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老爸李敖在2018年3月18日因脑癌去世了。由于他疾病中的居住环境需要绝对清洁，进入者需要消毒，我没有守在他身边。
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学演讲后小聚，而最后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当时他嘱咐我，在大陆维权时要小心点，因为我是小白兔，他是老狐狸，他告人是会“赚钱”的，而我只会赔钱。
这么多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每周通电话，对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我是被爸爸从外婆那里“抢”回来的。
当时妈妈在纽约读书时生下我，爸爸在台湾牢里，妈妈带我回去，希望能给爸爸看下他的亲生骨肉。但爸爸觉得，妈妈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纽约，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一次我的外婆带我去公园时，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厕所时把我抱走了。
从那时起，我和奶奶相依为命，而爸爸承担了抚养我的责任。奶奶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透明窗子和电话筒跟他讲话。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释给我，为什么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
亲爱的小文：
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三年七个月来，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
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当然有的是很显明的坏人做坏事，比如吸鸦片烟啦、海盗啦，证明起来很容易）。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冤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
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India）的总理甘地夫人（Mrs. Indira Gandhi）就坐过一年一个月。她的爸爸是尼赫鲁（Nehru这个字h不发音，翻成“赫”音是中国人以前的错误），也做过印度总理，坐过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坐过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
爸爸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
监狱规定每周能写两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还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给我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因此，我记忆中的牢里的爸爸，是个温柔、细心而耐心的慈父。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适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为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2005年，李文与父亲在北京相聚。这是父女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但老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出狱后，第一次开车带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当时我们坐在后排，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可就是开了一下车窗，不知哪里惹到了他，被他骂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监狱里的生活使他精神极度紧张，导致他出狱后有了后遗症。
那时我14岁，是个活泼可爱、被奶奶宠坏的小姑娘。之前由于爸爸不愿我被三民主义洗脑，坚持要我去读美国学校，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国作派。爸爸虽然不让我读三民主义，出狱后却开始逼着我读唐诗三百首，还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逼我去学钢琴小提琴。
当时我也很叛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难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儿。终于，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儿，回家后发现他正在门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大，我至今都记得。那之后我们就彻底吵翻了。老爸就说：你去美国读书吧。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老爸出狱后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父女唯一共同生活过的时间，大概只有二十天。现在回想，让我去美国住校生活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很讽刺：你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作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其实说到底，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后遗症”的高压下，我反而会极度反弹。
去美国读书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老爸没给我换过尿布、喂过奶，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用“guilt money”（亏欠费）来补偿他没有照顾我的日子。他负担我的房子，三所美国私立大学的费用，供我读博士，还给我买跑车，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为傲。他在电视节目里说过“我女儿从这么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到现在变成这样厉害的一位美国博士”，还说我比他厉害，“在她这一代的女孩子中，她简直就算得上是个超人”。
我想，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力了。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太适合做丈夫和父亲。
我和老爸后来成为了朋友，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五十几年。老爸再婚后，我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新家庭。说实话，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记忆，我觉得能和他共同生活二十几年的人都蠻伟大的。
但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或者发传真。上学时，是我问他要学费、生活费，后来，尤其是我决定到北京生活后，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独立生活后，爸爸依然会每个月给我零用钱，五十几年，从未间断。当然都是些小钱，我会用这个钱帮他去买些做节目需要的书，许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红色夹克，还有他的领带，都是我买的。这些钱也都花在他身上了。 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母老虎，但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讳的真性情和一箭封喉的侠义性格。我们又不太一样，爸爸说我是“七岁半”，意思是我太简单，像在鱼缸里的小金鱼，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个可爱的“皇上”，喜欢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话说，我们不是恶霸，我们是善霸。
所谓“善霸”，就是面对不正确、不公平的现象，绝不妥协。小时候，他就多次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子的“以德报怨”，而相信孔子的“以直报怨”。老爸最初找到的对待社会疮症的办法是——口诛笔伐。这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效果，可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走法律途径，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
李敖和年幼的李文。
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法律来维权。这需要智慧、方法、勇气和信心，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无事;如果你不守法在先，那么没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老爸很支持我。他曾在他的电视节目里说：“她把美国人的那套人权观念带进中国大陆，而且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类似‘恐怖分子’，抗争到底的坚持，我很赞同。不过，我怀疑她会不会赢。不过，她自愿去挑战，就要付出些代价。”
但他坚持一点，在我打官司的过程中，他绝不会在节目中评论半个字，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在用舆论来影响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结束了，他就会发表意见，表示他的支持。他还会给我支招。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起诉美国驻华大使，理由是我作为美国公民住在北京，住处被断电，玻璃被砸，按照美国标准，居住权已被侵扰，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他甚至建议我给美国的50个参议员每人写一封信，检举驻华大使的失职。他说：你李文只敢闹中国人吗？对美国人照闹。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不适应我们这种思维方式，但仔细想想，只有这条路才是正确的。他说：“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心里的真正感受是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我就把你做掉，這多痛快啊！可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就是要相信法律。”
对于这些，我都非常赞同。我的职业是英文教育者、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有截然相反的属性，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我觉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恰恰最是讲理、有素质、文明和礼仪的表现。
老爸曾经担心我，说太聪明、太强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但我最近还是嫁人了。我想对老爸说：你可以放心离开了，不要忘记替我跟奶奶说一声，小文说Hello！
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但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当然，老爸也有很多缺点以及不为人知的一面。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比如，我出生在美国，回台湾后，由于老爸不喜欢台湾，所以坚决不给我办台湾户口。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强加到我身上。但现在能证明我们是父女关系的，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我在曼哈顿的出生证明，台湾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中，没有任何能证明我们父女关系的登记资料，导致我现在想拿回台湾身份很麻烦。所以，他去世后还要再经历一个“官司”，是我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亲子关系”诉讼，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亲子关系证明。
再比如，我14岁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最初是住在我妈妈和继父的家里，这期间有过被继父性骚扰的经历。但爸爸妈妈都选择了隐忍。他们都觉得“家丑不能外扬”，而且事情闹大对妈妈不好。老爸在对待政治、强权上是非常强硬、不妥协的，但面对女儿时，他又回归了中国传统父亲的思维。最后，是我自己30年后在书中披露了这件事。这是我自己的“Me Too”事件。我不用靠别人，自己报了仇。
2014年时，我租住的北京莱蒙湖别墅14处漏水，泡坏了我和老爸的许多古董。我起诉了房东马薇。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标题写成《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老爸为此大发怒气，因为这件事和他完全无关，却要扯上他。为了弥补，我立刻在新浪和腾讯开了微博，澄清此事，又投诉三中院对诉讼双方的个人信息差别对待。他们后来道了歉，在此后的报道中删去了爸爸的名字。但我和老爸还是吵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架。他的余生没有和再我说过话。这是我最遗憾的事了。
我10岁时，就知道老爸不喜欢婚礼、葬礼、追悼会这些形式。他坐牢时曾在一封信里给我写过爷爷过世时的事情：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二十岁，讨厌中国丧礼中许多虚伪的风俗，所以来了一次丧礼改革。当时台中一中的老师学生上千人为爷爷送丧，看到爸爸这种作风真看不惯，他们认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守的是中国传统，其实守的是最坏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们忘了。像四书中孟子说的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我自己反省我没错，虽然有千万人反对我、骂我，我也勇往直前，满不在乎），这种好传统，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爷爷死后十年，爸爸费了许多力气，把爷爷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稿本整理出来，印成漂亮的两本书纪念。而那些当年指责爸爸的“孝子”们，却没看见他们为他们的爸爸做了些什么。
所以，他提出不举办告别会，我一点也不奇怪。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器官会全部捐给台大医院。之后，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放置在阳明山的公墓，因为奶奶和爷爷的骨灰也安放在那里。
他离世后，每天都有他的粉丝在我的微博和脸书上留言。这些留言让我很感动。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怀念他，也会感动的，因为他的本性是那样一个多情、温柔而情感细腻的人。
我觉得，坐牢坐太久，对爸爸后来的性格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心理阴影。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人格，一旦有人批评他，他便会立即产生极端的反抗。这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毕竟他年轻时曾受到过那样的重创，出狱后，也没有经历过心理疏解和治疗。这种影响他本人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会看到，他会把很多仇恨记在心里，二三十年也不会丢下，甚至变成了“怀念”，这是很不妥当的，对他自己更是一种持续的伤害。好在，这些伤害都不会继续了。
我也像爸爸帮助爷爷出版遗作一样，帮助老爸完成《李敖大全集》英文版的出版。他的《北京法源寺》曾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台湾局面太小，局限了他的才华。我会请我在哥伦比亚大的同学和校友帮忙翻译，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国际上继续发光。
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是爱尔兰民歌Danny Boy。这首歌曲调缠绵凄凉，歌词温婉，是一首挽歌，也正符合老爸的本性。1981年他入狱前，曾译了一半，1982年出狱后，又把后半部分译成。就让我们用他的译本来为他送别吧——
哦，丹尼少年，
当风笛呼唤，幽谷成排，
当夏日已尽，玫瑰难怀。
你，你天涯远引，
而我，我在此长埋。
当草原尽夏，
当雪地全白。
任晴空万里，
任四处阴霾。
哦，丹尼少年，
我如此爱你，等你徘徊。
哦，说你爱我，你将前来，
纵逝者如斯，
死者初裁。
谢皇天后土，
在荒坟冢上，
请把我找到，找到，
寻我遗骸。
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学演讲后小聚，而最后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当时他嘱咐我，在大陆维权时要小心点，因为我是小白兔，他是老狐狸，他告人是会“赚钱”的，而我只会赔钱。
这么多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每周通电话，对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从慈父到霸道的爸爸
我是被爸爸从外婆那里“抢”回来的。
当时妈妈在纽约读书时生下我，爸爸在台湾牢里，妈妈带我回去，希望能给爸爸看下他的亲生骨肉。但爸爸觉得，妈妈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纽约，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一次我的外婆带我去公园时，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厕所时把我抱走了。
从那时起，我和奶奶相依为命，而爸爸承担了抚养我的责任。奶奶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透明窗子和电话筒跟他讲话。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释给我，为什么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
亲爱的小文：
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三年七个月来，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
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当然有的是很显明的坏人做坏事，比如吸鸦片烟啦、海盗啦，证明起来很容易）。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冤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
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India）的总理甘地夫人（Mrs. Indira Gandhi）就坐过一年一个月。她的爸爸是尼赫鲁（Nehru这个字h不发音，翻成“赫”音是中国人以前的错误），也做过印度总理，坐过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坐过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
爸爸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
监狱规定每周能写两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还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给我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因此，我记忆中的牢里的爸爸，是个温柔、细心而耐心的慈父。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适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为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但老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出狱后，第一次开车带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当时我们坐在后排，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可就是开了一下车窗，不知哪里惹到了他，被他骂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监狱里的生活使他精神极度紧张，导致他出狱后有了后遗症。
那时我14岁，是个活泼可爱、被奶奶宠坏的小姑娘。之前由于爸爸不愿我被三民主义洗脑，坚持要我去读美国学校，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国作派。爸爸虽然不让我读三民主义，出狱后却开始逼着我读唐诗三百首，还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逼我去学钢琴小提琴。
当时我也很叛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难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儿。终于，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儿，回家后发现他正在门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大，我至今都记得。那之后我们就彻底吵翻了。老爸就说：你去美国读书吧。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老爸出狱后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父女唯一共同生活过的时间，大概只有二十天。现在回想，让我去美国住校生活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很讽刺：你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作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其实说到底，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后遗症”的高压下，我反而会极度反弹。
去美国读书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老爸没给我换过尿布、喂过奶，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用“guilt money”（亏欠费）来补偿他没有照顾我的日子。他负担我的房子，三所美国私立大学的费用，供我读博士，还给我买跑车，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为傲。他在电视节目里说过“我女儿从这么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到现在变成这样厉害的一位美国博士”，还说我比他厉害，“在她这一代的女孩子中，她简直就算得上是个超人”。
我想，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力了。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太适合做丈夫和父亲。
老朋友，好朋友
我和老爸后来成为了朋友，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五十几年。老爸再婚后，我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新家庭。说实话，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记忆，我觉得能和他共同生活二十几年的人都蠻伟大的。
但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或者发传真。上学时，是我问他要学费、生活费，后来，尤其是我决定到北京生活后，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独立生活后，爸爸依然会每个月给我零用钱，五十几年，从未间断。当然都是些小钱，我会用这个钱帮他去买些做节目需要的书，许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红色夹克，还有他的领带，都是我买的。这些钱也都花在他身上了。 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母老虎，但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讳的真性情和一箭封喉的侠义性格。我们又不太一样，爸爸说我是“七岁半”，意思是我太简单，像在鱼缸里的小金鱼，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个可爱的“皇上”，喜欢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话说，我们不是恶霸，我们是善霸。
所谓“善霸”，就是面对不正确、不公平的现象，绝不妥协。小时候，他就多次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子的“以德报怨”，而相信孔子的“以直报怨”。老爸最初找到的对待社会疮症的办法是——口诛笔伐。这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效果，可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走法律途径，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
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法律来维权。这需要智慧、方法、勇气和信心，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无事;如果你不守法在先，那么没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老爸很支持我。他曾在他的电视节目里说：“她把美国人的那套人权观念带进中国大陆，而且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类似‘恐怖分子’，抗争到底的坚持，我很赞同。不过，我怀疑她会不会赢。不过，她自愿去挑战，就要付出些代价。”
但他坚持一点，在我打官司的过程中，他绝不会在节目中评论半个字，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在用舆论来影响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结束了，他就会发表意见，表示他的支持。他还会给我支招。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起诉美国驻华大使，理由是我作为美国公民住在北京，住处被断电，玻璃被砸，按照美国标准，居住权已被侵扰，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他甚至建议我给美国的50个参议员每人写一封信，检举驻华大使的失职。他说：你李文只敢闹中国人吗？对美国人照闹。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不适应我们这种思维方式，但仔细想想，只有这条路才是正确的。他说：“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心里的真正感受是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我就把你做掉，這多痛快啊！可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就是要相信法律。”
对于这些，我都非常赞同。我的职业是英文教育者、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有截然相反的属性，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我觉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恰恰最是讲理、有素质、文明和礼仪的表现。
丹尼少年
老爸曾经担心我，说太聪明、太强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但我最近还是嫁人了。我想对老爸说：你可以放心离开了，不要忘记替我跟奶奶说一声，小文说Hello！
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但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
当然，老爸也有很多缺点以及不为人知的一面。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比如，我出生在美国，回台湾后，由于老爸不喜欢台湾，所以坚决不给我办台湾户口。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强加到我身上。但现在能证明我们是父女关系的，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我在曼哈顿的出生证明，台湾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中，没有任何能证明我们父女关系的登记资料，导致我现在想拿回台湾身份很麻烦。所以，他去世后还要再经历一个“官司”，是我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亲子关系”诉讼，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亲子关系证明。
再比如，我14岁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最初是住在我妈妈和继父的家里，这期间有过被继父性骚扰的经历。但爸爸妈妈都选择了隐忍。他们都觉得“家丑不能外扬”，而且事情闹大对妈妈不好。老爸在对待政治、强权上是非常强硬、不妥协的，但面对女儿时，他又回归了中国传统父亲的思维。最后，是我自己30年后在书中披露了这件事。这是我自己的“Me Too”事件。我不用靠别人，自己报了仇。
2014年时，我租住的北京莱蒙湖别墅14处漏水，泡坏了我和老爸的许多古董。我起诉了房东马薇。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标题写成《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老爸为此大发怒气，因为这件事和他完全无关，却要扯上他。为了弥补，我立刻在新浪和腾讯开了微博，澄清此事，又投诉三中院对诉讼双方的个人信息差别对待。他们后来道了歉，在此后的报道中删去了爸爸的名字。但我和老爸还是吵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架。他的余生没有和再我说过话。这是我最遗憾的事了。
我10岁时，就知道老爸不喜欢婚礼、葬礼、追悼会这些形式。他坐牢时曾在一封信里给我写过爷爷过世时的事情：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二十岁，讨厌中国丧礼中许多虚伪的风俗，所以来了一次丧礼改革。当时台中一中的老师学生上千人为爷爷送丧，看到爸爸这种作风真看不惯，他们认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守的是中国传统，其实守的是最坏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们忘了。像四书中孟子说的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我自己反省我没错，虽然有千万人反对我、骂我，我也勇往直前，满不在乎），这种好传统，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爷爷死后十年，爸爸费了许多力气，把爷爷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稿本整理出来，印成漂亮的两本书纪念。而那些当年指责爸爸的“孝子”们，却没看见他们为他们的爸爸做了些什么。
所以，他提出不举办告别会，我一点也不奇怪。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器官会全部捐给台大医院。之后，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放置在阳明山的公墓，因为奶奶和爷爷的骨灰也安放在那里。
他离世后，每天都有他的粉丝在我的微博和脸书上留言。这些留言让我很感动。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怀念他，也会感动的，因为他的本性是那样一个多情、温柔而情感细腻的人。
我觉得，坐牢坐太久，对爸爸后来的性格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心理阴影。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人格，一旦有人批评他，他便会立即产生极端的反抗。这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毕竟他年轻时曾受到过那样的重创，出狱后，也没有经历过心理疏解和治疗。这种影响他本人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会看到，他会把很多仇恨记在心里，二三十年也不会丢下，甚至变成了“怀念”，这是很不妥当的，对他自己更是一种持续的伤害。好在，这些伤害都不会继续了。
我也像爸爸帮助爷爷出版遗作一样，帮助老爸完成《李敖大全集》英文版的出版。他的《北京法源寺》曾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台湾局面太小，局限了他的才华。我会请我在哥伦比亚大的同学和校友帮忙翻译，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国际上继续发光。
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是爱尔兰民歌Danny Boy。这首歌曲调缠绵凄凉，歌词温婉，是一首挽歌，也正符合老爸的本性。1981年他入狱前，曾译了一半，1982年出狱后，又把后半部分译成。就让我们用他的译本来为他送别吧——
哦，丹尼少年，
当风笛呼唤，幽谷成排，
当夏日已尽，玫瑰难怀。
你，你天涯远引，
而我，我在此长埋。
当草原尽夏，
当雪地全白。
任晴空万里，
任四处阴霾。
哦，丹尼少年，
我如此爱你，等你徘徊。
哦，说你爱我，你将前来，
纵逝者如斯，
死者初裁。
谢皇天后土，
在荒坟冢上，
请把我找到，找到，
寻我遗骸。