被舆论关注之后，也有国内的中介机构主动联系她，表示可以为她提供相关海外服务。一是预算太高，二是她更寄希望于国内的开放，徐枣枣最终还是打消了出国冻卵的念头。
“我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想自己掌握自己生活，有选择的主动权，所以我还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去完成这件事。”徐枣枣说。
争议不止
2019年，在决定起诉医院之前，徐枣枣咨询了很多法律专业人士，当时没几个人看好这场官司的前景，大部分人认为法院不会予以立案。
果然，她以“医疗纠纷”的案由在不同的法院两次试图立案，但都被法院拒绝。随后，她新找的代理律师于丽颖修改了案由，以一般人格权案件发起诉讼，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得以立案，成为全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
“虽然是个案的私利救济，但背后有公共意义的讨论价值。”于丽颖说。
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许多案件采用线上开庭方式推进，而法院认为“徐枣枣案”情况特殊，采取线上开庭不太现实，因此要等到疫情稳定后现场开庭。截至记者发稿，徐枣枣和律师都没有接到相关开庭通知。
《中国慈善家》获悉，即使在法院内部，对该案也存在争议，案件先后从独任制改成了合议制，经过讨论，又改回独任制。
于丽颖认为，冻卵不光涉及到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还会延展到更大的社会议题。 “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而且离婚率居高不下，重压之下不想生孩子的人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我认为只会加剧少子化问题。早晚这个话题要正面回应。”于丽颖说。
由于案件所涉及相关专业方面的问题已超出了律师认知范围，2020年年底，原告申请了两位新的专家证人出庭，一位是医学方面的权威学者，另一位是研究性别歧视的法学权威专家。据悉，两位专家证人出庭已得到法院批准。
“案件的结果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但过程也很重要。如果胜诉，皆大欢喜;如果败诉，我会尽量在法律框架内把路走得更远，穷尽国内法律渠道去争取权利。”徐枣枣说。
对于“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中国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条款，近日，国家卫健委在回复相关提案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给出三个原因：一是应用卵子冷冻技术存在健康隐患，取卵和卵子冻存、解冻、移植过程中均存在技术风险;二是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卵子冷冻技术应用在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三是严防商业化和维护社会公益是辅助生殖技术实施需要严格遵循的伦理原则。
这三点也是“徐枣枣案”庭审中医院方面答辩意见中的核心观点，于丽颖对此并不认同，“已婚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单身女性开不开放都存在‘技术受限’问题，也存在‘造成商业方面风险’，这和结不结婚没有关系。”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2019年10月，武汉同济生殖医学专科医院称拿到国内首张健康未婚女性冻卵通行证，且已有十多位大龄未婚女性进行了该项目。医院的宣传展板公告显示，10月22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全球征集体验官，为未婚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免首年冻存费。 但不久后，当事医院发表道歉声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回应称，该医院是一家集科研、教学和临床应用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省卫健委批复该中心设立湖北省生育力保存中心，只是为了支持开展生殖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不属于执业许可。
而早在2002年，吉林省曾在《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且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但由于和卫健委口径不一致，该条例最终并没有落地实施。
不难看出，围绕单身女性冻卵的争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悉，相关部门目前已经启动了《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在梳理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一个人的决定
在近年召开的全国两会及地方两会上，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冻卵问题的相关建议而引发热议。
去年全国两会上，冻卵仍是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提交了《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建议》的提案。她建议适时启动相关法律制度修改，由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牵头制定专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法》或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条例》，同时允许已婚夫妇和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给予女性生育平等的选择机会。
据东方网报道，2021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裘索、黄绮、徐珊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临港新片区设置公共卵子库。其实，这已经是这个建议第三次出现在上海两会上。
“我是妇联界别的，见到过很多事业型女性的遗憾，想为她们再争取一下。”作为本次提案的发起人，裘索已连续三年都“卯牢”这个话题，她认为，上海历来锐意进取，敢开风气之先，在很多方面都先试先行，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率先“松动”一下。
梁格虽然最终选择到海外冻卵，但对国内这方面的情况也一直关注着，“如果放开，我会在国内再冻一次，这样更保险。”
梁格告诉《中国慈善家》，婚姻是两个人的事，而冻卵自己一个人就能决定，对于她而言，这是一个规避风险、给自己未来更多选择的合理配置。
“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渴望婚姻，但也不会将就。”梁格说，“选择冻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未来的另一半负责。”
她也坦言，现在对婚姻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而作为一位“大龄剩女”，她时刻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未来是什么样的人生等着她，一切无从可知。最坏的结果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如果真的这样，她会考虑在一定年龄后去寻找合适的捐精人，生下宝宝，自己一个人抚养。“还是要有个孩子的。”
“这个话题太过沉重，不说了。”说到这里，梁格强忍着泪水，猛喝了一口杯中的咖啡。
（文中徐枣枣、梁格为化名）
2019年12月23日，徐枣枣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于北京开庭，这也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案（图为徐枣枣）。图/视觉中国
徐静蕾在录制某节目时坦言，身边不少朋友嫌弃她没有孩子。圖/IC
阿姆斯特丹，一名技术人员查看装有女性冷冻卵子的容器。 在荷兰，患有癌症或者想要孩子又没有伴侣的女性，可以冷冻自己的卵子。图/视觉中国
2018年，广西南宁一场相亲晚会，500名单身男女现场寻姻缘。图/IC
当一个女人被贴上“大龄”的标签，各种问题就会扑面而来了——怎么还不找对象，为什么不结婚，怎么还不要小孩……
也许你心理强大到足以抵御身边亲友们的以上质问，经济和人格上也都足够独立，但也可能对一个问题难以释怀：假如我错过了生孩子的年龄，可还是想要一个孩子，怎么办？
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冷冻卵子以备后需。而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是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于是有的人选择远赴他国进行冻卵，比如女星徐静蕾。而有的人，或是付不起巨额费用，或是不甘于这样的安排，比如徐枣枣。
一年多前，31岁的单身女子徐枣枣决定在国内医院进行冻卵，但遭到拒绝。于是，她开启了被称为“中国冻卵首起诉讼”的法律程序。
一年多过去了，这场官司仍未结案，而关于冻卵的争议也远未止息。
“剩女”的选择
2019年年底，身为自由职业者的徐枣枣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相关事宜，并通过医院一系列检查确认身体正常、卵子健康。但是，医院最终以“行业规范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为由拒绝了她的冻卵申请。
在徐枣枣的人生规划里，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婚姻显得遥遥无期，难道婚育必须捆绑在一起，选择晚结婚甚至不结婚就意味着同时要选择放弃孩子吗？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单身女性的歧视。”徐枣枣说，“我觉得自己的正当选择权利被别人操控了。”
在徐枣枣提起诉讼之后，案子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医院方面主要以中国技术不成熟以及现有的法条框架进行抗辩。由于此案涉及相关专业领域，比较复杂，第一次庭审后法官并没有当庭宣判，案件进入休庭状态。
“案子有进展了吗？”徐枣枣经常收到这样的问询，询问的人除了有关心她的亲友以外，还有许多与她处境类似的女性。一开始，徐枣枣并没有预料到案子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也完全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女性有着和她类似的困惑和焦虑。
“大家的感受非常相似，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旁敲侧击各种花样式催婚、催生，被无孔不入的传统思想‘摧残’，被告知一定年纪的女性应该做你这个年纪女性该做的事。不管你在职场上有多努力，不管你自己的人生规划有多好，活得多漂亮，如果没有把生孩子的事提上议事日程或者没有结婚对象，那你就是不完美的。至少，是美中不足。”徐枣枣告诉《中国慈善家》。
梁格对这种“美中不足”感同身受。她毕业于国内名校，就职于北京金融行业，收入丰厚。除了感情外，人生的其他方面都是顺风顺水。这几年，看着比自己小好几岁的朋友、同事都有了孩子，梁格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但感情上她也不愿意将就。2019年，梁格35岁，而那位真命天子依然没有出现，她最终做出冻卵的决定。
关于冻卵的念头，起初是受到了女星徐静蕾的启发。2015年，徐静蕾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在美国进行了冻卵手术，并称其为“世上唯一的后悔药”。也正是她的这一番话，在国内掀起了一波关于冻卵和女性生育权的讨论。
梁格赞同徐静蕾的做法——冻卵就相当于给自己买一个生育保险，这是一个她买得起的后悔药。下定决心之后，她鼓起勇气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并费了不少心思给他们进行了解释，最终获得了他们的默许。
在真正付诸行动之前，梁格对国内外的冻卵现状做了大量的研究，了解到冻卵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说明技术层面问题不大。她注意到，根据新华社2016年3月8日报道，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马晓伟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紧跟世界先进潮流，达到国际水平，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國外去。”
但是，对于单身女性的冻卵，国内的政策仍未开放，梁格最终选择了美国。2020年2月，36岁的梁格终于在纽约做完了冻卵手术。虽然打了麻药，但取卵过程要比她想象的痛苦。
手术结束后，护士告诉她“非常成功，你很棒”，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摁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暂时缓解了身为大龄“剩女”担心以后要不上孩子的焦虑。她躺在手术台上痛哭了起来，觉得这一切都值了。为了这一趟冻卵，她付出了大约30万元的费用。
随着单身女性群体的逐步扩大，有生殖焦虑和冻卵需求的单身人士也越来越多。由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撰写的《中国婚姻报告2021》显示：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至2015年期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
“自从打官司以后，我发现有冻卵需求的女性超乎想象地多。”徐枣枣告诉《中国慈善家》，“但有条件去国外做冻卵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都寄希望于国内政策的开放。有些人实在太迫切了，甚至会在国内‘黑市’做。”
徐枣枣的代理律师于丽颖也是一名单身女性，对于冻卵也有同样的需求。她说，想通过这个案件来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为更多有着相同需求的单身女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灰色商机
在冻卵等辅助生殖方面，中国现行的法律及部门规章制度只有2001年和2003年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文件，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显然，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这就使得冷冻卵子成为辅助生殖技术的“灰色地带”。《中国慈善家》调查发现，不管是国内的地下市场还是海外市场，从事冻卵相关业务的机构均以“医疗管理”“医疗咨询”进行宣传。
《中国慈善家》记者联系了广州一家名为“国际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机构，其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有渠道，可以在国内实施冻卵。 他解释说，冻卵前需要先在当地医院做卵巢功能、卵泡数量、性激素等6项检查，报告单交由公司评估。符合条件者可在月经结束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打促排卵针，10天以后就可以取卵冷冻。公司的合作医院是海南的一家民营医院，可以提供在国内冻卵服务。整一套服务费用为6.5万元人民币。
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上述医院授权书显示，广州这家公司负责该医院辅助生殖项目广州地区的营销推广与售前、售后服务。
该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服务套餐信息显示，这个收费6.5万元人民币的套餐，包括国内医生主刀进行取卵、冻卵的费用，还有100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自选检查项目，其中“单基因病分子遗传检测”“染色体分子遗传检测”“染色体易位携带检测”单项都高达两三万元。
而如果选择国外专家，则费用会更高。这些费用需要在打催卵针前一次性交给公司。
对于记者提出的“单身女性冻卵在国内的合法性”的疑问，上述工作人员称：“国内可以冻啊，不违法，安全的。”
他进一步解释说：“要不是疫情原因，冻卵是在泰国进行。现在出国需要隔离，没有几个人愿意隔离，所以冻卵在国内进行。”
《中国慈善家》拨打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及民办医院电话，对方均明确表示：“不能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这是政策不允许的。”
因为单身女性冻卵在国内存在合法性问题，一些有需求的人只能选择国外冻卵，由此也带来了商机。
一家海外冻卵机构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只要有钱，即使单身，也可以在国外合法合规地冻卵。”她表示，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单身女性，“主要是高知而且有這方面意识的女性，我们为她们做生育能力的保存。我们提供的服务属于医疗咨询，负责具体实施的是国外有牌照的诊所，完全是合法经营。”
该机构的办事处设在杭州，诊所设在纽约。申请者需要在中国做一系列的检查，视身体情况决定是否适合做冻卵。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等出入境比较方便后，客户先在国内付款，然后直接飞往纽约。“钱打到个人账户，打包收费，前后大概一个月。”
做一次冻卵收费约2万美元，保存费用是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开始每年为800美元。加上往返机票以及在美国的住宿等等，需花费人民币25万至30万元。
当记者提出为何这个冻卵服务过程不签署任何合同的疑问，上述负责人答称，“我们没有合同，只有病人登记表。就像你去医院看病，只需留下你的身份信息，建立病历档案。我们和医院的性质一样，你看病不可能和医院签个合同。我们只有知情告知书，告诉你有哪些风险，要做哪些事情，可能会产生哪些费用。我们也不属于中介机构，纽约的诊所就是我们亲戚开的，我们只是中国业务的咨询中心。”
她还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客户可以取两至三次卵，这样就是“双保险”，打包价是4.5万美元，涵盖三次取卵的费用。
正在打冻卵官司的徐枣枣也想过出国冻卵，也曾找中介机构咨询过。在她的官司被舆论关注之后，也有国内的中介机构主动联系她，表示可以为她提供相关海外服务。一是预算太高，二是她更寄希望于国内的开放，徐枣枣最终还是打消了出国冻卵的念头。
“我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想自己掌握自己生活，有选择的主动权，所以我还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去完成这件事。”徐枣枣说。
争议不止
2019年，在决定起诉医院之前，徐枣枣咨询了很多法律专业人士，当时没几个人看好这场官司的前景，大部分人认为法院不会予以立案。
果然，她以“医疗纠纷”的案由在不同的法院两次试图立案，但都被法院拒绝。随后，她新找的代理律师于丽颖修改了案由，以一般人格权案件发起诉讼，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得以立案，成为全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
“虽然是个案的私利救济，但背后有公共意义的讨论价值。”于丽颖说。
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许多案件采用线上开庭方式推进，而法院认为“徐枣枣案”情况特殊，采取线上开庭不太现实，因此要等到疫情稳定后现场开庭。截至记者发稿，徐枣枣和律师都没有接到相关开庭通知。
《中国慈善家》获悉，即使在法院内部，对该案也存在争议，案件先后从独任制改成了合议制，经过讨论，又改回独任制。
于丽颖认为，冻卵不光涉及到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还会延展到更大的社会议题。 “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而且离婚率居高不下，重压之下不想生孩子的人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我认为只会加剧少子化问题。早晚这个话题要正面回应。”于丽颖说。
由于案件所涉及相关专业方面的问题已超出了律师认知范围，2020年年底，原告申请了两位新的专家证人出庭，一位是医学方面的权威学者，另一位是研究性别歧视的法学权威专家。据悉，两位专家证人出庭已得到法院批准。
“案件的结果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但过程也很重要。如果胜诉，皆大欢喜;如果败诉，我会尽量在法律框架内把路走得更远，穷尽国内法律渠道去争取权利。”徐枣枣说。
对于“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中国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条款，近日，国家卫健委在回复相关提案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给出三个原因：一是应用卵子冷冻技术存在健康隐患，取卵和卵子冻存、解冻、移植过程中均存在技术风险;二是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卵子冷冻技术应用在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三是严防商业化和维护社会公益是辅助生殖技术实施需要严格遵循的伦理原则。
这三点也是“徐枣枣案”庭审中医院方面答辩意见中的核心观点，于丽颖对此并不认同，“已婚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单身女性开不开放都存在‘技术受限’问题，也存在‘造成商业方面风险’，这和结不结婚没有关系。”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2019年10月，武汉同济生殖医学专科医院称拿到国内首张健康未婚女性冻卵通行证，且已有十多位大龄未婚女性进行了该项目。医院的宣传展板公告显示，10月22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全球征集体验官，为未婚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免首年冻存费。 但不久后，当事医院发表道歉声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回应称，该医院是一家集科研、教学和临床应用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省卫健委批复该中心设立湖北省生育力保存中心，只是为了支持开展生殖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不属于执业许可。
而早在2002年，吉林省曾在《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且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但由于和卫健委口径不一致，该条例最终并没有落地实施。
不难看出，围绕单身女性冻卵的争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悉，相关部门目前已经启动了《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在梳理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一个人的决定
在近年召开的全国两会及地方两会上，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冻卵问题的相关建议而引发热议。
去年全国两会上，冻卵仍是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提交了《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建议》的提案。她建议适时启动相关法律制度修改，由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牵头制定专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法》或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条例》，同时允许已婚夫妇和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给予女性生育平等的选择机会。
据东方网报道，2021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裘索、黄绮、徐珊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临港新片区设置公共卵子库。其实，这已经是这个建议第三次出现在上海两会上。
“我是妇联界别的，见到过很多事业型女性的遗憾，想为她们再争取一下。”作为本次提案的发起人，裘索已连续三年都“卯牢”这个话题，她认为，上海历来锐意进取，敢开风气之先，在很多方面都先试先行，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率先“松动”一下。
梁格虽然最终选择到海外冻卵，但对国内这方面的情况也一直关注着，“如果放开，我会在国内再冻一次，这样更保险。”
梁格告诉《中国慈善家》，婚姻是两个人的事，而冻卵自己一个人就能决定，对于她而言，这是一个规避风险、给自己未来更多选择的合理配置。
“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渴望婚姻，但也不会将就。”梁格说，“选择冻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未来的另一半负责。”
她也坦言，现在对婚姻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而作为一位“大龄剩女”，她时刻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未来是什么样的人生等着她，一切无从可知。最坏的结果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如果真的这样，她会考虑在一定年龄后去寻找合适的捐精人，生下宝宝，自己一个人抚养。“还是要有个孩子的。”
“这个话题太过沉重，不说了。”说到这里，梁格强忍着泪水，猛喝了一口杯中的咖啡。
（文中徐枣枣、梁格为化名）
2019年12月23日，徐枣枣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于北京开庭，这也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案（图为徐枣枣）。图/视觉中国
徐静蕾在录制某节目时坦言，身边不少朋友嫌弃她没有孩子。圖/IC
阿姆斯特丹，一名技术人员查看装有女性冷冻卵子的容器。 在荷兰，患有癌症或者想要孩子又没有伴侣的女性，可以冷冻自己的卵子。图/视觉中国
2018年，广西南宁一场相亲晚会，500名单身男女现场寻姻缘。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